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2023-08-22
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摘要】：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1938年7月，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会上，号召学子本着“南开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建国事业而努力奋斗；[85]1939年3月，在昆明校友会上谈及要加强力量，帮助领袖抗战建国；[86]1939年10月，张伯苓在教师节聚会上明确提出南开教育的转向，即从全面抗战前救国的教育转至全面抗战后的建国的教育。[87]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以后，“建国教育”的理念被张伯苓提及的频率明显增多。1943年3月，为配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发行，张伯苓特召集南开同人商讨“建国教育”方案；[88]1943年10月，在南开学校成立39周年纪念会上，张伯苓重申南开今后的目标在于致力于通过教育协助建国；[89]1944年4月，在张伯苓七旬寿辰纪念会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盛赞张伯苓及南开学校为国培养大批人才，望再接再厉，为建国以后的人才培养多做贡献。张伯苓致谢道：“本人四十年办学目的即在此。”[90]更有甚者，张伯苓不单号召南开同人、校友秉承“建国教育”的理念，还于1944年5月在当选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之际，在《中国教育学会年报》上撰文道：“今后一切教育之理论与实施，要能处处配合国策之需要，时时适应建国之要求，脚踏实地，不尚空论，深信以此‘建国教育’之精髓，定可完成‘教育建国’之重任。”[91]同年，为进一步与《中国之命运》相呼应，南开学校更是撰写《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由“公能教育”进为“建国教育”》一文，从宏观层面阐述“建国教育”之必要，并给出“建国教育”之计划。概述之，即“教育要与三民主义相配合，与国防、文化、经济相协调”，如此才能培养大量建国之有用人才。并且特别述及“今后南开教育，应与国策完全配合，由‘公能教育’更进为‘建国教育’”。[92]1944年10月6日，张伯苓在南开校友大会上再次强调“今后办教育乃以教育建国为方针，切实配合建国步骤”[93]。
不单如此，张伯苓还试图将《中国之命运》相关内容当作学生课本来讲。时任南开重庆中学教师杨敏如回忆道：
一天晚上，张校长召唤我们几个高中语文老师到他家去。喻主任也在座。张校长问我们：“你们看了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了吧？”我们默然。他似乎不高兴了，随即把那书夸奖了一通。我们还是默然。校长问喻主任：“咱们图书馆有这个书没有？送他们每人一本，我看选上几段，当课本讲，怎么样？”我们还是只有默然。[94]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转至以经济建设为主，亟须能够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张伯苓适时提出“建国教育”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建国为宗旨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在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密切互动中赢得了“青睐”与好感。
（二）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
推行党化教育是张伯苓“主动靠拢”的另一主要表现。1939年12月，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编印了张伯苓在该班的演讲，内容主要涉及训育问题。在演讲的结尾，张伯苓强调，“在教育上使一般学生了解党政的重要性和党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一致加入本党……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完成教育界对国家民族所负的重大使命”[95]。张伯苓的主动靠拢，正“击中要害”。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96]毫无疑问，张伯苓的积极配合拉近了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为南开大学申请办学经费创造了一定程度的便利。
从前文所述的“不谋而合”到全面抗战之后的“主动靠拢”，在时代变革之际，私立南开大学完成了一次办学策略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给私立南开大学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张伯苓多次电请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补助南开大学的发展，并且多能获批。诸如1942年3月，呈报行政院，请求补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年度经费10万元，并获批；[97]1942年7月，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批准追加南开大学经费10万元，[98]等等。这些经费的获得为私立南开大学在战时得以运转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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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政策导向存在“不谋而合”、高度契合的一面。但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具有务实的一面。张伯苓亦强调“南开今后之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之研究”。以经济学院为例。私立南开大学如国内大多数的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除却学生自治会，南开学校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注重军事训练。......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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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人物掌握着大量的办学资源，为获取办学经费，张伯苓频繁往来于政治人物之间，并表现出积极靠拢的“迹象”。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其本身即是政治人物的代表。徐世昌与严修为同科举人，二人交情甚笃。为此，张伯苓向徐世昌接洽，并获捐款8万元。黎元洪的四个子女，均与南开学校有关。......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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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相关回忆录，还可以发现在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的进程当中，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还是“秉公办事”？朱家骅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按照其“不可一视同仁”的原则进行。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复校问题上。[194]张、朱二人之间的“恩怨”也导致了朱家骅在诸多问题上坚持“照章办事”，从而做了一些让张伯苓及南开校友“难以理解”的事情。......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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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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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南开大学因是首个被日军轰炸的高校，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战时高校坚强不屈之代表，也因此蒋介石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125]所以从国民政府的意愿来说，也不希望在此阶段将私立大学收归国有。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不足以仅仅“为了管理制度上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而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之前对私立南开大学的补助即较其他私立大学要多，也未见“群起效法”之说。......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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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伯苓或南开大学“知名度”的获得除了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也与张伯苓积极倡导体育有关。张伯苓及其私立南开如何通过体育获得知名度，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本人积极参与体育界组织的运动，并出任负责人。张伯苓是近代体育运动的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活跃在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中。张伯苓在多个场合表示，国人最缺体育。张伯苓多次率领南开学子或国内运动员参加国际......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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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一致，主要指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这也构成了政府将其收归国立的先决条件。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办法补救，并着手调整战时教育政策。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这一主张的力荐者。如此，也构成了国民政府收归私立南开大学的前置性条件。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培养所需人才，从而达到稳固政权之目的。......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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