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商科成立经济学院：变革时代的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1929年11月，南开大学按照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的相关规定，将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办学特色，张伯苓接受了何廉关于加强商科建设的建议：

（一）把商学院和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的名称，承担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二）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精减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写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三）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281]

在接受何廉的建议之后，1931年4月25日，南开大学向教育部呈报增设经济学院事项，详告缘起及学程。^[282]4月27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会成立大会召开。到会的董事会成员包括丁文江、任鸿隽、周诒春、吴鼎昌、胡适、范旭东、张伯苓、颜惠庆、穆藕初、周作民等。^[283]票选颜惠庆为会长，吴鼎昌为副会长，范旭东为名誉秘书兼会计。以上三人为当然常务委员，又增加周诒春、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涵括了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皆一时之选。其中诸如颜惠庆为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284]；周作民为北平金城银行总经理，历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参议院议员^[285]；吴鼎昌为上海四行准备库总理，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天津造币厂监督、国务院参议、造币总厂监督、财政次长、盐业银行总经理^[286]；穆藕初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历任上海德大纱厂及厚生纱厂经理、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常任次长；^[287]等等。会议议决何廉为经济学院院长，并审议通过董事会章程及1931年度预算。根据董事会章程规定，董事会职责包括：（1）计划本学院之发展。（2）筹募经费保管基金，审定预算，并稽核账目及决算。（3）审定本学院院长之人选。（4）讨论及决定其他事项。1931年经济学院的预算入款为40 000元，主要由本校拨款20 000元、太平洋国际学会津贴20 000元组成。出款40 000元，包括：“（一）薪金25 820元，其分配为（甲）教授四人，14 000元。（乙）教员及研究助理四人，800元。（丙）调查员六人，4 260元。（丁）计算员、书记五人，2 760元。（二）移民调查特费4 800元。（三）图书5000元。（四）印刷3 000元。（五）日、俄文翻译费500元。（六）邮费（邮寄交换出版物）400元。（七）杂费480元。”^[288]董事会最为重要的职责实为办学经费的募集，这也是何廉向张伯苓请设独立董事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董事会成员也多有资助学院发展。

1931年秋，南开经济学院正式开始运作，承担起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此一组织而兼任研究及教学两种任务并谋二者间之充分互助者，在国内尚为首创”^[289]。为准确理解南开经济学院之宗旨以及工作范围，兹将该院相关介绍节录如下：

本院施教与治学之旨，可分为二：（一）因各国之经济背景不同，故本院教授经济学以使之本国化为目的。（二）因社会科学之性质变而不已，故本院注重研究，俾教者得获教学相长之益。第一点，本院拟用本国教材，不专采用西籍；就第二点，本院拟减少教课钟点，使教授得在其教课之范围内，作个别有系统之研究。要之中心目标即在完成一本国化之经济学，而其所以亟亟于是者，则欲有以适应今日各方面之需要耳。所谓各方面之需要者，约可分为三点：（一）教材方面：吾国大学中之经济课本，多为欧美学者所编著之原本，亦间有专用译料者，殊可多议。盖经济研究，系以社会为对象，社会情形不同，故经济学亦往往具有国别。西人之著作，其取材立论，自以其国情为依据，吾国学生读之，则常有与实际不符之感。而教之者，明知其所教与本国实况不合，然因缺乏机会研究致不能为之改正。结果教读两方，均感缺憾。欲救此弊，惟予教授以研究之机会，使之可自抒所得，成为专书。（二）学术方面：教学之道，苟不健全，则积而久之，不健全之治学习惯，因而养成。就吾国现状而论，各大学训练学生时，能使之对其本人所认为真实及感觉兴趣之具体经济问题，加以探讨者，为数绝少。故承学之士，次者无论，即上焉者，能得西籍之概要，亦以昧于国情之故，思想常流于抽象独断，好为空论，而于实际有补之事，反视为琐屑不足为，华而不实，遂因之蔚为风尚。补救之法，宜使学生对于本国之经济历史及现况，粗能了解，庶积而久之，习尚可为之一转。（三）国家方面：吾国目前，方事建设，急需有训练之人才，以任行政，而今日经济建设人才之缺乏，尤为显著，训练以应需要，不可斯须稍缓。且此后数十年间，吾国将经一绝大之改变，其影响所及，恐非以前任何时期所能比拟。此项改变之来，其性质之属于经济者，有为世界潮流之波荡所致，其发动由于外力，有为改革家深细构思之结果，其动力可由人驭。至改变之善否，则视成之者之如何以为断。使其果为蠢动，成见或感情用事之结果，则非社会之福。使为有科学知识以社会福利为目的者所造成，则固社会之利。然此需赖有洞悉国情富有训练之经济人才，以为之主持，故就国家方面言，此种工作，亦为今日之急务也。^[290]

从公布的施教与治学的宗旨来看（如本院拟减少教课钟点，使教授得在其教课之范围内，作个别有系统之研究），除了有强化学术研究之外，似也有缓解“钱少，工作重”^[291]的工作状态，以应对其他高校“恶意”拉拢师资之意。就工资待遇而言，稍有提升教授薪资（教授4人，年共14 000元），但与国立清华大学相比仍有差距。“清华在改大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教授薪俸基本是以300元为起薪，一般最高为400元。”^[292]就工作内容而言，更加注重学术研究。毕竟薪资以及学术研究氛围是师资延聘的重要考虑因素。当然，南开经济学院的成立，有着更高远的追求，其核心使命在于使得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中国化”^[293]，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研究对象，切实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诚如校董周作民所言，“此项研究诚属切要”。^[294]

从历史沿革来说，南开经济学院的成立，具有很好的基础条件。其前身即为何廉于1927年主持成立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该机构主要任务“在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295]。在何廉的带领之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研究我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经济统计资料的编制及分析，等等。鉴于取得的成绩和贡献，1929年经济研究委员会获得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为期3年，每年12 500美元的经费资助。^[296]经济学院成立之后，“工作进展甚速，而经费来源日渐增加”^[297]。1931年再次获得太平洋国际学会为期2年，每年7 500美元的资助。^[298]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确定每年补助经费4 000元，等等。^[299]

南开经济学院合并成立之后，开设了农业经济系、工业管理系、运输学系、经济史学系、统计学系5个系科。其中学生必修课程有，第一学年：国文（6学分）、英文（6学分）、经济学（6学分）、历史（6学分）、普通算学（6学分）；第二学年：经济地理（3学分）、经济历史（3学分）、统计学（6学分）、会计学（6学分）、货币银行学（6学分）；第三、四学年：经济思想史（6学分）、经济研究方法及资料（3学分）。按照学院章程规定，学生4年之内须修满132个学分方能毕业，其中第四学年须做一专题论文。如果论文通过院务会议认定，学院将代为刊印，以示奖励。^[300]从课程设置及修业要求来看，南开经济学院试图在学生培养方面做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院的成立扩大了学生培养规模。1931—1932学年注册新生69人，^[301]1933年77人，^[302]1934年73人。^[303]

除日常教学之外，经济学院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研究工作。1934年7月，何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列举了经济学院近期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

（甲）教科书编辑。现已脱稿者，有财政学、商事法及经济学等书。年内即可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乙）实地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一）乡村工业。如高阳及宝城之织布工业、束鹿之皮毛业等。（二）农村经济。如西河之棉花运销、静海之乡村金融。（三）地方行政。如静海及定县之行政组织，其结果均在一年内先后发表。（丙）经济统计之编制。如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及中国进出口物量及物价指数等，均按期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304]

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南开经济学院还定期出版刊物和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价值久已为国内学术界所公认”。以1932年的统计为例。已定期出版的刊物包括：《南开统计周报》《经济统计季刊》，此外“该院于民国十九年春季至二十年春季间，曾出经济研究周刊五十二期，于每星期日在大公报发表”。研究著作包括三类，一是移民调查：《东三省内地之移民研究》（英文）；二是经济统计：《三十年来平津金融市场统计之分析》（中文）、《华北每周批发物价指数编制之说明》（中文）、《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指数（1867—1928）》（中英文）、《中国物价及物价指数》（英文）、《南开每周华北批发物价指数》（英文）、《天津外汇指数（1898—1926）》；三是中国工业化及特殊工业之研究：《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中英文）、《中国之工业化（统计的概述）》（英文）、《天津地毯工业》（中英文）、《天津针织工业》（中英文）、《天津织布工业》（中英文）、《中国之棉业及棉货贸易》（英文）。^[305]

鉴于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开展的开创性研究所带来的良好声誉，南开经济学院不仅获得了罗氏基金会的长期持续资助（这也是罗氏基金会第一次对中国私立社会科学研究院给予年金补助^[306]），而且学院教师人数也得到了充实。1933年学院教职员约50余人，其中教授10人、讲师2人、教员5人，研究员7人。^[307]先后任职的教师有宗植心、连鼎祥、毕国箴、吴大业、任宗济、李锐、吴知、袁贤能、傅勤先、项谔、廖云皋，等等。^[308]

表3-4　1933年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员名录

注：除“教员”之外，经济学院还设有研究员、调查员、翻译员、书记兼会计员、事务员等若干名。资料来源：《本院教职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览》，出版社不详，1933，第4—6页。

但是由于《大学组织法》没有经济学院的院系设置，1934年教育部遂令其改组，经济学院随即被取消。^[309]于是经济学院教学部分归入商学院，科研部分归为经济研究所，在何廉的指导之下继续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310]至此，南开“经济学院”告一段落，其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张伯苓、何廉以及南开大学想要通过差异化办学缓解院校竞争的努力足以彰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部叫停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创办，其实也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应该来说，不管是电机工程系的设立，还是经济学院的筹设与开办，私立南开大学立足天津的实际，进行差异化办学的策略选择应是正确的，避免了与国立大学的竞争。其实，张伯苓通过教授离职风波，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办学理念，逐步加强“学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当然，南开大学所倡导的研究，也非纯理论之研究，而是厚植国情，以研究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南开大学这一改变，具体来说，也即南开经济学院（或南开经济研究所）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为其在学界赢得了声誉和尊重，驰名海内外。同时也奠定了南开经济学研究的“高地”，争取到了社会捐赠，吸引了一批优秀师资的加盟，确如何廉所述，“在新的教学人员的招聘上我们很少遇到困难”。^[311]

【注释】

[1]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1页。

[2]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14页。

[3]《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49页。

[4]蔡元培：《发刊词》，《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11页。

[5]这里所谓教育控制，仅指国民政府对所掌控地区的教育控制。事实上，大学院初建时，所能控制的范围仅有江苏、浙江一带。详见Linden，Allen B.，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1927—1928.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7，no.4，1968，pp.763–776.有关大学院及大学区的研究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大学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上），第189—205页；赵峻岩：《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陈东原：《中国教育新论》，商务印书馆，1928，第3页。

[7]《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5期，第3页。

[8]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86页。

[9]《大学令》，璩鑫主、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663页。

[10]《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教育杂志》，1913年第1期，第1—19页。

[11]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104—105页。

[12]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20页。

[13]据1930年教育部对于全国各大学及学院学生数的统计，法学院学生人数为3 507名，占比学生总人数18.03%；文学院2 271名，占比11.68%；工学院2 135名，占比10.98%；理学院1 232名，占比6.28%；商学院1 127名，占比5.79%；农学院724名，占比3.72%；教育学院649名，占比3.33%；医学院658名，占比3.38%；艺术学院205名，占比1.05%；专修科1 012名，占比5.25%；预科5 446名，占比28.00%；其他选修及研究生487名，占比2.51%。若去除“专科”“预科”和“其他选修及研究生”之外，农、工、医、理科学生共有4 779人，文、法、商、教育、艺术科学生共有7 554人，其中文、法科学生占比最高，学生总数为5 778人，远多于农、工、医、理科学生总和。学生人数及占比参见《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1931年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74页。另据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在《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一文中所言：“十九年度文法科学生为数达一万七千人，而农工医理诸科学生合并计算，仅为八千余人，不及文法科学生三分之一。”参见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教育部，1932，第12页。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学生人数有所差别。但不管如何统计，文法科学生比例较大、农工医理等科学生比例较小是事实。

[14]《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5期，第3页。

[15]《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21页。

[16]《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24页。

[17]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1页。王世杰日记所记为概数，1931年度文科、实科学生的具体数字为：全国文科学生总数为23 230人，实科学生为9 928人。数据参见《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各大学招生选料之限制》，《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3，第99页。

[18]《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各大学招生选料之限制》，《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3，第99页。

[19]《中日学术界之盛会（天津南开大学之盛会）》，《新北辰》，1935年第11期，第70—71页。

[20]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2—3页。

[21]《全校一律穿制服》，《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04期，第48页。

[22]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324—325页。

[23]楼云林：《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之提拟》，《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期，第4页。

[24]《提议请国民政府订定各国立大学军事训练条例并拨给补助费》，《教育行政周刊》，1927年第18期，第19页。

[25]《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2期，第73—74页。

[26]《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任用简章》，《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2期，第88—89页。

[27]《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服务条例》，《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2期，第89—91页。

[28]《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20页。

[29]《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24页。

[30]《青年训练大纲》，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第13—17页。

[31]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10页。

[32]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民政府强调以军事训练为代表的学生训育，但其成效有限，未能达到理想要求。1932年《整顿教育令》中陈述的教育纪律问题概能说明战前国民政府实施训育的成效：“十余年来，教育纪律愈见凌替，学校风潮日有所闻。学生对于校长，则自由选举，如会议之推举主席。对于教授则任意黜，如宿舍之雇用庖丁。甚至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及至年终，且常罢课以作结束。”详见《整顿教育令》，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30页。

[33]张均兵：《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91页。

[34]《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第24页。

[35]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51—52页。

[36]《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22—723页。

[37]参见《教部令专科以上学校改进体育》，《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8月21日，第4版；《教部令专科以上学校改进体育（续二十一日）》，《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8月23日，第4版。

[38]《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26—29页。

[39]《私立学校条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3期，第8—9页。

[40]《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3期，第9—12页。

[41]《教部准南开大学立案》，《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6月6日，第5版。

[42]奖励细则如下：（1）捐资在500元以上者，授予五等奖状；（2）捐资在1 000元以上者，授予四等奖状；（3）捐资在3 000元以上者，授予三等奖状；（4）捐资在5 000元以上者，授予二等奖状；（5）捐资在1万元以上者，授予一等奖状。细则对请奖程序作了说明：应授予四等以下奖状者，由大学区或省教育厅或特别市教育局开列事实表册，呈请省政府或特别市政府核明授予，仍于年终汇报教育部备案；应授予三等以上奖状者，由大学区大学或省教育厅或特别市教育局开列事实表册，呈请教育部核明授予；捐资至3万元以上者，除给予一等奖状外，并于年终由教育部汇案呈报，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捐资至10万以上者，除授予一等奖状外，由教育部专案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1929年11月南开大学校董会呈报教育部，并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卢木斋在南开大学建设发展中慷捐巨款。详见《国民政府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98—99页；《教育部关于明令嘉奖卢木斋捐资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文件（共两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99—100页。

[43]奖励和取缔办法各有三条。奖励办法：（1）凡已经立案之私立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成绩优考（良）者，得由中央或省市政府酌量拨款补助，或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2）某学院或某科系在教育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者，得由教育部或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褒奖或给补助费。（3）有实验性质而实验成绩优良者，得由教育部褒奖或给补助费。取缔办法：（1）凡未立案之私立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应分别限期遵令呈请立案，不遵令如期呈请立案，勒令停办；遵令呈请立案者，经视察后分别准予立案或准予试办，或勒令停办或限期结束，或予以封闭。（2）已立案之私立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应由教育部随时派员视察；如内容不合规定标准或亏空过巨时，教育部应酌量情形限期改善或筹备，违者予以警告或封停；凡经教育部指导后不加改善者予以警告，情形重大或受警告后经过若干时期仍未改善者，封闭。（3）新创办之私立大学、学院或专科学校，应依照大学及专科学校法规办理，并按照私立学校规程，先行呈请设立之，违者立于封闭。参见《教育部订定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180页。

[44]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4页。

[45]以1930年为例。该年度，经教育部勒令停办的私立学校有9所，分别为：（1）大学：上海东亚大学、华国大学、光明大学、新民大学、艺术大学、建设大学、群治大学；（2）学院：上海文法学院、南京待旦学院；（3）专门学校：湖南建国法政专门学校。参见《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1931年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72—273页。再以1933年王世杰任教育部长时期为例。据王世杰日记记载，该年度经教育部饬令停止招生或立即结束的不良学校达十余所，其中“以上海之江南学院、法学院、法政学院，北平之北平大学、华北学院、民国学院、郁文学院，南京之文化学院为最”。参见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3页。

[46]1926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国人自办立案认可的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共有22所，分别为：北京华北大学、北京朝阳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北京民国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南开大学、大同大学、心远大学、武昌中华大学、明德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法大学、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江西预章法政专门学校、湖南群治法政专门学校、湖南达材法政专门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四川志成法政专门学校。名单来源：《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私立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99—203页。

[47]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7页。

[48]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6—117页。

[49]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15页。

[50]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88—389页。

[51]熊贤君：《论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的困扰与对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95—96页。

[52]《公布核准立案私立大学》，《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472期，第16页。

[53]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151页。

[54]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151页。

[55]《私立大学待遇之商榷》，《人言周刊》，1935年第12期，第221页。

[56]青士：《政府应补助立案之私立大学》，《教育与职业》，1933年第143期，第168页。

[57]《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教育部公报》，1934年第21—22期，第43页。

[5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62页。

[59]《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64页。

[60]《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69—70页。

[61]《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82页。

[62]《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82页。

[63]《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中央周报》，1934年第321期，第21页。

[64]《张伯苓月底赴青参加研讨会》，《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7月22日，第8版。

[65]《教部令平津私立六大学裁减科系、充实内容》，《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8月11日，第10版。

[66]《教育部视察员对本校之评语》，《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87期，第30页。

[67]原文来源于张伯苓与全体同学的谈话：据谓此次南下，结果甚佳。京沪一般对本校印象甚好，教育当局亦认本校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只要他们说好，要钱就不愁没词儿了。”参见张伯苓：《本校前途极堪乐观——校长谈话》，《南开大学周刊》，1930第80期，第41页。

[68]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10页。另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学生缴费为41 380元。其余各项收入为国省库款190 000元，租息59 351元，捐助款62 384元，杂项收入2 251元。参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第103页。

[69]邱椿：《我国私立大学之前途》，《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6期，第103—104页。

[70]朱有瓛：《中国私立大学的前途》，《政问周刊》，1937年第61期，第12页。

[7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4页。

[7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4页。

[73]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4页。

[74]周洪宇、陈竞蓉：《孟禄在华活动年表（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3页。

[75]蔡元培：《发刊词》，《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11页。

[76]张伯苓：《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诸先生通函（1928年6月30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22页。

[77]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55—256页。

[7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35页。

[79]《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9期，第10页。

[8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36页。

[8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9期，第11页。

[82]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83页。

[83]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8页。

[84]周洪宇、陈竞蓉：《孟禄在华活动年表（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3页。

[85]周洪宇、陈竞蓉：《孟禄在华活动年表（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4页。

[86]拟定名单与最终公布的董事会名单有所出入，其中周贻春、张伯苓被除名，增补了施肇基、赵元任。正式公布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如下：贝克、贝诺德、孟禄、司徒雷登、顾临、胡适、赵元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王兆铭（汪精卫）、伍朝枢、孙科、蒋梦麟、李煜瀛。详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名录》，《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9期，第150—152页。

[87]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58页。

[88]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6页。

[89]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4页。

[90]金国、胡金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9页。

[91]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5页。

[92]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6页。

[93]胡适与张伯苓之间颇有渊源，多有互动。一是胡适与张伯苓均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当然，张伯苓是游学，而胡适是攻读学位。二是胡适与南开学校多有互动。曾多次到南开学校讲学。另外，胡适的子弟也在南开上学。其实不仅是胡适的子弟在南开上学，各界名流的子女当时多送到南开，诸如袁世凯、黎元洪、陶行知、周学熙、张学良、商震、翁文灏等子弟或亲属多曾在南开读书。见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31页。胡适等社会名流送子弟或亲属到南开上学，说明南开学校办理得不错，也是对于张伯苓的办学表示肯定。对此，胡适还为张伯苓或者南开学校多次撰文，后来更是担任南开大学校董。

[94]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82—283页。

[9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80页。

[96]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24页。

[97]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13页。

[98]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22页。

[99]张伯苓：《致蒋梦麟电（1930年6月29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33页。

[100]张伯苓：《致朱家骅函（1931年4月17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519页。

[101]张伯苓：《致英庚款董事会各董事函（1931年5月2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529页。

[102]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52页。

[103]向均：《因北大合款引起的基金会职权问题》，《大公报（天津）》，1931年7月28日，第11版。

[104]《南开大学历年捐款收入表（1919—1935）》，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3页。

[10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七次年会记录（1931年6月26日）》，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379，第206页。

[10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8页。

[107]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30页。

[108]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岳麓书社，2015年，第222页。

[109]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102—103页。

[110]黄钰生：《怀念喻传鉴先生》，喻传鉴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喻公今犹在——南开中学柱石、爱国教育家喻传鉴纪念文集》，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第127页。

[111]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53—154页。

[112]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5页。

[113]《南开大学》，《益世报（天津版）》，1929年6月2日，版次信息缺损。

[114]张伯苓：《致蒋梦麟函（1930年4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93页。

[115]华午晴、伉乃如述，乐永庆、梅宝昌记：《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5期，第1页。

[116]黄钰生：《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文科计划书》，《南开大学周刊》，1927年第40期，第32—35页。

[117]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第95页。

[11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第95页。

[119]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之方针与发展计划（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0期，第11页。

[120]黄钰生：《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54页。

[12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第133页。

[122]《张伯苓谈招生及教师聘任问题》，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79页。

[123]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第23页。

[124]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52页。

[125]《如何改进高等教育——私立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之谈片》，《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1月12日，第10版。

[126]《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每人平均月薪元数》，教育部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页码不详。

[127]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21页。

[128]关于清华大学的经费来源，苏云峰有专门论述。详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7—88页。

[129]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96页。

[130]1928年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清华大学今后改革的四大方针：（1）建设廉洁化，财政公开；（2）学术化，罗致国内有名学者任教授，外国学者亦酌量聘用；（3）平民化，以前贵族式之习气，力加矫正；（4）纪律化。见《罗家伦就职宣言四化》，《大公报（天津）》，1928年9月19日，第2版。罗家伦在正式就职后，力行改革，延揽教授是其主要改革内容。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6—17页。

[13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第133页。

[132]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110—112页。

[13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99—112页。

[134]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117—118页。

[135]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5页。

[136]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21页。

[137]吴民祥：《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203页。

[138]南开大学在早期网罗一批优秀的教师，1922—1927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有：司徒月兰、应尚德、徐谟、陈定谟、孙昌克、蒋廷黻、董守义、张彭春、李济、杨石先、董任坚、范文澜、陈礼、黄钰生、萧蘧、竺可桢、李继侗、何廉、周贤颂、李崇武、许日升、萧公权、汤用彤、唐文凯等，可谓一时之选，也是南开校友回忆校史时为之骄傲的事情。南开大学之所以能够吸引师资，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北京、天津一带为当时学术中心。二是南开大学学风朴实、勤奋。三是南开居天津，躲开北京的纷乱政治环境，虽然薪俸低，但能按时发薪。四是张伯苓不自私、不虚伪、以诚恳待人等，为教师创造适宜的学术环境和恰适的生活环境等。详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20—121页。当然，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原因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补充的是，黄钰生对《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初稿中的表述“南大虽居华学术中心，却未处北京政治重地”一语，曾有不同意见。其认为该句似应改为“南大虽非华北的学术中心，但是它躲开了北京的纷扰的政治环境”。详见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54页。在黄钰生看来，南开是一个教学机构，而非学术中心。

[139]《开学式》，《南开大学周刊（生活问题专号）》，1928年第51期，第82页。

[140]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30年3月1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75页。

[141]张伯苓：《致王维宙函（1930年4月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88—389页。

[142]以1930年为例，按时间顺序概要列举如下：张伯苓于1930年3月1日分别致函蒋梦麟、李石曾，希望二人在校款维持上大力帮忙。1930年3月3日，张伯苓借收到全国教育会议委员聘书之际，就校款问题再次致函蒋梦麟。1930年3月24日，复函蒋梦麟，恳请逾格予以惠助。1930年4月15日，致函蒋梦麟，再次恳请月拨助费2万元。1930年4月21日，再次致函李石曾，恳请在俄款拨付方面予以特别关照，并请“速赐拨付，以济眉急”。1930年5月2日、9日分别致函阎锡山，就盐税问题恳乞特别关照。1930年9月25日，就俄款补助问题，再次致函李石曾。1930年12月初，致函张学良，代为向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说项，月拨万元补助支持南开大学发展。同月，致函河北省政府王树常主席，在述及南开大学亏款甚巨之外，恳请将天津警备区小站营田局所辖营田九百余顷划拨南开学校作为学田。也即在同月，再次致函王树常，敬请月拨万元，以维持办学，等等。详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2—136页。

[143]张伯苓：《致蒋介石（1931年2月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82页。

[144]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1年10月30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45]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0年11月7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46]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2年9月10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47]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3年9月23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48]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4年9月14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49]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5年9月13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0]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6年12月19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1]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7年3月13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2]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6年6月13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3]张伯苓：《旅英讲话（1929年6月8—2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0页。

[154]《董事会开会情形》，《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57期，第31页。

[155]《教部准南开大学立案原令》，《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6月14日，第5版。

[156]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30年12月初）》，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59页。

[157]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2年10月30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8]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3年12月24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59]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4年5月6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60]《校长在礼堂对全体同学谈话》，《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83期，第32页。

[161]赓雅：《新疆视察记》，《申报》，1934年4月4日，第8版。

[162]张伯苓：《复如坤函（1932年5月19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689—690页。

[163]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第94—95页。

[164]《南大三教授将赴美》，《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3月27日，第5版。

[165]颜惠庆：《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第865页。

[166]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5年2月8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67]其他私立高校（含教会大学）经费补助数额为：金陵大学30 000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2 000元，东吴大学10 000元，南通学院35 000，大同大学35 000元，复旦大学15 000元，光华大学15 000元，大夏大学15 000元，沪江大学20 000元，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10 000元，东亚体育专科学校5 000元，苏州美术专科学院6 000元，之江文理学院8 000元，厦门大学90 000元，华南女子文理学院8 000元，福建协和学院12 000元，岭南大学35 000元，广州大学6 000元，广东国民大学14 000元，广东光华医学院8 000元，文学院4 000元，华西协和大学20 000元，湘雅医学院30 000元，理学院2 000元，武昌华中大学15 000元，武昌中华大学8 000元，武昌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2 000元，焦作工学院5 000元，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15 000元，燕京大学60 000元，辅仁大学10 000元，朝阳学院8 000元，齐鲁大学30 000元，临时紧急救济费50 000元。总共720 000元。参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本年度补助费（1934）》，《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8月10日，第4版。

[168]其余私立大学的补助数额如下：金陵大学26 737元，东吴大学11 407元，大同大学30 402元，复旦大学13 369元，光华大学10 814元，大夏大学13 369元，沪江大学18 220元，中法大学8 517元，燕京大学53 475元，辅仁大学9 110元，齐鲁大学23 665元，中华大学6 662元，华中大学13 962元，华西协和大学18 220元，厦门大学81 398元，岭南大学27 230元，国民大学12 517元，广州大学5 110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0 814元，南通学院35 847元，之江文理学院6 814元，朝阳学院6 814元，焦作工学院29 809元，湘雅医学院30 996元，福建协和医学院9 292元，华南女子文理学院6 814元，光华医学院6 814元，苏州美术专科学校9 473元，东亚体育专科学校4 258元，川省医学专科学校13 962元，文华图书馆学专门学校5 822元，武昌艺术专科学校2 000元。加之南开大学，总共补助经费总额为599 067元。参见《二十四年度私立大学补助费》，《中央日报》，1937年1月31日，第4版。

[169]《教育部令南开大学（1934年10月8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59页。

[170]金国、胡金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8页。

[171]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1页。

[172]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5年6月23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73]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民国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第254页。

[174]《南大送交政府》，《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24日，第4版。

[175]成志会成立于1920年8月28日，是由两个联谊会合并而成。两个联谊会分别为：（1）大卫与乔纳森，其命名根据《圣经》故事而来，该会由王正廷与郭秉文连同9位有个性的成员于1907年成立；（2）十字与刺刀，该会由7位信仰基督教且极具个性的中国学生于1917年成立。其意在联合一切具有共同志向、有领导能力、有智慧、有勇气、有才干的个人，以兄弟会的方式服务国家，并竭尽所能为之工作。成志会在中国上海、南京、北京和广州设有分会（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42—43页）。据何廉回忆，它是最大、最认真、最活跃的中国人联谊会之一（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34页）。该社团成员包括孔祥熙、方显廷、晏阳初、王宠惠、张伯苓、郭秉文、何廉、蒋廷黻、萧蘧等，多成为日后中国各界精英人物。关于成志会与张伯苓的关系网络研究，参见刘晓琴：《民国留美社团与留美生的社会网络：以成志会与张伯苓的分析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88—95页。

[176]张伯苓：《致孔祥熙（1928年9月2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49页。

[177]《张汉卿先生允捐本校》，《南开大学周刊》，1929第69期，第39页。

[178]张伯苓：《致蒋梦麟电（1930年3月1日早）》，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67页。

[179]张伯苓：《致蒋梦麟电（1930年3月2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79页。

[180]《南开学校职员研究三民主义》，《大公报（天津）》，1928年8月12日，第7版。

[181]《南开学校教育方针》，《益世报（天津版）》，1928年9月10日，第16版。

[18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37页。

[18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28页。

[184]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31年2月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82页。

[185]参见《张伯苓在京畅谈体育道德技术》，《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3月7日，第8版；《张伯苓昨晨由京返津》，《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3月16日，第7版。

[186]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31年4月27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523—524页。

[187]诸如1936年1月14日，张伯苓致函蒋介石，恳请其补助购地建屋及其他设备等费、常年经费；1936年10月25日，张伯苓再次致函蒋介石，呈报经费使用及需求状况，并特别强调“以后对于教、训两方面，自当力求功课认真，管理严格……庶得上副委座浆液之至意”。参见张伯苓：《呈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1936年1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七卷公文函电（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2页；张伯苓：《致蒋介石》，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七卷公文函电（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7页。

[188]详见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

[189]诸如1930年3月13日，张伯苓催请张学良拨付“慨允惠捐”的“未竟之数”；1930年9月25日，张伯苓致函李石曾催拨“前蒙准拨之俄款数目”；1933年11月13日，张伯苓分别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及其教育部，恳请催发“前国府主席兼教育部长”蒋介石允诺的按月拨发的2万元补助；1933年11月15日，张伯苓再次致函王世杰催发款项；1935年张伯苓呈教育部催发所余之款，等等。见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30年3月1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75页；张伯苓：《致李石曾（1930年9月2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38页；张伯苓：《致王世杰（1933年11月13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08—309页；张伯苓：《呈教育部（1933年11月13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09页；张伯苓：《致王世杰（1933年11月15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12页；张伯苓：《呈教育部（1935年7月25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93页。

[190]校役：《张伯苓丧气》，《礼拜三》，1929年8月21日，第2版。

[191]SLADES：《SLADE夫妇从纽约复电（1929年10月31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61—362页。

[192]清：《南大目前应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2期，第17页。

[19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15—216页。

[19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3页。

[19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5页。

[196]1936年夏，翁文灏受邀赴庐山牯岭讲学之际，曾建议蒋介石在延揽人才时，应以保国兴国之目标，振奋其志气，不宜过以党政之界限，限制其范围。随即举荐了胡适、张伯苓、丁文江、顾振、徐新六、吴鼎昌、张嘉璈、蒋廷黻、周炳琳、蒋梦麟、周鲠生、卢作孚、范旭东等人。蒋介石表示均愿随时延见，以谋借重。详见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79—80页。

[19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276页。

[198]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33年6月1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77页。

[199]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33年7月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89页。需要说明的是，张伯苓与沈鸿烈“不甚相熟”，但在致函进言蒋介石之前，张伯苓曾就南开学生暑期军事训练事宜函请沈鸿烈提供帮助。沈表示了欢迎，并为参加军事训练的南开学生提供了食宿等便利。张伯苓自述与沈鸿烈的关系，详见张伯苓：《复杨光藻函（1933年6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79页。张伯苓与沈鸿烈就军事训练的往来互动，参见沈鸿烈：《沈鸿烈致张伯苓电（1933年6月11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78页；张伯苓：《致电沈鸿烈（1933年6月1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78页；张伯苓：《复沈鸿烈函（1933年6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80页；沈鸿烈：《沈鸿烈致张伯苓电（1933年6月19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778页。

[200]《禁烟委员会首次全体大会》，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2月1日，第3版。

[20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篇（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24页。

[20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篇（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38—439页。

[203]电云：“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敬乞迅赐电复，无任祷荷！”（详见孔祥熙：《孔祥熙致张伯苓电（1936年12月16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987页）。需要说明的是，孔祥熙之所以电请张伯苓参与斡旋，除了张伯苓与张学良“相知甚久”之外，张伯苓与周恩来之间的师生关系似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周恩来亦在西安。西安事变之前，陈立夫奉命与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商谈共同抗日问题。随后，周恩来在回延安途中，获准在张冲陪同之下途径西安并会见张学良，以告知“谈判经过大要”。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第202—203页。

[204]《南开大学学生昨发时局宣言》，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2月20日，第3版。

[205]张伯苓：《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26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988页。

[206]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126页。

[207]蒋介石：《蒋介石复张伯苓电（1936年12月29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988页。

[208]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227页。

[209]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1932年第18期，第11页。

[210]1935年11月26日，张伯苓在杭州中央航空学校的演讲述及对蒋介石的好感与信任：“我遇到一位日本人……他问我说：‘你们中国人现在最崇拜谁？’我说：‘是蒋中正先生’。……这次五全大会的结果，精诚团结的精神的确比以前大有进步，而全国非党员的国民爱戴蒋先生的热忱，也是我平生所未见的。……我不是党员，我也不希望做官，我对蒋先生的观念，是从事实里证明得来的，蒋先生那种公忠体国的精神，我是受他感动最深的一人，现在我希望大家要睁眼看看国家的处境，大家再不好有不团结争意气之事发生。现在我们国家正需要有一个领袖，而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领袖天天在那里埋头苦干，我们该当如何的拥护他才好。”详见张伯苓：《要革除自私和自满的旧观念（1935年11月2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66页。

[21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75页。

[212]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1，第18页。

[213]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31年2月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82页。

[214]关于此事，《王世杰日记》中，1937年3月18日与1937年5月22日均有所记载。1937年3月18日的记载较为简略：“四川大学校长任叔永（按：任鸿隽）坚辞校长（因家庭关系），今日与蒋院长（按：蒋介石）商定将以张伯苓继；张亦同意。”1937年5月22日的记载较为详细：“任叔永因其夫人为川人所辱，坚辞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今日予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其出任川大校长。彼允就，但坚不肯解脱南开校长名义，即请假亦不愿。依法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此事遂予部方以甚大困难。近来教部对于大学校长人选问题，措置极感艰窘：一方面人与校须相宜；他一方面，人校相宜之人选却未必能得政府信任通过。”就此事，张伯苓后来在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中也有所述及：“关于此事，教部确曾有此拟议，惟本人因与已故严范孙先生有约，将终身致力于南开学校，业邀教部谅解。”事实上，张伯苓不仅要获得教育部的谅解，更重要的是要得到蒋介石的谅解。1937年6月12日，张伯苓致函王世杰，特别告知“川大之事蒙介公（按：蒋介石）谅解，得作罢论，甚为释然。”综观《王世杰日记》、“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张伯苓致函王世杰，或可知王世杰日记中所记的“允就，但坚不肯解脱南开校长名义”，某种意义上，似可理解成这是张伯苓的托词。作为校长，张伯苓理应知晓“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在面对来自蒋介石、王世杰的“邀请”时，张伯苓怕也只能如此答复。张伯苓对于南开教育事业的坚持可见一斑。另外，《王世杰日记》所述，也透露了另一重要信息，也即张伯苓是国民政府“信得过”的人。据此，亦可从反面印证张伯苓对于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信任。因为，惟有张伯苓的“信任”，才能“赢得”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信任”。参见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12、18页；《张伯苓谈话不就川大校长》，《大公报（天津）》，1937年6月14日，第4版；张伯苓：《致王世杰（1937年6月12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七卷公文函电（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24页。

[215]张伯苓：《我对时局的感想（1931年11月9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09页。

[216]《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2年4月5日。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使用的1917—1936年间的《蒋介石日记》为日本庆应大学段瑞聪教授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手抄整理，特此鸣谢！

[217]《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2年3月20日。

[218]《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2年4月5日。

[219]《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2年4月20日。

[220]《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3年6月22日、6月27日、6月28日。

[221]《蒋介石日记》（手抄稿），1931年11月5日。

[222]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第159页。

[223]《附件十三：颂词》，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29页。

[224]1923年1月6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公布“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结果。该调查共有1900人参与问卷调查，前12名里孙中山得1315票，胡适613票名列十二位。12名以后，颜惠庆513票、聂云台252票、黄炎培178票、汪精卫151票、陈独秀148票、张伯苓136票、张作霖131票、穆藕初123票、陈嘉庚67票、曹锟55票、徐世昌25票……蒋介石4票等。其中穆藕初123票名列第29位，张伯苓136票，位次应比穆藕初高。可见张伯苓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详见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先生年谱（1876—194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92—293页。

[225]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7页。

[226]1934年署名为“琭琭”的作者在《南开印象记》中写道：“南开素以家庭学校自豪，证之以不闹风潮一事，也实在值得自豪。”详见琭琭：《南开印象记》，《新社会》，1934年第8期，第234页。“不闹风潮”言过其实，但也可见南开学潮相对较少。1937年之前，南开学校概发生4次学潮或风潮。其一为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发表《轮回教育》而引发的风潮。其二为1927年南开学生因校方限制旷课、制定旷课扣分新章程而引发学生聚众请愿。其三是1931年南开学生组织“不法”学生会引发校方与学生的对峙。其四为1932年南开学生出版“有色彩”的刊物而被教育部密令警告，进而勒令停刊引发学生抗议。兹以1931年学潮为例，简要说明张伯苓在处理学潮方面的态度和决心。1931年南开学校因学生组织“不合法之学生会”而引发学潮，沟通无果之下张伯苓遂登报宣布辞职，以示取缔之决心与对待学潮之态度。辞职布告内容如下：“查学生自治会之组织程序，中央党部业有明令颁布，故对于合法组成之学生自治会，本校长将扶植诱掖之不遑，绝无限制压抑之存心。本校所组织之学生自治会（未得本校允许），不特未遵照中央党部所公布之条例，且在与学校表示不合作情况下所组成，本校长职司领导，应示诸生以正当途径，故关于诸生已组织不合法之学生会，本校长誓具纠正决心。奈经多方劝导，诸生仍一意孤行，竟以谆谆之言，而藐藐听之，本校长惟有辞去校长一职，即日不到校视事。此后虽缔造经营三十年之南开，即从此解散，本校长亦爱莫能助。”详见张伯苓：《辞职布告（1931年12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11页。南开为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多依赖校长张伯苓的募捐。所以，每当风潮或学潮发生且双方僵持不下，只要张伯苓宣布“辞职”，效果“立竿见影”。

[227]《整饬校风改进教育》，《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月4日，第3版。

[228]白本：《青岛大学之前途》，《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7月17日，第8版。

[229]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62页。高志军、夏泉考察了1948年考试院院长人选出台前后各方力量之间的竞争，认为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是其为平息纷争的不得已之举。蒋介石在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提任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在翁文灏、陈布雷、胡适等人反复敦劝之下，张伯苓勉强就任是职。文章指出，蒋力邀张伯苓出山，除了私交之外，亦有利用张以杜绝青年党之意。详见高志军、夏泉：《内外交困：1948年考试院院长人选出台前后的政争》，《民国档案》，2020年第4期，第129—139页。

[230]《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1945年8月）》，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9页。

[231]张伯苓：《南开学校第四十九学期始业式演说》，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2019，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30页。

[232]张伯苓：《在伦敦南开校友宴席间演说》，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148页。

[233]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之方针与发展计划（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0期，第11页。

[234]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34期，第8页。

[235]《缘起》，《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第一卷）》，出版社不详，1933，第2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南开大学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也有通过收取服务费用（如化验费），补助研究所经费的目的。参见《南开大学添设应用化学研究所》，《河南教育日报》，1932年3月4日，第2版。

[236]《工作》，《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第一卷）》，出版社不详，1933，第1—2页。

[237]《一年来本所接受外界委托工作一览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第一卷）》，出版社不详，1933，第1—2页。

[238]信：《南开大学体育概况》，《黑白体育周刊》，1932（创刊号），第14页。

[239]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58页。

[240]《教育部视察员来校》，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36页。

[241]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204页。

[242]傻漉：《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生活》，《青年月刊》，1937第4期，第55页。

[243]《天津南开大学严格施行体育新计划》，《新闻报》，1932年9月3日，第16版。

[244]《教部令专科以上学校改进体育（续二十一日）》，《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8月23日，第4版。

[245]祝冷然：《南开教育的破产》，《京报副刊》，1925年第32期，第53页。

[246]李涛：《南大学生应不应该受军事训练？》，《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2期，第24—31页。

[247]《副司令讲军事训练之重要》，《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8期，第28页。

[248]《傅作义检阅南大军事训练团》，《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3月23日，第5版。

[249]《傅作义等检阅南大军事训练团》，《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3月24日，第5版。

[250]《南大军事训练团春假野营》，《大公报（天津）》，1929年4月4日，第5版。

[251]《南开军事训练分请名人讲演》，《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3日，第8版。

[252]张伯苓：《致电沈鸿烈（1933年6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19页。

[253]张伯苓：《致电沈鸿烈（1933年6月15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六卷公文函电（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22页。

[254]1929年5月，教育部指派高等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谢树英视察南开大学，谢氏对视察结果“颇表满意”（《谢树英昨视察南大科学馆》，《大公报（天津版）》，1929年5月3日，第5版）。1934年7月，教育部在训令中称赞南开大学办学有“相当成绩”，“殊堪嘉慰”。见《教育部训令第八八〇六号（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教育部编：《教育部改进专科以上学校训令汇编第一辑》，1935，第70—71页。

[255]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对北大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裁并商科和工科，强化文、理二科，致力于学理研究。确如1929年北大卅一周年时陈大齐所言，“本校各学系的学科大抵是理论科学，不是应用科学”。1932年北京大学按照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的规定，成立文、理、法三学院。详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44页；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第1—2页。在南开大学开设电机工程系以及成立经济学院之前，国立清华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也以文、理、法三科为主。1929年6月，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规程》，明定设有文、理、法三学院，共14个学系。1932年清华大学呈准教育部添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等，成立工学院。详见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72—76页。

[256]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第158页。

[257]《张校长对全体同学谈话》，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7页。

[258]《理学院之新发展》，《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81期，第36页。

[259]《南开大学近讯》，《时报》，1930年5月13日，第3版。

[260]《电气工程学系详情再志》，《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83期，第32—33页。

[261]《理学院现状及将来》，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37页。

[262]同属天津的北洋大学1933年才添设电机工程学系，清华大学稍早一些，1932年创建电机工程系，但自1934年始有较大发展。因此，确实可以说，南开大学开北方电机工程学科风气之先。参见李义丹主编：《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史简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32页；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第245页。

[263]《理学院现状及将来》，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37—239页。

[264]国立武汉大学编印：《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6，第179—182页。

[265]南大：《致上海交通大学函（1930年4月20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96页。

[266]《与电界联欢》，《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95期，第39页。

[267]张伯苓：《致蒋梦麟函（1930年4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93页。

[268]《电工系二次参观记事》，《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08期，第35—36页；《参观津浦铁路局车厂》，《南大周刊》，1931年第116期，第48页。

[269]Students Will Get Practical Plant Training：Nankai University To Send Undergradu⁃ates Nanking Power Works.The China Press，1934—10—18（12）.

[270]陈荫谷：《电机工程系概况》，《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5期，第2页。

[271]《南开大学理学院》，《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17日，第6版。

[272]《南开大学理学院（二）》，《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18日，第6版

[273]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第104页。

[274]陈荫谷：《电机工程系概况》，《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5期，第1页。

[275]《南开大学理学院》，《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17日，第6版。

[276]《南洋大学概况》，《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上海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27）（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第401—402页。

[277]《国立南开大学各院概况》，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79页。

[278]《理学院之新发展》，《南开大学周刊》，1930第81期，第36页。

[279]《理学院之新政—添设化学工程》，《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06期，第27—28页。

[280]《工业化学课程公布》，《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08期，第36页。

[28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6页。

[282]《呈教育部函（1931年4月2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521—522页。

[283]根据董事章程，董事名额定为15人，完整名单（1932）如下：丁文江、王景春、任鸿隽、周诒春、周作民、吴鼎昌、金叔初、胡适、范旭东、陶孟和、张伯苓、张公权、穆藕初、刘鸿生、颜惠庆。详见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34期，第4页。

[284]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第158页。

[285]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第130页。

[286]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第82页。

[287]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第418页。

[288]《经济学院董事会成立会开会记》，《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08期，第33—34页。

[289]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34期，第2页。

[290]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34期，第3页。

[291]张伯苓：《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1934年9月17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01页。

[292]梁晨：《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科学出版社，2020，第91页。

[293]关于何廉所领导的南开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易仲芳的专著有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详见易仲芳：《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94]周作民：《周作民致张伯苓函（1931年4月2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521页。

[29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览》，出版社不详，1941，第1页。

[296]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297]《经济学院的“经济”消息》，《南大副刊》，1934年第41期，第22页。

[298]《多助之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20期，第54页。

[299]《经济学院的“经济”消息》，《南大副刊》，1934年第41期，第22页。

[300]《本院学则》，《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览》，出版社不详，1933，第11—13页。

[30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7页。

[302]《报道学生》，《南大副刊》，1933年第33期，第18页。

[303]《本学期各学院人数表》，《南大副刊》，1934年第41期，第21页。

[304]《南大经济学院遵教育部令改为经济研究所》，《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7月29日，第4版。

[305]王元照：《介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之研究事业》，《南开大学周刊》，1932年第134期，第5—6页。

[306]陈元：《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第100页。

[307]《本院教职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览》，出版社不详，1933，第4—6页

[308]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65—166页。

[309]《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中央周报》，1934年第321期，第21页。何廉在1934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曾谈及“经济学院”设置及取消的相关细节：“经济学院之设立，系由本校前有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及文学院经济系合组而成。虽为本校四学院之一，而性质则有异于其学院之处，盖经济学院之工作，除教学外，尚有研究工作，且占工作之主要部分（此次教部训令嘉奖‘经济研究会’之工作成绩，即系经济学院。因本校实无所谓经济研究会组织）。成立之初，曾呈请教育部立案，部令以大学组织法中无经济学院名称，未荷照准。此次教育部训令，又重申此点。鄙人去冬在京晤王部长，曾与谈及此点。当时商定将经济学院改为‘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继续现在经济学院之研究工作。而以现在经济学院之教务工作，在本校商学院添设经济系，以主持之。部令与经济研究所合并即指此。”参见《南大经济学院遵教育部令改为经济研究所》，《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7月29日，第4版。

[310]除开展已有的研究工作之外，在随后的办学过程中，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吸引了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事业，诸如：罗氏基金团体委托经济研究所招生研究生，以训练农村工作人才；中央农业试验所委托调查冀、鲁、豫三省运销事业（特别是麦、米、杂粮三项）；受金城银行委托，计划与指导总经理处设立的天津调查分部；主编《大公报·经济界》，等等。详见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5年9月29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31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