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2023-08-22
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1919-1946)
【摘要】：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政策导向存在“不谋而合”、高度契合的一面。但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具有务实的一面。张伯苓亦强调“南开今后之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之研究”。以经济学院为例。私立南开大学如国内大多数的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除却学生自治会，南开学校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注重军事训练。
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政策导向存在“不谋而合”、高度契合的一面。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一）就办学方针而言，私立南开大学强调实科教育，注重应用知识的传授和实用技能的掌握
1928年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始业式演说中，除了提及今后要“研究中山主义，人人须要彻底明了，并且要考试”之外，还强调“严格的训练建设人才，以应国家之需要”。[231]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提倡学术研究。但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具有务实的一面。张伯苓亦强调“南开今后之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之研究”。[232]为避免空泛而不切实际的研究，南开大学特设研究范围和研究标准。研究范围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标准有三个方面：（1）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2）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3）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233]在此研究范围和标准要求之下，私立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东北研究会、应用化学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经济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以经济学院为例。1932年有学者撰文批判国内学术研究不注重本国实际情况的弊端，并高度赞扬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学术研究上以本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兼任研究与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文章认为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第一贡献，就是转移研究目标。一般人太爱空谈理论，太爱研究外国题目，对于中国问题，过于忽视”。[234]
再以1932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例。该研究所成立目的之一，即在于将“实地经验与学理相联合”，“取实业界实际问题，以供训练学生之教材”，以期学生毕业之后能够“担负责任，独当一面”。[235]应用化学研究所开办一年以来，“接洽之问题，共有一百七十四件”，其中处理完成者148件，工作内容包括：改良货物之品质或改良工厂之设备、仿造物品、检定货物之优劣、分析工作。[236]委托单位包括：天津德利元号、天津范永和号、天津大公报社、天津通成公司、天津津浦路局机厂、天津利中酸厂、天津沙利洋行、天津中孚银行、天津大北公司、天津新永公司、北平大华皮革厂等。[237]通过与委托单位的密切合作，提升了学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就校务管理而言，私立南开注重体育以及学生纪律性的养成
如前文所述，军人出身的张伯苓对于体育相当重视，在办学过程中重视并积极推动校园体育。南开大学成立之初，体育事务是与中学部混合在一起。1923年，南开大学迁至八里台之后，体育事务才独立办理，由体育课主任章辑五负责。[238]南开大学重视体育，主要采取如下措施：（1）将体育纳入学生必修课。私立南开大学早在1924年即规定“须习满三年规定正科体育课”[239]方能毕业。（2）完善体育设施，聘请优质师资。1925年教育部官员视察南开大学，在考察后提及：“南开体育场面积宽广，篮球、网球及各项体育器具均系新式。”[240]除设施均系新式之外，师资同样堪称优质。学校所聘任的体育老师均是从国内各体育学校聘请的优秀毕业生，如文进之、侯洛荀、齐守愚、陶少甫等。除此，还约请了诸多体育专家来校指导，如1925年聘请董守义为体育指导；1926年3月，特邀请世界径赛专家E.H.Liddel来校指导赛跑姿势；1931年5月，南开请来东北大学体育总教练Baucher指导田径练习，等等。[241]（3）积极创造体育运动的氛围，鼓励学生参与其中。私立南开鼓励学生成立各类运动组织，主要有年级运动会、全校运动会、足球会、篮球会、棍球会、网球会等，负责学校各类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为营造氛围和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南开定期开展各类赛事，几乎每个月都有比赛。为动员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还采取了一定的“强迫”措施，诸如规定每星期必须参加三次“课外运动”，一般安排在“每天下午四点十分至五点半”[242]进行。1932年南开大学“施行体育新计划”，内容包括“取消选手制力求运动之普遍”以及避免“职业化”与“商业化”。“体育新计划”的目的在于“籍体育之活动，作道德修养之机会，锻炼团体生活的美德，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及服从领袖的精神”。[243]南开大学注重体育也得到了教育部的嘉奖：“该校提倡体育，向极重视。复得体育负责人员悉心规划，经十年来之研究改进，已有显著之成绩。”[244]
在学生管理方面，南开学校注重纪律性。这与蔡元培、胡适代表的以培养学生个性的自由主义教育有所不同。对比《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与《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可以窥见一斑。《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中所论、所述之事多与学生日常管理或“训育”工作紧密相关，相关主题涉及“谈戒赌”“怎样改正错误”“做事应以‘诚’字为标准”“虚心和理解”“关于青春期卫生教育问题”等。所谈、所论之事，与张伯苓倡导的实科教育，以及坚持苦干、肯干、实干的务实作风相一致。而反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则截然相反，所论之事较宏观、形而上，涉及诸如“世界观人生观”“哲学与科学”“义务与权利”“劳工神圣”“以美育代宗教”“欧战后之教育问题”等相关内容，这与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旨趣相统一。蔡、张二人的差异也必然体现在学生管理当中。也即比较而言，私立南开在学生管理当中更为注重组织性、纪律性，以致1925年《京报副刊》撰文批评南开的学生管理，认为“南开学生向来只能讲服从的”[245]。以学生自治为例。私立南开大学如国内大多数的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然而与他校不一样的是，南开大学除了鼓励学生自治之外，还特设指导老师，一方面指导学生如何开展学生自治，另一方面也便于对学生自治予以规束，使之能够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与学校“唱反调”。
除却学生自治会，南开学校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注重军事训练。1928年10月2日，《南开大学周刊》刊发《南大学生应不应该受军事训练？》一文，详述政府推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南开要在“最近期内”开展军事训练，努力成为“教育界之先锋”。[246]1928年12月13日，南开大学邀请警备司令傅作义讲演“军事训练之重要”，并讨论实施军事教育的办法。[247]1929年初，南开大学“添设军事训练班，开始训练”，并聘请警备司令傅作义、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师长李生达、旅长陈介山等为军事训练顾问。[248]1929年3月23日，傅作义检阅南开大学军事训练团，傅作义对训练成果“多有奖誉之词”。[249]1929年4月，南开大学军事训练团利用春假举行野营，练习打靶进行实弹训练，同时演射机关枪等各种战术。此次训练“得到精神锻炼不少”，同时也“增进军事学识”。[250]南开大学还邀请前师长孟拱成讲演，“以增加军事常识”。[251]南开大学除在天津本埠开展军事训练之外，还积极创造条件，赴外地开展训练。1933年6月，张伯苓致函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商讨“敝校学生四十人订七月一日赴青（按：青岛海军兵营）接受军事训练”一事。[252]本次军训由南开学校军事教官周季奎先行商洽，体育主任章辑五具体负责。关于训练期间的食宿事项，张伯苓特别强调“请勿另待，与士兵一律最好”。[253]
综上所述，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私立南开的办学实践存在着与政府政策导向不谋而合的一面。就办学成本来说，办理实科所费甚巨；从学生管理成效来说，强调纪律性，尤其“积极”处理学生风潮，未必“讨好”。之所以如此办学，一方面来说，这与张伯苓创办时的办学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办学当中，张伯苓以及南开大学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办学策略，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的“期待”，也因此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嘉奖[254]，为从政府部门获取办学经费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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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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