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张伯苓致函张学良，特别提及“前蒙慨允惠捐念万元，分十年拨给，敝校业已按年列入预算”，同时期待“未竟之数甚盼续拨，以资接济”。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三四年来之南开，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中”，“虽中间亦不免稍有波折，然大体则无妨碍”。同时，张伯苓恳请司徒如坤转告其胞妹，无论来否，请“赐一回函，以慰悬企”。......
2023-08-22
1919-1946的变革时代中的权力让渡和资源获取
【摘要】：张伯苓参与政治被认为是其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大体来说，在此发展阶段，张伯苓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保持着既有往来，又避免过度参与的互动关系。从过往私立南开大学与北京政府的“交流互动史”来看，张伯苓深知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对于办学经费筹集的重要性。甚至南开大学的一些董事因“私人政治关系”，而“引起社会及国民党政府对于南大的攻击和猜疑”，以致妨碍学校“各方面的活动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苓、私立南开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之间的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南开大学校史极力回避。张伯苓参与政治被认为是其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张伯苓之所以参与政治有着时代背景的考量，与蒋介石的个人声望以及刻意拉拢有关，更与私立南开大学摆脱资源获取的困境有关。大体来说，在此发展阶段，张伯苓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保持着既有往来，又避免过度参与的互动关系。
从过往私立南开大学与北京政府的“交流互动史”来看，张伯苓深知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对于办学经费筹集的重要性。1928年之后，随着严修逝世、政权更迭，办学经费的获取愈加困难。为此，张伯苓“化缘”的范围和目标被迫从“北”转“南”，主动寻求国民政府的同情和援助。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通过熟人关系寻求政府补助。私立南开大学主要通过孔祥熙、张学良、蒋梦麟等熟人关系寻求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办学经费上的援助。诸如1928年9月25日，张伯苓致函故交——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按：与张伯苓同为成志会[175]的会员），并奉上《南开学校状况》一册，告知“十月下旬再躬行赴京请求政府诸公与以经济之援助”，并期望孔祥熙“届时仍恳大力从中多予维持”；[176]基于良好关系，经由张伯苓，私立南开于1928年12月18日获得了张学良20万元（分10年支付）的捐款（按：如上所述，未全额支付）；[177]通过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帮助继续维持政府补助的校款，[178]或恳请其“逾格予以惠助”。[179]等等。通过熟人关系不仅为私立南开筹集了办学经费，还由于熟人关系的引荐、游说拉近了张伯苓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为日后二者频繁交往作了铺垫，也为今后张伯苓参政议政埋下伏笔。
其二，直接向蒋介石争取经费援助。在张、蒋直接互动之前，二人有两次“间接互动”。一是南开学校积极组织三民主义研究会。1928年8月，南开学校“为使其职员了解三民主义，俾开学后实施三民主义的教育起见”，特组织“大学、男中、女中、小学四部职员十余人”，成立“三民主义研究会”，并于该月12—15日集中在大学部木斋图书馆“每日开会研究”。[180]1928年9月9日，张伯苓在南开教职员开会时更是表态，今后“更拟扩大范围，由全校师生组织大规模三民主义研究会，多购书籍，庶可手人一编，作详细的探讨”。[181]南开学校的这一举措，经由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广而告之。二是蒋介石曾派遣钱昌照考察南开大学。钱昌照回忆录记载道：“在我任国民政府秘书时，蒋介石曾派我去北平视察一下高等教育……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的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182]应该说，两次“间接互动”增添了蒋介石对于私立南开以及张伯苓的好感，为日后蒋介石在南开经费上的关照以及与张伯苓的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即，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携伉乃如赴南京，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南开校风以及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更为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并且允诺将设法补助南开。[183]至此，在得到蒋介石对其办学成绩以及办学境况的肯定和同情之后，二者之间的互动逐渐密切。在南开大学遭遇困境之时，张伯苓多次“求救”于蒋介石。如1931年2月3日，张伯苓致函蒋介石，呈报南开筹款之艰难，恳请其关照主持，希望中央特别援手资助。[184]同年3月，张伯苓就办学经费问题，再次前往南京，与教育当局及蒋介石接洽，商讨蒋介石曾允诺的“设法补助南开”的具体办法。[185]4月27日，张伯苓函请蒋介石“准饬英款董事会，按月指配两万元，以之补助”[186]。除此，张伯苓还多次致函蒋介石，恳请支持重庆南开中学的建设与发展。[187]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交往对于南开学校获取办学经费的帮助是巨大的，有学者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188]故不赘述。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帮助，虽然为办学经费的获取带来了便利，但并未彻底解决南开大学的经费问题。就国内形势而言，虽然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内权力的争夺、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国家财力大量消耗在军事开支上，影响正常教育经费的开支。基于此，虽然国民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蒋介石在南开大学经费上作出允诺，但事实上难以按期足额拨付。在与国民政府各部门及其相关政要的往来信函中，张伯苓多次催请办学经费补助能够按期、足额发放。[189]与此同时，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境外筹款的处境也日益艰难。1929年张伯苓赴美募捐，“原定计划以四百万元为标准”，然而“所得成绩仅十分之二三”。[190]1929年11月2日，署名Slades的美国夫妇给张伯苓电报云，“鉴于这里财政混乱（按：指1929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及中国不稳定局势，现在募捐几无可能”[191]。这也加剧了私立南开资源获取的困境。另外，就张伯苓个人而言，随着政府更迭，面临着原有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调整中，张伯苓由此得益，也由此受到负面影响。由此得益的是，诸如一些“熟人”被安排至政府的相关部门，为办学经费获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由此受到负面影响的是，诸如原来与南开关系密切的军政、官商等各界人士，因为政权更替而受到“牵连”，导致未能继续襄助南开大学的发展。甚至南开大学的一些董事因“私人政治关系”，而“引起社会及国民党政府对于南大的攻击和猜疑”，以致妨碍学校“各方面的活动了”。[192]基于此，如前所述，张伯苓遭遇办学危机，并试图将私立南开大学送归国有。
面对经费获取的困境，为“回报”办学经费的资助，张伯苓渐以“顺应”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拉拢”，逐渐参加一些官方色彩较弱的非常设性机构，进行参政议政。诸如1932年2月，张伯苓受聘北平国难会议会员，赴北平参加战区救济委员会会议。[193]7月12日，被教育部聘为全国体育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194]7月29日，参加北平政务委员会会议。[195]鉴于张伯苓的“顺应”，1932年夏，翁文灏利用庐山牯岭讲学之际，进一步向蒋介石举荐张伯苓。[196]1933年张伯苓参加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97]同年6月，张伯苓更是获得蒋介石“颁给电本”，以“征求裨益时局之见闻”。[198]1933年7月3日，张伯苓就“日前青岛海军事变，沈司令（按：沈鸿烈）辞职”一事致函蒋介石，陈述“沈君办理青岛市政”的成效，及其“对中央竭诚拥戴”。[199]蒋介石自然清楚张伯苓在平津教育界以及社会上的影响力，遂主动邀请张伯苓参与政府一系列的“委员会”。1936年2月，受蒋介石邀请并参加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禁烟委员会总会。[200]同年6月，受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201]除此，张伯苓还积极参与政府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南开大学发表通电，“拥护安危所系之中央政府”。[202]1936年12月16日，张伯苓受孔祥熙电请，准备赴南京或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斡旋。[203]与此同时，南开大学发表时局宣言，“拥护中央，永矢不二”，“深望立即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204]12月26日，张伯苓致电蒋介石：“我公平安抵京，举国欢腾，同伸庆祷，特此慰问。”[205]12月29日，蒋介石谈及张伯苓。[206]同日，蒋介石电函张伯苓：“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207]
当然，张伯苓积极顺应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拉拢”，也与蒋介石渐以坐实政权有关。如唐德刚所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208]；亦如胡适所观察“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09]。作为与政府始终保持密切互动关系的张伯苓来说，不可避免地对新政权及蒋介石产生好感和信任。[210]张伯苓考虑将私立南开送归政府，也即“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211]，即怀有对政府信任的考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张伯苓对于南开教育事业的无比热忱，确如1946年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时，被赞誉的那样：“（张伯苓）以无比的信心及毅力献身于教育。”[212]为此，张伯苓婉拒张学良邀其就任天津市市长一职；电告蒋介石述其心志，“愿终身于南开学校而不稍易其志向”[213]；拒绝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拟任其为四川大学校长一职，[214]等等。
综上所述，在1928—1937年间，张伯苓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尽管“很赞成国民党”[215]，但未实质性、全身心地参与政治，更愿意以“教育家”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蒋介石之所以要“拉拢”张伯苓概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利用张伯苓的声望，尤其在北方教育界的影响力，加强青年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政府来说，加强青年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必须要借助学校的支持，尤其是高等学府的支持。从蒋介石日记来看，在此阶段蒋介石对教育愈加关注和重视。1929年2月14日，蒋在日记中特别强调“以后功夫注重”之一在于“教育之改良”。[216]1932年3月20日，其在日记述及“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217]1932年4月5日，蒋在日记中“自省”道：“对上海教育界应注重联络”。[218]4月20日，在与朱家骅、罗家伦“谈话约二小时”后，蒋介石“甚以北教育界与环境为忧也”。[219]虽不知所“忧”者何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蒋介石对于教育多有不满，“教育之败坏”“教育放任不良”“教育之罪恶”“教育放荡”等词语在其日记中经常出现。[220]为此，在收揽人才时，蒋介石特别注重“德体教育之人才”。[221]张伯苓是其“延揽”人才的“理想人选”。张伯苓凭借办学声望，以及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弘扬体育，在国际、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张伯苓曾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克伯屈、杜威、孟禄等，其在美国教育界“颇知名”[222]，被誉为“有国家影响力和国际知名教育机构的创立者和人才培养者”。[223]在国内，张伯苓除了担任过南开大学校长之外，还担任过清华教务长以及数个学校（如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组织机构（诸如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的董事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24]。除此，张伯苓还与政界、商界、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此，构成了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前提条件之一。
图3-2 张伯苓的日文介绍
资料来源：桥川时雄编：《中华文化界人物总鉴》（日文），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第401页。
其二，易于“控制”。私立南开不同于陈平原所说的“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以及“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225]办学经费的获取是其维持办学的首要前提。因此，张伯苓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关系。比如在控制“学潮”方面，张伯苓显得相对“积极”。[226]国民政府对于“校风之整饬”非常重视，亦曾表态：“如学校当局认为无从改进时，则不惜将学校停办”[227]。青岛大学即“以学潮故而被行政院解散”[228]。再如蒋介石曾邀请胡适就任考试院院长一职，但胡适坚辞不就，仍去北大做校长，蒋介石只好作罢。而张伯苓却做不到如胡适这般“决绝”，硬着头皮做了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一脚踏进臭水沟”[229]。由于资源获取的牵制，相比胡适等，张伯苓或其执掌的南开学校更易于“控制”。
其三，树立典型，彰显政府对于私学的重视。拉拢张伯苓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国民政府鼓励兴学的形象。南开大学因是私立大学，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拉拢或扶持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彰显国民政府积极兴学的决心和形象，“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而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230]。20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无论国家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需要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然而政府限于财力难以大规模兴办高等学校培养诸类人才，因此鼓励私人办学成了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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