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办学理想，影响和决定着学校的办学风格、办学特色。探讨张伯苓的办学理想，有助于深入理解私立南开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美国模式的借鉴要厘清张伯苓的办学理想，则不得不回答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张彭春的办学设想与私立南开大学实际办学之间的差异也正反映了这一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总体来说，张伯苓办理所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其实就是办理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模板的私立大学。......
2023-08-22
南开大学变革时代的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摘要】：为此，张伯苓致函张学良，特别提及“前蒙慨允惠捐念万元，分十年拨给，敝校业已按年列入预算”，同时期待“未竟之数甚盼续拨，以资接济”。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三四年来之南开，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中”，“虽中间亦不免稍有波折，然大体则无妨碍”。同时，张伯苓恳请司徒如坤转告其胞妹，无论来否，请“赐一回函，以慰悬企”。
其实早在1928年1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始业式演说中详细交代了南开学校的“家底”。虽然所述包括中学部，但对于充分了解南开学校整体办学状况以及张伯苓的办学处境有所帮助。
南开固有之财产，为公债票一百卅余万，经历次与政府交涉，息金由盐余项下拨付，月可得六千五百元，此为大学根本经常费用所由出。然自前年始，此款即已取消，以后即纯恃所余四十余万现款基金为度日之资。矿科亏八万余，中学部亏九万余，合此净余不过二十余万，若不另想方法，南开之现状至多只可维持三年，为南开永久计，此不能不令人日夜难安也。就各部之设备而言，男中之科学馆为不可少之建设，现已请文化基金委员会津贴一万八千，其余之数相差尚巨，此不能不筹划者一。女中人数加多，宿舍已不敷用，非另想办法不成，此不能不筹措者二也。大学部图书馆，今年可以落成，则普通之设备已够，然实质之补充，与常年经费仍不足维持，此不能不筹措者三也。[139]
1928年之后，虽偶有捐赠，但南开大学筹款困境渐已显现。前文所述，1928年张学良曾答应捐赠南开大学20万元，分10年付清。但到1930年4月止，除了1928年捐助2万元，1929年捐助4 000元以外，再无续拨。为此，张伯苓致函张学良，特别提及“前蒙慨允惠捐念万元，分十年拨给，敝校业已按年列入预算”，同时期待“未竟之数甚盼续拨，以资接济”。[140]然后，在“多日尚无复音，殊深焦灼”之余，张伯苓不得不请求学生（按：王锡钧）家长王维宙代为说项，希望张学良“源源接济，以苏涸辄”[141]。查看张伯苓年谱以及信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1930年以后，南开大学办学经费日趋支绌。张伯苓频向教育部、河北省政府、行政院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各位政要致函寻求帮助，曾先后向蒋梦麟、李石曾、阎锡山、张学良、王树常、孔祥熙、朱家骅等多次致函，请求支援。[142]甚至，张伯苓直接致函蒋介石，恳请中央特别援手。[143]尽管如此，却难摆脱经费支绌之境。
1928年之前，虽然南开大学年有亏款，但数额不大。1919年决算净亏洋2 930.918元。[144]1920年11月17日，董事会报告“大学部七、八、九月经费较预算有余四千元”。[145]1921年决算结存17 818元。[146]1922年决算亏洋1 219.79元。[147]1923年亏洋42 001.68元。[148]1924年共亏27 966元。[149]1925年共亏40 096元。[150]1926年亏款51 417元。[151]面对接连亏损，南开大学不得不考虑通过增加学费（每人增加10元学费），以缓解办学经费支绌的缺口。[152]总之，在1928年之前，南开大学虽然时常入不敷出，但相比而言，亏款数额不大。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三四年来之南开，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中”，“虽中间亦不免稍有波折，然大体则无妨碍”。[153]
但1928年之后，随着南开大学办学规模的扩大，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办学经费支绌日益严重，以致最终不堪重负。1928年3月，南开学校召开校董会，通过了南开大学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的预算案：大学部入款为108 500元，出款为188 404元，净亏款79 904元，加之去年亏款96 000元，共亏款175 904元。[154]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立案原令”中的相关描述，大体可以呈现1929年前后私立南开整体办学状况：
核与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第三、第四两条，尚无不合，应即准予立案。惟该校图书仪器，尚须补充；文科科目，亦尚欠完备；又理科教师，不足十人，以之担任四学系六个年级之课程，精力恐难顾及，殊有添增教授之必要。应饬于最短期内，切实整顿，以图渐臻完善。[155]
若仅就办学经费来说，1929年至1930年间，两年来南开大学共积欠216 600余元。[156]据1932年10月30日的校董会汇报，1931年度决算亏款99 395.08元。[157]1933年共亏款91 859元。[158]1934年5月6日，南开大学通过年度预算，其中入款380 880元，出款443 422元，加之上半年预算亏款97 700元，本年度共亏款160 242元。[159]张伯苓多次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述及办学经费支绌的窘境。1930年4月18日，其在与南开大学学生谈话中提及：“曾向教部请由俄国庚子赔款项下年拨二十四万元，补助本校经费之不足。近得复讯，以分配困难，只拨十二万元，月付万元。我校大学部每年亏数约十万元，今得此款，虽折扣稍大，究不无小补，今后当再谋发展矣。”[160]1934年4月4日，张伯苓与《申报》记者谈及南开学校的办学经费问题：
（南开学校）学生人数，大学部四百余人，男中千三百五十人，女中三百人，女附小二百余人。经费年需六十多万元，大学占四十万元。其来源，一本校基金，二社会捐助，三政府补助。往年既不敷用，将来亦必难免拮据。学校愈发达，需费愈浩大。主因在于一本教育要旨，顾虑学生程度，不能多收投考生，妄冀学费收入之增加。个中情形，殆无异新闻界。为欲尽社会教育职责，即不能不有所牺牲。[161]
除在不同场合言说办学困境之外，尚有一事似能提供佐证，侧面反映南开大学经费支绌的窘境。1932年张伯苓致函司徒月兰，函请其回校就职。因未提供入职旅费，南开没有收到确切回复。为此，张伯苓致函司徒如坤，告知未付旅费的缘由：“我校自去岁经过变乱后，经济益感困难，为维持现状计，校中事事只得力求缩减，真令人难为情。令妹月兰先生处前曾致函请其回校教授。当接电覆，嘱将旅费汇往。但我校正苦经济不足，无法筹措，不得已电复难遵办。”同时，张伯苓恳请司徒如坤转告其胞妹，无论来否，请“赐一回函，以慰悬企”。[162]司徒月兰出生于广东，成长、学习于美国。1922年经张彭春介绍入职南开大学，是英文系的骨干教师。[163]在南开工作数年后，于1929年“得Rarber之助学金”，“至密西根大学，专攻英文文学”。[164]按常理，若不是办学经费支绌，应不至于不为其提供旅费。此事虽小，但似可侧面印证南开大学在此阶段的办学境况。
在办学经费的获取上，虽然南开大学被学者誉为近代中国融资最为成功的一所私立大学，然而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张伯苓也曾因为经费无着而试图将私立南开转为国立。1935年1月19日，张伯苓曾对颜惠庆说道，“南开大学终将成为国立大学”。[165]1935年2月8日，南开学校召开例行董事会，专门讨论了欲将大学部送归政府，使之国立化的问题，讨论的议题如下：
（1）大学用款过巨，维持尚难，发展更属不易。
（2）政府补助为数已不少，再求增加恐甚难。
（3）政府补助费过多，何名为私立。
（4）据中国现状而言，向私人方面捐募巨款恐不可能。
根据以上情形，并拟求大学部前途之发展，惟有请政府将大学收归国办。前谒汪院长（按：汪精卫）、王部长（按：王世杰）曾言及此事，王部长表示此事须缓缓办理，如校董会可先由教育部、教育厅各加入代表一人，以便部、厅方面明了校中情形，然后再缓缓向此方面进行。[166]
董事会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围绕办学经费展开。南开大学自1928年以后，接受政府补助的数额越来越多，所占办学经费的比例也越来越高。1934—1935年前后，南开大学接受的政府补助主要有：国库每年补助24万元；1934年依照《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获政府补助40 000元，经费数额位列第三；[167]1935年再次获得政府补助35 254元，补助额度位居第四。[168]从补助原则以及补助数额来看，南开大学获得了政府“逾格”待遇。根据《补助经费分配办法大纲》，南开大学“已受国库每年补助二十四万元”，本“不在应予补助之列”，“但因该校成绩素优，并从事应用科学及实际问题之研究”，所以给予了特别补助。[169]1919—1927年间，政府经费来源仅占所捐办学经费的1.32%，而1928—1935年间，政府补助经费比例上升至31.45%，办学经费的政府依赖程度越来越大。[170]此外，学者统计了1930—1934年间南开大学历年收入来源，亦可辅证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政府依赖程度。
表3-3 1930—1934年间南开大学的经费来源（单位：元）
参见陈能治：《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第235页。原表中1931年国省库款误写为1 900 000元。
从上表中可以计算出，1931—1934年间，政府经费占比总收入分别为：53.47%、20.92%、52.81%、45.61%。应该来说，除却1932年，政府经费所占比例居高不下，政府经费的依赖程度较高。
张伯苓及其校董会认为，在当时背景下向社会进行大额募捐存在较大难度。此外，由于政府补助过多也造成了私立南开大学“名实不符”的现象，也即“政府补助过多，何名为私立”的尴尬局面。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私立大学之所以能从社会获取办学资源，其根本在于“私立非私有”的公共属性。而政府补助过多，势必丧失私立大学的部分公共性，乃至办学的自主性、灵活性。
南开大学虽有意“国立化”，但因国民政府正试图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经费中的比例[171]，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不得不暂缓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的进程，仍将其维持私立。1935年6月23日，张伯苓向南开学校董事会通报了“请政府将本校改归国办之经过”：
前拟请政府将本校改归国办之事，苓去年到京数次面谒王部长，均请教育部接收本校，以维根本。王部长表示，本校完全改为国立，似可不必，但教育部对于本校可妥谋巩固基础办法。本年五月十六日奉到教育部第六一一二号训令，略开：“该校在国人自办之私立大学中，成绩较著。近年以来，该校经费受国库之补助亦特巨。复查该校财政状况，今后仍须继续补助，兹为巩固该校基础起见，特规定办法三项如下：（一）嗣后政府对于该校仍按年予以补助；（二）嗣后该校每届举行校董会议，由本部派代表一人，会同所在省教育厅厅长参加会议，惟不参加表决；（三）该校每年度收支详况及预算应报部备核，其每年度岁出详况应于该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造送；每年度预算应于该年度开始前两个月造送。”上述三项办法，为教育部巩固本校基础三项办法。[172]
如引文所言，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诸如继续给予一定程度的资助，并同时指示教育部、教育厅各派代表一名，参加校董会。因限于“现任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其直接上级教育行政机关人员，不得兼任校董”[173]的规定，教育部、河北省教育厅选派之代表，只能出席每届校董会议，但不能参加表决。
关于张伯苓拟将私立南开大学送归政府，《大公报》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教育界破天荒的事”。评论还认为，“以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来讲，私立大学终久（按：究）不能如美国私立大学之有广大前途”。[174]教育经费是掣肘私立南开大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关乎师资引进、教学设施的完善，以及办学理念的贯彻、办学机制运行等诸多方面。而教育经费的获取，又与办学环境密切相关。美国私立大学之所以能有“广大前途”，得益于其特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反观国内，私立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于张伯苓而言，办理“真正民立的大学”是其夙愿，被迫萌生“国立”的想法，是私立南开大学遭遇经费危机后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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