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权力变革与资源获取：1919-1946

1929年对于南开大学来说是“多事”之年，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召开会议，并进行改组。蔡元培将张伯苓以及原对南开大学发展给予极大支持的董事会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郭秉文等排除在外。3月份，南开创办人严修逝世。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严修利用自身的声誉和影响力为南开大学办学资源的获取尽心竭力。一定程度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大学。诚如悼词所言：“则夫南开学校之所以由极简略而克臻完备者，非先生热心教育乐此不疲之力所致，伊谁之力哉。”^[106]也如张伯苓所言“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107]。

本年度还有一事对于南开大学来说，亦是沉重打击，即教授离职风波。对于此次教授离职情况，吴大猷记述到：

图3-1　严修病逝

资料来源：《严修病逝》，《大公报（天津）》，1929年3月15日，第3版。

一九二九年，南开大学十周年，正值盛年。时清华大学成立了四年，正其积极发展中，由南开聘去蒋廷黻、萧蘧、李继侗三人。同年饶毓泰师得中基金研究奖助金赴德；陈礼师就工业工程师职；萧公权、汤用彤亦就它校聘。初，在北洋政府时期，内战外辱频繁，北平学生运动风气甚盛，北京大学且有欠薪若干个月或只发薪数成之事。南开从不欠薪，又偏处天津郊外，受政治、战争的影响较轻，故能在动荡环境中维持其学术安定成长。及国民政府成立，社会大定，国立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皆有改进发展，在学校规模、经费上皆强于南开。又一九二八年冬，张校长赴美，翌年秋始返校，微闻一九二九年春他离校期间，校方在调整薪资上略有不周，引致不愉快的事，为少数教授离去原因之一云云。此可以道听途说视之，但南开大学则确有如遭大劫之感。^[108]

吴大猷所言并非“道听途说”，引文提及的萧公权对于萧蘧、蒋廷黻的离职亦有记述：

叔玉（按：萧蘧）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我脱离南开的决心。……除叔玉外，所有我们相熟的人都加薪十元廿元不等。叔玉对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回仍没加薪。我想这是他们对我示意。我不能赖在这里了。”廷黻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商谈去就问题，听见叔玉被学校冷落，大为不平。他对叔玉说：“我们同去清华好了。”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系来信敦请叔玉。……张校长认为我们几个人他去是因为南开的薪给太低。待遇不奉，诚然是事实。五口之家的同人，有时会入不敷出。然而我们谅解学校经费不宽的苦衷，平日并无怨言。我不能接受张校长的解释。^[109]

时任大学部主任，兼“当事人”黄钰生在《怀念喻传鉴先生》一文中概要述及教授离职一事。

南开学校各部主任，按一般学校的组织来说，既管教务，又管行政，我承担了大学部主任职务不久，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轻听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的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110]

黄钰生的回忆确认了教授离职风波的事实，但未对具体细节进行说明。黄钰生的另一篇文章《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更为详细述及了离职风波和其他教授离职的相关细节。

另一件事，有关人事权。1929年张校长到美国去募捐，校内财务安排好了。人事上，在送别宴会上张校长口头托付在座的几位教授，我和何廉在内。到了下学年发聘书的时候，教授中成绩很好的萧蘧理应增薪二十元。伉乃如不同意，实际上伉、萧“交恶”（用个《左传》的词吧）已久。我对伉说：“提交评议委员会吧。”伉说：“不必啦，咱们决定就行了。”我没有坚持，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在伉手里。消息传出，萧蘧愤然辞聘，李继侗、蒋廷黻同情萧蘧也拂袖而去。我和华午晴当着几位评议委员作检讨，也无济于事了。饶毓泰也援教授任教五年，休假一年的规定，要求出国，学校也只得照支三千元了。事情的经过如此，校史上只能说南开大学几位名教授被其他大学以较高的薪金延聘而去。至此伉乃如之专擅；黄钰生之软弱，显然易见。这种事，只有在黄钰生的忏悔录里说，校史中不要提。^[111]

吴大猷、黄钰生的回忆，部分说明了教授，尤其是蒋廷黻、萧蘧、李继侗同时出走南开，被清华大学所聘的原因所在。

其一，从校际师资流动的小范围来说，薪资调整以及吴大猷、萧公权、黄钰生等回忆中未曾涉及的办学理念的认知差异是促使部分教授离校的原因之一。因薪资调整而离开南开大学的，典型如萧蘧。1929年萧蘧等教授聘任到期，正准备续聘之际，在所有教授均加薪的情况之下，未给萧蘧加薪，从而导致其认为这是学校不愿意续聘的示意，因而愤然离职。蒋廷黻、李继侗因同情和不满萧蘧遭受的“不合理”待遇，加之此时清华有意聘请，并一同拂袖而去。三位著名教授被清华大学同时聘去，这对于南开大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诚如何廉在其回忆录中所言，这对南开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校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12]。

天津《益世报》对于教授离职风波亦有报道，述及对学校影响以及学生应对：

一周以来，忽传某某教授等，以某种原因，已向学校辞职，将另谋他就。该校同学闻讯，多现惊慌之像。盖此数教授多为该校之台柱，一旦离校，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矣。全体同学为此，将于昨晚举行全体大会于大礼堂，讨论应对办法。结果全体通过誓以十二分至诚，一致挽留，不达目的不止。若教授有不便进行，或以为障碍者，全体同学誓一致努力打破之，以维持南大过去及未来的光荣云。^[113]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张伯苓在致函蒋梦麟的信件中表达了对于教师薪资续聘之事的格外谨慎：“去岁苓在美未归时，有几位教员因薪水关系离校……苓对于教授去留与增薪等问题须与各位先生单独谈话，小心从事决定。”^[114]

当然，蒋廷黻的离开，也并非仅仅是因为清华有意聘请以及同情萧蘧而作此决定，可能还与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有关。

私立南开大学在筹备伊始即注重学生实用能力的培养，在科目、经费“简单而微小”^[115]的情况下，设置了以实用技能培养为主的文理科与职业科。这样的学科设置基本奠定了南开大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在课程设置上多以传授应用知识为主。以1923年商科为例。本年度商科共开设了19门科，其中基础学科有经济学原理、商法、商业历史、投资学等，其他均为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科目，如广告学原则、商业英文、银行运用、商业组织及管理等。除此，还设有银行实习部、统计实习部、会计实习部等专供学生实习具体操作而用。除却商科，文科的课程设置更能直观说明南开的教学内容和目的。1927年时任文科主任黄钰生在《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文科计划书》中表明了文科应培养“应用上、学理上之中坚人才”，然而“无论其为应用，为学理……其研究对象，当然以中国的政治、经济为主体，为实用计”。^[116]

强调实用性知识传授的办学理念与教授们研究旨趣存在差异，也构成了部分教授离职的原因。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记述的李济与张伯苓之间的“小故事”，反映了教授们的学术旨趣与南开大学办学导向之间的冲突。

有一天，张氏问另一位学者李济（济之）博士，李在美国是个杰出的人类学研究生，他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氏离开南开。^[117]

李济的不满并非“个案”，蒋廷黻也曾“自白”道：“每一想到哥大教授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118]南开大学虽“在可能之范围内，已竭力提倡研究。教授有减少授课钟点，以便研究者，学生有以研究代听课者”^[119]，但事实上，“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ing institution）”^[120]。对于就职清华大学，蒋廷黻“申辩”道：“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121]对于刚回国的年轻博士们来说，学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造成了日后离开南开的潜在因素。一旦其他大学，尤其是能提供较好学术条件的大学伸出橄榄枝，南开大学即处于非常被动的处境。基于此，张伯苓不断强调教职工要具有“和衷共济之精神”^[122]。

其二，从公立大学（包括国立、省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教育投入来说，教授离职更具时代背景。对于多数教授的离职而言，更宏大的、更具决定性的背景其实在于随着社会日趋稳定，高等教育的投入正常化，公立大学的办学优势凸显，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以国立大学为例，稍加阐述。自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治理下，社会较为安定，国立大学开始接受正常的国库拨款，办学实力随之大增，成为吸引优秀师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1928年教育部核定的大学经费为10 248 985元，1929年经费为15 912 305元，1930年经费为16 404 281元，1931年经费为18 127 647元，^[123]连续几年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四年之内，教育经费增加了700多万元。尽管高等教育领域办学经费欠缺是不争的事实，但至抗战爆发，国立大学还是获得了较为稳定的财政经费拨款。另外，从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生均政府拨款来看，国立大学的办学经费优势更加凸显。1929—1930年度，国立大学生均政府拨款797.37元，而私立大学生均政府拨款25.35元。^[124]再以1934年度“几个著名公私立大学”的生均常年经费为例。该年度国立大学的生均常年经费分别为：中央大学1 000元、北平大学740元、中山大学1 100元、武汉大学2 400元、清华大学1 880元、师范大学1 100元、浙江大学1 600元、北京大学800元、暨南大学1 000元、同济大学2 000元、交通大学700元。而私立大学的生均常年经费分别为：南开大学700元、光华大学430元、苏州国民大学530元、厦门大学500元、复旦大学160元、大夏大学150元、大同大学680元。^[125]从数据来看，国立大学生均常年经费的最低值，恰为私立大学生均常年经费的最高值。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办学经费的差距可见一斑。

从教师薪资上来说，私立大学与国立、省立大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据教育部1929年的统计，全国私立大学教员月薪为160元，省立大学为160—170元，国立大学为190—200元。^[126]1931年国立大学教师的月薪平均165.5元，省立大学217.5元，而私立大学仅为124.3元。^[127]在此前提之下，私立大学难以在财力上、师资待遇上与国立或省立大学展开竞争。

再以南开大学三位教授流入的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与一般国立大学不同。得益于庚子赔款这一得天独厚的经费支持优势，使得清华大学在办学经费上相当之宽裕。^[128]在曹云祥做清华校长期间，其提出要把重点放在教学部分，多聘请优秀教员，增加教学设备。^[129]清华大学在此阶段，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和提升办学层次。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改革，延揽人才是其重要工作。^[130]清华大学延揽师资的“待遇”（不限于经济待遇）对于学者来说很有“诱惑力”。“当事人”蒋廷黻的回忆录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标准来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游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131]

蒋廷黻所言不虚。萧公权后从燕京大学转赴清华大学的原因中，除“清华是母校”之外，“图书设备远胜燕京，学生水准也较燕京为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清华课时较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研究”。^[132]萧公权初任清华大学，只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相比南开大学的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中国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以及社会演化论六门课程要轻松很多。^[133]在萧公权看来，就清华大学的“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134]

鉴于这一优渥的延揽人才制度，清华从其他学校聘请了多位有分量的学者。1929年5月，罗家伦即与蒋廷黻联系，打算聘请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1929年9月，蒋廷黻连同萧蘧、李继侗奔赴清华大学。对于清华大学利用财力“恶意”延揽师资之举，张伯苓“大伤脑筋”^[135]。因为南开大学的财力，无力负担如此优渥的待遇。单就薪资而言，两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抗战之前，清华大学的教师月薪，一般在350元以上，而南开教授的月薪多在180—300元之间。^[136]

“经济是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137]，南开大学之前之所以能够网罗一批优秀的教师，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138]诚如上文吴大猷的回忆，即在国立高校发不出薪水的情况之下，南开大学不欠教师薪水。这一点对于私立大学来说，难能可贵，也是吸引师资非常重要的因素。随着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持续投入，南开大学的“薪资”优势得以消解。也因此，南开大学不得不在办学策略上做出适当调整，避开与国立清华、北大等高校之间的竞争，在学科设置上更加聚焦天津独特的办学环境。该内容在后面章节有较为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