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变革：强化统一纪律性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此，国民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高等）教育治理。根据《大学院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并且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通过这些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强教育的统一性和纪律性。兹以教育方针与学生管理为例，概要说明国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变革。

执政的国民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逐步注意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国家建设、政权巩固当中的重要性。为此，国民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高等）教育治理。

在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为力矫旧弊，在蔡元培等人的力促之下，仿效法国教育制度，实行了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改革。虽然这是一场被学者誉为“教育独立思潮下的大学区实验”^[2]，但所谓的“教育独立”仅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的“教育独立”。固然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强化了国家力量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管控。根据《大学院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并且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3]蔡元培的本意在于使教育行政部门免受政府“其他各部之熏染”，同时避免执掌教育行政之人“不知学术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以致“声应气求，积渐腐化”。^[4]但相比北京政府，大学院的设置使得教育行政权力更为集中，对教育的控制更为凸显。^[5]1929年3月，国民政府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要求“教育合于党义，与党中建设的计划相呼应”。^[6]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导之下，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统一教育方针，强化教育督查制度等。通过这些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强教育的统一性和纪律性。就教育目的而言，要求“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之健全品格”。^[7]高等教育不仅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高等教育也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8]政府通过高等教育使得中央的权力得以向全国扩张。兹以教育方针与学生管理为例，概要说明国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变革。

（一）在教育方针方面，极力倡导实科教育

191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并“以文、理二科为主”。^[9]为贯彻执行《大学令》，北京政府于1913年出台《大学规程》，对大学的学科和科目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10]尽管如此，从出台的文件来看，政府更为强调文、理二科，而对于医科、工科、农科等关注不够。在此阶段，可以看出，政府没有特别强调实科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更没有将实科教育作为主导性学科来对待。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对此有所纠偏。举例来说，一是在中等教育中，将“依旧制设立之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二是在高等教育中规定，“因学科及地方特别情形得设专门学校”，“大学校及专门学校得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不等，凡志愿修习某种学术或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入之”。^[11]虽如此，实科教育依然未能成为学校系统中的主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方面要回应教育界对于教育不能适应国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为国家发展厚植物质基础。为此，鉴于国内农工医理等学科专业学生比例较小（“自政府决定加速经济建设工作以来，工科、农科人才之供给渐感不济”^[12]）、文法科学生比例偏多的现实情况，^[13]中央政府明确了大学教育朝着强化实科方向改革的意图和基本原则。自此，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有了明确的导向，即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注重与国家物质建设相关的实用科学。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提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14]。1931年国民政府重申这一教育方针，并通过出台《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强化大学教育应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15]1931年9月，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在涉及高等教育方面，亦特别强调培养具有“实用科学的智能”的学生，课程设置“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16]

表3-1　1928—1930年度各大学学系数及所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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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育部1931年编订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中的《表19：十九年度各大学学系数及所隶学院》《表20：十八年度各大学学系数及所隶学院》《表21：十七年度各大学学系数及所隶学院》。

为达到倡导实科教育的方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控制录取以及转学学生的数量、控制高校录取学生类别的人数和比例、撤销合并相关院系等，以抑制文科，积极倡导实科的发展。1933年5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提及文、实科比例问题，以及教育部关于促进实科发展的计划：

到部后调阅二十年度各大学统计，全国文科（文、法、商、教育等科）大学生数额，占大学生总额约百分之七十，共约二万三千人；实科（理、农、医、工）生仅占百分之三十，约九千余人。因于五月廿日详订限制全国各大学（包含各独立学院）招生办法，务使各校自本年起招收文科新生严守一定之限制；其不遵守此项限制者，教部即不审定其新生之学籍。^[17]

为此，教育部计划拟定两项限制办法：

（一）自二十二年度起，各大学兼办有甲类（即文、法、商、教育、艺术等）学院及乙类（即理、农、工、医等）或独立学院兼办有甲类学科及乙类学科者，任何甲类学院或学科所招新生数额，连同转学生，不得超过任何乙类学院或学科所招新生数额，其甲类学院或学科所设学系与乙类学院或学科所设学系数目有不同时，任何甲类学院或学科各系所招新生之平均数不得超过任何乙类学院或学科各系所招新生之平均数。（二）凡专办前述甲类学科之独立学院所招新生之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学院二十年度新生数额，如有特殊情形，须先呈经该部核准。^[18]

1937年桂荣棻统计了1931—1935年之间的文、实科招录情况，颇能说明新政之下，文、实科招生比例的变化。

表3-2　1931—1935年度取录新生科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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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桂荣棻：《大学生失业之检讨》，《蜀青》，1937年第2期，第126—127页。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以上实类各科”“以上文类各科”以及“总计”等个别数额有误，已修正。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实科每年取录新生的比例是逐年提高的：1931—1935年的比例分别为：30.74%、35.27%、40.09%、45.88%、51.19%。应该说，国民政府在倡导实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再以工科为例，具体说明。据1935年的统计，全国设有工程学系的院校共有35所，共设有90个工程学系，其中土木系25个、机械系18个、电机系16个、化工系11个、矿冶系6个、采矿系3个、纺织系2个、建筑系2个、水利系2个、大地测量系1个、铁道系1个、桥路系1个、机电系1个、输机系1个。如将采矿并入机械系，则土木系30个、机械系20个、电机系16个、化工系11个、矿冶系9个、纺织及建筑系各2个，全国共有学生4 500人。虽然每年工科毕业人数只有1 000余人，但“五六年来中国之工程教育”在“质的方面，均有极显著之进步”。^[19]

国民政府注重实科人才培养的教育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后。战时国民政府虽调整相关教育政策，但强调实科教育或实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精神未变。

（二）在学生管理方面，加强训育，强化组织纪律和统一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教育界弥散着民主、自由的气息，高校亦如此。1922年制定的以“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等为基础的“新学制”，更是强化了民主、自由的气息，为国民政府变革教育政策增添了难度。无论民主、自由的氛围，还是新学制本身，均与国民党重组织、重纪律的行为价值取向相背离。因此，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即“整理学制系统”，重点在于“纠正因新学制而产生的自由与散漫的思潮”。^[20]由此，国民政府拉开了教育政策改革的序幕。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的十余年间，政府颁发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法规，强化了对于高校的管控，加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纪律性和统一性。1931年教育部更是通令全国各级学校学生一律穿着制服。^[21]1936年9月5日，蒋介石“于黄埔行辕以茶会款待各大学校长”时发表《对于广东教育界之希望》的演讲，其中特别提及学生培养“尤须特别注重训育，以严格之训练，使学生养成有规模之生活，守纪律之习惯”。^[22]蒋介石的演讲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对于学生管理或学生教育的期待。概以学生管理中的军事训练为例，略加阐释。

在军事训练方面，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完善和加强军事训练，以达到强化训育，增加纪律性的目的。1927年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了委员韦慤拟定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草案明确提出“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23]同年11月14日，大学委员会在沪开会，提请国民政府制订《各国立大学军事训练条例》。条例提出，各国立大学要“聘请军事专家，在正课之余实施训练”。^[24]1929年1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出台《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明确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其修习期间均定二年”。实施军事教育的目的除了“锻炼学生身心”之外，还在于“涵养纪律服从”等诸观念。^[25]为更好地实施军事训练或军事教育，国民政府一并通过《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任用简章》（1929）^[26]与《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服务条例》（1929）^[27]。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出台《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再次强调“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28]1930年9月3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该制度特别指出要通过军事教育等措施达到训育目的，也即再次强调军事教育作为训育的重要手段。^[29]

抗战期间，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教育部于1938年通过《青年训练大纲》，特别要求青年学生要“遵照军人读训之精神自省自立”，要“学习军事技能”，要使生活“军事化”等，并培养“严守纪律”“协同一致”等优秀品质。^[30]1937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特别表扬了上海各校每年在吴县开展的军事训练，认为此举“用意殊善”。^[31]可见国民政府对于青年学生军事训练的期待。通过以上法令法规等规章制度文件的出台或颁布，国民政府逐步推进军事训练，以达到强化训育，增强纪律性和统一性的目的。^[32]

统一性的要求，除了体现在学生管理上，还体现于教学计划当中。以体育为例。国民政府对于体育亦非常重视。“体育除健身强体外，还有重要的训育功能。”^[33]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国民政府特别强调体育在高校学生锻炼强健体魄及培养坚韧奋斗精神当中的重要作用。^[34]为保障体育的顺利开展，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该法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规定，“高中或高中相当以上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须课，如无体育课程之成绩，不得毕业”。^[35]为贯彻落实《国民体育法》，相关配套文件相继出台。1932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1936年颁布了《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1936）等，这些文件的颁布逐步为体育的教育教学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诸如《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对于大学体育课的课程时间有统一明确的规定：（1）正课每星期两小时。（2）课外运动：每周至少2次，每次50分钟；运动之种类，得按当地气候，分季规定；每种运动，应于更换他种运动前举行校内比赛一次；每晨举行全体早操15分钟。^[36]为确保体育的有效开展，教育部还对专科以上学校的体育状况进行视察，并提示改进之处。^[37]

《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仅是众多大学课程纲要中的一种，国民政府通过各类纲要的颁发，并辅以考核、视察等，促使各类教学计划趋于标准化、统一化。

国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变革：强化统一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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