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的资源获取和权力变革

在私立南开大学蓬勃发展的近十年中，基金会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给予资助的基金会主要包括罗氏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等。

罗氏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对于中国来说，最早接触到的基金会即罗氏基金会，中国也是该基金会非常重要的海外工作对象，其主要致力于中国的医疗事业，帮助创建自然科学诸学科，推动乡村建设，开展平民教育，促进中国学者的西方交流，等等。^[268]根据现有材料，在南开大学创办之前，罗氏基金会曾造访、考察过南开学校。1916年9月7日，张伯苓即陪同罗氏基金会代表顾临参观南开学校，尤其询问了“一二年内毕业之人数，各科之程度以及诸种理科之设备”。^[269]对于罗氏基金会的访问，张伯苓非常重视，遂于1918年游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际，就办学经费的争取，与严修一道访问美国罗氏基金会教育项目负责人伯萃。经不断接触与互动，最终于1920年，也即南开大学正式创办之后，罗氏基金会才开始答应补助南开大学理科。补助事项包括：教员薪水、理科设备以及教室实验室等，补助经费占全年经费的1/2或3/4。^[270]罗氏基金会对于获得这些补助设有前置性的要求，即要求南开大学自筹一定数额的经费，补助项目及具体要求如下：

（一）科学馆建筑费十五万至二十万，该团补助一半，自筹一半；

（二）理科各五万元，该团补助一半，自筹一半；

（三）该团补助增加理科教员薪金半数，以三年为限；

（四）每年加派美国理科专家来校协助，其薪金及旅费均由该团供给。

以上四项帮助条件，有效期截止日期为1923年12月。^[271]

1922年9月，南开大学终得罗氏基金会补助的正式答复。据统计，1923年至1928年，罗氏基金会捐助南开大学的款项及类别主要有：1923年捐赠建筑费及设备费125 000元、理科经费1 127元，1924年捐赠理科经费2 900元，1925年捐赠理科教员薪金4 110元，1926年，捐赠理科经费6 800元，1927年捐赠理科经费5 400元，1928年捐赠理科经费8 500元。^[272]1928年以后，罗氏基金会对南开进行了持续的捐赠，其中对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补助之年限最久，数目亦巨，计自民国二十一年以来，年年均荷补助，会无间断”。^[273]据何廉回忆，罗氏基金会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拨款最多时高达年度预算的1/3，这项拨款一直持续到1948年……战争时期只不过数额少了一点。^[274]

在20世纪20—30年代，罗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学科创建与发展给予了关注和支持，全国共有十来所大学，包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曾接受过资助。^[275]对于初创的私立大学来说，能够获得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实属不易。从现有材料来看，南开之所以能够获得资助，除了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准之外，还应与孟禄有关。

张伯苓与孟禄结识于哥伦比亚大学。张伯苓在美游学期间与孟禄多有互动，这些互动于孟禄而言，加深了与中国教育界的交流与了解，为其访华以及随后从事中国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对于张伯苓或南开大学而言，则更深刻地了解了美国教育，尤其是私立高等教育的实际运作情况，为今后南开大学的创办奠定了基础。1921年受袁观澜、陈筱庄的邀请，孟禄来华游历考察教育，并访问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商讨接待之办法，并特派凌冰南行迎接。对于南开办学，孟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来华游历南北，参观各地学校，以南开为最善。”^[276]此次来华，孟禄还有一重要任务，即参加协和医学院（罗氏基金会在华的力作）落成典礼。孟禄曾于1914年9月作为教育家代表参加了罗氏基金会主持的关于中国医学与教育、公共卫生的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罗氏基金会决定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方面工作的决定。^[277]北京协和医学院便是这一决定的产物。严修在向国内学者介绍孟禄时称其为慈善家^[278]，即与孟禄参与慈善的经历有关。1922年7月31日，南开大学再次邀请孟禄来校演讲，讲演主题为“科学之必要”。^[279]

虽无直接材料证实孟禄在南开大学获得罗氏基金会资助的过程中给予了何种程度的帮助。但根据南开大学对于办学资源获取的渴求程度，以及与罗氏基金会的互动来看（诸如张伯苓、严修到美国之后主动拜访基金会教育项目负责人伯萃），从而推断孟禄与南开获取基金会的资助有关应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南开大学获得罗氏基金会的资助需要合理“推断”，那么其获得中基会的资助与孟禄相关，确是无疑的。

孟禄对于中基会的成立以及董事会章程的制定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得益于孟禄等人的建议，时任美国总统的柯立芝同意将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该会于1924年9月成立，主要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基会成员由中方董事颜惠庆、顾维钧、范源濂、施肇基、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周贻春、丁文江共10人，以及美方董事孟禄、杜威（John Dewey）、贝克（Baker）、顾临、贝诺德（Bennett）共5人组成。^[280]首任董事长由颜惠庆担任，副董事长为孟禄、张伯苓，丁文江为秘书，会计由贝诺德、周贻春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分别由顾临、蒋梦麟、顾维钧担任，干事长为范源濂。^[281]其实，孟禄早在1924年7月底，即受美国政府委托，以非官方的身份访华，就庚款用途、委员会人选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交流、磋商。^[282]

鉴于罗氏基金会在华资助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基会在制定资助政策时，便以罗氏基金会为效仿的榜样^[283]，旨在加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284]为此，基金会遴选资助对象时，特别注重科学教育、科学应用以及科学研究等领域的资助。^[285]

南开大学在获得罗氏基金会资助的同时，也强化了与孟禄等中基会成员的互动。1925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科学馆落成，张伯苓除了邀请捐款人袁述之以及罗氏基金会代表参加并发表演讲之外，还特意邀请了中基会的丁文江、任鸿隽等参加并发表讲演。^[286]10月15日，南开大学接待了中基会调查团（主要成员有陶行知、钱崇澍、祁天锡、李耀邦等）来校参观，这期间张伯苓留该团午餐，所有理科教授作陪。^[287]颇具意味的是，在一个月之后，张伯苓单独邀请了陶行知来校进行讲演。11月26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干事的身份接受了南开大学的邀请，并在随后发表了《大学生应有之精神》的演讲，要求大学生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精神。^[288]11月27日，陶行知在南开大学理科同乐会上讲演《学术独立在中国之重要》。^[289]从演讲内容，以及听众对象来看，虽然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身份造访南开，但事实上却与中基会支持发展的科学教育密切相关。同年12月2日，中基会代表任鸿隽、程文勋到访南开大学，考察矿科，并发表演讲。^[290]同日，南开大学组织理科教授饶毓泰、邱宗岳、姜立夫、应尚德赴北京参观各大学理科教育。为此，陶行知于12月4日发表《南开大学教授来京参观感言》一文，对南开大学此举给予高度评价，其认为“南开大学理科教授此可以算为大学教授交相参观的发端”，并期望“各大学各科教授接踵而起，举行此种有价值的参观”，同时呼吁“教育行政机关如能拨些经费鼓励鼓励，那就更易收效了”。^[291]1926年3月2日，南开大学邀请孟禄到校演讲，并勉励学生，“学生的责任首在探知识，次在应用知识”。^[292]也即在本月，中基会视察员陶行知、李耀邦等一行再次考察南开大学，并在调查报告中赞赏有加，并提议中基会以最高额度补助私立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创办于民国八年，为国内办理最有成效之私立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与积学之教授通力合作，精神至佳。校内教学、训育各方面，生活均极健全。学生分配廿二行省，其教育影响已不限于一地方而普及全国。学额限定为五百人，名额较少，训练可期完密。科学方面，该校已竭其财力所及锐意经营，尤以化学、物理为最优，但教授及设备均亟待补充，俾臻完善。该校资产已有二百五十万，由私人捐助，政府补助者较他校特多，足征社会之信仰。本会视察员之意，在私立大学中其应得奖励与补助者，莫南开若。兹提议本会酌量情形予以最高额之补助金，以宏私立大学教育之效益。^[293]

应该说，在与中基会的频繁互动以及孟禄等董事会成员的努力之下，南开大学在1926年度的资助之中获得了较多补助。其中南开大学常年补助经费为每年3万元（3年为限），一次性补助经费为1.5万元，三年总共资助10.5万元。与此同时，其他受资助的大学三年共资助的金额分别为：北京大学7万元，武昌中华大学4万元，复旦大学4万元，大同大学4万元，东南大学（农科）10.5万元，南洋大学11万元，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0.5万元。^[294]虽然未如陶行知所言，中基会以最高额度进行补助，但南开大学获得补助金额仅次于南洋大学，而远多于北京大学。

1927年至1928年，中基会除了按约定每年补助3万元之外，还分别补助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4 000元、图书馆经费2万元，等等。^[295]1928年以后，中基会对南开大学间有资助，包括罗氏基金会在内的其他基金会（如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学会（如太平洋国际学会等）等组织对南开大学不同程度的资助，部分缓解了办学经费紧张的窘境。

总体说，南开大学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多资助，除却办学实力之外，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孟禄与张伯苓关系密切。孟禄作为美方代表，且担任中基会副董事长，因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以及丰富的慈善工作经验，使之在中基会的日常运行当中处于领导地位，成了基金会运作的实际操作者之一。^[296]需要强调是，孟禄本人对于张伯苓以及南开大学非常关注，张伯苓本人以及董事会其他部分成员（按：郭秉文、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游学期间均曾受教于孟禄，这种“师生关系”对于南开大学获得中基会的资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二，中基会董事成员中有多位南开大学校董。范源濂、颜惠庆、蒋梦麟、丁文江等均为南开大学校董，为南开大学争取办学资源为校董职责之所在。^[297]根据中基会运作的权力架构，身为干事长，范源濂在基金董事会的早期事务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为南开大学获取中基会的资助提供了可能或者便利。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张伯苓在中基会中担任要职。之所以能够被选为副董事长，本身足以说明张伯苓在中基会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和“人气”。在1925年6月中基会首次选举中，颜惠庆以10票当选为董事长，孟禄、张伯苓分别以9票、5票当选为副董事长（蒋梦麟3票、黄炎培2票、丁文江2票、顾维钧1票）。^[298]从选票数量可以看出张伯苓能够获得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以致在1928年的改选中被推选为董事长。这些也印证了胡适对于张伯苓的评价——张伯苓是中、美董事都信服的人。^[299]

【注释】

[1]金祖懋：《南开大学的现状》，《南中周刊》，1926（南开学校二十二周年纪念号），第1页。

[2]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5页。

[3]《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7页。

[4]《教育部公布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10页。

[5]《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41—143页。

[6]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373页。

[7]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14页。

[8]《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97页。

[9]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7页。

[10]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4—25页

[11]舒新城、孙承光：《中华民国之教育》，中华书局，1931，第2页。

[12]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462页。

[13]《教育部视察中华大学报告》，《教育公报》，1917年第6期，第26页。

[14]《教育部布告各私立大学须分别优劣以定立案准驳文（1913年12月）》，《政府公报分类汇编》，1915年第14期，第47—48页。

[1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5页。

[16]《京津战事中之南开学校》，《新闻报》，1926年1月5日，第3版。

[17]相关报道参见《京津战事中之南开学校》，《新闻报》，1926年1月5日，第3版；《南开学校提前放假》，《大公报（天津）》，1927年6月1日，第7版；《提前放假后第一周之南开学校状况》，《益世报（天津版）》，1927年6月9日，第16版。

[18]《首都的无教育状态》，《现代评论》，1926年第100期，第2页。

[19]朱庆葆、陈进金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44页。

[20]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48页。

[21]金国：《学界派别、权力政治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资源获取——以私立南开大学与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互动为例（1924—1931）》，《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1页。

[22]《教育部公布全国大学概况（私立大学概说，19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78—179页。

[23]南开大学所获捐助中多属指定性捐赠，用于特定项目或学科。南开大学理科发展较快，与其获得较多指定性捐赠有关。截至1928年，南开大学理科获得的捐款数目如下：1920年，袁伯森捐英金1 000镑；1923年，罗氏基金会捐科学馆建筑费10万元及设备费2.5万元，袁述之捐科学馆建筑费7万元；1923—1925年，罗氏基金会捐洋1.3万余元补助理科添聘教授之用；1926年，罗氏基金会捐洋2万元；1926—1927年，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补助4.5万元；1927—1928年，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补助3万元；1928—1929年，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补助3万元。参见《理科历年捐款数目》，《南开大学周刊》，第60期，第46页。

[24]金祖懋：《南开大学的现状》，《南中周刊》，1926（南开学校二十二周年纪念号），第4页。

[25]谷亦彰：《民国十年学校闻见录》，《汉口明德大学校年刊》，出版社不详，1922，第11页。

[26]《沿革一览（历略）》，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北京民国大学一览》，北京民国大学消费社，1924，第1页。

[27]关于国立大学办学经费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详见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8]张伯苓：《南开大学成立之动机》，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91—92页。

[29]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248页。

[30]《厦门大学优待教职员规则》，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1921—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第81—83页。

[3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39页。

[32]《教育部公布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章程》，《教育杂志》，1914年第5期，第9—11页。

[33]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72—73页。

[34]张明武：《经济独立与生活变迁：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及生活状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第17页。

[35]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108页。

[36]李承先、韩淑娟：《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融资渠道与模式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86页。

[37]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1年6月12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38]Gist Gee：《关于访问天津南开大学的报告（1925年3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28页。

[39]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36页。

[40]Gist Gee：《关于访问天津南开大学的报告（1925年3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27页。

[41]《大夏大学校史》，《大夏大学一览》，出版社不详，1926，第2页。

[42]陈明章：《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第2页。

[43]《职员名录教员名录》，《大夏大学一览》，出版社不详，1926，第11—15页。

[44]《前本校教职员名录》，《大夏大学一览》，出版社不详，1928，第1—5页。

[45]娄岙菲：《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6—27页。

[46]《前任职教员一览（民国九年夏季以前）》，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北京民国大学一览》，北京民国大学消费社，1924，第1—5页。

[47]《前任职教员一览（民国九年九月起）》，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北京民国大学一览》，北京民国大学消费社，1924，第1—3页。

[48]数据由“现任职教员一览”统计而得，详细名录参见《现任职教员一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北京民国大学一览》，北京民国大学消费社，1924，第1—4页。

[49]《前任职员录》，《北京中国大学六周年概览》，出版社不详，1919，第1—3页。

[50]《前任教员录》，《北京中国大学六周年概览》，出版社不详，1919，第1—9页。

[51]数据由如下材料统计而来：《现任职员表》，《武昌中华大学总览》，出版社不详，1924，第7—9页；《现任教员表》，《武昌中华大学总览》，出版社不详，1924，第9—15页。

[52]数据由如下材料统计而来：《前任教职员表》，《武昌中华大学总览》，出版社不详，1924，第15—24页。

[53]《专门学校招生之限制》，《教育杂志》，1915年第7期，第61—62页。

[54]《教育部取缔专门学校招生之宽滥》，《教育杂志》，1918年第5期，第29—30页。

[55]《全体学生科别分配表》，《大夏大学一览》，出版社不详，1926，第140页。

[56]《民国五年大学概况表》，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458页。需要说明的是，其实不仅私立大学招收预科学生，国立大学也常设预科。1916年，北京大学共有学生1503人，其中预科702人；直隶北洋大学共有学生572人，其中预科289人；山西大学共有学生652人，预科354人。该年度，国内大学（不包括专门学校）学生总数为3609人，预科生总数为2163人，占比59.93%。详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第14—15页。

[57]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第144页。

[58]《复旦大学章程》，《复旦大学章程》，出版社不详，1919，第1页。

[59]《修正大学令》，《教育杂志》，1918年第12期，第17页。

[60]《南开大学1920年概况》，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436—437页。关于功课绩点，1923年南开大学又有新的规定，“凡正科生习毕一百五十绩点并考试及格者，始能毕业。惟在民国十四年或十四年以前毕业者仍以习毕一百四十四绩点（按：一百四十四绩点似有误，正确似为一百四十绩点）为合格”。详见《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一览》，1923，第20页。

[61]《教育总长姓名及任职时间（1912—1922）》，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116—118页。

[62]知白：《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杂志》，1922年第1期，第2页。

[63]《南开大学正式认可》，《大公报（天津版）》，1925年8月14日，第5版。

[64]《私立专门以上学校认可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63页。

[65]《教育部公布全国大学概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78—180页。

[66]《日益增多之私立大学》，《顺天时报》，1925年07月16日，第7版。

[67]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商务印书馆，2014，第106页。

[68]盛超明：《简明中国近代财政史》，电子工业出版社，1991，第165—167页。

[69]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第75页。

[70]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第75页。

[71]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第4—5页。

[72]知白：《教育经费独立》，《教育杂志》，1922第1期，第2页。

[73]科学馆名思源堂，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化学诸实验室与数学教室；中层为生物诸室及临时图书馆；下层为物理诸实验室。总计历年建筑及经常助费约48万元。详见《大学教育之鹄的》，《天津南开学校》，出版社不详，1927，第18页。

[74]袁白：《校史》，《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0期，第1—2页。关于木斋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及藏书概况，《益世报（天津）》（1928年10月23日，第16版）曾有报道，摘录如下，以示卢木斋捐赠力度之大：“新馆建筑之内容：头层有阅报室、办公室及教员研究室等，二层有东西两大阅书厅可容纳五百余人，三层有特别图书室二，再上之圆顶，则为会议室、书库阅览室后，分为四层，计能藏书二十余万卷。全馆结构，系采用最新图书馆建筑法，藏书绝无焚毁之虞。馆中现有西文书籍约一万五千余种，中文书籍约十万余卷，参考书籍二百余种，中西杂志二百余种，中外报章十余种。此次木斋先生慨捐家藏、珍本十万卷，益为本馆生色不小。”顺及一提的是，卢木斋与严修是好友，也是儿女亲家。卢木斋虽然捐建南开图书馆，但其与张伯苓的关系“并不协调”。据刘行宜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卢木斋心目中，张伯苓不懂得做学问，国学基础差；二是卢木斋想聘任一位渊博长者担任捐建图书馆的馆长，但未能所愿；三是卢木斋子女在南开学习升不了级而被淘汰。关于卢木斋的介绍及其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以及与张伯苓之间关系的“不协调”，详见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97—135页；胡荣华：《卢木斋捐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中国档案》，2021年第2期，第86—87页。

[75]《抗战以前南开大学教职员统计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78页。

[76]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87页。

[77]《南开大学历年在校学生及毕业生人数表（1919—1948）》，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17页。

[78]《抗战以前南开大学教职员统计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78页。

[79]皋如：《参观南开大学即事十二首》，《南大周刊》，1924年第8期，第26页。

[80]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154页。

[81]《南开大学历年捐款收入表（1919—1935）》，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0页。

[82]关于严修在南开学校以及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黄钰生的观点可兹补充说明，其认为：南开的募款从一开始到1919年，都是打着严范孙的旗帜进行，打张伯苓的旗子不行。包括南开大学筹备时，严老先生都亲自参加募款。后来张伯苓的社会威望逐渐高了，募款主要是张伯苓进行了。详见梁吉生：《一位不服输的教育先行者——记黄钰生先生谈爱国教育家严范孙〉》，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241页。

[8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59页。

[8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9页。

[8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2页。

[86]徐世昌：《欧战后之中国（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67，第43—55页。

[8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15页。

[88]南开学校先设有中学堂，后于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1923年成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成立了南开小学。1936年又在重庆设立南渝中学（后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南开教育自成系统，有“小学—中学—大学”，又兼顾女学的完备的教育体系。

[89]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教育家、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1858年创办“兰学塾”，讲授“兰学”。1860年、1861年、1867年三度访问欧美后，1868年将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曾为日本明治维新培养了许多人才。主张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学习近代西方教育思想，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提倡普及小学教育，强调重视学校教育、女子教育和体育，认为学校应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主要著作有《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参见朱九思、姚启和主编：《高等教育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67页。

[90]黎绍芬：《我的父亲黎元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3页。

[91]张树勇：《黎元洪投资金融、实业经济情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301页。

[92]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0页。

[9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59页。

[94]徐世敏：《黎元洪与天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286—289页。

[95]秦燕春：《君子之交：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严修日记》及其他》，《书屋》，2008年第4期，第59—64页。

[96]严修：《严修日记（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第1014页。

[9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0页。

[9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63页。

[99]严修：《严修日记（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第2409页。

[100]袁述之：《袁述之致张伯苓函（1923年4月中旬）》，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101]黎绍芬：《我的父亲黎元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10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103]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第942页。

[10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7页。

[105]张伯苓：《致王朝佐（1926年7月2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54页。

[106]张伯苓：《致褚韫三（1926年8月3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56页。

[107]张伯苓：《致熊秉三（1926年8月2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69页。

[108]张伯苓：《复张效良函（1927年2月17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41页。

[109]张伯苓：《复颜惠庆函（1927年5月1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72页。

[110]早期，南开大学、中学两部统由南开学校董事会董理（《董事会》，《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协成印刷局，1923，第6页）。1919—1928年间，南开学校董事会成员包括：严慈约（严智怡）、范静生（范源濂）、孙子文（孙凤藻）、李琴湘（李金藻）、蒋梦麟、王濬明（王秉喆）、陶孟和（陶履恭）、刘芸生、卞俶成、李伯芝、颜惠庆、丁文江等。详见：《本校历史》，《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协成印刷局，1923，第3页；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4页；《董事会董事》，《南开学校》，1925，页码无。

[11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3页。

[112]清：《南大目前应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2期，第17—18页。

[113]《张伯苓善祷善颂》，《晨报》，1925年9月8日，第4版。

[11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77页。

[115]稚辉：《官欤—共产党欤—吴稚辉欤》，《京报副刊》，1925年第345期，第2页。

[116]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218—219页。

[117]Gist Gee：《关于访问天津南开大学的报告（1925年3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27页。

[11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3—394页。

[119]张伯苓：《致张作霖函（1927年1月31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39页。

[12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41页。

[121]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10页。

[122]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00页。

[123]张伯苓：《教育为改造中国之根本（1924年12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20页。

[124]尹慎笔记：《张校长在商学会成立大会演说词》，《南大周刊》，1925年第24期，第41页。

[125]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东方杂志》，1922年第8期，第138页。

[126]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31—132页。

[127]梁吉生主编：《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1页。

[128]李伦襄记：《修身班校长讲演录》，《校风》，1916年第37期，第10页。

[12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0页。

[130]《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曾问张伯苓：“你怎么那么擅于捐钱？”张伯苓笑着答道：“容易，摸着穴位一针就是一笔钱。”见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55页。此外，张伯苓在多个场合述及如何获得捐赠。诸如1929年9月23日，其在赴欧美考察归来后的欢迎会上谈及如何在美国募款的心得体会。张伯苓认为，在美国募捐，“用可怜的态度，beggar的手段，美国人是决不与以同情的”。详见：张伯苓：《中国的富强之路（1929年9月23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8页。可以看出，张伯苓在募捐校款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131]胡适：《基督教与中国》，《生命》，1922年第7期，第3页。

[132]佚名著：《张伯苓先生的小传》，张源译，郭荣生、张源编：《张伯苓先生纪念集（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文海出版社，1975，第197页。

[133]Hersey，Roscoe M.，Report of R.M.Hersey，Associate Secretary，Tientsin.1908（p.2）.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358：6942 Accessed 04 Feb 2021.

[134]Cole，G.H.，Report of G.H.Cole.1908（p.4.）.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358：4188 Accessed 21 Feb 2021.

[135]弗兰克·B.楞次（Frank B.Lenz）：《人格之魅力（1929年5月）》，张兰普、梁吉生编：《铅字流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第93页。

[13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5页。私立中学堂应为“天津民立中学堂”，成立于1904年，是年9月8日，举行开学式，张伯苓任监督。1905年学校先后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见《本校历史存草（1914年11月16日，节录）》，张兰普、梁吉生编：《铅字流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第5页。

[137]张伯苓：《青年会在中国的地位》，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281页。

[13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56页。

[13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8页。

[140]弗兰克·B.楞次也曾言：“张伯苓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样的决定在当时中国的文化人中并不被认可。”见弗兰克·B.楞次：《人格之魅力（1929年5月）》，张兰普、梁吉生编：《铅字流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第93页。

[14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71页。

[142]张伯苓：《信道之由（1908年8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4—6页。

[143]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51页。

[144]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52页。

[145]张伯苓：《青年会在中国的地位》，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283页。

[146]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1971，第11页。

[147]“严馆”为严修设立的家馆，1898年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英文数理教席，教授严氏子侄。详见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8页。

[148]格林（Robert R.Gailey），1869年出生于马里兰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学三年级时曾被评为全美橄榄球明星球员和全美最佳中锋。1898年被北美协会派来中国，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津期间，格林通过青年会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成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标志。详见李明杰、徐鸿编著，西德尼·D.甘博（Sid⁃ney D.Gamble）：《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第24页。

[149]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1971，第11页。需要说明的是，原文将饶伯森的毕业学校误写成普林斯顿大学，实际为普渡大学。详见普渡大学档案与特别收藏，网址为https：//archives.lib.purdue.edu/agents/people/871。

[150]王建明：《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2年第7期，第58页。张伯苓受洗之前，基督教青年在中国，尤其是天津地区的体育工作参见Chih—Kang Wu，the Influence of the YMCA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1957.pp.88—112.

[151]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1971，第12页。

[152]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25页。

[153]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154页。

[154]Hersey，Roscoe M.，Report of R.M.Hersey，General Secretary，Tientsin.1909（P.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358：5744 Accessed 05 Feb 2021.

[155]马翠官：《先父马千里先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159—160页。

[156]Gailey，Robert R.，Report of R.R.Gailey，General Secretary，Tientsin.1909（p.7）.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358：2801 Accessed 05 Feb 2021.

[157]《南开学校学生课外组织联合会章程（1918年10月9日修改）》，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九卷规章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7页。需要说明的是，1922年出版的第44期《南开周刊》刊发《历史上的南开青年会》一文，对南开学校青年会的创办历史多有介绍，该文认为南开青年会试办于1913年，正式成立于1915年。见柳钟文：《历史上的南开青年会》，《南开周刊》，1922年第44期，第1—5页。1915年度的《天津南开学校章程》，则记载南开青年会创办于1912年4月。见《沿革志略》，《天津南开学校章程》，出版社不详，1915，第8页。事实上，1912年4月是创办日期，也是试办日期，试办期为3年。1915年4月17日，南开学校青年会正式成立。见《天津南开学校青年会正式成立》，《青年》，1915年第5期，第178页；《中学部青年会略史》，《南开周刊（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出版社不详，1924，第5—29页。

[158]顾临：《访问天津南开学校——顾临给罗氏驻华医社主任巴垂克（Buttrick）信（1916年9月2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43页。

[159]SL：《南开学校学生生活状况》，《学生杂志》，1922年第7期，第56页。

[160]《南大青年会开周年会》，《大公报（天津版）》，1923年3月17日，第6版；《青年会》，《乙丑级刊：南开大学乙丑级毕业纪念册》，1925，第56页。

[161]王建明：《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2年第7期，第59页。

[162]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24页。

[163]王建明：《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2年第7期，第58页。

[164]“篮球五虎”指南开学校代表队的五名主力队员，分别为王锡良、唐宝堃、刘建常、魏蓬云、李国琛。相关媒介多有报道，诸如《南开篮球队练习五虎内一虎缺席》，《益世报（天津版）》，1930年1月13日，第16版；《南开五虎剧战胜北平》，《时报》，1930年4月10日，第5版；《五虎披靡》，《南开双周》，1930年第4期，第87页；《南开五虎津门相会》，《时报》，1932年1月28日，第4版。关于“南开五虎”的回忆文章详见王锡良：《忆当年南开“五虎”鏖战南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58—170页。

[165]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24页。

[166]《董守义任本校体育教员》，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575—576页。

[167]侯杰、李钊：《“宗教爱国”的提倡者——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简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教研究第七辑：“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508页。

[168]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6页。

[169]叶赋桂：《新制度与大革命——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教育为中心》，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第97页。

[170]《南开大学催基金》，《大公报（天津版）》，1919年12月9日，第10版。

[171]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32页。

[172]李纯：《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2页。

[173]窦守镛等：《李纯一生的聚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第120—121页。

[174]窦守镛等：《李纯一生的聚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第117页。

[17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45页。

[17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69页。

[177]关于李纯之死有不同说法，官方版本为，李纯因“忧国忧民”而自杀；坊间另有一说法是，李妾与其随从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随从刺杀而死。对于社会上传闻，张伯苓在修身班发表讲话，“坚信李是因病魔自杀，自杀时外衣全解开，直接由皮肤打进的子弹，伤在右胁下”。参见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71页。关于李纯之死流言参见《李纯全史（四十二）》，吴虞公、张云石：《李纯》，上海广益书局，1925，页码无。

[17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70页。

[17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70页。

[180]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0年11月7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8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71页。

[182]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0年12月12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183]《本校接受李秀山捐款》，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6页。

[184]陈冠雄：《南开大学三年来的概况》，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3—15编。

[18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70页。

[186]《努力奋斗中之南开学校》，《天津南开学校》，出版社不详，1927，第10页。

[187]司徒雷登、胡适等：《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张昊苏、陈熹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第12—13页。

[188]《南开校史》，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南开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5页。

[189]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第245页。

[190]申国昌：《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性质》，《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5页。

[191]石生：《阎锡山会晤孟禄博士》，《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五卷第59辑》，政协山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9，第1171—1175页。

[19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40页。

[19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41页。

[19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43页。

[195]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0页。

[196]张伯苓：《致阎锡山函（1927年5月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70页。

[197]申国昌：《守土经营与模范治理的双重变奏——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33—38页。

[198]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第31—32页。

[199]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9页。

[200]《张汉卿先生来校讲演》，《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100期，第115页。

[201]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18—19页。

[202]张友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1页。

[203]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17页。

[204]张伯苓：《致潘复函（1926年12月2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23页。

[205]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27年1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35页；张伯苓：《复张学良函（1927年1月20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36页。

[20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31页。

[207]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26年6月28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1页；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26年6月28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2—33页。

[20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7页。

[209]张伯苓：《致张学良函（1928年1月1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261—262页。

[210]《张汉卿先生允捐本校》，《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第69期，第40页。

[211]《张汉卿先生允捐本校》，《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第69期，第39页。

[21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37页。

[213]南开大学校史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89页。

[214]张伯苓：《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1916年5月10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1页。

[215]有关张伯苓关于体育的强调，以及其在体育发展上的贡献，详见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五章（第181—220页）；孙海麟编：《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人民出版社，2007；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六章（第140—166页）。

[216]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183页。

[217]具体参见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181—213页；李世宏：《张伯苓学校体育思想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10年第7期，第128—131页；周志刚：《张伯苓体育价值观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13第9期，第127—130页；申冸文：《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中小学管理》，2011年第10期，第52页；孙海麟编：《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人民出版社，2007。

[21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55—56页。

[21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2—63页。

[22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94页。

[22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85页。

[222]佚名著、张源译：《张伯苓先生小传》，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岳麓书社，2015，第197页。

[223]《体育家与运动家》，《勤奋体育月报》，1934年第2期，第181页。

[224]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274页。

[22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37页。

[226]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198页。

[227]于一：《“我校的体育问题”的回应》，《南大周刊》，1926年第34期，第19页。

[228]宁恩承：《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岳麓书社，2015，第231页。

[229]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72页。

[230]张伯苓：《运动员之风气》，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539页。

[231]蔡元培：《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20页。

[232]《天津运动界访问记（二）》，《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5月18日，第10版。

[233]王正廷：《王正廷在南开大学的演讲（1931年1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71页。

[234]张萱三：《张伯苓先生回国》，《中国学生》，1929年第10期，第17页。

[235]许肖传：《读张伯苓王正廷谈体育有感》，《上海公报》，1937年第4期，第5页。

[236]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1页。

[237]李清安等：《天津篮球运动发展小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48页。

[238]祝淳夫：《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46页。

[239]祝淳夫：《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50页。

[240]《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0页。

[24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68页。

[242]《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1页。

[243]司徒雷登：《我所认识的张伯苓》，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270页。

[244]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4月18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3页。

[245]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8月30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7页。

[246]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5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4页。

[247]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6月2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5页。

[248]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7月25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5—16页。

[249]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9月22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0页。

[250]张伯苓：《致周作民（1925年11月12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3页。

[251]张伯苓：《致周作民（1924年9月20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四卷公文函电（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8页。

[252]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0年9月19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25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83页。对于首班招收学生人数，另有一说为46人。据矿科第一届毕业生编撰的《乙丑级刊》记载，1921年矿科开班，共招收学生46人，其中大半毕业于南开中学部。然而矿科需要学识“宏博”，身体强壮，至学年末，半数学生转学其他。1922年夏，全部学生共有22人。参见《矿科小史》，《乙丑级刊：南开大学乙丑级毕业纪念册》，1925，第37页。

[254]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4年3月30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255]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5年3月29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256]关于矿科停办的原因，张伯苓年谱援引李组绅的解释：查天津南开大学之附设矿科，原以国内矿业日见发达而矿学人员尚感缺乏，于是本人不揣冒昧为造就人才计，遂有是项之组织，并与张校长提议，即在南开附设一科，俾作创办之基础……计成立以来，一切设置完备，成绩极佳……不意近年以来国内战乱不止，公司营业既长久停顿，本人经济即大感困难，前拟持久之策至此亦格而难行，遂致矿科经济积欠至数万之多。若再因循作误不思急事筹措，不特无以对张校长，亦无以对诸校友。而本人之负疚滋大，用是辗转思维，在此时局杌陧期内，惟有将矿科暂行结束一法，所有本班毕业诸生拟令其分赴各矿实习，其余未毕业者或即送他校肄业，以免中途辍学。此后亦不再招取新生……详见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5页。宁恩承在其回忆录中也述及矿科失败的原因：“许多人只有空大的计划，远大宏图，而无确实精细的实行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例如民初实业界名人李祖绅先生，他是北洋大学毕业，有组织力，有创造力，有远大的眼光，也有公共精神，力主开发实业，利民富国。他创办六河沟煤矿，并向南开大学捐款三万元，创办南开大学矿科。唯是李先生仅有远大计划，而煤矿办得不成功，许多屑务细节未能认真，煤矿失败了，南开大学矿科办了两班就无下文了。”详见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74页。1926年7月26日的《晨报》报道了南开停办矿科一事，并详列疑点，兹摘录如下，以供学界参详。概括起来，所列疑点包括：（1）平时经济支配之可怪；（2）债务之可怪；（3）对中国教育急需之实用教育蔑视轻率之怪。其最终结论认为：张伯苓迷信纯粹科学教育，其所以创立矿科者，只以彼时全校处于不定之地位，且利用矿科以为外府，故设“普通费用”名目，以外搬运之工具，因文商两科无多消费也。详见《南开大学停办矿科原委》，《晨报》，1926年7月26日，第6版。

[257]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6年6月13日），编号：1-DZ-01-852，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258]郭荣生：《南大毕业生近三年之职业调查》，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340页。

[259]张伯苓：《熏陶人格是根本（1925年11月25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39页。

[260]张伯苓：《致蒋梦麟函（1930年4月15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393页。

[261]《课外学习活动之一斑》，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82页。

[262]《商业参观团》，《乙丑级刊：南开大学乙丑级毕业纪念册》，1925，第64页。

[263]问泗：《社会视察委员会》，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86页。

[264]从所参观的对象大体能反映出天津当时的社会机构概况，因此有必要列举如下。（1）政治机关主要有：天津特别市政府及所属各局、天津警备司令部、天津县政府，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租界局，驻津美国兵营、天津造币总厂、天津常关、天津海关；（2）司法机关主要有：天津地方法院、河北高等法院、河北第三监狱；（3）交通机关主要有：天津电话局、天津电报局、天津无线电报局、天津摄影电报处、天津电车公司、广播无线电台、津沽保磁内河航运局、招商局、公懋汽车行、美丰汽车行、中央汽车行、捷隆汽车行、津浦铁路机厂、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美最时轮船公司、通济隆转运公司、中国旅行社；（4）公用机关主要有：英租界自来水厂及发电厂、济安自来水公司、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厂、法租界电灯房、日租界电灯房；（5）工业机关主要有：裕元纱厂、恒源纱厂、北洋纱厂、华新纱厂、宝成纱厂、三津永年面粉公司、东方铁厂、北洋火柴公司、丹华火柴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光华造胰工厂、明星汽水公司、鸿兴汽水公司、宏中酱油公司、模宏陶瓷工厂；（6）商业机关主要有：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中南、华义、麦加利、汇丰、金城、大陆、盐业等各大银行、四行储蓄库，兴隆、隆茂、太古、怡和、平和、美最时等洋行，利济贸易公司、中原公司及各大商场；（7）社会机关主要包括：广仁堂、济良所、妇女救济会、贫民救济院；（8）舆论机关主要包括：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天津泰晤士报、华北新闻、华北明星等报馆；（9）教育机关主要有：广智馆、陈列所、演讲所、图书馆及本市各大、中、小学校等。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78—179页。

[265]张志刚：《商学院之现状及其将来》，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46页。

[266]《南开大学商科赴沪参观》，《大公报（天津版）》，1924年6月22日，第6版。

[267]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119页。

[268]关于罗氏基金会在华工作，参见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78页；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7—155页；卢宜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1913—1941）》，《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2期，第24—28页；徐勇：《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项目”（1935—1944）》，《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66—70页。

[26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66页。

[27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68页。

[27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11—312页。

[272]《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2页。

[27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览》，出版社不详，1941，第3页。

[274]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50页。

[275]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60页。

[27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89页。

[277]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0页。

[27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92页。

[279]《孟禄博士讲演科学》，《大公报（天津）》，1922年8月2日，第10版。

[280]董事会成员产生的过程详见《教育界推选美国退款委员》，《教育杂志》，1924年第10期，第3页；《提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悬缺董事请以丁文江补充》，《教育公报》，1924年第10期，第32—33页；《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与孟禄去华》，《教育杂志》，1924年第10期，第3页；何树远：《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9，第155—174页；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0—18页。

[28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总报告》，《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4—5页。

[282]《孟禄博士为美款来华》，《申报·教育界消息》，1924年8月19日。

[283]卢宜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1913—1941）》，《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2期，第24—25页。

[284]郑砚秋：《郭秉文与华美协进社》，《教育学报》，2014年第5期，第81页。

[285]1925年6月2日至4日，董事会第一次年会在天津裕中饭店召开，初步议决了补助范围：（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育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详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总报告》，《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4页。在第一年会议议决补助范围的基础上，中基会在1926年2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次常会上，进一步细化了款项支列范围，主要包括：科学研究（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气象学）；科学应用（包含农、工、医）；科学教育（包含科学教学、教育之科学的研究）；图书馆建设以及其他影响范围遍及全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详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款项之补充原则》，《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37—38页。

[286]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79页。

[287]《招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团》，《南大周刊》，1925第21期，第55页。

[28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83页。

[289]《理科全体同乐大会》，《南大周刊》，1925年第24期，第47页。

[290]《南开矿学追志》，《南大周刊》，1925年第25期，第38页。

[291]陶行知：《南开大学教授来京参观感言》，《新教育评论》，1925年第1期，第6页。

[292]《名人演讲》，《南大周刊》，1926年第28期，第56页。

[29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90页。

[294]《款项分配表》，《外交公报》，1926年第63期，第7—9页。

[295]《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2—43页。

[296]陈竞蓉：《孟禄与中国近现代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第64—65页。

[297]以1920、1929年的南开学校董事会章程为例，概要说明董事会的职责。南开学校1920年的董事会章程规定，董事资格“以学望素著，能辅助校务之进行者为标准”。1929年的董事会章程则明确规定，董事的职权之一即为“筹募本校经费”。虽然不同阶段，董事会资格或职权内容表述有所不同，但内在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即为学校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详见《董事会章程（1920年6月13日董事会议决修正）》，《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一览》，出版社不详，1921，第2页；《章程》，《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出版社不详，1929，第13页。

[29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年会第三次会议记录（1931年6月3日），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379，第48页。

[299]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