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确与军阀的捐赠密切相关。[171]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节录），大体能反映私立南开大学接受军阀捐赠的现状：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王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本节以李纯、阎锡山、张学良为例，概要说明南开大学何以获得军阀的捐赠。李纯的捐赠，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合以上，李纯捐赠南开大学也似可理解。......
2023-08-22
南开大学：与工商、银行业的合作与互动
【摘要】：私立南开大学自创建之初，便积极寻求工商、银行业的互动与合作，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争取工商、银行业的捐赠与支持南开大学在此阶段接受的直接捐赠数额有限。以天津金城银行为例。（三）利用天津及其他地区的商业环境，鼓励学生走出校园与工商界的互动还体现在南开大学积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天津的商业环境，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到工商企业当中进行参观调研。
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之时，正是天津近代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得益于官僚、地主、商人以及北洋军阀的投资[238]，天津的面粉工业、化学工业、制革工业、造纸工业、毛纺织工业等迅速发展，至1925年天津一跃发展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239]此外，如前所述，天津银行业在此阶段也得以迅速发展，兹不赘述。私立南开大学自创建之初，便积极寻求工商、银行业的互动与合作，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争取工商、银行业的捐赠与支持
南开大学在此阶段接受的直接捐赠数额有限。1919年“交通总银行”捐助南开创办费10 000元，[240]1920年南洋烟草公司从捐助各校总款项20万元中，分赠南开1万元，[241]1923年谭真工厂捐助建筑费165元。[242]之所以捐赠数额有限，与当时国民公共精神的缺失、资助兴学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密切相关。这也是司徒雷登之所以体谅张伯苓办学不易的原因所在。因为相比之下，“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243]
除直接捐赠办学经费之外，南开大学亦受到来自工商、银行业的其他形式的支持与帮助。以天津金城银行为例。时任天津金城银行总经理、南开校董周作民对于南开大学的发展多有襄助，其形式主要有：一是代为催款。1924年4月18日，张伯苓致函周作民恳请其以南开校董名义，代为催促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尽快拨付逾期三个月未付的息款6 000元，以济困穷。[244]1924年8月30日，再次致函恳请代为催拨“弊校请领之部款2 000元”。[245]二是为南开大学提供实习机会和解决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1924年5月16日，张伯苓致函周作民：“本校暑假有商科毕业十余人，内有志在银行事业者，务请我公特别成全，代为安置三二人俾往练习。”[246]6月24日，再次致函商请一名商科学生暑期实习事宜。[247]7月25日，又致函推荐商科毕业生孟汝楫就职金城银行。[248]三是提供贷款便利。袁述之捐助建设“思源堂”款项还差3万余元，遂将煤矿股票4万元交给张伯苓抵押借款。张伯苓遂请周作民帮忙，“向贵津行押借三万元，利率愈轻愈妙”。[249]当南开学校遭遇“公款补助如旧不发”，学校“恐将不能支持”之时，特恳请周作民“准由贵津行再接济二三万，以救眉急”。[250]
以上所托之事，周作民均尽力帮忙并协助解决。作为“回报”抑或“感谢”，张伯苓亦利用其在中基会的身份设法为金城银行谋求便利或利益。1924年9月20日，张伯苓致函告知：“日前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外交部开会，章程通过，一切都在预备期中，至将来收存赔款，弟已代为说项，贵行当不致向隅。”[251]
（二）合作办学
为获取办学经费，私立南开多方寻求资源，合作办学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获取的方式。所谓合作办学，即指学校与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此举一方面为企业培养了所需人才，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办学经费支绌的困境。南开大学矿科的创办即是合作办学的典型。1920年李组绅允诺每年补助款项3万元，专办矿科，毕业后学生在矿场做事。[252]同年10月，南开大学矿科董事会在北京召开，董事会详细研究了课程设置以及入矿实习练习等事宜。1921年9月1日，矿科正式成立，初始暂开一班，共招收学生42人。[253]
表2-3 南开大学矿科课程表（1923年）
续表
注1：平面测量实习于暑假假内至著名矿山附近举行，共六星期。
注2：柔软操每星期每天十分钟。注3：矿山测量实习于暑假期内至著名矿山举行，共四星期。
资料来源：《矿科课程表》，《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协成印刷局？，1923，第37—40页。
表2-4 南开学校大学部矿科预算表（1922年7月—1923年6月）
资料来源：《附录：南开学校大学部矿科预算表（1922年7月—1923年6月）》，《南开周刊》，1922年第32期，第28页。
但是好景不长，矿科开始出现亏款。1924年3月，据南开董事会报告，1923年矿科亏洋14 620元。[254]1924年决算亏洋约6万元，1925年度预算共亏72 296元。[255]1926年6月8日，由李组绅提议暂停办理矿科。[256]1926年6月13日，南开学校董事会讨论矿科停办事宜：
（一）矿科由下学年起暂停招生，在校矿科一、二年级学生送往他校转学，或改入本校他科，三年级学生三人，送往矿厂实习一年，即准予毕业。
（二）矿科已聘定之教授三人，请李组绅先生设法安置。
（三）矿科董事会与矿学会仍须照旧存立，暂不取消。
（四）矿科欠款八万四千元，由李先生担负，分期摊还。
（众意李先生既因经济关系提议暂停，只得将该科暂行结束，俟时局平静，李先生经济充裕时再行开办。）[257]
至此，矿科宣告结束。客观地说，从矿科开办至结束，南开大学培养了一批矿科人才。据1934年南开学生郭荣生的统计，大部分矿科学生仍服务于矿业，“直到现在还平均有二十四人在他的本位事业上作事，矿科成绩之佳，可以想见了”[258]。
虽然矿科办学时间不长，但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张伯苓亦坦诚，文、理、商、矿四科，“论起精神，矿科最好”，究其原因在于“矿科每个暑假有练习”。[259]合作办学给予了矿科学生更多的实践学习。南开大学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延续了合作办学的思路。诸如1930年，南开大学计划开办电机工程系，便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商定，“利用其机器厂作为实验，并请其工程师随时到校讲授”[260]。
合作办学是私立南开大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办学的有力尝试。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无论从资源获取抑或学生培养的角度而言，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可惜办学环境的恶化致使这一双赢的有益尝试被迫终止。
（三）利用天津及其他地区的商业环境，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与工商界的互动还体现在南开大学积极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天津的商业环境，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到工商企业当中进行参观调研。1920年南开《校风》杂志刊登了商科学生利用假期参观工厂的事迹，尤其表扬了南开学生张世珍的“商业实验”，即到美国自来水笔公司担任代卖员，认为此举“证之商业学理合之商业现状”。[261]1924年商科学生组织商业参观团，其目的在于“观察实际上的商业知识，与课本上所学的学理作一对照”。商业参观团不仅考察天津地区，还先后前往上海、杭州等地的商业机关参观考察。[262]为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研，南开大学特于1926年开设社会观察课，经张伯苓指定，由赵漠野负责一切具体事务。社会观察课的设立，有如下几个目的：
（一）培养学生实际观察能力。
（二）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
（三）注重客观的事实作为学术研究之根据。
（四）作将来课程改造之科学的基础。
（五）引起学生兴趣作将来择业之准备。
（六）将研究观察结果，报告社会，供将来解决问题时的参考。[263]
社会观察课的观察范围囊括了政治、司法、交通机关、公用机关、工业、商业、社会机关、舆论机关、教育等天津地区所能涉及的重要机构团体。[264]由此也拉开了南开大学社会调查的序幕，以致1930年，南开大学教员张志刚在《商学院之现状及其将来》一文中呼吁到：“天津为华北之商业中心点。举凡交通、国际贸易、银行、海关等，皆有实地调查之价值，裨益于学子者殊非浅鲜，故自下学期起，本学院决定大规模之津埠商业调查。”[265]需要说明的是，南开大学虽立足天津，鼓励学生走出校园，但参观调研的范围并非仅仅局限于天津地区。1924年6月26日，“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十五六人”前往江苏无锡、上海等地“参观工厂局所”，“以资借镜”。[266]
图2-2 《南开学校社会观察新组织》
资料来源：赵漠野：《南开学校社会观察新组织》，《南中周刊》，1926（南开学校二十二周年纪念号），第1页。
鼓励学生积极走出校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益处：一是从知识获得上来说，有利于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二是从教学设施上来说，可以弥补教学设施不足的缺憾。作为私立学校，虽然南开大学在教学设施的投入上用力颇深，但由于办学经费获取的不易，难免存在不尽完善之处，而天津的商业环境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憾；三是从提升学生服务社会能力上来说，广泛的社会调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提升学生服务社会能力，南开大学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实践。诸如南开大学对商学会的成立非常重视，张伯苓鼓励学生积极加入商学会，并要求商科学生必须全部加入。通过社团的历练，利于学生培养团结合作之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当然张伯苓鼓励学生加入商学会，背后也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吾愿三十年后南开学校之商科学生在中国商界可逐渐减杀外人之势力也”[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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