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人物掌握着大量的办学资源，为获取办学经费，张伯苓频繁往来于政治人物之间，并表现出积极靠拢的“迹象”。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其本身即是政治人物的代表。徐世昌与严修为同科举人，二人交情甚笃。为此，张伯苓向徐世昌接洽，并获捐款8万元。黎元洪的四个子女，均与南开学校有关。......
2023-08-22
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权力让渡：变革时代的资源获取
【摘要】：然而，张伯苓或南开大学“知名度”的获得除了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也与张伯苓积极倡导体育有关。张伯苓及其私立南开如何通过体育获得知名度，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本人积极参与体育界组织的运动，并出任负责人。张伯苓是近代体育运动的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活跃在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中。张伯苓在多个场合表示，国人最缺体育。张伯苓多次率领南开学子或国内运动员参加国际
对于私立大学而言，校长或学校的知名度与办学资源的获取息息相关。张伯苓在谋划学校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声誉，为办学资源的获取创造条件。
如前所述，基督教青年会提高了南开大学以及张伯苓本人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张伯苓或南开大学“知名度”的获得除了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也与张伯苓积极倡导体育有关。行伍出身的张伯苓对体育“情有独钟”，也更具其他人所没有的对于体育重要性的切己体察，其认为“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214]。张伯苓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着体育的重要性。[215]甚至还稍显武断地认为，“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216]需要说明的是，张伯苓倡导的体育并非仅是“强壮其体魄”、提升“作事效率”，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即通过体育发扬追求公平、团结合作之精神。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并非“口号式”的宣传，而是将体育落实到日常的办学过程当中。有学者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述[217]，故不再赘述。张伯苓及其私立南开如何通过体育获得知名度，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本人积极参与体育界组织的运动，并出任负责人。张伯苓是近代体育运动的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活跃在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中。早在南开大学成立之前，张伯苓便积极参加天津乃至全国运动会。1906年张伯苓参加天津第四次青年会运动会，并出任裁判员。[218]1907年参加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并发表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号召“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219]1910年在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任总裁判。会后张伯苓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等发起成立“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按：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前身），并任董事。[220]1917年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并在开幕式上作为中国代表发表讲话，[221]等等。此外，张伯苓还历任全国代表队的领队、全国及华北运动会总裁判、全国及华北体育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等职。张伯苓通过参与、组织各类体育运动，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大大提升了其本人以及南开大学在体育界、教育界乃至社会民众中的知名度，这为办学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因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特殊关系，“张氏（按：张伯苓）不久即以提倡体育运动而驰名全国”[222]，以致20世纪30年代，体育专业杂志更是将张伯苓作为体育家与运动家进行报道和介绍。[223]曾经毕业并任教于南开学校的教育家黄钰生在总结张伯苓的教育贡献时，也将体育作为其主要贡献，并称赞张伯苓为“人民体育的先驱”[224]。
二是通过学生参加体育竞赛获奖提升南开大学的知名度。南开体育在全国很有名气，这也是南开学子在回忆时颇为称颂的一点。南开体育的“有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开因注重体育得以闻名，二是因南开学生运动员参加竞赛获奖而闻名。本节主要论述后一方面，即有赖于学子们在竞赛场上的表现，大大提升了学校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早在1915年，南开中学时代，张伯苓即率领学生参加运东运动会，在该运动会上，南开运动员发挥出色，“计得奖牌三面，证书四纸”[225]。南开大学成立之后，继承了南开学校积极参加竞赛的传统。1919年韦光熉代表中国参加第四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邹锡参加第五届运动运动会。1923年李植仁代表中国赴澳洲参加足球比赛，周兆元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24年以南开篮球队为主力的华北代表队赴武昌参加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并获得全国篮球冠军，等等。南开学子在20世纪30年代，更是频繁打破赛会纪录：1930年范祝昌打破全国800米赛跑纪录，曾被《大公报》评为“全国田径十杰”。1932年谭郁华打破全国男子跳远记录；南开篮球更是威震全国。[226]南开运动员的出色发挥，使得南开体育声名远扬。这也印证了南开学子的观察，“大凡一个学校体育上之所以能出名的，多半是靠几个出类拔萃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一展好手，夺得锦标赛”。[227]然而，也正是经由比赛，通过当地乃至全国媒体的宣传报道，“南开之名因之闻名全国”[228]。
体育为南开大学知名度的获得，乃至学校“品牌”的构建和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在华北运动会出名，因而南开出名。民国初年南开学生出名运动员如郭毓彬、魏文翰，全国闻名，南开之名因之闻于全国。”[229]因此，张伯苓也大胆断言：“南开今后之发展，吾敢断言，有赖于运动员者，实一大部分。”[230]南开大学或张伯苓之所以能够通过体育扩大学校知名度，大体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体育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工具。晚清以降，随着国力积弱，外强入侵，“东亚病夫”的称号一直是国人的梦魇。为此，北京政府更是将“军国民教育”纳入了教育宗旨之中。何谓“军国民教育”，蔡元培对此做了简单的类比，其认为所谓军国民教育在教育界中即为体育。[231]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个人被定义为国家的一分子，“而处兹国际竞争时代”，国家的荣辱和每个人的强弱紧密相关。[232]“就民族全体来说，要整个民族的兴盛，自然全靠各个分子的健全。”[233]张伯苓亦认为，“故欲为当国救命，以救中国之衰弱计，非提倡体育不为功”[234]。作为竞技运动的体育，在民国时期，大多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相联系，更多的是作为宣示自我、抵御外辱、为国争光的工具性存在，以致“近数年来，我国上下，咸知体育为复兴民族之必要工具”[235]。体育上的成绩，尤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被视为国家摆脱“东亚病夫”称号的有力凭证。因此，备受国人关注。
其二，体育是在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之下，是国人最缺，也是最容易取得“突破”的领域。张伯苓在多个场合表示，国人最缺体育。1916年5月10日，张伯苓在南开修身班上强调，“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236]。相比其他领域，南开学子或个别运动员在国内外比赛中取得“突破”性成绩，要相对容易得多。张伯苓多次率领南开学子或国内运动员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屡获佳绩，给予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民极大的鼓舞。当然，体育竞赛与群众性体育有着本质差别，张伯苓深谙其中道理，南开大学并非一味地参与体育竞赛而忽略群众性体育的推广。
其三，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推动造就了观众基础。如前所述，体育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业务”之一，其在组织、推动以及普及体育运动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篮球为例。天津篮球运动随着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的创办而引入天津。青年会设有专门干事，负责辅导篮球运动，并积极组建篮球队，开展比赛活动。随着篮球运动的推广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校被带动起来，以致“篮球运动在天津市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体育活动”[237]，由此也奠定了体育运动的群众基础，造就了体育比赛的受众群体。
有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政府 与社会：1919-1946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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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政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详细阅读
[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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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变革时代的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详细阅读
为此，张伯苓致函张学良，特别提及“前蒙慨允惠捐念万元，分十年拨给，敝校业已按年列入预算”，同时期待“未竟之数甚盼续拨，以资接济”。用张伯苓自己的话来说，“三四年来之南开，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中”，“虽中间亦不免稍有波折，然大体则无妨碍”。同时，张伯苓恳请司徒如坤转告其胞妹，无论来否，请“赐一回函，以慰悬企”。......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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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权详细阅读
政局动荡，虽然对教育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也正因军阀混战，北京政府无暇顾及教育问题，为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教育部的立场来说，这是权力式微的象征；而从私立大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学校发展的良机。在此阶段，私立大学的立案数量有了大幅提升。1918年经教育部立案的私立大学仅有3所。由于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不来自于政府，因此获得了与国立大学竞争的相对比较优势。......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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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政府合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详细阅读
私立南开大学因是首个被日军轰炸的高校，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战时高校坚强不屈之代表，也因此蒋介石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125]所以从国民政府的意愿来说，也不希望在此阶段将私立大学收归国有。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不足以仅仅“为了管理制度上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而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之前对私立南开大学的补助即较其他私立大学要多，也未见“群起效法”之说。......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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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变革时代：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详细阅读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想，影响和决定着学校的办学风格、办学特色。探讨张伯苓的办学理想，有助于深入理解私立南开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美国模式的借鉴要厘清张伯苓的办学理想，则不得不回答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张彭春的办学设想与私立南开大学实际办学之间的差异也正反映了这一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总体来说，张伯苓办理所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其实就是办理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模板的私立大学。......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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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权力详细阅读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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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19详细阅读
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政策导向存在“不谋而合”、高度契合的一面。但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具有务实的一面。张伯苓亦强调“南开今后之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之研究”。以经济学院为例。私立南开大学如国内大多数的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除却学生自治会，南开学校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注重军事训练。......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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