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南开大学与军阀的互动：资源获取与权力让渡
【摘要】：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确与军阀的捐赠密切相关。[171]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节录），大体能反映私立南开大学接受军阀捐赠的现状：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王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本节以李纯、阎锡山、张学良为例，概要说明南开大学何以获得军阀的捐赠。李纯的捐赠，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合以上，李纯捐赠南开大学也似可理解。
“北洋政府时期，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的商人也是社会资金的主要拥有者，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他们之中不少人捐资于学校教育，从而促进私立大学的发展。”[168]军人政治虽对教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军阀政治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若哪一位军阀重视教育，则其所控制的地盘上的教育就会发展”[169]。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确与军阀的捐赠密切相关。为募集学校发展基金，南开大学“通电各省，请各省督军省长特别提倡，愈多愈善，以便兴学”。[170]军阀对于南开大学的资助，并非仅限于“所控制地盘上的教育”，这其中有基于“乡梓之情”，也有基于“教育的重视”“爱国之情”等。但即便如此，捐赠兴学的前提仍是基于“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本。如何向军阀筹款，张伯苓颇有“心得”。有人问他怎么能募捐这么多钱？他幽默地说道，“只要摸准了，一抓就是一笔。”[171]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节录），大体能反映私立南开大学接受军阀捐赠的现状：
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王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纯亦勉趋其后。盖实见我中国富庶为全球冠，何以贫弱至此？则以教育未能发展，一切科学或得粗而遣精，或规近而忘远，遂不能与各国竞争，恶得不贫，恶得不弱？我南开私设大学既为倡始，尤所爱国诸公相继兴起，庶愈推愈广遍于全国，将来教育勃兴，人才蔚起，图富图强卓然有以据其大本。自兹以往，安知我中国大学不足比美国大学？安知中国人才不足比于美国人才？安知我中国国家不足媲美于美国家？或若夫进而益上，或具有过之无不及焉，则纯尤报无穷之希望也。谨以此意为南开大学祝，且为将来无数之大学祝。[172]
通过祝词，能够印证南开大学的创立，受惠于军阀的支持和帮助。本节以李纯、阎锡山、张学良为例，概要说明南开大学何以获得军阀的捐赠。
（一）李纯与南开大学基本金
李纯（1874—1920）字秀山，天津人，家住天津河东水梯子大街东兴里。1891年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校任靠班（相当于班长），追随袁世凯，与袁克定交好。后参加淮军，历任北洋常备军提调、陆军第六镇十一协作领、第六师师长、九江镇守使、江西护军使、江西都督，授武昌将军督理江西军务。1917年任江苏督军。
李纯早在担任标统时，便通过手中权力经营棺材、建筑工程等谋取财富。督守江西时，靠着买地皮盖房子出租敛聚财富，及江苏督军时，财产以千万计。据李纯的军需课长刘晓斋回忆，“督军具有一省地盘，掌生杀予夺大权，在各种税收方面的额外收入，雇员们明着暗着的送礼，都无法估计。只就我经办的报销来说，除去对上对下以及有关方面必须分润的数目外，李净得也有千万元”[173]。然而据窦守镛回忆，李纯自知文化低，因此很重视文人，其在督苏期间网罗不少前清功名人士，故意表现礼贤下士的姿态。自1917年起，李纯在天津河北三马路、河东关帝庙、尚师坟地，陆续创办了三个秀山小学，所有建校及常年经费由其负担，借以“沽名乡里”。[174]
南开大学创办草案初定，严修、张伯苓便开始走访、游说各地军阀，筹集办学经费。1919年4月27日，严修与张伯苓南下向江苏督军李纯“化缘”。1919年5月1日，李纯答应为南开大学捐赠20万元。[175]为落实捐款事宜，严修于6月10日，致函李纯，并于10月1日亲赴南京拜访。李纯因故未得谋面，派人转告严修：“南开基金事，俾自有办法，毋庸过虑。”[176]1920年10月11日，李纯自戕。[177]去世后，遵其遗书，捐南开大学基本金50万元（约其财产1/4）。[178]10月18日，张伯苓专程赴江苏吊唁李纯。[179]1920年11月7日，南开校董会商讨李纯遗捐基本金事宜。[180]11月16日，南开学校召开追悼会悼念李纯。[181]12月12日，南开再次召开董事会，商讨议题之一为“李秀山督军遗捐之基本金至今尚未交到，当如何催促？”董事会议定的结果是，“对于李督军遗捐基本金问题，众意以为不宜直接往催，只可待之”[182]。1921年4月1日，南开大学与懋业银行交接李纯捐助南开款项，共得民国元年公债218.8万元（每百元合现洋22.85元），并存入懋业银行，以期按年生息。[183]自此，“南大前途生命已有稳固基础”[184]。经南开校董会商议，公推李纯为南开大学基本金创办人，李桂山（按：李纯之弟）为基金管理员。
应该来说，就平津地区办学环境而言，办理私立大学并非易事。李纯的捐赠，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李纯在张伯苓的心中是一位对南开“很关心、很替学校帮忙的人……他的为人实在高出这些执政的人百倍。”[185]
私立南开之所以能够获得李纯的资助，当然与严修、张伯苓不懈努力的“化缘”相关，但其背后可能还与“乡梓之情”有关。中国自古有落叶归根，荣归故里之说。作为天津出生的地方大员，李纯常年任职在外，在获得财富、功名之后，通过办学“回馈”乡里，亦合乎情理。事实上，南开学校在其办学历程的介绍中亦强调李纯“怀念桑梓，慨捐巨金”。[186]除此，可能也与严修的德望不无关系。胡适认为严修“是中国旧有知识与道德传统中尤为可爱而启迪人心的代表之一”[187]。严修为前清进士，入翰林，曾位至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在“天津甚至华北声望极高”[188]，颇受敬重。综合以上，李纯捐赠南开大学也似可理解。
（二）阎锡山及其创办费
在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形势之下，阎锡山对教育异常用心，率先在山西革新义务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特别是在义务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致山西被时任总统徐世昌赞誉为教育“模范省”。陶行知更是高度评价道，“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189]。阎锡山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带动其他各地军阀纷纷投资办教育。[190]鉴于山西在教育上取得的成绩，1921年孟禄应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范源濂、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等邀请，来华开展科学教育调查。孟禄途经山西时，对山西教育赞赏有加。[191]
基于阎锡山对于教育的重视，南开大学筹办之初，严修、张伯苓便取道山西，前往“化缘”。1919年4月14日，严修、张伯苓借由参加第七届华北运动会开幕的机会（按：张伯苓任总裁判长），车到太原，拜访阎锡山。阎锡山也借此介绍了“山西学务计划”[192]。随即4月17日，严修、张伯苓、范源濂三人顺及参观太原县城的农业学校二处，小学一处，女学一处。4月18日上午，参观了山西大学、女师范和模范单级小学、尚志社女学校等地，张伯苓发表演讲，并与阎锡山“谈约六七刻之久”。[193]张伯苓对于这次山西之行，感触甚多，对阎锡山赞赏有加。在4月24日的修身班中，张伯苓说道：“余年来颇见过些政客。然而从未见过头脑之清楚、办事之尽力如山西督军阎公者。”[194]当然，这次山西之行，严、张二人从阎锡山处，成功“化缘”了5 000元创办费。[195]
南开大学成立之后，阎锡山与张伯苓等也偶有互动。1924年第三次全运会召开，阎锡山、张伯苓二人任组委会副会长，致力于体育运动的开展。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召开，阎锡山就教育问题请教张伯苓、陶行知、蒋梦麟等。1927年张伯苓就中华教育改进社每月补助经费致函阎锡山。[196]从现有材料来看，阎锡山与严修、张伯苓在学校初创阶段交往互动较少。严修、张伯苓之所以能够获得阎锡山的捐助，概因阎锡山对于教育的重视。有学者研究，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动因之一，即在于其“崇儒重教的个人喜好”[197]。
（三）张学良的捐赠
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之间的交往、互动被南开校史视为“佳话”。张伯苓与张学良的结识起因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时代的张学良经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通过他的英文教师、时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约瑟夫·普赖德（Jlseph Pltt），与基督教青年会保持密切联系。基督教青年会对张学良的成长影响很大，并因由青年会使之最终成为基督徒。[198]对于其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这段往事，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记者专访时说道：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运动。奉天有个摩登俱乐部，里面都是外国人，唯一就我一中国人。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那时候运动场很少，只有那里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就开始与西洋人接触增多了。当时，我的英文老师叫普赖德，他是奉天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因此，我与YMCA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经常到YMCA去玩，打网球、打乒乓球。[199]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时常邀请社会名流前来演讲，张学良与张伯苓即结识于1916年10月9日的一次演讲。在这场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中，张学良被张伯苓强调的自强精神所打动，使得正处于“对于世事，极其灰心”，“对于现实异常悲观”的张学良“志气为之大振”。[200]对此，张学良回忆道：
你知道张伯苓先生吧，张先生当时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时南开还不是大学，张先生是那里的校长。我去听过他的讲演。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不亡吾辈在”（按：题目应为《中国之希望》）。我对这个题目很生气了。过了一会，我向张先生发怒了，“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我是急性子，说话不好听。我非常不愉快。张先生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己，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我对这个话非常感动，我这个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我受到了强烈的感动，下了决心。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大力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的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201]
张学良的爱国之举，始自1915年2月，也即其15岁之时，张学良参加了作为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组成部分的爱国储蓄运动。[202]张学良虽是“花花公子”，但颇具爱国心。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曾回忆道，“他（张学良）的思想也很进步，与原来的军阀不大一样。同时他还有爱国心”[203]。
受爱国心的驱使，在张伯苓演讲的感召之下，张学良与张伯苓多有互动，并为南开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兹举三例，略加说明。
其一，南开大学利用张学良的关系代为说项。1926年南开大学基金公债利息款项迟迟未发，学校经费紧张，为此，张伯苓多次致函财政总长潘复，恳求“特别关照，速予清拨，以济眉急”，并特别强调“此项利息即学校命脉”。[204]是年底，南开大学亏欠银洋3万余元，历年累积亏达12万元。鉴于利息款项迟迟未拨，张伯苓分别与1927年1月15、20日致函张学良，详说利息款项之重要性，并请求张学良代为鼎力向顾（按：维钧）总理、汤（按：尔和）总长说项，“务于日内将息款匀拨，以济眉急”。[205]2月13日，张学良来函告知已向顾、张二人说项。[206]
其二，张学良对于南开大学的支持，还体现为其对南开大学毕业生就业请求的关照上。1926年6月28日，张伯苓分别为学生梁岩、潘景武的工作问题致函张学良；[207]7月21日，张学良来函告知，“梁岩在本部秘书处办事，潘景武为本部少校秘书事”[208]。
其三，南开大学直接向张学良“化缘”，争取办学经费。1928年1月14日，张伯苓借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成立之际，致函张学良请为研究会名誉董事。[209]此举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谋得办学经费创造条件。1928年8月，张伯苓借助熟人关系谋求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遗产，襄助南开大学发展，但却以失败告终。12月17日，张伯苓亲自拜访张学良进一步争取办学经费，二人欢谈甚洽约一个半小时。隔日，便接友人通知，“汉卿先生慨捐二十万元，并于午后一时，盼再一谈”[210]。同日，也即12月18日，张伯苓电告南开大学同仁，“汉卿先生允捐二十万元，分十年，每年交两万”[211]。
显然，张学良的捐赠一方面是基于对张伯苓本人及其办理南开大学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恐与蒋介石有关。据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回忆，蒋介石曾打电话给张学良让其捐赠南开大学。[212]但不管怎么说，张伯苓与张学良之间的互动对于办学经费的获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助推了南开大学的发展。
对于来自军阀的捐赠，南开师生颇有“微词”，甚至起而抗之。对此，张伯苓有自己的理解，认为“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213]。基于私立大学的生存境遇，“鲜花-粪水”一说，其实更多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说辞。在公共精神缺失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了南开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大概也只能如此。
图2-1 《中国名人录》中的张伯苓
资料来源：M.C.Powell：《中国名人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5，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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