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确与军阀的捐赠密切相关。[171]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南开大学正式成立祝词”（节录），大体能反映私立南开大学接受军阀捐赠的现状：自两先生计划书出，黎前总统、冯前总统、徐大总统、曹督军、阎督军、孟督军、陈督军、王督军、曹省长莫不起而赞成。本节以李纯、阎锡山、张学良为例，概要说明南开大学何以获得军阀的捐赠。李纯的捐赠，为南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合以上，李纯捐赠南开大学也似可理解。......
2023-08-22
南开大学私立身份与基督教互动
【摘要】：私立南开大学与基督教的互动合作，主要通过张伯苓受洗成为基督徒来具体实现的。张伯苓于1908年7月24日，正式决定成为基督教徒。与一般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不同，张伯苓在批评时人反对基督教的同时，也阐述了其对于基督教的理解。该著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尽量“撇清”张伯苓与基督教的关系，转而强调“爱国”的一面，即认为“张伯苓加入基督教是他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寻求精神慰藉的一
私立南开大学与基督教的互动合作，主要通过张伯苓受洗成为基督徒来具体实现的。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有两种：第一种是容忍，也即承认基督教在相当范围内有传教的自由；第二种是了解，也即研究基督教的经典与历史，知道它在历史上造的福与作的孽，知道它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131]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比较“暧昧”，有容忍和了解，也有局部的欣赏和反对，但少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张伯苓于1908年7月24日，正式决定成为基督教徒。1909年9月15日，在天津西沽基督教公理会教堂，张伯苓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1921年1月，张伯苓被选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张伯苓成为基督徒，在当时影响比较大，“张氏（按：张伯苓）是当时加入基督教的极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因此颇引人注意”[132]。也因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韩幕儒（R.M.Hersey）在基督教青年会年度和季度报告中特别提及，张伯苓受洗成为基督徒是天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33]G·赫伯特·科尔（G.Herbert Cole）亦认为，张伯苓成为基督徒是基督教青年会过去10年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成果。[134]事实上，在正式受洗之前，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就有较长时间的互动交往经历。张伯苓自述是“从两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C.H.饶伯森和罗伯特·盖来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基督教的”，并且“十分钦佩他们的精神”，然后“开始十分虔诚地研究基督教”。[135]随后，1904年10月，私立中学堂便邀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担任教员。[136]在邀请饶伯森的“同时又请了一位叫雷曼的先生”，在“中学部教化学”。[137]1906年10月25日，张伯苓出席青年会的颁赠奖品仪式，并与饶伯森先后发表演讲。[138]1908年5月31日，青年会邀请道学博士明华德至私立南开中学堂宣讲德育[139]，等等。
对于张伯苓受洗成为基督徒，严修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规劝张伯苓放弃信仰。[140]为此，张伯苓曾选择辞去校长一职。严修等遂商议将私立学堂送归官办，但政府认为：“私立学堂方患其少，岂有改私为官之理。”[141]于是，张伯苓继续担任校长一职。严修规劝张伯苓放弃信仰，也大体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之间的“暧昧”关系：一方面与基督教青年会保持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入教”问题上保持谨慎的态度。
张伯苓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可以从其两篇演讲中找寻“答案”。一篇是1908年发表的《信道之由》；另一篇是1925年发表的《基督教与爱国》。这两篇演讲大体可以解释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原因：
一是基督教青年会为张伯苓提供了精神支柱。在《信道之由》一文中，张伯苓详细梳理、回顾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其20岁之前“少负不羁”，对于“一切神道仙佛皆不折服”；23岁之时，跟随严修，然而“严先生为人甚道学，闻余所谈，颇不以为是”。“盖某因直情径行，言论所及，求诸人世有万万不能行者，遂生一厌世之心”，“世俗既非所好，家庭之乐亦不足以解我厌世之思想”。就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介入与往来互动，使得玩世之张伯苓、厌世之张伯苓，变为“乐天之张伯苓”。[142]《基督教与爱国》这篇演讲，则是将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归结为“发生于我（按：张伯苓）的爱国心”[143]。在北洋水师学习期间，在亲见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张伯苓立志改造中国人，而改造之方法在于教育。然而办学过程中，张伯苓遭遇诸多困难，对办学、对人生抱有一种悲观的态度。恰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给予了张伯苓精神上的慰藉，鼓励张伯苓打破困难，积极创办教育。因此在张伯苓看来，之所以信仰基督教，源之于爱国之心。两篇演讲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基督教给予的帮助，但都共同强调了基督教在精神上给予的支持。
与一般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不同，张伯苓在批评时人反对基督教的同时，也阐述了其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在张伯苓看来，基督教有着特殊的“功用”，而这种“功用”，在特定背景之下，往往与救国、图强以及民众教育相联系。“敝人今天所谓基督教，也就是宗教的真义，并非仅仅的讲演神灵，祷告上帝。我们还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144]“我（按：张伯苓）觉得青年会也同样在办教育”，“他们的教育机关是青年会，受他们教育的是全社会许多民众”。[145]
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极力争取”也是张伯苓受洗的原因之一。张伯苓之所以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与青年会工作人员的极力争取关系密切。这点反映和体现在青年会对于南开学校发展给予的多方面的帮助上（诸如提供教员、奉献讲座、提供教育咨询，等等），以及对于张伯苓在运动事业上的大力支持（如为天津第四届运动会提供场地），等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张伯苓接触的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兴趣或专业“背景”与张伯苓非常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94年美国青年会干事里昂（D.Willard lyon）在天津成立了第一所青年会。[146]张伯苓在“严馆”[147]执教时，青年会里有两位运动家，当时均在华北工作，一位是格林[148]，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全美橄榄球中锋。另一位是饶伯森，毕业于普渡大学，为跳高名将。[149]张伯苓因是海军出身，对体育“情有独钟”，同样的兴趣爱好拉近了两者之间的情感距离，某种程度上为吸收张伯苓成为基督徒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督教青年会派遣“运动家”来华传教，并非“巧合”，而是“特别”安排。加强宣传和推广体育运动，是天津青年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基督教青年会常派遣一些体育专业人员来华负责体育工作。[150]
关于如何评价张伯苓加入基督教一事，早期中国台湾与大陆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中国台湾版《张伯苓先生传》对其加入基督教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豁达大度、坚毅的性格以及高瞻远瞩、淡泊名利、不顾物质享受、不计眼前成败等特质与信仰基督教有关。[151]大陆版《张伯苓传》大体持否定的态度。该著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尽量“撇清”张伯苓与基督教的关系，转而强调“爱国”的一面，即认为“张伯苓加入基督教是他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支柱；而他从爱国主义出发，却是贯彻始终的”。[152]尽管两岸学者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对于私立南开大学获取办学资源是有所裨益的。
其一，提高了私立南开以及张伯苓本人的国际影响力，为筹集办学资源提供了便利。关于张伯苓的“影响力”与基督教的关系，张彭春亦曾有言，“伯苓的名望是一般美国人造起的。特别是宗教界和教育界。他是几处教会学校的董事——如金陵、燕京、协和等。各处青年会及‘自立教会’都很倚重他。”[153]当然，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倚重张伯苓，与其自“受洗”以来，不遗余力且卓有成效地推进青年会的工作有关。韩幕儒在给青年会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及，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很快成为执行力很强的基督教工作人员，并让其父亲和弟弟信仰了基督教。[154]除家人之外，南开中学生马千里亦在“屡次受张伯苓、张仲述昆仲的影响”之后，成为基督教徒。[155]格林在其报告中亦盛赞张伯苓公开支持基督教，决定性地影响了学生等群体对于基督教态度的转变。[156]1912年4月，南开学校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其宗旨在于“研究基督教之要道，发达德智体三育”。青年会内又分设“查经、祈祷、图书、庶务、服务、经济、唱诗、导引、布道、游戏十部”[157]。此外，青年会还设有“办公室和书报阅览室”[158]。南开学生在评价学校课外组织时认为，“青年会是南开课外组织中最有力的”。[159]1922年3月17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基督教青年会。[160]在张伯苓的付出和努力之下，其于1912年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大会上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并当选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1913年、1914年、1916—1921年及1932年均为该会委员。1923年张伯苓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此外，借由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的帮助，张伯苓多次赴美，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人士。[161]这些活动和经历大大提升了张伯苓以及南开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为私立南开的资源获取提供了便利。具体来说这些活动“与他日后募捐得到的罗氏基金，兴建‘思源堂’，发展南开大学以及同不少美国人的结识，有一定的关系”。[162]
其二，师资上的直接支持。最典型的莫如基督教青年会对南开学校体育师资的直接支持。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自189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立时起，青年会围绕“四育”（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于南开而言，尤为重要的即是体育活动的开展。通过青年会的引入，近现代体育从西方传至中国。篮球运动的引进和推广是天津青年会引进西方体育贡献最大的项目[163]，对南开大学篮球运动的开展帮助极大。著名的“南开五虎”[164]篮球运动员即由天津青年会干事董守义负责指导。[165]董守义曾被天津青年会推荐至美国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进修体育，并成为美国中部青年夏令营体训班网球比赛双打冠军，同时又是棒球赛的冠军成员之一。董守义就任南开大学，除了指导篮球项目之外，还担任大学部柔软体操以及田径赛运动的指导员。[166]
当然，张伯苓对于基督教青年会也多有支持，也曾派教员参与青年会组织的活动。诸如“何廉、方显廷、张彭春、黄子坚、李适生等教授曾（被派）去东马路青年会做过学术演讲……另外，张伯苓还为青年会培养、输送、推荐了许多干部”。[167]不得不说的是，基督教青年会通过结识张伯苓，使其接受“洗礼”，也达到了宣传教义、扩大基督教社会影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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