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
【摘要】：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人物掌握着大量的办学资源，为获取办学经费，张伯苓频繁往来于政治人物之间，并表现出积极靠拢的“迹象”。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其本身即是政治人物的代表。徐世昌与严修为同科举人，二人交情甚笃。为此，张伯苓向徐世昌接洽，并获捐款8万元。黎元洪的四个子女，均与南开学校有关。
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人物掌握着大量的办学资源，为获取办学经费，张伯苓频繁往来于政治人物之间，并表现出积极靠拢的“迹象”。
（一）结交政要，获取办学资源
天津拥有“密迩京师，首都门户”的特殊地理条件，与政治中心北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加之租界的存在，使得天津成为文人雅士以及晚清民国初年“寓公”的理想之地，很多政治人物下野或退隐喜居天津。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其本身即是政治人物的代表。在南开大学创办及运行当中，严修在南开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维系中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82]严修交游广泛，与之接触的多为声名显赫的政界人物，对于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多有襄助。本节以徐世昌、黎元洪、袁世凯为例，概要说明南开大学如何通过与政治人物的往来互动，获取办学资源。
徐世昌与严修为同科举人，二人交情甚笃。这种“交情”也体现在其对于南开系列学校的资助之中。徐世昌对南开早期学校的发展多有支持，严修也曾多次因经费支绌向徐世昌募捐。1907年2月26日，严修致函严智惺，告知“中学筹款，余意先向徐伯（按：徐世昌）函商，乞其月助两数”。[83]1907年5月，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来校参观，随即慨许捐银1000两。正因如此，诚如严修所言南开中学堂的发展得到了“袁宫保（按：袁世凯）、徐制军（按：徐世昌）诸公之提倡赞助”。[84]南开大学的创办也同样得到了徐世昌的鼎力支持。1919年2月7日，严修就私立南开大学的筹建与“徐（世昌）总统，约谈两小时”。[85]虽然不知约谈之内容，但就徐世昌对于实科、科学教育的推崇和重视而言，[86]其对南开大学的筹建应是赞许有加，并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1922年9月，罗氏基金会决定补助南开大学，但前提是希望南开大学自己能先拿出一半经费。为此，张伯苓向徐世昌接洽，并获捐款8万元。[87]徐世昌之所以捐助，当然不仅仅限于“交情”，更与南开学校的办学质量有关。徐世昌对于南开系列学校的发展颇多赞许，将其办学成就以及办学之顺序[88]与福泽谕吉[89]所办学校相提并论。
黎元洪在南开学校的创办过程中，亦多加援助。1917年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寓居天津，并在天津等地投资兴业：“在中兴煤矿投资40万，实交20万，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天津华新纺织有限公司等都有投资。另外，还有中国轮船公司，是与朱桂馨、周叔濂、钱训之等合资经营。”[90]据粗略统计，黎元洪投资的银行、厂矿等金融、实业近70余个，投资金额最低不小于300万元。[91]当然，这些投资并非都在天津，也涉及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但天津是其重要的投资地区。因寓居天津，加之对于天津工商、银行业的广泛投资，使得南开学校与黎元洪之间的互动更为紧密。黎元洪的子女多在南开学校就读，下文将述及。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黎元洪即捐赠“七长公债”1万元[92]，并出席了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1919年12月6日，受张伯苓之邀，黎元洪观看了南开学生所演新剧《一元钱》，并捐款200元。[93]黎元洪对文教事业颇为重视。1918年黎元洪应湖北黄陂私立前川中学之请，捐赠银元3万元，作为兴建校舍的费用。是年春，又赞助梁启超巨款，用于在上海佘村园筹建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护国之功。1924年黎元洪在武昌筹办私立江汉大学，并拨中兴煤矿股票1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94]黎元洪之所以捐赠南开大学，除了其热心教育事业之外，也似与张伯苓“师出同门”有关。黎元洪与张伯苓均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虽未同期，但师出同校，二人之间因存校友之情，更易亲近与“化缘”。
严修与袁世凯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堪称“君子之交”[95]。1895年清廷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1898年严修从贵州回到天津，经由徐世昌与袁世凯首次会晤，二人“交谈甚畅”[96]。1908年清廷罢黜袁世凯，严修上折“抗议”，并在袁世凯离京之际前往送别。袁世凯去世之后，严修又亲至河南彰德送葬。在袁世凯落寞之时，严修为其“仗义”而起；在袁世凯腾达之际，却拒任要职。也因此，袁世凯十分敬重严修，并让袁氏诸子拜严修为师，托其教子之责。因为严修，袁世凯及其家族对南开学校的发展多有支持。1906年袁世凯捐银5 000两，[97]与上文述及的徐世昌捐银1000两，合建“慰亭堂”。1920年，“袁世凯的侄子捐给（南开）大学大英金镑一千”。[98]1921年袁述之捐款2万元建化学馆，同时要求南开学校为其家乡陈州府保留20个学额。[99]1923年袁述之捐款7万元，筹建科学馆，并“拟在阳历十月工程未俊之前，分四、五、六三个月缴足三万五千元，七、八、九三个月缴足三万五千元”，为怕万一准备不济，有所差池，拟在“上半年期满时，先提出有价证券”，“任凭抵押”。[100]如此周全之举，可见袁述之对南开教育的关切和鼎力相助。
（二）为政界人物子女入学提供“便利”
政界人物之所以捐助南开学校，也与为其子女入学提供一定的“便利”不无关系。再以徐世昌、黎元洪、袁世凯为例。徐世昌之侄之所以能够入读南开中学堂，恰是严修与张伯苓“商议”的结果。黎元洪的四个子女，均与南开学校有关。长女黎绍芬，与周恩来是同学，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经杜威的帮助，于1923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长子黎绍基，于1918年春赴日留学。1923年从日本归来，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7年毕业。“五卅惨案”期间，其担任南开大学后援会募捐组长，声援工人运动，并得黎元洪相助。次女黎绍芳，曾就读南开大学预科。次子黎绍业，也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后因病退学。据黎绍芬回忆，南开学校确为黎氏子女上学提供了某种便利，甚至是“特权”：
在子女教育方面，早先他（按：黎元洪）是不主张我们到外面去读书的，理由是怕沾染上社会上不好习惯，因而在家中设馆。这种馆，既读古汉文，也学数理化，尤其注意学英文。当时华凤阁（天津八大家之一）教汉文，孙启廉教英文，南开中学的数理化教员教数理等课程。四年学完后，由唐宾如（我父的副官）和南大校长张伯苓商议，发给南开中学的文凭，这种特权，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01]
除了徐、黎二人之外，袁世凯家族诸子亦在南开学校就读，严修、张伯苓同样给予了特别关照。1910年8月，张伯苓与严修等人商议袁世凯诸公子入学堂事宜。[102]具体商议何事，未尝得知，但从1910年10月袁世凯致信严修的内容中可略知一二，信曰“承代筹儿辈就学事，周挚详见，感篆万分！……现据年假伊迩，自未便插班，拟俟明年再行选择遣往就学，以副厚爱”[103]。事实上，在严修、张伯苓的帮助以及袁氏家族的“要求”之下，不仅袁世凯的子弟得以入读南开学校，连陈州府的子弟（南开为其留20个名额）也受惠于袁氏家族的“余荫”。袁氏诸子就读期间，严修时常前往看望。诸如1911年9月13日，严修到南开中学堂看望袁世凯诸子。[104]政界人物的子女就读南开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南开学校办学的高水准。
为“回馈”政界人物襄助办学，南开学校在招生方面多有“照顾”，并为其子女入学提供一定的“便利”。但这种“照顾”和“便利”并非没有“原则”之照顾。诸如1926年7月26日，张伯苓致函王朝佐告知“贵友刘君荫增此次烦吾弟来函，介绍到校旁听，理应照准。惟是旁听生花费既重，且无绩点，于该生极不合宜，莫若劝该生直接出洋留学”[105]。1926年8月3日，致函时任直隶督办兼省长褚玉璞，告知“敝大学考试已过，正、预各科均经取录足额”，并建议“林君春生”考入“中学部高级第二年班”最为合适。[106]1926年8月21日，致函原国务总理熊秉三，告知“吴、朱二生考试成绩现经查明，相差太多，恐不能随班听讲，反致有误前途，故均未录取”。[107]1927年2月17日，张伯苓致函时任教育厅厅长张效良，告知其所托之学生邵士荫因“考试未能及格”，“只可作为附学生”，并解释道“附学听讲于正科无异，至期考时，果无不及格门类，即可归入正科”。[108]1927年5月13日，就入读南开中学之事，张伯苓致函颜惠庆道，“公子程度能尽与章程相符最妙，或有不足之处，可先入敝暑期学校补习”。[109]诸如此类请托入学之事甚多，张伯苓均大体能坚持原则，或在遵循原则之下进行灵活处理（如“附学生”，抑或暑期学校的安排）。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获取办学资源而“妥协”的结果，体现了办学者之良苦用心，以及办学之不易。
除此，私立南开大学还延请政界人物担任校董。诸如国务总理颜惠庆、直隶实业厅厅长严慈约（严智怡）均担任过南开学校的校董。[110]用政界人物命名校园建筑也是“回报”捐赠的方式之一。南开大学很多建筑都是捐建的，其中不乏政界人物，诸如前文所述袁世凯与徐世昌共同捐赠的“慰亭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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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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