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大学的办学困境：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尽管政府鼓励、引导私立大学发展，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私立大学也遭遇了发展困境。突出表现为军阀战争对于教育生态的破坏。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局不稳，教育生态遭受极大的破坏。1926年李组绅停办矿科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近年以来国内战乱不止，公司营业既长久停顿”。^[15]1919—1928年间，平津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一旦战事爆发，“津地学校，以经费困难及其他原因，不得不随之停课”。^[16]南开学校概莫能外，无论直皖战争，抑或直奉战争，除了给南开大学带来“停课”“提前放假”^[17]等办学秩序破坏之外，还给学校经费筹集、办学资源的获取带来负面影响。北京地区的学校亦是如此。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北京国立各校暂停半年或暂缓开学”，以致《现代评论》发表社论，称首都的教育状况，属于“无教育状态”。^[18]除首都之外，国内的普遍情况是，“1916年以后，地方军阀（督军、省长）无心教育，对教育厅长往往任意干涉……几无健全独立的省县教育行政机关可言”。^[19]

除却军阀混战等对办学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之外，私立大学的办学困境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学校属性导致的办学经费获取的不确定性

因属“私立”，私立大学对于办学环境尤为依赖。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办学经费的筹措。但在政治动乱、战火不断的近代中国，民众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办学环境招致破坏，私立大学的募捐更为艰难、更具不确定性。

能否募集到办学经费，除却受制于客观环境之外，还与私立大学的创办者、校长以及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关系网络有关。据何廉观察，处于前工业化的中国社会，“做任何事情都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且往往受地区的限制”。^[20]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的筹集也主要依赖私人关系。南开学校办学经费的获取正是依赖严修、张伯苓的私人关系，四处“化缘”而来。此外，因办学经费需要依赖私人关系，自然不免受制于学界派别、权力政治等非制度性因素对于资源获取的影响，进而增加办学经费获取的不确定性。^[21]

办学经费获取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私立大学经费维持的不稳定性。即便私立大学在初创阶段获得了必要的办学经费，但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动荡、人际变迁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使得私立大学难以维持必要的支出，以致被迫停办。一些曾经立案的私立大学，诸如明德大学（1916）、中华大学（1917）都曾因办学经费支绌而停办。^[22]即使尚在运行或现经立案认可的私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常面临经费难以维持或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困境。虽然南开大学在北京政府时期蓬勃发展，但依然面临经费支绌、学科发展失衡的问题。^[23]南开大学文科发展较弱，“一个系只有一二教授”，为此南开学校教员呼吁“国内热心教育之士，踊跃捐款，补助南大文科”。^[24]复旦大学亦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办学经费难以维持的状况，为此校长李登辉不得不“商之于本届毕业同学及同门会，勉其扶助母校”。^[25]面对办学经费获取的困境，并不是所有私立大学校长都能筹得经费渡过难关。1917年时任民国大学校长安定武即因办学经费筹措无着而离职。^[26]

其实，不仅私立大学的经费获取存在不确定性，国立大学亦常如此^[27]。1922年10月18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第四次始业式上，述及国内各大学的办学（经费）状况：“此数年间，与吾校同时而起之大学，如东北、西南、东南、河北、鄂大（按：鄂州大学）及厦门等，皆耸动一时。而至今除东南、厦门与南大三校外，他将成为泡影，或至今尚未实现。东南与厦大两校，学款尚裕，可望持久。”然而，南开大学自身办学状况并不乐观，“三年来（按：办学经费）亦不充足，不久将再事筹款，或可望有成效”。^[28]其实，不管是国立大学，抑或私立大学，办学经费始终是大学校长们着力考虑的首要问题。但比较而言，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的不确定性更为显著，筹款也成为私立大学校长们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由办学条件导致的师资延聘的劣势

师资对于私立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私立大学的校长们，对此颇有共识。复旦大学非常重视师资延聘。校长李登辉在其担任复旦公学教务长时期，延聘教师均亲自负责。^[29]在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同样重视延揽师资，著名学者王宠惠、郭任远、张志让、孙寒冰等陆续被延聘任教。厦门大学还于1926年出台《厦门大学优待教职员规则》，主要内容包括：（1）优待教员规则，（2）教职员养老金规则。^[30]体现了学校对于师资的重视和尊重。尽管一些私立大学在师资延揽上卓有建树，但对于一般私立大学而言，延聘师资是仅次于办学经费的又一难题。

相比国立、省立以及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师资延聘上难有优势可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薪俸较低，难以吸引师资

薪俸对于师资延聘非常重要。然而，一般来说，私立大学薪俸较低，难以与国立大学相比。据何廉回忆，其在1926年学成归国之际，之所以选择私立南开大学，并非因为薪资优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开学校虽然薪水很低，但起码可以按时如数发放。^[31]何廉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国初年私立大学薪俸偏低的事实。

关于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师的薪俸，教育部曾于1914年颁布文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大学职员的待遇为校长月支400元，学长300元，预科学长300元，学监主任180元，庶务主任150元；大学专任教员月支180元至280元，大学预科专任教员140元至240元；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员160元至250元；专门学校专任教员160元至250元。而服务5年以上的各类教职员，确有成绩者，另有数额不等的全年津贴。^[32]1917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详细规定了教职员的薪金标准。

表2-1　国立大学各类职员、教员薪俸表（1917）

资料来源：《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教育杂志社：《教育法令选（下）》，商务印书馆，1925，第88—91页。

应该说，教育部的标准只是“指导性”的规定，各校并未严格执行，事实上也难以完全按照标准执行。此外，各校情况不同，薪资差异较大。同是国立大学，清华的薪资就比其他学校高出不少。1925年时任教务长的张彭春曾打算将其月薪减少至300元，理由之一即为清华“薪金已比其他学校大约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在此地三百元月薪的在他校可得二百至二百三四十元”，“就是减薪后远比在别校的待遇好多了！住处好，准发薪，并且将来可以有出洋的机会”。^[33]

虽有学者认为，民国初期“即便是一些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学，其教师薪俸也都相应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34]但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在薪资待遇上依然存在差距。教职员的薪资水平与办学经费充足与否密切相关。于一般私立大学而言，办学经费常常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首要问题，遑论提供与国立大学教职员相匹配的薪资待遇。仅以1921年复旦大学为例，“当时国立大学专任教授的月工资在350元至500元之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工资，每月200元，此外别无其他津贴。复旦专任教授的工资，每月亦为200元，但一年只支十一个月的薪水，另一个月的薪水，以开办暑期学校的收入补足”。^[35]虽然南开大学被学者誉为近代中国融资最为成功的一所私立大学^[36]，但其薪俸与国立大学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1921年南开董事会议决大学教员薪水问题，讨论结果为：教员月薪180元，主任教员200元；凡携眷者加租房费25元；任职每逾一年加薪10元，以五年为限。^[37]192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预科教育顾问Gist Gee访问南开大学，记述了南开部分教员的薪俸情况：“化学系邱博士275或250元……徐教授250元、杨教授220元、赵先生80元；物理系饶博士240或250元、陈博士200元；生物系应教授245或250元；数学系姜博士280元、助教100元。”^[38]1926年南开大学给何廉开出的薪俸仅为180元，而国立暨南大学则为300元。^[39]为此，张伯苓不得不“降低了自己的工资以提高一些教师的工资”。^[40]

总体而言，私立大学相对较低的薪资水准在吸引师资，尤其在吸引优质师资方面处于劣势。事实上，常有私立大学的教师因薪资待遇出走国立大学的情况。国立大学也常凭借优渥待遇高薪聘请私立大学教师。

2.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难以稳定师资

由于办学条件差，私立大学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以致难以稳定师资，教师流动频繁。以大夏大学为例。1924年大夏大学成立初期，教员30余人。^[41]随着校长以及主席董事等人选的确定，学校发展迅速。1925年教授增至60余人。^[42]1926年教职员减至为39人。^[43]据1928年统计，短短4年内，大夏大学共有60名教职员离职。在离职的60人当中，除却校长马君武，教授共有23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43人，其中不乏毕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职人员；外籍教员2名。^[44]应该说，如此师资在私立大学中实为少见。可见，大夏大学在延聘师资上用力之深。殊为可惜的是，这些离职的教职员任职时间都很短，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者不过三年有余。如此频繁的师资流动，与“五卅惨案”、校舍被英兵所占^[45]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不仅大夏大学如此，由于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其他私立大学的师资流动状况亦复如是。1917年2月民国大学宣布成立，至1920年夏季，共有职员21人、教员50人离职。^[46]1920年9月至1924年10月，离职的职员共有20人、教员19人。^[47]短短7年之间，共离职教员69人、职员41人。而1924年民国大学现任职员、教员总数仅为46人。^[48]由此可见，教职员的离职不可谓不频繁，离职率不可谓不高。中国大学在成立初的6年时间里，离职的职员共有40人^[49]，离职教员122人^[50]。据中华大学1924年统计，其教职员共有105人^[51]，而自1912年创办以来，离职教职员总数达138人^[52]。

（三）生源质量与数量之间的权衡与纠葛

生源质量也是民国初年私立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专门学校。一些专门学校常利用入学资格中的“疏漏”，诸如“同等学力”一语，扩大招生规模。基于此，教育部于1915年通咨各省，要求各专门学校招生时“一律从严，所录各生同等学力者不得逾中学毕业生十分之二”^[53]。1918年教育部审查专门以上学校新生入学试卷，痛陈招生宽滥的现象。

查专门以上学校招生，部章限定中学毕业及中学同等程度，则各校试题，自当按照中学毕业程度命题，方为合格。乃统阅诸卷，合格者固多，浅易者亦复不少，有数校英文一科，甚至与中学一年生程度相同。命题如此浅易，在现在既无以辨别中学毕业与非中学毕业之程度，在将来必且使中学程度日趋日下，此一弊也……

又查本部专门以上学校招生中规定中学同等程度一条，原指其他各校毕业生，与中学相当或私家自修之士而言。乃审核各校所送名册，所谓中学同等程度者，大半为中学修业学生，夫中学修业生亦可以当中学同等程度，则中学生若欲升入专校，何必待至毕业。此五弊也。

宗祥（按：张宗祥）等对于此次审核试卷，一则懼中学之不进步，一则觉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太嫌宽滥，若不设法使双方各祛其弊，学术前途，实无希望等情。据此查，此次试卷佳者甚少，既足见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宽滥，尤足征全国中学成绩未尽优良，若不急图整顿，势必日形退化。^[54]

之所以存在“招生宽滥”的情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生源数量对于私立高校获取办学经费意义非凡。私立大学获得办学经费较为“便捷”的办法即为扩大招生规模。招生规模扩大，录取难免有“宽滥”之嫌。这也是私立高校招致时人诟病的原因所在。为尽量招收更多学生，私立大学一般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扩大预科生的比例，尽量多招预科生。1926年大夏大学文科学生45人，理科38人，教育科63人，商科44人，预科甲部67人，预科乙部26人，总数为283人。^[55]预科学生占比学生总数32.86%。更有甚者如私立大同学院，1916年学生共有53人，全为预科生。^[56]所谓预科，如舒新城所言“它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复习中学的功课及语言上”，在舒新城看来，预科“实属浪费，而主张取消”^[57]。办理预科相对简单，对办学设施要求较低。也因此，深受私立高校青睐。

二是不按部章要求，缩短年限。典型如复旦大学。其在1919年招生时规定，“大学分预科、本科二级，预科二年毕业升入本科，本科二年毕业可得学士”^[58]，这显然与《大学令》的要求相违背。《大学令》规定，“大学本科之修业年限四年，预科三年”^[59]。跟教育部规定相比，复旦大学显然缩短了年限。因学制不符合部章规定，直至很晚才被教育部立案认可。南开大学更是背离教育部规定，没有设定具体年限，而是采取“美国大学最新分科、选科办法”，其规定“大学毕业程度以所学课程之多寡为标准，及格功课至少满一百四十绩点者始能毕业”。^[60]

严格招生，提升办学质量关乎学校声誉。倘若生源质量不符要求，私立大学也难以通过教育部的视察审核，以获得立案认可的资格。不被立案认可，反过来又会影响优质生源的招录，乃至师资延聘。但问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之下，一些私立大学在其创办初期，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维持日常运作。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学生，怕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因此，对于私立大学而言，尤其是处于初创阶段的私立大学，其生源质量与招生数量之间存在着“矛盾”，需要办学者在生存与声誉之间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