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变革时代：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想，影响和决定着学校的办学风格、办学特色。诸如蔡元培之于北大的变革，梅贻琦之于清华的发展，等等。探讨张伯苓的办学理想，有助于深入理解私立南开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美国模式的借鉴

要厘清张伯苓的办学理想，则不得不回答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而要回答此问题，则要从张伯苓的教育考察说起。

专门科（班）创办的失败，使得张伯苓认识到自身办理私立高等教育的不足。借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的帮助，张伯苓于1917年8月，得以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并考察美国高校办学。^[113]本次研修考察，获得了师范学院提供的“荣誉奖学金”的赞助，得以免交学费。^[114]研修期间，张伯苓“每天两次到学院听课，主要学习近代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课程”^[115]。1918年4月5日，严修等取道日本赴美游历。^[116]1918年5月19日，严修抵达纽约与张伯苓会合。^[117]自此，张伯苓、严修遍访纽约、芝加哥等地各类教育或教育管理机构，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教育局等，拜访或交流人员包括中小学教师、教育官员、知名学者等，谈及内容包括教学法、美国学制、管理机构设置、学费、董事会运作、教育经费，等等。^[118]当然，张伯苓、严修亦关注和讨论高等教育相关议题，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办学状况。1918年7月4日上午，张伯苓与严修探讨“教育与实业”，直至“午饭之后又谈至3时乃止”。^[119]此外，还拜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克伯屈教授并谈论教育，其特别强调美国教育应注重建校筹款（纳税）及学生自动等。^[120]在拜访孟禄（Paul Monroe）时，还获赠“各种考验学科之标准”^[121]。1918年11月7日，参观格林奈尔大学，并注意到“本校建筑多系毕业生捐资为之”，且“本校建自教会资本金全由募捐而来，故校长常不在校”。^[122]通过考察，张伯苓、严修对于美国私立高校办学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图1-1　严修、张伯苓在美摄影

资料来源：《努力奋斗中之南开学校》，《天津南开学校》，出版社不详，1927，第10页。

图1-2　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留影（前排右四为张伯苓）

资料来源：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XIII，No.6，April 1918.林伟博士提供。

本次考察也给予了张伯苓办学思路的启发。1918年3月，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谈及中国教育问题时说道：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加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考察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各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臬……中国新教育最要之目的，即为训练青年人以服务社会心。^[123]

这些启发或思考，奠定了私立南开大学人才培养的“基调”，即培养服务社会之人才。当然，这与张彭春描绘的大学“蓝图”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前所述，张彭春所设想的大学应是专注学术研究之大学，更接近于德国大学模式。^[124]这其中除了办学“特色”、办学“旨趣”之外，还涉及整个时代高等教育模式转型的问题。据许美德观察，“在1911—1927年期间，人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又转而倾向于模仿欧洲大学的模式，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大学。后来，中国又对美国的高校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5]庄泽宣在其《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书中亦有类似的观察：

民国成立以后，第一任教育总长是蔡元培先生，而且他刚从欧洲回来，他对于学制的改革，颇主张采用欧洲的制度，但因为历史的关系，民国初年的学制可以说是前清学制与欧制的折衷制度。本来日本的学制也由欧洲学制蜕化而来，不过没有采用双轨制而已。在这个时候国人已经感到新教育日本化的弊病，颇有直接模仿西洋的意思，而留学美国专研究教育的郭秉文、蒋梦麟诸先生也先后回国（1914及1917），中国已办教育多年的范源濂、严范孙诸先生又赴美考察（1918），后来全国高师校长又组织赴美教育调查团（1919），南京高等师范又聚了一班美国留学生，发表了许多的文章，造就了好些学生，于是中国的新教育大有美国化的倾向。^[126]

此时，美国大学的情形如何呢？此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20世纪初，杜威成为实用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统治了美国20世纪的教育哲学”。^[127]在此教育哲学的引领之下，“美国人往往把高等教育视为向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所需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128]与此同时，张伯苓所游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正遭受同行的批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即曾批评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功能定位的偏离，认为“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普及教育也不属于大学。这些教育非常重要，社会当必须为实施这些教育建立适当的机构，但不能让他们使大学分心”^[129]。作为办学组织，哥伦比亚大学无疑是成功的，而作为秉持“大学理念”的哥伦比亚大学，其“正确的价值观未能得以保持”^[130]。

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模式对于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变革正是以美国模式为趋向。^[131]1922年学制更是将这一影响引向极致。张彭春的办学设想与私立南开大学实际办学之间的差异也正反映了这一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

总体来说，张伯苓办理所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其实就是办理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模板的私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学以致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在办学模式上推行“美国化”，以致在随后的办学过程当中“所用教材，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一律是美国的中学或大学的英文课本”^[132]，甚至在校园内开设美国书店——伊文斯书店的分店，便于学生购买美国书籍。事实上，南开中学的大部分课程也都用英语讲授。^[133]

当然，这一全盘“美国化”的教育模式，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这也是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所迫切思考的问题。1924年10月2日，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高级修身班发表演讲，即曾对此现象有所反思：“吾以为教育之发展，与一国内之政治情状、社会环境亟〈极〉有关系。吾国近人办理教育每多袭取西方成法，不知西方之教育得西众之辅助、社会之指导，与吾国不相同。以其教育原理应用于吾国，岂有不流弊众〈丛〉生者。”^[134]引发张伯苓对此问题产生深刻思考的是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所引发的“轮回风波”^[135]事件。《轮回教育》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南开大学在教育上的过度“美国化”：

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铁路、美国商业……美国……美国……他们赞赏美国和冬烘先生颂扬尧舜禹汤一般。一班学生也任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一年、二年，直到四年，毕业了。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虎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这一种轮回与前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半中半英的欺哄法。留学生所用的欺哄法是完全美国法，完全用外国话来虎。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是什么意见呢？学问吗？什么叫作学问？救国吗？就这样便算救国吗？^[136]

这一风波，使得张伯苓得以深入思考如何引进、消化国外的教材和课程使之适应国情，也即思考什么样的教育适合国内的现实环境。经不断改革探索，随即在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以“土货化”为今后的教育方针。所谓“土货化”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研究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避免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特设置三个标准加以规束：一是各种研究必须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是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需解决者，三是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137]

一言以蔽之，在创办之初，张伯苓所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即是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模板，以美国模式为借鉴，以培养服务社会的应用型人才为圭臬的私立大学。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美国模式的借鉴不仅仅是办学理念的借鉴，其实也暗含着张伯苓对于美国私立大学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的向往和借鉴。

（二）何以选择美国模式

南开大学之所以选择美国大学模式，有受晚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更有对于私立大学生存与发展境遇的现实考虑。

乾嘉盛世以降，清政府日益衰败，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也加速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学术转向：从考据学转向经世之学，从皓首穷经转而关注现实。某种意义上，鸦片战争是为标志，标志着传统士大夫面对国家存亡之际的主动求变。亦如梁启超所言：“‘鸦片之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138]经世致用为晚清实学的基本特征。随着政权鼎革，晚清实学作为特定时代的学术思潮虽已踪影全消，但经转换之后，其精神仍在。作为生于晚清、创业于民国的教育家，张伯苓秉承“力行不懈、笃实践履”的心力继承并发扬了晚清实学精神。其提出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宗旨、“土货化”的教育方针以及“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的人才培养目标等，其背后包含的实学教育思想与晚清实学精神一脉相承。

除受晚清实学精神影响之外，私立南开选择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也与其面临的不太“友好”的生存环境有关。为应对不太“友好”的生存境遇，美国大学模式更有利于私立大学获取办学资源，以应对生存与发展的困境。美国模式注重实用主义，突出表现为注重应用性学科的设置。具体来说，应用性学科之所以能够助益私立大学争取办学资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应用性学科的设置是民初私立大学强化与社会各界往来互动的“纽带”，为其获取办学资源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如前文分析，民初私立大学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捐款与学费收入。无论捐款，抑或学费收入都需要与社会各界保持互动。具体来说，也即通过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加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往来，获得社会的信任与认可，并以此谋求社会各界的捐赠，维持私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南开学校专门科创办的失败，即从反面论证了这一点。不管是“徇中学毕业生之请”而设立的英语专门科，还是与国家政策相抵牾的高等师范专门班，均非私立高校理想的学科设置。

南开大学正式创办时，除响应教育部“号召”设立文、理科之外，还设有应用性较强的商科，随后还增设了矿科。在“增科计划”中特别述及要“设法使学生在银行或洋行，为商学上之实地练习，以免徒知商学，并无经验之弊病”。^[139]即使是文理科，也以应用性为主，而非专事学术研究。南开大学矿科的设置即是学校多方寻求办学经费，与企业合作办学，强化互动的典型案例。

其实，不仅南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注重应用性学科，考察同时代的其他私立大学，其学科设置大体也以应用性为主。以1918年为例，私立朝阳大学设有大学部、专门部，大学部设有法、商科，专门部设有法律科、预科。私立中国大学同样设有大学部、专门部，大学部设有法科（政治门、经济门、商科）、预科（文科、法科、商科），专门部设有法科、政治经济科、商科、预科法科。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大学部设有文科哲学门、法科经济门、商科、预科，专门部设有预科。^[140]从办学性质来看，专门部、预科自不待言，主要培养专门人才或为升学作准备。而大学部的学科设置，也多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另外，再以私立专门学校为例。1915年被教育部立案认可的专门学校共有16所，均为法政学校。^[141]据教育部统计，1918年全国共有21所私立专门学校，而其中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达14所。黄炎培对于法政学校的“盛况”亦有观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黄炎培调查了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五处法政学校的办学情况，经查共设有法政学校15所，学生总数达4 720人。^[142]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迎合“就业”市场的需求^[143]，法政学科便成为私立大学以及私立专门学校的常设学科。专门学校不是本文重点讨论对象，但同属私立学校，其学科设置的内在逻辑应有相似之处。维持生存与发展是私立高校首要考虑的问题，唯有借助应用性学科的设置，才有可能广泛建立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为谋求办学资源提供便利。

其二，应用性学科的设置还有利于私立大学招揽生源，扩充办学经费。面向社会需求，或者说面向就业的学科设置能为私立大学带来生源，而生源是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民初政府对国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费征收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对私立学校不作要求。^[144]也因此，私立大学在学费征收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一般来说，私立大学的学费要高于国立大学。20世纪20年代，私立高校的学费在70—100元之间，而国家资助的公立高校学费在40—60元。^[145]诸如国立北京大学每学年学费本科30元，预科25元，体育会费1元；国立北洋大学每学年本科30元，预科20元，每学年住宿费12元，体育费2元，膳费每月约5元。而私立朝阳大学每学年大学部本科48元，大学预科及专门部各科36元，讲义费各科6元；私立复旦大学每学年学费80元，电灯及膳食费60元，宿费20元，运动费4元，阅书费2元，午膳者每学期膳费10元。作为本文案例的南开大学，1921年本科生、专科生学费为36元/年，旁听生每修习1个绩点学费2元，寄宿费每学年24元，印刷费每学期5角，试验费按科规定并预缴试验室赔价费3元，膳食费每月5元。^[146]1923年南开大学的学费为50元/年，寄宿费全年30元，印刷费、体育费每学期1元，预偿费每学期5元，膳费每月5元，此外还有书籍、试验费等若干。^[147]若简单以学生人数乘以学（杂）费（学费+寄宿费），大体可以估算出每年学杂费的收入（实际数字应高于此算法），借此可以估算学（杂）费收入在私立大学总体收入中的占比情况。1921年南开大学学生人数为224人，1923年为288人，学杂费总收入分别约为13 440元与23 040元。而1921年南开大学年度收入为96 526元，1923年为92 734元，学（杂）费所占年度收入比例分别为13.92%、24.8%。^[148]1926年张伯苓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述及了南开大学的学费收入及所占比例情况：“学费昂贵，本非所愿。惟以大学方面，每学生供给，核算年须供给六百元计之，则学费所入，仅及六分之一。”^[149]从张伯苓的采访中，大体可以印证私立大学的学费普遍较高，且南开大学的学费每年需100元左右，其占支出总数约1/6。与大额捐赠相比，学费收入虽然数量有限，但相对稳定且有保障，已然成为私立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

“私立大学的校长们因绝少有幸获得国家的资助，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向市场寻求资金”^[150]。于私立大学而言，为筹措办学经费，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即扩大招生规模。而要扩大招生规模，就必须向“市场”看齐，设置易于就业的应用性学科。1917年复旦大学之所以增设商科，以及随后增设法律、政治、市政、银行等实用性强的学系，即是为了适应上海职业需求和商业发展需要。^[15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旦在李登辉担任校长后，曾花大力气办理文、理本科，但规模仍然很小。自1917年筹办商科之后，入学人数大幅上升。^[152]并且此后商科在校人数经常处于全校之冠。^[153]以1927年为例，该年度在校生总数为931人，商科学生最多，计有326人。^[154]有了足够的生源，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才有保障。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了国立、省立、私立与“教会及外人立”专门学校学生数量，其中国立专门学校平均学生数为351.2人，省立专门学校为204.2人，私立专门学校为362.9人，“教会及外人立”为223.3人。^[155]私立专门学校学生数量最多，也佐证了私立高校的办学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反观张彭春早期设想的德国大学模式，其强调和奉行的学术研究至上原则，不利于私立大学获取办学资源。德国大学从本质上排除一切实际和实用性考虑，以至20世纪20年代，一位德国著名的教育官员曾说，对于德国人来讲，大学与实用性考虑、专门和职业性教育，在本质上是毫不相干的。^[156]秉承德国大学理念的蔡元培亦认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157]为此，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学科设置改革，扩充了文理科，停办工、商科，并试图将法学科分离出去。北京大学为国立大学，办学经费来源于政府，蔡元培如此改革无须担心办学经费来源问题。而对于私立大学而言，如此办学则阻碍了与社会各界的往来互动，不利于办学资源的获取。

相比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而言，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理念更契合民初私立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实际状况，更有利于私立大学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往来互动，从而为办学经费以及其他办学资源的获取创造条件。私立南开大学选择美国大学办学理念更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

【注释】

[1]据1921年南开大学教务管理规则可知，南开大学对于本校中学毕业生（国文、英语70分以上，其他各科及格）实行免试入学政策。（详见《南开大学教务管理规则（1921年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九卷规章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321页。）1923年私立南开大学招生简章对于入学资格有如下规定：（1）三三学制高级中学毕业生或大学预科毕业生应本校入学试验而及格者；（2）本校高级中学毕业生成绩优美者；（3）由我校所承认之大学正科转学者。见《入学资格》，《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协成印刷局，1923年，第13页。总体来说，南开大学对于本校中学生还是有所“照顾”和“优待”。宁恩承在其回忆录中亦述及生源来源：“南开大学的学生百分之七十由南开中学毕业提升，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其他中学毕业学生考入。”详见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96页。

[2]据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44页）记载：1912—1919年间南开中学的学生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26%，生源除西藏、新疆外，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连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也慕名而来。1917年南开中学学生人数突破千人，举行千人纪念。见郭荣生、张源编：《张伯苓先生纪念集（八旬诞辰纪念册）》，文海出版社，1975，第58页。

[3]中国台湾版《张伯苓先生传》认为，张伯苓创办高等教育是其认为，“中学为培养中级干部场所，欲提高学术水准，迎头赶上欧美，非成立大学及研究所不可。故兴办高等教育的念头与日俱增”。详见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1，第9页。另据《学府纪闻——国立南开大学》一书记载，“据张伯苓先生说，以上各班（按：英语专门科与高等师范专门班）开设的原因，约有下列三端：一、为未考取理想大学或留美之同学补习。二、使未考取理想大学或留美者，可留校作教员。三、使技能科（如体育）特优之同学进修”。详见《南开校史》，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南开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12页。

[4]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45页。

[5]《沿革志略》，《天津南开学校章程》，出版社不详，1915，第12页。

[6]《天津南开学校章程（1915年夏）》，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九卷规章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4页。

[7]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天津人，张伯苓的胞弟，教育家、外交家，专长于戏剧与文学，《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1908年毕业于天津私立中学堂。1910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学堂。同年考取清华学堂，公费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获文学硕士、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后任南开专门部主任、代理校长。1919—1922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学校教务长、南开大学教授等。1929年再度赴美，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出任驻土耳其、智利公使，中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参见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第334—335页；孙平华：《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刘蔚之：《教育学者张彭春的思想演进及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锻造（1923—1948）》，《教育研究集刊（台湾）》，2019年第3期，第1—40页。

[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47页。

[9]《欢送张凌大会》，《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第75期，第40页。

[10]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第57页。

[1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12页。

[1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6页。

[13]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9页。

[1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6页。

[1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8页。

[1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9页。

[1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12页。

[18]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01页。

[1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64页。

[2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47页。

[2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47—148页。

[2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54—155页。

[23]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商务印书馆，2014，第1—4页。

[24]《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667页。

[25]《教育部公布师范教育令》，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660—661页。

[26]《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21页。

[27]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84页。

[28]姚渔湘：《张伯苓先生的生平》，郭荣生、张源编：《张伯苓先生纪念集（八旬诞辰纪念册）》，文海出版社，1975，第11页。

[29]严修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第141—247页。张伯苓曾于1903年5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见《沿革志略》，《天津南开学校章程》，出版社不详，1915，第1页。在此之前，严修也曾于1902年考察过日本教育，但1904年的东渡之旅是二者首次共同考察日本教育。

[30]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248页。

[31]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26页。

[32]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01页。

[3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81页。

[3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01页。

[35]张伯苓：《办学校须有宗旨（1919年2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09页。

[36]杰弗里·费弗、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闫蕊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页。

[37]相关研究以姜朝晖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详见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8]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统计概览（1923）》，商务印书馆，1923，第10页。

[39]舒新城：《中国教育指南（1925）》，商务印书馆，1926，第11页。

[40]《私立大学争分中法教育金》，《顺天时报》，1925年5月5日，第7版。

[41]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414页。

[42]金国：《资源获取与政治参与：张伯苓的角色困顿与抉择（1919—1946）》，《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第178页。

[43]青士：《政府应补助立案之私立大学》，《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34期，第168—169页。

[44]《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教育部公报》，1934年第21—22期，第43—45页。

[45]《二十四年度私立大学补助费》，《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1937年第1期，第88页。

[46]《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中华教育界》，1915年第4期，第10页。

[47]《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中华教育界》，1915年第4期，第11页。

[48]《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中华教育界》，1915年第4期，第10页。

[49]1912年10月22日，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总类分为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等，私人或私法人筹集经费可办理以上任一专门学校。详见《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7页。

[50]《大学令》第三条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科三科或二科、一科者”。详见《教育部公布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8页。

[51]《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41—143页。

[52]董宝良等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第61页。

[53]张承标：《中国公学创办回忆》，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741页。

[54]《董事姓名履历表》，平民大学教务处：《平民大学概观》，平民大学总务处，1923，第25—27页。

[55]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高校关系之研究（1912—193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第1页。

[56]详见申国昌的博士学位论文《守土经营与模范治理的双重变奏—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5月）中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三、四节等相关内容，论文详细梳理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兴资办学。此外，陈芳在其论文《民国时期的阎锡山与山西大学：政治控制的个案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36—141页）中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57]章开沅、马敏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559—560页。

[58]祝淳夫：《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47页。

[59]祝淳夫：《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48页。

[60]天津市历史所编印：《天津历史资料（第三期）》，1965，第56页。

[61]祝淳夫：《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49—150页。

[62]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4页。

[63]《南开大学特种奖学金章程（1931）》，馆藏天津市档案馆，编号：401206800—J0215—1—001282—00010，第1页。

[64]详见《南开大学特种奖学金报告书》（1931），馆藏天津市档案馆，编号：401206800—J0215—1—001282—00042。

[65]《南开大学之新事业》，《教育周报》，1931年第7期，第5页。受南开大学奖学金制度的影响，东北大学也设有助学金。见《教育界好趋向——东北大学设助学金》，《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8月12日，第5版。《复旦大学校刊》首页撰文指出“本校应仿南开大学举办特种奖学金”。见何崇：《本校应仿南开大学举办特种奖学金之建议》，《复旦大学校刊》，1931第102期，第1页。

[66]《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代金城银行招考行员训练班简章》，《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半月刊》，1934年第12期，第222页。

[67]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93页。

[6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29页。

[69]宋秋蓉教授在《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江苏高教》，2012年第4期，第152—155页）中有较为详细具体的论述，故不赘述。

[70]张伯苓：《来美目的（1929年5月17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9页。

[71]《〈申报〉载在上海中学的演讲（1929年9月1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二卷著述言论（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4页。

[72]《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616—617页。

[73]《教育部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法令）》，《教育杂志》，1915年第2期，第1—2页。

[74]冉春：《民国时期捐资兴学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第44—45页。

[75]以南开大学1919—1927年间的捐赠情况为例。在此期间，捐赠人员以及捐资金额如下：徐世昌（16 744.71元），李秀山（537 355.76元），王仲希（100元），蔡虎臣（5 000元），袁伯森（4 790元），交通银行（10 000元），阎锡山（5 000元），陈光远（1 000元），黎元洪（8 010元），李炳麟（1 455元），严范孙（22 130元），梁士诒、周自齐（400 000元），王占元（5 000元），沈庆辉（200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0 000元），李组绅（75 000元），袁述之（70 000元），靳云鹏（10 000元），许静仁（500元），金伯平（500元），谭真工厂（165元），丁美英（105元），交通部（10 047元），罗氏基金会（145 337元），施雷德（100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79 000元），何庆成（1 638.5元），卢木斋（100 000元，又捐书2万册），李兴臣（图书7万册）。从捐赠来源来看，南开大学所获的大额捐赠，要么来自私人关系，要么得益于张伯苓的不懈化缘，而非社会民众的自主捐赠。诸如徐世昌、黎元洪、卢木斋、袁述之、李组绅、罗氏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严修在京津地区颇有声望，与社会各界素有往来。严修与徐世昌为同科举人、与卢木斋为亲家、与袁世凯情谊深厚，袁述之又系袁世凯堂弟，等等。南开大学在此阶段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大额资助，与张伯苓在其中担任副董事长密切相关。而获得罗氏基金会的大力赞助，除南开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准之外，还与孟禄有关。张伯苓与孟禄结识于哥伦比亚大学，张伯苓在美游学期间与孟禄多有互动。此外，一些捐赠来自严修、张伯苓的不懈化缘，如李秀山的大额捐赠。相关捐赠数据来源：《南开大学历年捐款收入表（1919—1935）》，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40—44页。

[76]马秋官、马珠官、马翠官（执笔）等：《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印：《天津历史资料（第十期）》，1981，第23页。

[77]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31—232页。

[78]在创办私立南开大学之前，张伯苓曾于1917年8月赴美游学，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习教育，并考察美国高等教育，为筹建南开大学做准备，为期一年有余，于1918年12月24日返回天津。详见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03—207页；Sarah Coles Mcelroy，Transform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YanXiu，Zhang Boling，and the Effort to Build a New School System，1901—1927.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96，pp.158—164.

[79]张伯苓：《办学校须有宗旨（1919年2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10页。

[80]《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3期，第44页。

[81]《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一览表》，《顺天时报》，1915年9月5日，第4版。

[82]张伯苓：《办学校须有宗旨（1919年2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09页。

[83]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0年9月19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84]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21年10月30日），编号：1-DZ-01-850，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85]《校史》，《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概览》，出版社不详，1925，第5页。

[86]黄燕生、黄明信、黄书琴：《黄钰生小传》，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6页。

[87]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93页。

[88]Hersey，Roscoe M.，Report of R.M.Hersey，General Secretary，Tientsin.1909（p.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media.lib.umn.edu/item/p16022coll358：5744 Accessed 04 Feb 2021.

[89]蔡元培：《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第64页。

[90]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91页。

[91]梁启超：《梁启超演说词（1917年1月3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65页。

[92]张伯苓：《办学校须有宗旨（1919年2月1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10页。

[93]黄炎培：《考察本国教育笔记（再续）》，《教育杂志》，1915年第5期，第3—4页。

[94]《教育总长汤化龙关于中学教育之谈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289页。

[95]《教育部通饬中学校添授簿记》，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794页。

[96]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3页。

[97]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17页。

[98]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4页。

[99]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3—4页。

[100]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有争议。本文认同陈景磐等教授（1904—1989）的观点，认为我国自办的新式的大学教育实始于1895年盛宣怀所奏办的北洋西学学堂的头等学堂（1896年改为北洋大学堂）。详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第179页。

[101]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第91—93页。

[102]考察团主要成员共四人，分别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部长柏刻（Carl H.Becker）、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法尔斯基教授（M.Falski）、法兰西大学教授郎吉梵（P.Langevin）、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叨尼（R.H.Tawney）。参见国际联盟编著：《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1页。

[103]国际联盟：《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第175—177页。

[104]方显廷演讲、吴大业记：《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南开大学周刊》，1929年第75期，第18—19页。

[105]狄舟：《从“毕业即失业”到“失业即创业”》，《新生周刊》，1934年第27期，第527页。

[106]金国：《为了“服务社会能力”之养成：私立南开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1919—1937）》，《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第32—39页。

[107]蔡元培：《在浦东中学演说词》，《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第18页。

[108]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第47—48页。

[109]《教育总长汤化龙关于中学教育之谈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290页。

[110]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正中书局，1934，第5页。

[111]私立大学相关数据详见《私立大学概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78—180页；私立专门学校相关数据详见《私立专门学校概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87—190页。

[112]华午晴、伉乃如述，乐永庆、梅宝昌记：《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5期，第1页。

[113]张伯苓之所以选择前往美国研修、考察教育，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张伯苓看到了美国模式在其办理南开中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二是张伯苓想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为中学毕业生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详见Sarah Coles McElroy，Transform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Yan Xiu，Zhang Boling，and the effort to build a new school system，1901-1927.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96，p.158.美国模式在中学的成功是不是张伯苓赴美研修、考察的原因不得而知。此前，南开学校受日本的影响较多，甚至在1917年3月，张伯苓还曾派马千里、时子周赴日本考察教育。见《张伯苓教育活动纪事》，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270页。但不管怎么说，张伯苓想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确是事实。然而对于如何办理大学、办理什么样的大学，张伯苓是缺乏经验和认知的。

[114]张伯苓：《张伯苓复詹姆士·E.罗素函（1917年9月2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4页。

[11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91页。

[116]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341页。

[117]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388页。

[118]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388—8459页。

[119]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447页。

[120]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460—8461页。

[121]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462页。

[122]陈鑫整理：《严修日记：戊午（1918）》，未刊手稿，第8603页。

[12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93—194页。

[124]前文所述，张彭春于1916年8月描绘了未来大学的蓝图。从拟定科目及办学宗旨来看，其办学理念更接近于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定义，也即德国经典大学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在《大学令》中，将大学办学宗旨确定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虽然“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但也同时强调“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要得名为大学须满足：“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见《大学令》，《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2期，第29页。因为在蔡元培看来，似乎只有文、理二科的纯学术才算得上是高深学问。见周川：《1917年的中国大学：变革及其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第86—93页。初步设想的私立南开大学显然以文科为主，其办学目的具有学术研究、发明新理之导向，基本符合蔡元培对于大学的期待，也契合德国大学办学理念。

[125]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54页。

[126]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第12—13页。

[127]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5页。

[128]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第70页。

[129]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第22页。

[130]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第34页。何谓大学的“正确的价值观”，简单来说，在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应追求科学和学术。但现实却是，美国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对短暂的和眼前的需要不加思考地一味迎合”，“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变得廉价、庸俗和机械”。参见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第34—35页。

[131]相关讨论详见周谷平、朱绍英：《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5—20页；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华龄出版社，2006；周谷平、张雁等：《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茹宁：《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李学丽：《中国大学模式移植研究：历史的视角》，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132]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53页。

[133]顾临（Roger S.Greene）：《访问天津南开学校——顾临给罗氏驻华医社主任巴垂克（Buttrick）信（1916年9月2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一卷著述言论（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44页。

[134]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高级修身班演讲》，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102页。

[135]“轮回风波”是南开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宁恩承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风波的始末，参见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98—102页。此外，相关媒体亦有报道和评述，参见春番：《教员与轮回教育》，《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第27期，第2—4页；松：《南开大学风潮》，《现代评论》，1925年第4期，第2—3页；庄泽宣：《轮回教育：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1925年第6期，第15—16页；《天津南开大学之学潮》，《时报》，1925年1月4日，第3版；《南开大学罢教风潮之内幕》，《时报》1925年1月6日，第3版；Nankai University Closed When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Quarrel.The Shanghai Times，1936—6—23（10）；《天津南开大学风潮与校长问题》，《新闻报》，1925年1月13日，第3版；老秋：《评南开大学罢课风潮》，《醒狮》，1925年1月24日，第1版；一笑：《南开大学风潮经过》，《醒狮》，1925年1月24日，第4版；《天津南开大学风潮解决之回顾》，《新闻报》，1925年2月7日，第3版。

[136]笑萍（按：宁恩承）：《轮回教育》，《南大周刊》，1924年第8期，第37页。

[137]募款委员会：《南开大学之方针与发展计划（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第60期，第9—11页。

[1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0页。

[139]《南开大学增科之计划》，《益世报（天津版）》，1920年12月24日，第11版。

[140]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编印：《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全国大学一览表）》，1918，第2—3页。

[141]《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一览表》，《顺天时报》，1915年9月5日，第4版。

[142]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东方杂志》，1913年第12号，第18—20页。

[143]宋秋蓉教授认为民国初年大量私立法政学校的创办，其原因为：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读书做官”观念依然如故。在新式高校各专业中，法政是与官场最对口的专业，于是被视为新的做官途径，人们竞相趋之。见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9页。该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与其说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创办是为了迎合知识分子头脑中“读书做官”的观念，还不如说是迎合了政府对于法政人才需求的迫切期待。基于人才需求而设置相应专业，是私立大学办学的应有逻辑。然而，民初对于人才的需求并非仅限于法政专业。所以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大量法政学科的创办，除了与人才需求有关之外，还与办学成本的选择有关：法政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农医等专门学科，办学成本要低很多。

[144]《教育部公布学校征收学费规程令》，《教育杂志》，1912年第9期，第25—26页。

[145]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34页。在当时，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情况如何？西德尼·D.甘博曾调查北京地区的324户信徒家庭，其中28.6%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0元。参见李明杰、徐鸿编著，西德尼·D.甘博（Sidney D.Gamble）：《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第44页。

[146]数据来源于商务印书馆1923年编印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指南》（下文简称《指南》）第二编第5页、26页、18页、39页、28页。该《指南》主要为专门以上学校学生转学以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投考参考用书。《指南》虽然于1923年出版，但编著于1922年，并且《指南》中所收录或依据的各学校章程均在1922年之前。后文所述之“学费”指的是“学杂费”，包括诸如讲义费、住宿费、膳食费等所有《指南》中列出的费用。此外，关于20世纪20年代私立大学学费的研究可参见叶文心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中的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代价”第133—138页。

[147]《费用》，《天津南开大学一览》，协成印刷局，1923，第17—18页。

[148]关于南开大学学生人数与年度经费入款数据来源于《六年来之南开大学（历年学校经费出入表）》，《南开周刊（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出版社不详，1924，第4页。

[149]《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108页。

[150]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37—138页。

[151]许美德：《中美教育交流：以复旦早期校史为例》，《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5期，第26页。

[152]周川：《1917年中国的大学：变革及其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第90页。

[153]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86页。

[154]《复旦大学十六年秋季分科分级统计表》，《复旦大学章程》，出版社不详，1927，第8页。

[155]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统计概览（1923）》，商务印书馆，1923，第9页。

[156]陈洪捷：《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与德国的大学观》，《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3期，第24—29页。

[157]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