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开办目的：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力矫时弊，张伯苓明确办学宗旨，采取措施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为达此目的，南开学校鼓励学生组织、参加各种学会团体，以此作为“练习作事之资助”[97]，这也是张伯苓在中学抑或大学鼓励学生办理社团的重要原因。为此，开办南开大学的目的之一即在于继续“练习作事”[99]。自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100]成立起，至南开大学成立，现代意义上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教育不过20余年。其二，学生素质普遍达不到服务社会的要求。

张伯苓之所以要开办大学，除了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场所，还有着现实因素的考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在教育在另一方面而言，即使青年合于将来社会的习惯，加大学即将其习惯加长，使造成益形坚固之习惯；（二）中学毕业后，直接在社会做事不足，故需要有大学的培养。此外，仍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即国中国立、教会立的大学，虽是不少，然而真正民立的大学却不多见。^[92]

何谓社会的“习惯”？张伯苓并未对此作过多的说明。不过，概括起来“为何要办大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尚不及要求，需要大学教育进一步锤炼、提升；二是私立大学的数量太少。

对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等教育来说，学生就业能力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

其一，社会实践能力有待提升。就民国初年教育结构而言，中学教育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中学毕业一般就可以在社会上谋得职业，有机会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清末对于中学教育实施“文实分科”，有强化升学准备之目的，因此导致社会上存积大量不能升学，而又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据黄炎培观察，天津公立中学的情况为“毕业生升学者占三之一，谋事而未得事者占毕业总数二之一”，而江苏的情况大约为“毕业生升学者百分之二十五，谋事而不得事者三十。夫毕业百人，失业者三十”。^[93]中学教育本应培养社会之中坚人物，而实际情况却是培养了一批“特别游民”，“无复独立之生活能力”。^[94]究其原因正如教育部所言，学校“教授理论重于实用，致以社会需要不能相应”^[95]。

为力矫时弊，张伯苓明确办学宗旨，采取措施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1916年1月，张伯苓在谈及南开学校教育宗旨时说到，“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96]，以实现“教育救国”，服务社会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南开学校鼓励学生组织、参加各种学会团体，以此作为“练习作事之资助”^[97]，这也是张伯苓在中学抑或大学鼓励学生办理社团的重要原因。1919年2月，张伯苓邀请中学学生家长座谈，明确阐述“中学时之学生，正在发展集合性及作事心之际”^[98]，希望家长密切配合学校。然而，在张伯苓看来，仅通过中学教育来锻炼服务社会之能力是不够的。为此，开办南开大学的目的之一即在于继续“练习作事”^[99]。

其实不仅中学阶段如此，20世纪20—30年代的大学教育亦存在同样的问题。自1895年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00]成立起，至南开大学成立，现代意义上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教育不过20余年。在这20多年中，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对于大学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的批评不绝于耳。庄泽宣就曾批评道，大学教育“偏注于高玄无薄之理论，未能实用科学，促进生产之发展”，也因此建议“不要把受教育的人拉出社会来，而是把教育事业引入社会里去解决一切问题”。^[101]1931年受中国政府邀请，国际联盟指示其执行机构——国际文化合作社，委派考察团成员^[102]来华全面考察中国教育。国联考察团同样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存在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学生进入大学“即成特殊阶级之一员，对于本国大众生活茫然无知，对于大众生活之改进，毫无贡献可言”；教育方法注重讲授，而缺乏动手以及实验的时间。^[103]

然而也需要客观地看待学生就业能力不足以及学生失业问题。造成此问题的原因除了与学校教育自身有关之外，还与当时工业化程度以及社会背景有关。就工业化程度而言，南开教授方显廷在其《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但同时具有两个特点，“（一）中国工业化之程度极低……工业化程度最高之纺织业，其纺钟数目亦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又四。凡英美德法印俄日意，无不较中国得多，其他工业更无论矣；（二）中国工业化之第二特点，乃工厂规模均极狭小”。^[104]就社会背景而言，据时人观察，“这九年当中，自后四年开始，不断地受着世界经济的袭击和敲诈，经过了大水灾、东三省热河的被夺、淞沪华北的战事，破产和奔溃穿过各部门，急剧地走向极顶，产业的粉碎，已是七零八落……”^[105]如此，造就了严峻的就业环境。

其二，学生素质普遍达不到服务社会的要求。无论私立南开学校培养何种“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专业技能人才，但首先要培养合格的现代国民。对国民素质的改造一直是晚清乃至民国知识分子们的忧心之处和奋斗目标。鲁迅的弃医从文、张伯苓的弃武从教，其目的即在于通过教育来塑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据张伯苓观察，国民素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体质弱、自私、缺乏组织力。体弱则精力不济，作事效率低；自私则难有服务社会之心；缺乏组织力则导致在工作当中难以合作。为此，在日常办学过程中，张伯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学生素质，提高服务社会能力：一是开展以根植日常生活、规范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生活德育。主要包括设置灵活的“修身课”，利用演讲、戏剧等方式开展生活德育；适时利用时事开展爱国教育；专设机构进行指导，如特设学生指导委员会，负责学生良好品格的养成等。二是开展以提高“作事效率”，发扬团结合作为中心的体育活动。私立南开对体育非常重视，校内运动组织健全、赛事频繁，体育设施完备，且配有优良师资。三是开展以造就现代能力、健全人格为目的的群育。包括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或成立社团，并提供制度保障，进行氛围引导，给学生带来更多“练习做事参加活动”的机会。四是开展以服务社会，适应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实践、认知教育。充分利用天津的商业环境，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观察和了解社会。^[106]

除张伯苓之外，国民素质提升也一直是同时代教育家们在中学演讲中的常见主题。1913年蔡元培受邀在浦东中学发表演讲，演讲中蔡元培号召学生注重“公”。何谓“公”？蔡元培解释为“所谓公者，即他人尽不到之义务，吾人为之代尽也”，若能做到“公”，则“道德高而旧染除，国日以强矣”。^[107]1917年蔡元培在爱国女校发表演说，阐释爱国之本质在于养成完全之人格，主要注重三点：一是体育，二是智育，三是德育。^[108]除教育家们演讲之外，身为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对此亦有观察，其认为中学教育亟应注意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则生徒之自动力是也……其二为养成共同生活之习惯是也”^[109]。不管是“自动力”，抑或“共同生活之习惯”均属于国民素质范畴，这也从侧面证实中学生的素质有待加强。

其实，与其说是中学生素质达不到服务社会之要求，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民众的素质远未达到现代国民的要求。这也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之所以提倡“群育”的原因之所在，即是希望通过“群育”来改造国民性。这同样也是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所在。在蒋介石看来，一个国家复兴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二是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110]当时代变革之际，国民素质会与社会要求相脱节，而要改变这些，则端赖教育。然而在张伯苓看来，要提升中学生的素质，仅有中学教育是不够的，需要大学进一步的锻造和历练。

当然，张伯苓之所以办理大学，除了学生就业能力需要提升之外，还与“真正民立的大学却不多见”有关。纵观1919年之前私立大学的办学概况，可知张伯苓所言亦是事实。据1918年教育部统计，之前经教育部认可的私立大学有5所，后经各种原因，或停办或整合，现存立案在册的私立大学仅有3所，现存私立专门学校共有21所。^[111]就张伯苓的“办学理想”而言，其对“大学”“情有独钟”，而非仅仅办理专门学校。然而“真正民立的大学”确实不多。这与张伯苓在美国的考察相去甚远，彼时美国的“大学之组织，有赖于私人经营之力为独多”。^[112]

表1-2　1918年私立大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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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育部公布全国大学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79—180页。

私立大学数量与办学环境密切相关，前文对此有所分析，故不赘述。基于此种情况，张伯苓立志办理私立大学，体现了其对于“教育救国”理念的高度认同和通过教育改变中国的坚定信念。

南开大学开办目的：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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