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一致，主要指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这也构成了政府将其收归国立的先决条件。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办法补救，并着手调整战时教育政策。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这一主张的力荐者。如此，也构成了国民政府收归私立南开大学的前置性条件。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培养所需人才，从而达到稳固政权之目的。......
2023-08-22
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
【摘要】：经济环境对于私立高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环境为私立高校提供办学资源，二是经济环境也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为聚焦讨论范围，本节对于经济环境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天津本埠。全国大环境如此，天津地区的小环境亦不乐观。总体来说，在南开学校试办高等教育之时，天津地区的经济环境并未完全发育，未能给予足够的办学支持。从文化因素来说，公共精神的缺失也对私立高校的创办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济环境对于私立高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环境为私立高校提供办学资源，二是经济环境也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为聚焦讨论范围，本节对于经济环境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天津本埠。1915—1916年前后，天津地区的经济环境如何？是否能为南开试办高等教育提供办学资源的“支持”？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从政府施行经济发展政策的角度分析，袁世凯政府采取了抑制经济发展的策略。有学者比较了袁世凯政府与晚清时期民间社会的相关政策，其认为，“从理论上推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有关的社会政治生活理应较诸清末更为民主，也更有利于民间社会的生长，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仅从当时《商业法》规定的裁撤全国商会联合会和总商会、降低商会的地位以及力图在各方面对商会予以控制等条文即可看出，民初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是挂一块民国的招牌，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府对待民间社会的政策甚至不及清末的清政府”[57]。全国大环境如此，天津地区的小环境亦不乐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工商业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此时天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程度不仅落后于上海，而且也落后于广州和武汉。[58]以纺织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只有一个5 000枚纱锭的官办直隶模范纱厂。而当时全国纱锭总数为484 192枚，天津仅占全国1%强，不仅落后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落后于南通、宁波等中小城市。[59]天津的棉纱厂主要是在1918—1921年期间建立的。[60]截至1921年，天津共建有7家棉纱厂，纱锭及纺织机数如下：
表1-1 1921年天津的中国纱厂
资料来源：天津市历史所编印：《天津历史资料（第三期）》，1965，第56页。
再以天津的面粉业为例。1920年以前，天津面粉业发展缓慢。虽然面粉业在天津始于1878年，但至1916年，天津才设有四家面粉厂。其中最大的面粉厂日产面粉3 000包，且还属于中日合资企业，而非纯粹的民族企业。[61]天津民族工商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除了政府政策抑制之外，还与长期受制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和侵略以及经年累月的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地区乃至全国市场环境的破坏有关。
然而虽然民族工商业发展趋缓，但天津金融业却在1915年以后逐步发展壮大。盐业、金城、大陆先后在天津设立总行，中南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此四家银行合称为“北四行”。至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天津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天津地区当时有“官办银行3家，商业银行18家，外商银行13家”[62]，组成了涵括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官商合办银行、商办银行、外商银行等类别齐全的天津银行业体系，为天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和促进作用。尤其是著名的“北四行”不仅在天津，乃至在全国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是后话，在南开专门科（班）创办之时，天津金融业尚处在萌发阶段，对南开学校试办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支持有限。
但在南开大学正式创办之后，天津金融业对于学校发展的支持力度颇大。以南开大学首创的“特种奖学金”为例。南开大学于1931年创设了“特种奖学金”制度，其目的在于“培植寒士”，以“资助家境清寒天资优秀有志深造之学生”，该奖学金“以每年350元继续4年为一额”[63]。捐赠者中多有天津银行业的代表，诸如天津中国银行、天津交通银行、大陆银行、四行储蓄会等。[64]应该说南开大学“特种奖学金”制度，不仅在“中国社会，开一风气”[65]，还为办学经费的筹措开创了新的模式。天津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对于南开大学的支持不仅限于“特种奖学金”，还包括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诸如1934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金城银行展开合作，为其代为招考、培训银行职员。[66]天津银行业与南开大学的合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私立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来说，在南开学校试办高等教育之时，天津地区的经济环境并未完全发育，未能给予足够的办学支持。从文化因素来说，公共精神的缺失也对私立高校的创办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共精神的缺失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于私立高校的捐赠。“一些政要军阀虽然窝有百万，但多是为富不仁，没有公共精神，不肯为公益教育事业拿出钱来兴办大学，泽及后世。”[67]张伯苓在考察美国私立大学何以发达时认为，“盖美人素重公共道德，个人财产不尽遗之后嗣，而以公诸国人，集群力以经营，是以陶成一国之人才”[68]。也因此，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和培育公共精神。[69]鉴于国内公共精神的缺失，张伯苓数次前往国外“化缘”。诸如1929年5月，张伯苓赴美主要目的即为“稍募外资，补充南开经费”。[70]“余至美国后，每遇知友，辄先以募捐之事告。友人皆美国富翁也，故所求无不应。应者或与万金，或与千百金不等，其慷慨之精神，殊令人拜服焉。”[71]
出于国家利益考量，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鼓励私人、民间团体捐赠办学。教育部更是于1913年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营造捐资兴学环境。条例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第二条褒奖之等差如左：一、捐资至一百元者，奖给银质三等褒章。二、捐资至三百元者，奖给银质二等褒章。三、捐资至五百元者，奖给银质一等褒章。四、捐资至一千元者，奖给金质三等褒章。五、捐资至三千元者，奖给金质二等褒章。六、捐资至五千元者，奖给金质一等褒章。七、捐资至一万元者，奖给匾额并金质一等褒章。
第四条捐资逾一万元者，其应得褒奖随时由教育总长呈请大总统特定。
第五条应给银质褒奖者，由各省县行政长官呈请省行政长官授与；应给金质褒章者，由省行政长官呈请教育总长授与；应给匾额并金质褒章者，由教育总长呈请大总统授与。[72]
1914年10月，教育部在原有褒奖条例的基础之上，修订了相关内容。主要涉及：其一，授奖范围的扩展，将海外华侨与团体捐资兴学纳入授奖范围；其二，褒章材质的变换，将银质、金质奖章更改为银色、金色；其三，增加“褒状”授奖类型，规定“私人结合之团体捐资逾一千元者，分别奖给一二三等褒状”；其四，提高了呈请大总统特定褒奖的金额，规定“捐资至二万元以上者，其应得褒状由教育总长呈请大总统特定”；其五，调整了请奖年限，将请奖适用年限从1910年调整至1912年。[73]
尽管政府出台相关文件，积极营造环境，鼓励民间私人或团体捐资兴学，但效果不佳。有学者统计，1914—1916年间，全国捐资兴学千元及以上的受奖者人数及捐资总额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倒行逆施，经济上盘剥民力……将教育财政负担过多地强加于民众，以致丧失民心，也对政府主导的捐资兴学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74]事实上南开大学创办之后，所获捐赠也多来自严修、张伯苓的私人关系或不懈化缘，而非社会大众的捐赠。[75]
综上，在南开专门科（班）创办前后，社会环境并未成为支撑私立高校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南开专门科（班）的失败，似可说明私立高校的创办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甚或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环境对于私立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虽然上文分析时，指向袁世凯政府以及天津地区的“小环境”，可事实上，全国范围亦复如是。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虽然相关政策被废止，但派系纷争、军阀混战不断，私立大学的生存境遇更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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