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环境对南开大学的影响:政府政策与资源获取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政治环境对私立高校的影响，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对于私立高校的创办产生的影响。该部分着力于探讨政界人物对于私立高校资源获取产生的影响。晚清以降，私立高校创建的背后多有政治人物的身影。一是从大环境来看，二是从具体案例来看。从大环境来说，各政治集团、军阀等为了获得政权或者现实利益，客观上导致了教育环境的破坏。但是亦有政治人物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支持教育发展。

政治环境对私立高校的影响，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对于私立高校的创办产生的影响。为紧扣主题，该部分侧重论述办学政策对于私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影响；二是微观层面，政治人物对于捐资兴学的态度。该部分着力于探讨政界人物对于私立高校资源获取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宏观层面探讨办学政策对于私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影响。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概念渐入人心，私立高校也迎来了迥异的政治背景。1915年8月，也即南开学校开启高等教育的尝试之时，私立高校正面临着袁世凯政府所颁布的《大总统教育纲要》（简称《纲要》）的制约。

《纲要》对私立专门学校的创办作如下规定：专门农、工、商、医学校“均与民生有关”，因此，若有“地方公团及私团，有愿意设立上列四种学校者，亦应力为提倡，暂勿过量干涉。唯资格关系，宜严认定之法，以防幸取”^[46]，“凡办理不得法者，得改设或撤废之”^[47]。《纲要》对私立大学的创办规定如下：

大学为最高教育机关，除法、商大学除外，如文、理、工、医、农大学，均应由国家设置。现拟将全国划为四大学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校分科，暂不必六科皆备，以互相辅益为主。六科之中，应以理、工、医、农为先，文、商次之，法又次之。^[48]

综上，《纲要》对于私立高校的创办实施了较为苛刻的规定，试从以下方面略加阐释。

其一，就私立专门学校层面而言，《纲要》虽提倡创办，但却框定范围，只限于办理与民生相关的农、工、商、医四类专门学校，且对于办学资格从严审查，以便淘汰办学不合格的学校。从办学范围来看，《纲要》限定的办学范围要比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49]窄得多，也即从可办理的10类专门学校，减少至4类。此外，从政府对待公、私立专门学校的“待遇”来看，《纲要》对公、私立专门学校有着明确的区分，而《专门学校令》则未见明显的区分。这也充分说明，政府对私立专门学校的创办呈现“紧缩”的态势，也即政府加强了对于私立专门学校办理的管束与控制。

其二，就私立大学层面而言，《纲要》亦比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作了更加严格的限定。《纲要》只准许民间团体办理法、商大学，其余均由国家办理。而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只对何以名为大学作了详细的规定^[50]，并未对于公立或私立大学作严格的区分，也未见有明显的区别对待。随后，1913年教育部公布了《私立大学章程令》，开始对私立大学的创办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诸如须明确办学经费来源及维持方法、地基房舍之所有者及其平面图。章程对私立大学的校园设施亦作明确的规范和要求：如“校舍除各种教室及事务室外，应备设图书馆、实习室、实验室、器械标本室、药品室、制炼室等，以供实地研究”；对于各科私立大学又有更为详细的要求，如“在商科，并应设商品陈列所、商业实践室等；在文科，并应设历史博物室、人类模型室、美术室”^[51]等。此外，章程还对私立大学的教员与校长人选、学则以及私立大学的存废手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应该来说，在《纲要》颁布之前，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日趋规范，保障了办学水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当然，与《纲要》相比，这些“限制”则显得“微不足道”。

由此可见，在民国初年，随着相关文件的出台（《大学令》《私立大学章程令》《纲要》等），政府对于私立高校的管理日趋严苛，甚至有意限制其发展。在此背景之下，私立高校想要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从微观层面探讨政治人物对于捐资兴学的态度。政治人物捐资兴学的态度体现在其对于私立高校办学的支持力度上。私立高校想要发展，依赖于各类办学资源的获取。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私立高校办学有所支持与贡献，但政治人物仍然是办学资源的主要拥有者。晚清以降，私立高校创建的背后多有政治人物的身影。如复旦公学的创办即与两江总督周馥的资助有关。周氏拨银2万两作为复旦公学的开办费，并划上海官地70亩为其校址。此后为解决经费问题，复拨常年补助费每月1 400两。^[52]再如中国公学创办背后即有两江总督端方的经费支持，“每月由江南藩库拨银一千两，并规定每年共一万二千两”^[53]，以此来维持中国公学的日常运转。

政治人物襄助私立大学发展，主要是通过参与校董会的方式来实现。以1923年度的平民大学为例，其时共有30名董事，多数董事具有政治背景。具体名录如下：丁锦，陆军中将、前航空署长；丁佛言，参议员、前总统府秘书长；丁宝轩，众议员、前内务部次长；王景禧，进士、前直隶高等学堂监督；田潜，内务部司长；汪大燮，校长、前英国公使、前国务总理；林长民，众议员、前司法总长；李钦，侨务局副总裁；李文枢；徐邦杰，陆军上将、总统府指挥使；恩华，众议员、蒙藏院副总裁；高孔时，参谋部科长；张一麐，前教育总长；张寿镛，劝业银行总理、浙江财政厅厅长；陆定，中华储蓄银行总理；陈宗蕃，国务院参议、汇业银行经理；陈延龄，留日学务专员；陈蓉光，众议员；马德润，平政院庭长；傅岳芬，前教育次长；汤漪，参议员、宪法起草委员长；杨润，众议员；蒲伯英，众议员、前内务部次长；钱葆菁，前湖北教育厅厅长；钱永铭，交通银行协理；卢弼，平政院庭长；谢翊元，众议员；穆湘瑶，德大纱厂总理；穆湘玥，东南大学校董；颜惠庆，前外交总长、前国务总理。^[54]政治人物参与董事会为私立大学争取办学资源提供了“便利”。

有观点在分析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道路时提及“军阀政客对于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55]。实际上，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较为“笼统”的说法。政治人物阻碍抑或助力私立学校发展，可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从大环境来看，二是从具体案例来看。从大环境来说，各政治集团、军阀等为了获得政权或者现实利益，客观上导致了教育环境的破坏。但是亦有政治人物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支持教育发展。中国公学在辛亥革命之后得到了孙中山的扶持。军阀阎锡山对山西大学、山西义务教育发展多有支持。^[56]此外，江苏督军李纯、东北少帅张学良、广东陈炯明等均非常重视教育。因此，从个案来看，政治人物（包括军阀、政客）是否助力教育发展，完全取决于政治人物本身的政见及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严修、张伯苓在正式创办南开大学时，所结识的政治人物（李纯、徐世昌、黎元洪等）多有襄助学校发展。但在严、张二人试办高等教育时，除却直隶巡按使朱经田之外，未复见徐世昌、黎元洪、李纯等对于南开专门科（班）的支持。获得握有办学资源的政治人物的支持，无论对于专门科（班）的试办，还是后来南开大学的正式创办均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政治环境对南开大学的影响:政府政策与资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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