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政府收归及史料搜集：政府与学府关系分析

除去绪论，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为南开大学的“史前史”，内容涉及私立南开高等教育的试办以及南开大学的正式创办。史前史的撰写有两个目的：一是呈现社会环境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性影响，为后续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互动埋下“伏笔”；二是通过“史前史”的描述，利于回到历史的“规定情境”，充分理解和客观评价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以及创建时的艰辛和不易，也利于“同情之理解”张伯苓在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困顿与抉择。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和论述南开大学何以在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的教育治理下，通过社会办学资源的获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并以此谋求教育独立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平衡。其中包括对北京政府教育治理逻辑的简要分析，以及南开大学如何与政府（或政治人物）展开互动。一方面张伯苓希望通过加强互动获取办学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卷入政治当中，以防受到牵连。为摆脱政府资源的依赖，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南开大学还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军阀、银行业、工商界、基金会等的互动以及体育的提倡来获取办学资源。

第三部分内容主要阐述在国家力量强势介入、渗透教育领域的背景之下，南开大学如何自处。在此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控制力度的增强，南开大学遭遇资源获取的困境，被迫萌生“国立”的想法。为化解困境，一方面南开大学不得不让渡部分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为维持办学则不得不立足于天津，加强与社会的互动，进行差异化办学，以缓解困境。

第四部分内容主要论述在全面抗战之后，南开大学在复校之时再次遭遇发展困境，也因此再度萌生“国立”的想法。为使办学得以为继，张伯苓调整了办学策略，包括顺应蒋介石的“拉拢”，积极参与政治；亦包括顺应政府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等等。但即便如此，南开大学也难逃“商改国立”的命运。本章节还分析了政府收归南开大学的原因，以利于理解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与学府、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最后即结语部分。尝试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之下，以南开大学为个案，整体性思考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张伯苓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困顿与抉择。

史料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本书充分利用南开大学馆藏与已出版校史档案。得益于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南开大学在史料整理上“蔚为大观”，出版了诸多校史资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73]除此，本书还充分利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天津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馆藏纸质或数字档案，以及严修、张彭春、何廉、方显廷、蒋廷黻、宁恩承、黄钰生、萧公权、吴宓、颜惠庆、黄炎培、蒋介石、蔡元培、胡适、王世杰、陈立夫、翁文灏、钱昌照、马千里、穆藕初等时人日记、回忆录、年谱、纪念文集等，以补校史资料之不足。南开校园刊物，诸如《南开周刊》《南大半月刊》《南大周刊》《南开双周》《南开校友》《南大副刊》等对学校办学多有记载，也是研究南开大学的重要史料。此外，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对于南开大学及张伯苓等多有报道，也是本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

【注释】

[1]朱九思：《我所钦佩的张伯苓校长》，梁吉生主编：《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4页。

[2]John Leighton Stuart，et al.，There is Another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p.4.中译本见司徒雷登、胡适等：《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张昊苏、陈熹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第9页。

[3]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13页。

[4]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219页。

[5]叶文心（Wen-hsin Yeh）曾依据民国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名望，区分全国性和地区性高校。其认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属于全国性精英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私立的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跨地区的高校，其生源的地理分布包括中国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20年代国民党主办的公立高校（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都是地区性学校，吸引好几个省的学生。详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3页（导言）。按此理解，尽管私立南开大学面向全国招生，但在办学初期直隶籍生源最多，地方性特征较为明显。早期南开大学生源结构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25—127页。

[6]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8页。

[7]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154页。

[8]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24页。

[9]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112页。

[10]据黄钰生回忆，张伯苓的演讲声音洪亮，亦庄亦谐、妙喻如环。另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现代相声小品以及诸多影视混混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召示力的乡音。”见黄钰生：《〈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序》，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24页；冯景元：《甲子人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第192页。

[11]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14页。

[12]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25页。

[13]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1925）》，开源书局，2020，第70页。

[14]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申晓云：《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5]王炳照：《序》，王炳照主编，吴霓、胡艳编写：《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第1页。

[16]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7]朱九思：《序：兼谈需要澄清的一段特殊历史》，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

[18]张斌贤、杜光强：《高等学校校史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势》，《大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5期，第87—97页。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大学校史或大学史研究的取径、视域、方法或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讨论，主要成果有李春萍：《大学史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13—119页；张斌贤：《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第13—17页；蒋宝麟：《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取向与方法》，王健：《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第154—162；刘海峰主编：《中国大学校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田正平、潘文鸯：《关于中国大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第237—244+282页；丁乙：《“党国视角”、知识生产与地方性经验——“民国大学史”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反思》，《教育学报》，2019年第5期，第113—128页。

[19]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

[20]梁洁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3页。

[21]华午晴、伉乃如述，乐永庆、梅宝昌记：《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5期，第6页。

[22]《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7页。

[23]《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7页。

[24]《教育部公布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8页。尽管1917年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令中规定“单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但一般而言，大学的学科设置相对多元。修正大学令参见《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67—169页。

[25]《教育部公布大学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第108页。

[26]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页。

[27]喻传鉴编：《张伯苓先生七旬寿辰纪念册》，重庆南开校友总会，1945。

[28]司徒雷登、胡适等：《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张昊苏、陈熹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

[29]《八旬诞辰纪念册》与《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均收录于郭荣生、张源编：《张伯苓先生纪念集》，文海出版社，1975。

[30]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1971。

[31]代表性成果有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中、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全十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梁吉生主编：《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张兰普、梁吉生编：《铅字留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上、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32]诸如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宋璞主编：《张伯苓在重庆（1935—1950）》，重庆出版社，2004；李群林、丁润生主编：《张伯苓与重庆南开纪念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

[33]梁吉生、杨珣：《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36—43页。

[3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35]Joseph W.Esherick，Ye Wa，A study of zhang boling’s educational thought（review）.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2，No.2，Fall 1995，pp.355—359.

[36]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7]宋秋蓉：《1929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3期，第44—49页。

[38]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梁吉生主编：《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孙海麟：The Man Who Brought the Olympics to China—The Story of Zhang Boling，新世界出版社，2008；王彦力：《张伯苓与南开：天津历史名校个案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王彦力：《南开精神化身张伯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Sarah Coles Mcelroy，Transform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YanXiu，Zhang Boling，and the Ef⁃fort to Build a New School System，1901—1927.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96；宋秋蓉：《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江苏高教》，2012年第4期，第152—155页；金国、胡金平：《张伯苓实学教育思想及其践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第47—53页；申国昌：《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家》，2017年第39期，第25—27页；闫涛、侯杰：《张伯苓、张彭春教育理念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34—438页。邢纯贵：《张伯苓体育思想研究》，《体育学刊》，1995年第1期，第50—55页；曹昊哲：《张伯苓体育思想下的南开童子军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2—87页。

[39]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

[40]高建国、晏祥辉、李杰：《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32—141页。

[41]广少奎、刘京京：《冲突与缓和：西南联大内部矛盾论析——兼论“联大精神”之实质》，《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第93—98页。

[42]崔鹤同：《梅贻琦的沉稳与张伯苓的执著》，《教师博览》，2014年第11期，第25—26页。

[43]储朝晖：《陶行知与张伯苓的学术与政见异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9—17页。

[44]金国：《蔡元培、张伯苓学生管理思想共性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23—28页。

[45]于学蕴、刘琳编著：《天津老教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91—93页。

[46]侯杰、李钊：《“宗教爱国”的提倡者——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简论》，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教研究第七辑：“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501—517页。

[47]整理出版的有关私立南开大学的主要史料有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南开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崔国良、夏家善、李丽中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23—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申泮文编著：《天津旧南开学校覆没记》，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梁吉生主编：《南开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崔国良、张世甲编：《南开新闻出版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8]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49]梁吉生：《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17—21页。

[50]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51]诸如王昊：《大学特色与学者识见：略论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的生成》，《民办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4—87页；闫广芬、王树时：《“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高校教育管理》，2009年第5期，第12—17页；吴立保：《民办大学特色化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张伯苓时期的南开大学为例》，《继续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69—172页；彭泽平、金燕：《抗战前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及影响》，《教师教育学报》，2016年第3期，第70—76页。

[52]华银投资工作室：《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海南出版社，1999。

[53]李玉胜：《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土货化”》，《现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3期，第115—119页。

[54]易仲芳：《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5]王昊：《论“边疆人文”与私立南开的学术传统》，《教育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69—72页。

[56]王昊：《薪火相传：南开的学人与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57]鲍志芳编：《〈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学者经济学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58]代表性的大学史研究著作主要有：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华龄出版社，2006；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刘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牛力：《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何方昱：《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娄岙菲：《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王春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大学史著作对国立大学或省立大学关注较多，而对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关注太少。

[59]韩戍：《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以张寿镛执掌光华大学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89—98页。

[60]汤涛：《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

[61]韩戍：《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4—137页。

[62]韩戍：《战时私立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第95—100页。

[63]严海建：《从私立到党化：1930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易长与改组》，《史林》，2018年第6期，第127—142+216—217页。

[64]李在全：《党国边缘的私立大学——黄尊三与北平民国大学（1928—193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年第106期，第47—86页。

[65]蒋宝麟：《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26页。

[66]宋秋蓉：《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萌芽中的市民社会》，《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1期，第48—51页。

[67]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8]叶文心：《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21—26页。

[69]宋秋蓉：《私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73—79页。

[70]曾海洋：《厦门大学与闽南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私立时期（1921—1937）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

[71]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2]姜朝晖：《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3]整理、出版的相关校史资料，详见“研究回顾”，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