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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意象叙事系统及艺术美学方法论

【摘要】:但是,孟浩然的山水诗就像诗话的环境美学,通过独特的环境意象叙事,淡化了理论思辨与感性审美的冲突,兼容了思辨逻辑与审美逻辑。看来,山水诗虽然都注重环境意象叙事,但其精神宗旨并不完全相同。有鉴于此,孟浩然山水诗的环境审美意识及其环境意象系统体现了兼容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特点。这些诗作构成了针对现实人居环境的审美叙事体系,直观地呈现了日常山水田园场景,或山峦,

环境美学,无论是研究具有审美价值的环境对象,还是研究人对环境的审美及其经验表达(如文学叙述、绘画与影视表现),基本上都是一种具有哲学或思辨意味的理论系统。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与知识价值,但也可能抑制或遮蔽充满激情与灵性的感性魅力,削弱生动而现实的审美体验。对审美实践来说,哲学化、概念化的环境美学可能充当一个缺乏审美趣味的角色。但是,孟浩然的山水诗就像诗话的环境美学,通过独特的环境意象叙事,淡化了理论思辨与感性审美的冲突,兼容了思辨逻辑与审美逻辑。

古代山水诗往往蕴藏强烈的超俗的精神理性。如陶渊明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这里的“丘山”显然不是荒山野岭,而是适宜农耕生活、承载知识理性的田园山水。在陶渊明的眼里,农业田园充满无限诗意,如“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农业耕种尽显自给自足的纯净生活气息,是诗人安心归隐田园的现实物质基础。不过,陶渊明的田园理想具有排他性,是对城市或世俗的排斥。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描述了乐居山水、品读山水、追思天地本质的精神立场。这种精神立场代表了对世俗世界的自我超越,意味着心灵摆脱世俗世界的束缚,直抵本真世界,如其所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陶渊明《饮酒》之二)这里的山水环境其实就是心灵化的意象世界,体现了精神上的超俗境界。

王维的山水诗也通过对世俗与自然环境的隔离来维护自我独立意识与超俗精神。王维在《终南别业》中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似乎表明王维有一种自觉面向山水世界的居住理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王维的《渭川田家》描述了渭水流域的田园生活场景:“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此诗字里行间,如“羡闲逸”“怅然吟”,有一种隔岸看花、居高临下的精神审视,显露出人与山水田园世界的精神界限,而不是自我融入山林环境的自适与自足。《山居秋暝》诗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此诗禅意浓厚,表明自我意识居于某种精神高地,诗中的山水意象世界完全是精神居于高地观看的结果,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有明显的情感隔阂、精神分界。

与陶渊明、王维所显露的超俗性不同,孟浩然山水诗的人居意识体现了对世俗与自然世界的热情融入。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诗云:“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此诗描绘自然环境的日常景象与隐居者的情感世界,呈现了人与山水相互依存、彼此交融的生活状态。如果说陶渊明的“田居”体现了人在精神上将农业环境视为理想居住的参照,王维的“别居”体现了人在精神上将自然环境视为理想居住的参照,那么,孟浩然的山水诗就是对它们的协调。如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诗呈现了城市与山水相依、城市与乡村相融的日常生活格局,点明了孟浩然热情吟咏山水田园风光、享受山水田园生活的现实条件。孟浩然对自然山水世界的情感融入与精神超越,使之能够恬淡地出入并享受城乡二元世界,让那些平静、清淡、现实的农业生活场景在其笔下焕发出田园山水的优雅诗情。

看来,山水诗虽然都注重环境意象叙事,但其精神宗旨并不完全相同。陶渊明、王维的山水诗凸显了心灵或身体对世俗世界的挣脱,透出强烈的思辨个性、自我超越精神。而孟浩然的山水诗凸显了身体与心灵对世俗世界的融洽,具有强烈的感悟品质、自我融入精神。可以说,孟浩然的山水诗既超越了陶渊明的农业田园情怀,贴近城市生活,也超越了王维的荒野隐居情结,贴近世俗世界。有鉴于此,孟浩然山水诗的环境审美意识及其环境意象系统体现了兼容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特点。

一方面,孟浩然注重通过山水意象表达对世界本质的体认。在先秦,以《诗经》为代表,致力于理性思维与感性审美相结合的山水诗风已经确立。理性的内核落脚在“诗言志”,感性的内核体现在山水(田园)意象的广泛应用。如《诗经》开篇《关雎》一诗描述了山水田园生活环境中的男女爱情。诗中的山水田园景象显得纯朴而现实,“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笔之”。通过这种铺叙,男女爱情不仅被置于田园山水场景所构成的优美环境,而且被隐喻为伦理道德上的贤良品质。这种山水审美意识受到儒家的认可与支持。孔子曾经站在河边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就是思维理性与山水意象表达的结合。孟浩然传承了思维理性与意象表达相结合的山水诗风,常常借助山水意象来表达有关人类历史与世界本质的观念。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诗中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里描述了时空变更状态下山川景象的自然面貌,“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而此自然山水面貌所蕴含的审美特质,体现了反思历史与人世的精神内涵,诠释了山水审美导致“泪沾襟”的深层原因。其中原因,在理论形态的环境美学中会被直接阐明,而在艺术形态的山水诗中是以山水意象予以显露,让读者以审美方式去领悟。

另一方面,孟浩然山水诗呈现了丰富的日常生活景观系统,尤其是他所居住的襄阳山水环境,如七言诗《夜归鹿门歌》《高阳池送朱二》,五言诗《春初汉中漾舟》《登鹿门山怀古》《大堤行寄万七》《秋登万山寄张五》《万山潭》《登望楚山最高顶》,等等,具有现实主义的环境叙事特点。这些诗作构成了针对现实人居环境的审美叙事体系,直观地呈现了日常山水田园场景,或山峦,或乡野,或汉江之上,或汉江侧畔,或襄阳城边,或山林深处,或园林名胜,或平凡人家,其中的许多场景在今天的襄阳依然清晰可见。同时,这些诗作蕴藏了丰富的个性化的环境体验,它们通过清淡朴实的叙事传递了不同的精神生活景象,或访友,或怀古,或游览,或寄情,很少使用抽象化、意念化的环境概括。这说明,孟浩然善于借助现实生活景象来完成山水诗的叙事宗旨。如果说陶渊明、王维都曾经借助山水诗表达自己隐居山林环境中边读书边思考天地本质的心志,表明山水世界是他们求学问道的理想场所,是思辨玄言的化身,那么,相比而言,孟浩然山水诗侧重描述日常的自然景象、内心的情感与精神状态,表明自然山水世界是人的日常悠游与情感诉说的场所,承载了现实主义的环境生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