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传统山水美学的内核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它作为整个《诗经》的开篇，从《诗经》山水意象美学角度来看，无疑是为整个《诗经》奠定了特殊的审美文化气质，也成为中国山水审美文化的根基所在。即使是《诗经》道德山水意象，它也能够旁证《诗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山水意识，而不是热衷纯粹的自然山水审美。这才是《诗经》的精神体现，才是中国传统山水审美境界的内核所在。

《诗经》山水意象无论有哪些构成类型，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力求把对人的描写同对山水的描写有机协调，形成切合诗歌主旨的表达形式。《诗经》首篇《关雎》一诗，通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的反复吟诵，强烈地彰显了田园牧歌般的山水场景，也强烈地展现了“淑女”的勤劳、美丽特征。在这里，田园山水既是相对独立的审美单元，也是能够充分衬托人物形象特质的背景元素，还是促成全诗构成诗画般情景的内在机制。它作为整个《诗经》的开篇，从《诗经》山水意象美学角度来看，无疑是为整个《诗经》奠定了特殊的审美文化气质，也成为中国山水审美文化的根基所在。

首先，它有效地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而不是刻意突出自然山水的意象地位与审美价值。这一点，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有人在谈论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美学价值时，偏重讴歌自然山水的艺术形式，轻视以讴歌人及其社会生活为主调的山水背景元素。这种误区可能是导致《诗经》研究界长期忽视《诗经》山水美学资源的重要思想根源。实际上，《诗经》把山水自然放在“人”的活动场景中加以描写，有其特殊的时代性与文化内涵，这就是彰显“人”及其价值。对《诗经》这类先秦文学作品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人’是主角了”，人“已经大写着立在那里”^[44]。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主调，既然要用于表明它与旧的神灵信仰精神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在放开神灵的同时，紧紧抓住纯粹的自然山水要素，否则就导致先秦文学艺术的畸形，更导致《诗经》精神的畸形。即使是《诗经》道德山水意象，它也能够旁证《诗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山水意识，而不是热衷纯粹的自然山水审美。这才是《诗经》的精神体现，才是中国传统山水审美境界的内核所在。

其次，它充分表达了《诗经》文化对待自然山水的人文价值取向，即宋代山水美学极力倡导的“可居”“可游”的山水情景，而不是单纯“可行”“可望”的山水景观。山水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化的审美资源，突出体现在“田园山水”观念，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山水”。在这种观念下，《诗经》山水意象（如前所述）或传递古代中国人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意志与成就，或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心愿与现实状态，或呈现人在优美自然场景中诗意生存的状态。而《关雎》这类诗中的自然山水便成了人们乐居乐活的自然山水场景。这对后世山水美学追求有重要的启发和导向作用。宋代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极力推崇以“林泉之心”观赏山水之美，提倡山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45]的艺术创作与审美模式，正好从思想与理论层面纠正了此前过于偏离人的日常生活审美模式的山水意识，也见证了宋代山水审美模式与《诗经》的内在统一性。而从这样的视角重审《关雎》与《诗经》其他诗歌中的山水意象元素，当然就更加显示出《诗经》田园山水意象深刻的审美文化价值。

【注释】

[1]白塔娜：《〈江格尔〉与荷马史诗自然观之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

[2]黄勇：《韩国古代三神山信仰考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第76～83页。

[3]（宋）李昉：《太平御览》第一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8页。

[4]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5]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6]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7]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8]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9]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10]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1]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

[13]《周礼·仪礼·礼记》，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05页。

[1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94～599页。

[15]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3页。

[16]左丘明：《左传》，蒋冀骋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71页。

[1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页。

[18]张倩：《列女传校注》，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页。

[19]（清）王先谦：《庄子集注》，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0页。

[20]（清）王先谦：《庄子集注》，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

[21]（清）王先谦：《庄子集注》，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96页。

[22]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3]［意］L.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薛钟灵等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4]Marcus Vitruvius Polio，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trans.by M.H.Morgan，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p.17-19.

[25]［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6]John Douglas Porteou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 ideas，politics and planning，London ： Routledge，1996，p.51.

[27]John Douglas Porteou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 ideas，politics and planning，London： Routledge，1996，p.52.

[28]［美］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视野中的分析》，卫景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6页。

[29]（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页。

[30]（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31页。

[31]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32]（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1页。

[33]（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6册，岳麓书社19963年版，第2页。

[34]（汉）刘向校、（清）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页。

[35]（秦）商鞅：《商君书》，严可均校，参见《诸子集成（全十册）》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8～19页。

[36]（秦）商鞅：《商君书》（汉英对照），［荷］戴闻达英译，高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8页。

[37]（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3页。

[3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3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页。

[4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41]陈望衡：《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42]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43]（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4]王培元、廖群：《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45]（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诗经》：传统山水美学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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