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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诠释:艺术美学方法论揭示人性回归

【摘要】:如果说前述的道德主义与神化主义诠释,都是从精神上显露游女形象的崇高与神圣色彩,使得游女形象高居神坛之上,凌驾于人性之上,那么,另外一种旨在直面人性、唤醒人情的人本主义诠释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苏轼在这里将过去广泛传唱的汉江游女转借为江南游女,表达还归旧居的心念,表明女性角色构成了精神与心灵回归的载体。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同样存在于王维的作品。

如果说前述的道德主义与神化主义诠释,都是从精神上显露游女形象的崇高与神圣色彩,使得游女形象高居神坛之上,凌驾于人性之上,那么,另外一种旨在直面人性、唤醒人情的人本主义诠释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人本主义诠释广泛出现在文学领域,其特点在于借用游女典故来表达人的情感与精神。如李白《惜余春赋》云:“惜余春之将阑,每为恨兮不浅。汉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想游女于岘北,愁帝子于湘南。”这是借襄阳岘山游女之思,感慨岁月流逝、愁绪绵长。在这里,游女意象保留了明显的神性气质,但主要表现为寄托人的情感与精神的特殊符号。苏轼《减字木兰花·江南游女》云:“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雨细风微,雨足如霜挽纻衣。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迁客今朝始是归。”苏轼在这里将过去广泛传唱的汉江游女转借为江南游女,表达还归旧居的心念,表明女性角色构成了精神与心灵回归的载体。这类作品对游女形象的抒情,表明游女已经转化为凡夫俗子的情感与精神归宿,体现了独特的女性崇拜、女性依恋,蕴藏了兼容感性与理 性、穿越现实与理想、沟通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审美信仰。

作为襄阳籍的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对游女形象的文化体验与解读值得关注。他的《万山潭作》诗云:“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在这里,孟浩然没有明说是否真的存在游女其人其事,而是点明游女其人其事的传说性质。因此,在孟浩然的这首诗中,游女形象本质上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的叙事功能不是为了呈现游女形象及其精神特质,而是指向人的自我精神与情感,借以凸显人的内在精神的淡静与清旷。这意味着,孟浩然诗的叙事基础,既不是道德隐喻,也不是神化解说,而是人本主义的性情表达。这提醒我们,被广泛评述的孟浩然的清淡诗风,蕴藏了游女精神的滋润;或者说,以孟浩然为代表,清淡诗风离不开独特的女性意识或女性情结。

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同样存在于王维的作品。王维《山居秋暝》诗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中的浣女既是男性角色“王孙自可留”的参照,也是全诗意境的参照,使得山水诗的禅意脱去了单纯的玄思、高妙,充盈了现实而活泼的人性本色。这意味着,在王维的诗中,体现精神优雅、品性高洁的女性意识已经与文人雅士的男性角色、山水情结相互融洽,形成了兼容自然本性与道德自觉、融会感官审美与精神自足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作品能够表达“言外之意”“象外之味”的逻辑基础。

游女情结或女性意识在文学叙事中的广泛盛行,成为重构诗学理论以及游女意象内涵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动力。晚唐司空图曾经如此解释二十四诗品之一的“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屟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17]这里的“可人”可以代表“心心相印的人”“眉目清秀的人”,具有“冰清玉洁”“超乎尘俗”的身份特点,让人的神情“清爽而淡泊”。[18]不过,司空图所说“玉人”是否与女性审美意识相关,暂时难以断定。但是,清代方玉润对《汉广》游女形象的解释,堪称是对王维、孟浩然诗所涉女性意识的注解与理论拓展。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认为,《汉广》是一首表达男女思慕的樵歌。方玉润承认《汉广》一诗“言外别有会心”,但他同时强调,这种言外之意“不可以迹相求”,如《毛诗序》将《汉广》视为周王德政的表述,致使《汉广》所说“翘翘错薪”毫无着落,使文本变成了“虚衍”的话语。方玉润由此得出结论,《汉广》诗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男女之恋“以礼自持”,而在于“发情止义”。[19]也就是说,这首诗的核心意义不是标榜文王的礼义道德,而是标榜人的自然本性。

显然,我们不能无视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审美符号,包括游女、神女符号,以及这些符号在表达人本主义精神方面的叙事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