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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缺乏道德,文王之道是象征

【摘要】:换言之,以游女为代表的南方缺乏崇高道德,需要接受周礼的洗礼。另一方面,文王之道是崇高道德的象征,文王之道向南方地区的拓展与影响,属于积极而善良的仁政、德政。显然,毛氏将游女形象作为道德的反面典型,用以标榜文王之道的神圣地位。这种解释将游女当做世俗女子贞洁、贤良的标杆,烘托文王之道美化南国地区的实际作用。朱熹的解释区分了游女形象的新旧之别,使得新时代、新风尚的游女形象能够成为道德的楷模。

在开拓游女内涵的诠释活动中,汉代的古籍整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由于汉代之前的秦帝国曾经实行焚书坑儒,烧掉了儒家经典著作,导致汉代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各执其词。为此,汉代官方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古代书籍,包括《诗经》在内的各种儒家经典著作则成为编辑和注释的重点。围绕《诗经》的编辑和注释,汉代形成了十分显赫的诗经学即“诗学”,包括若干重要的学派,如毛诗、韩诗、鲁诗、齐诗,等等。后来,由毛亨、毛苌辑录并解释其经义的《诗经》得以流传下来,而其他三家先后亡佚。

毛氏以周礼为中心解释《汉广》,认为它旨在表明“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8]。这确立了《汉广》一诗属于“道德风化”的基本观点,而其背后的寓意指向崇高的道德意识。一方面,游女形象具有世俗意味,属于凡人,象征南方地区的道德风俗相对落后。换言之,以游女为代表的南方缺乏崇高道德,需要接受周礼的洗礼。另一方面,文王之道是崇高道德的象征,文王之道向南方地区的拓展与影响,属于积极而善良的仁政、德政。显然,毛氏将游女形象作为道德的反面典型,用以标榜文王之道的神圣地位。

毛氏确立了《汉广》及其游女形象的一种诠释模式,即以儒家伦理为中心解释或复述《汉广》游女形象的道德意蕴。这种诠释模式在汉宋之间广泛流行,其基本观点虽然有所变更,但诠释宗旨前后相续。汉代郑玄笺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而“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叶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兴者,喻贤女虽出游流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洁使之然”[9]。唐代孔颖达做了相似或相同的解释,认为《汉广》以南方乔木高大不可就而止息,借以起“兴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时,今汉上有游女,以贞洁之故,不可犯礼而求。是为木以高其枝叶,人无休息者;女由持其洁清,人无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则在室无敢犯礼可知也。出者犹能为贞,处者自然尤洁”[10]。郑、孔二人的解释都强调贤良女子(贤女)虽然出游流水之上,却不会遭遇违背礼教者的侵犯,她的贞洁自然能得到保障。这种解释将游女当做世俗女子贞洁、贤良的标杆,烘托文王之道美化南国地区的实际作用。宋代朱熹解释道,《汉广》一诗说的是江汉地区的习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而“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11]。这传递了两层意义:其一,在文王之道传播到江汉地区以前,此地女子有“好游”的习俗,存在不遵礼义道德的野合、淫乱现象;其二,在江汉地区接受文王之道的洗礼以后,喜好出游的女子变得肃静端庄、遵守礼制,有野心的男人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造次,淫乱现象得以改变。朱熹的解释区分了游女形象的新旧之别,使得新时代、新风尚的游女形象能够成为道德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