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女地域文化身份与艺术美学方法论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当然涉及周王朝统一天下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周文王要在政治、经济最终也在文化上统一天下，必然要对“蛮夷”之地的汉江流域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实质影响，使之纳入整个周王朝的体制框架之内。尽管《关雎》与《汉广》二诗都源出于古代周南地区的民歌，但文化气息与美学特征存在很大差异。

由于《诗经·汉广》明白地说“汉有游女”，因而，我们还是必须探讨这位游女和汉江流域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这必须审慎地追问“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意味究竟是什么，其中需要重点关注“游女”和“求”这两个关键词的含义。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指明汉江地区有“游女”，但是可遇不可“求”。这里的游女潜藏有若干重要的文化与美学因素。首先，无论此诗（歌）在古代汉江流域地区是由男性或女性来吟唱，诗中内在的实质的主体性人物是男性，不是女性。因此，诗中作为客体性人物而存在的游女，本质上是被男性爱慕的对象。这也是此诗一直被人们看成男女恋情诗的基础。其次，诗中作为客体性对象人物而存在的游女，显然是年轻美丽的未婚女子。这似乎是一种多余的嚼舌，然而，如果考虑到《诗经》的编辑者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道德意识与风俗习惯，我们就不能轻易忽略这一细节，甚至必须突出出来。在孔子时代，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讲究女子“三从四德”，未婚的年轻女子不能随意出入闺房、庭院，怎可能被称为“游女”？这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游女”形象与北方广泛流行的主导文化观念相左，当然更容易理解这首诗中的“游女”应该更多地与非主流性的南方文化密切关联着。那么，游女所关联的南方文化究竟有什么内容与特点？《汉广》作为民间歌谣，它没有直接指明；而它作为歌谣，似乎也不必直接指明。这就留下了悬念，既给后人创造性地阐释游女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增加了可能性，也给我们猜测孔子编辑《诗经》体例的深意留下了想象空间。

《毛诗序》认为这首诗用于赞美周文王的德政。这曾经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阐释。如果考虑到《汉广》一诗被编排在《诗经》首卷第九首的位置，其地位之重自不必多说，再考虑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评价《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汉广》诗的道德意味非常重，《毛诗序》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孔子和孔子时代不会把《汉广》当成简单的“恋情诗”。这里有必要再对孔子的“思无邪”一说做点补充说明，因为孔子评说《诗经》主旨在于“思无邪”，这一评价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历来也是颇多歧义与争执。我们姑且把“无邪”二字理解为两种：或者是没有邪念，或者是意义直接而不拐弯抹角。假设取第一种意义即没有邪念，那比照周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男女恋情即便是可以公开传唱，也不至于直陈其事、直抒其情，因而《汉广》诗的主旨似乎不该是单纯的爱情诗。如果《汉广》诗不是恋情诗，那诗中主客二人即樵夫与游女又会是谁呢？再假设取第二种意义即表达意义直接而不拐弯抹角，那《汉广》似乎应该是男女恋情诗，它相当直白地表达了“樵夫”追慕“游女”的心思，这又何以牵扯到周文王广布天下的德政？这当然涉及周王朝统一天下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周文王要在政治、经济最终也在文化上统一天下，必然要对“蛮夷”之地的汉江流域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实质影响，使之纳入整个周王朝的体制框架之内。但历史上的汉江流域地区并不那么容易被全面统一到周王朝的制度体系之中。周王朝渴慕这片肥沃的地区，还可能尝试通过这个重要的地区打通整个南北通道从而实现更加远大的抱负，但是“蛮夷”之地并不会轻易臣服于周王朝。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出了“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扩张欲念下的一种特殊意象诉求，也似乎可以看出它成为歌颂“文王之德”的某种依据。由此似乎可以发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中的“求”，在字面上表现为“樵夫”追慕“游女”，而在深层次上却是“周王朝”追求统一“汉江流域”以完成天下一统的宏图大业。二者均有“写实”的意味：在男女恋情中，美女难求是确乎存在的实情；而在周王朝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汉江一直是难以跨越的地理界限也是历史事实。或许文王时代直到孔子时代非常理解《汉广》诗中深蕴的这种滋味，而后人可能更多地局限于单一的字面意义，忘记了字面本身的多重意味。

不过，我们在这里如此谈论《毛诗序》解读《汉广》的主旨，并且尽量解释其合理性与可能性，目的绝不是为了论证《毛诗序》在解读《汉广》一诗上的合法地位及其义理上的确切性。这里只是想提醒，我们完全可以由此出发，进一步去理解《汉广》一诗所描述的游女意象究竟是从何种文化角度，并通过何种审美方式被定型的。《毛诗序》显然是其中的一条途径而已，只不过，这条途径有可能伴随历史文化的沉浮而日益淡化。

实际上，《汉广》诗中的游女意象涉及多个审美创造原型。《汉广》诗起初作为先秦汉江流域地区的民间歌谣，其文化内涵与审美诉求首先从属于汉江流域地区的地方文化；当这首歌谣以官方名义被征集，并经编辑之后收入《诗经》之后，它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诉求便得到了拓展或提升。我们需要注意，《汉广》诗中提到的游女意象可能至少存在两个原型：一是“歌谣”中传唱的游女，即民间游女或汉江游女；二是“诗经”文本中的游女，即文学的游女、诗化的游女。前者源自古代汉江流域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后者主要依据歌谣传唱的游女意象（文学素材），可以看成是纯文学化、纯艺术化的形象塑造，它是否真的源自汉江流域并不重要。那么，《汉广》中的游女意象究竟依据什么原型？应该是《诗经》文本自身的诗化原型。这个原型有多个可能的关联对象。第一，它可能与汉江游女有关，但绝非汉江游女原型的产物。这一点只要考虑到孔子对《诗经》的一般性评价就可以理解。第二，它也可能只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游女（并非一定实指汉江游女）有关。这一点从前述有关讨论中即可得知。第三，它还可能与《诗经》为了推崇“淑女”（《诗经·关雎》）这个审美文化形象而建构一个对应性的审美文化形象有关。

众所周知，《诗经》描写女性形象的诗很多。《诗经》开篇第一首《关雎》就描绘了淑女类型的基本形象特点。《关雎》全诗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尽管《关雎》与《汉广》二诗都源出于古代周南地区（黄河以南以汉水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的民歌，但文化气息与美学特征存在很大差异。首先，二者与日常生活的基本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关雎》多日常劳动气息，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而《汉广》多人文想象特质，描述了男性视野中的女性魅力。其次，二者在男性角色审美意识上存在明显差异。《关雎》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男女爱情，虽有男性的主动角色意识，但没有强烈的男性主导趋向，大体可以传递一种男女平等恋爱、彼此可遇可求的感情生活方式。《汉广》则主要体现以精神生活（情感思维）为格调的男女爱情，而且其视角是以男性的情感思维、情爱意识为主导，用以表现可遇不可求的女性形象。再次，二者对女性人格与审美特质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淑女作为汉江流域或南方地区的代表性美女形象，她以日常生活形象出现于日常生活场景，缺乏明显的张扬或外显气质，隐喻贤淑、内敛的女性人格形象，在道德与人格精神上应该代表北方文化传统。而游女具有非日常生活的自我张扬、自我暴露特点，隐喻了开放、自由的女性人格形象，成为与北方文化传统相对立的形象代表，并被化身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形象。孔子在编辑这部诗集时，将反映这两种女性形象的两首诗安置在《诗经》的开篇部分，并且分别放在第一和第九的框架位置，显然有他特殊的考虑，并且应该与当时的文化状况和孔子自身的思想倾向有关。

如此看来，汉江歌谣中的游女意象并没有以古代汉江流域地区的原生态方式呈现于《诗经》中。也许，汉江游女的原生态方式恐怕只能隐匿在或有或无但早已尘封起来的各种艺术形式中，如古代民间歌谣、古代的各种人物造型艺术，它们有可能流露出某些汉江游女的原生态方式，但是它们要么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要么还没有被考古界发掘出来。即使有某些相关的造型作品被发掘出来，甚至有些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屈原的作品）有可能以隐晦、含糊的形式记录了一些有关汉江游女的原生态信息，然而，随着历史的洗礼，随着人类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系统早已发生历史性的质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从中了解作为原生态方式的汉江游女形象。也就是说，汉江游女一开始就经受了审美文化塑造。这意味着游女形象的汉江身份并不确定，这也导致《汉广》一诗的本质内涵同样不确定。

要想弄清游女的汉江身份的真实性，必须依赖于澄清《汉广》最初的本质内涵与意义。但是，要弄清《汉广》一诗的实质内涵又需要求助于游女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似乎构成了悬案，或许将来的历史与研究能够化解这一难题。

游女地域文化身份与艺术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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