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艺术实践主义的力量

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西方理论家谈及艺术价值主要有两种立场：一是反艺术价值，二是推崇形而上的精神价值。二者都轻视艺术面向感性现实生活的实际意义。但是，马克思创新了艺术价值的实践取向。他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该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主体的实践去理解。^[41]而在鸦片战争以后，伴随中国陷入民族危亡、国力薄弱的历史境遇，新一代的知识文化精英将艺术价值观放置于紧迫的现实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希望艺术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富强的现实力量与道路，确立了艺术即国家实力的实践主义价值观。

蔡元培较早地明确提到了“艺术实力”问题。1912年，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42]，认为艺术应该助推国家实力。首先，从现实社会需要来看，蔡元培认为，当今世界的竞争不只在武力，更在财力，我们应该学习欧美国家的“实利主义教育”，此种教育的重心包括普通学术、树艺、烹饪、裁缝、金工、木工、土工，等等。现在所说的园林、建筑、服饰等设计艺术均被蔡元培视为提升实力的重要内容。其次，从精神发展需要来看，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面向现实世界培养渴望现实世界的进取精神，不能结合宗教培养厌世弃世思想。这种世界观教育非一日之功，因此必须通过美感教育来实现，而美感教育的重心就是艺术教育。蔡元培强调，现实与精神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尤其美育，它既兼顾实利需要，如实物画，也兼顾精神需要，如历史画。再如手工，既属于实利主义，也属于美感教育。

基于上述认识，蔡元培十分注重艺术与社会革命、文化运动的有机连接，以便保障急迫的革命运动达到实效。1919年，蔡元培针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43]。他认为，文化运动不能空谈，要实行，要透彻复杂的真相便要研究科学，要兴会便要应用美术。科学的教育在中国萌芽了，而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机械性的音乐图画外，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为什么文化运动要有美育作保障？因为美育可以超越利害之心，融合人我之分的偏见，保持永久平和的心境，否则，单凭个性的冲动与环境的刺激而投入文化运动，不免产生各种流弊，如：责备他人很周密，自己却容易陷入小小的利益磕绊；借了主义的护身符放纵自己卑劣的欲望；想用简单方法、短少时间达到极端主义目标，一旦受几次挫折便厌世、绝望。

蔡元培的艺术实力观源于其艺术实践价值观。1915年，蔡元培撰写《哲学大纲》，其中第四篇“价值论”写道，哲学是知识之学，而其接近于实行（实践）的部分则称作价值论；如果事物与人的意志、情感无关，则无所谓价值，比如有人不爱钱，也不购物，即使有千金之券，也与废纸无异。^[44]至于艺术，最初或为巫祝器具，或作激情导欲的物品；后来文化进步，选择其中雅致的部分（如唐虞时代的典乐）用于教育；而康德评说美感时强调纯粹形式及其超脱（超功利性）、普遍（共通感）、有则（无目的性）、必然（人性固有），但美感进化的事实表明其形式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并与内容交织一起，让人不能蔑视美感中的客观性及其价值。^[45]蔡元培认为，美感原本是“具体生活之表示，而所谓感觉伦理道德宗教之属，均占有生活内容之一部，则其错综于美感之内容，亦固其所，而美学观念，初不以是而失其独立之价值也”^[46]。这是蔡元培倡导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的思想基础。

1940年，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艺术与现实社会的紧密关系，认为艺术是社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大力量。针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47]；而这种新的文化力量通过文学与艺术，如戏剧、电影、音乐、雕刻、绘画，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48]这从社会实践角度明确肯定艺术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它不仅因其遵循统一战线的原则而具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因其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而满足群众的现实需要、助推社会与时代进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引言中提出了艺术面向社会实践的四个基本问题：一是艺术创作立场问题，二是艺术创作中积极或消极态度的问题；三是艺术创作宗旨即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是针对艺术创作需要的工作与学习方式问题。在座谈会总结讲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艺术如何面向实践、服务实践的基本思想：第一，艺术要服务人民大众；第二，艺术要通过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式服务人民大众；第三，艺术要应用统一战线方式去扩大团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大众；第四，要结合政治与艺术标准开展文艺批评；第五，艺术要紧密联系新时代的群众需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49]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带动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如何同步提升整个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品质，创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成为迫切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为此，知识文化界特别关注如何通过艺术与审美完善社会管理，实现“艺术治国”“审美治国”。

钱学森是推进艺术治国、环境美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在1990年7月写给吴良镛的一封信中，钱学森谈到，可以把中国的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建筑和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概念，让社会主义的中国建造山水城市式的居民区。^[50]在1992年10月写给顾孟潮的一封信中，钱学森提出，可以用“山水城市”观念来解决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环境困境^[51]。钱学森所说的山水城市，实际上就是传统山水文化与现代城市环境的融合，其中的传统山水文化主要指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及其建筑。钱学森主张把山水城市当做21世纪中国城市建设的文化目标，让每一个城镇、城市变成山水城市。^[52]1992年8月中国政府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强调“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为原则，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城市绿化条例》第十条）。由此，中国城市迈进了大规模的城市绿化与改造运动，许多城市创造性地发挥了山水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之类的概念。

2003年，陈望衡在《当代美学原理》中提出“以美治国”^[53]。首先，审美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陈望衡认为，人类治理社会有三种基本方式：法律的、道德的、审美的。这三种治理方式各有特点和效用，彼此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发挥作用。其中，法律治理由国家以强迫方式代为实施，富有逻辑与理性特点，成效迅速却未必持久；道德治理由社会以强迫方式代为实施，具有理性与情感结合的特点，成效较慢但相对持久；审美治理由人的内心以自觉、自发方式代为实施，具有情感与感性结合的特点，成效迅速且最为持久。^[54]其次，“以美治国”的宗旨在于营造幸福社会。陈望衡认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去理解，幸福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审美的社会。古代社会也追求建设幸福社会，但旨在美善统一，并且以善为美，善是最高境界；而未来社会的美善统一讲的是美就是善，美是人生与社会的最高境界。从善是最高境界转向美是最高境界，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表明美学既是未来的伦理学，也是未来的法学。再次，“以美治国”必须有艺术的强力支撑，因为建设幸福社会离不开艺术的充分应用。比如在审美教育领域，重心是通过艺术实现心理影响，其最大功能就是培养人的良好素质，即人之为人的基础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同样离不开艺术的滋养，因为科技与艺术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在形式上具有互换性，人们既可以用科学揭示艺术的内容，也可以用艺术解释科学的真谛。生态环境建设更是需要艺术的支持，为此，陈望衡积极倡导“审美的环境保护”概念，主张工程与景观合一（亦即功利与审美合一），创造宜居、乐居的人类家园（环境）^[55]。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增强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地位与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学术界广泛探讨艺术如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家实力与全球竞争能力，“艺术强国论”孕育而生。

艺术强国论深受文化软实力观念的刺激。丁宁认为，文化软实力的新观念促使人们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国家应如何借助艺术着力塑造崭新的国际形象，而伟大的艺术品在国家事务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也表明艺术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拓展文化影响力具有实质意义。^[56]当然，更重要的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将艺术引入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路径。为此，以艺术为基础的“设计”被普遍视为艺术强国或设计强国的重大选择。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尹定邦组织编写的《设计学概论》教材就明确了一个基本观念，包括广告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建筑设计在内，整个设计领域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巨大的产业”^[57]，也“已成为一个国家、机构或企业发展的有力手段”^[58]。即使是科学技术，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分享的巨大资源，必须借助设计这一载体来实现，设计“不仅是科学技术得到物化的载体，尤其是科学技术商品化的载体”。^[59]2005年，尹定邦提出“设计服务”的概念，主张将设计划归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并且认为设计可以服务投资领域，服务制造业与建筑业，服务各产业领域，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竞争力。^[60]这意味着，设计可以引导物质生产领域的创新，带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凌继尧从艺术助推“中国设计”方面展开了探讨。根据西方审美经济学理论的启示，凌继尧组织对中国内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展开实证分析，将象牙塔式的美学研究落脚到社会现实领域，为艺术与审美直接助推中国经济与社会大发展探寻新的路径。^[61]根据凌继尧的观点，要实现艺术助推国力强大，首先涉及观念突破。这要求充分理解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突破传统美学与艺术理论所强调的艺术与审美的超功利性观念。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消费不只是“买东西”，更希望得到美的体验、精神享受。这需要超越以产品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方式，代之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产品与体验相结合的审美经济方式。因此，应该将经济学与艺术结合起来，用审美经济学助推新的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凌继尧强调，审美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经济实践的内部要求，是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需求，并非美学理论家的自我炒作。^[62]其次，在实践层面，凌继尧主张用艺术引领“中国设计”。突破传统美学与艺术理论的目的是要把过去被遮蔽的艺术与审美功利性充分地解放出来，将艺术与审美引入实践创新。其重要目的就是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让中国产品增强国际竞争力。^[63]这意味着，艺术与审美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战略支撑。

【注释】

[1]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2]（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3]（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4]（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3～634页。

[5]（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6]（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6～337页。

[7]（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4页。

[8]（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9]（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10]（魏）王弼：《王弼集校释（上、下册）》，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11]（唐）王昌龄：《诗格》，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3页。

[12]（唐）司空图：《与极浦书》，参见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3]（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参见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14]（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5]（晋）顾恺之：《论画》，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6]（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刘孝标注，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77页。

[17]（南朝宋）谢赫：《古画品录》，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8]（唐）王维：《山水诀》，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19]（明）王履：《华山图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0]（明）王履：《华山图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2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

[22]（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诀》，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3]（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诀》，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4]（明）袁宏道：《叙竹林集》，参见《袁中郎全集》第一册，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3～194页。

[25]朱良志：《石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6]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7]（明）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28]［古希腊］赫拉克里特：《万物根据逻各斯生成》，参见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2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3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32]雷礼锡、李会君：《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想及其实现方式》，载《襄樊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44～49页。

[33]［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5页。

[34]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154页。

[3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36]［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3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

[38]［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页。

[39]［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7页。

[40]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42]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137页。

[43]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362页。

[44]蔡元培：《哲学大纲》，参见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2页。

[45]蔡元培：《哲学大纲》，参见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9～380页。

[46]蔡元培：《哲学大纲》，参见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4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4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页。

[50]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51]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52]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1页。

[53]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54]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

[55]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第94～99页。

[56]丁宁：《“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艺术》，载《艺术探索》2008年第1期，第34～37页。

[57]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8]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59]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60]尹定邦：《论设计服务》，载《装饰》2005年第8期，第5～7页。

[61]凌继尧、张晓刚：《经济审美化研究》，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62]凌继尧：《企业的美学管理——兼与柳冠中〈美化？造型？还是设计？〉一文商榷》，载《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第43～46页。

[63]季欣：《关于构建审美经济学的设想——凌继尧先生访谈录》，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第109～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