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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形成的伦理主义艺术美学观

【摘要】: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存与发展,古代社会形成了伦理主义的艺术美学观,试图通过艺术来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伦理主义艺术美学有两大理论形态值得关注,一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圣贤道德主义,二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自然伦理主义。二者可以分别简称为圣贤主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伦理主义艺术美学为后人借山水艺术感悟天地大道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得秉持不同道德观念的儒道二家最终有可能在艺术领域达到兼容。

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存与发展,古代社会形成了伦理主义的艺术美学观,试图通过艺术来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伦理主义艺术美学有两大理论形态值得关注,一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圣贤道德主义,二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自然伦理主义。二者可以分别简称为圣贤主义、自然主义。

圣贤主义艺术美学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充分肯定艺术的审美价值,主张美善合一观,但在逻辑上强调善为先、美为后。孔子首先提倡“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彼此相邻居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里的美既有情感愉悦上的审美意味,也有价值观念能够彼此认同的道德诉求。能够志趣相同而又心情愉悦,自然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一美学观念也被孔子用于艺术审美价值的评价。他在评价歌颂尧舜功德的歌舞《韶》乐时曾说:“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把既给人带来情感审美愉悦又给人道德净化功能的歌舞当做最美的艺术。

另外,孔子非常重视艺术欣赏,提倡怡情养德。孔子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其中所谓的“兴”就代表艺术审美及其带来的精神享受。孔子在欣赏《韶》乐后非常兴奋,“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当然,对孔子来说,艺术欣赏最终要以道德向善为归宿。也就是说,艺术欣赏的宗旨在于怡情养德,而不是怡情养情。

孔子的艺术美学观从属于君子人格论。培养君子人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任务,其核心是养成积极的入世精神。《尚书·虞书·大禹谟》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其中所说君子凸显了不与权贵相苟且的独立人格。《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标榜君子的天地胸怀与人文精神。孔子曾经从仁爱、智慧、勇气角度谈到君子必备的三种美德,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还提出,君子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所谓“艺”,后人的理解并不相同,或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其中“乐”类包含音乐、舞蹈等,“书”类包含文学、绘画等,“射”与“御”类包含马术、射击等;或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其中《乐》是先秦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可惜已经失传。无论孔子所说的“艺”究竟是指哪些具体内容,可以断定的是,孔子承认君子人格有赖于艺术的滋养。这导致艺术修养与道德人品相互兼容,艺术标准与圣贤人格难以分离。

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伦理美学不同,先秦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庄子认为美与艺术应该依据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陈望衡认为“老子实际上是在讲美在本真”[1]。这意味着“自然”应该是审美活动的根本依据。《庄子·骈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优,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意思就是反对人为破坏事物的本真特征。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这似乎在否定美,其实不然,他只是否定人为的、矫造的形式伪装,但并不否定出自本真、自然的美。诚如《庄子·知北游》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中所谓“大美”就是本真的、自然的美,是艺术的内在根据。这种“大美”具有空灵、恬淡、阴柔的品质,绝非表面的形式造作所能实现。如音乐,庄子承认既有“天籁”,也有“地籁”和“人籁”,但庄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天籁”,而不是人所制造的声音即“人籁”。

老庄思想还看重艺术的“体道”价值。所谓“体道”即以肉体和心灵的结合去体悟天地意蕴。它不同于孔子所主张的“怡情养德”,而是一种怡情养性、静观天道的方式。怡情养性,在老子那里表现为“无为无不为”的思维境界,即遵循天道自然,不虚妄做作,而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老子称这种心态和行为方式叫“玄德”(《老子》七十三章),与孔子所追求的人伦道德理想明显不同。要理解并实现“玄德”,当然要以心身结合而成的身体去“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也就是游心于天道自然。对庄子来说,要游心于天道自然,有两种重要方式:一是神游山水,二是神游艺术。前者就是逍遥于自然山川,后者则是“解衣般礴”(《庄子·田子方》)式的艺术创作境界。无论是“逍遥”,还是“解衣般礴”,都是心与身的自由驰骋,都是人与自然本真的审美遇合。它们既是人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也是人对自然本真的体悟,是无目的却合目的的情感活动。

道家思想也注重君子人格,视君子或圣人是人格美德的楷模。但道家的君子人格代表超逸的出世精神,要求顺应天地自然之道,身体力行,却不居功自傲,如《老子》六十六章说:“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子》七十七章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这种谦逊、隐忍的君子人格与感性艺术激发感官欲望的精神趣味存在冲突,因而,道家创始人老子否认艺术有助于圣贤人格的养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主张通过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教来养成君子人格。庄子及其门徒对君子人格的“无为”品质有更明确甚至更激进的观点。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他的门徒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只有“绝圣弃知”,天下才得太平。这表明庄子学派反对道德上的自我标榜或凌驾于他者之上,提倡顺应天地自然之道的人格品质。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学派承认艺术审美对道家君子人格的养成大有作为,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而人们可以通过体悟山水而理解天地大道的真谛。

道家的自然伦理主义艺术美学为后人借山水艺术感悟天地大道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得秉持不同道德观念的儒道二家最终有可能在艺术领域达到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