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公共社会与文化系统中,艺术不能驾驭在社会群体或公共审美法则之上,个人的审美趣味不能傲然于社会与公共审美标准之外,否则,美学或艺术理论就有可能在精神上纵容新的神祇,纵容一种被人们容易忽略掉的“审美特权”。审美特权通常以独立自主的个体自由精神为基础,超然于公共道德与公共审美需求之外,并且容易化身为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文化特权。在这时候,公共趣味而不是个人趣味成为艺术审美创造的准则。......
2023-08-22
艺术作品面向文化共同体发挥其公共审美作用,有多种途径。第一,社会共进力。艺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是创造人类文明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艺术能够表达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现实,如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往往借助广泛的艺术形式来强化自身的文化地位与作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如苗族服饰图案、藏传佛教绘画、徽州民居建筑等也促成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艺术也以其特殊的审美实践能力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提供技术与精神支持。艺术不仅与其所处社会系统相互协作,创造丰富的审美形态如诗歌、绘画、雕塑、建筑等,而且能够直接或间接推进社会思潮、经济方式、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健康、同步发展的现实力量。失去了艺术,人类文明就失去了自身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支持。而对艺术进行人为的优劣、等级区分,无疑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偏见与亵渎。
第二,精神导向力。精神导向力是艺术审美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共同的信仰、信念等深层精神内涵指引人们行为的牵引力、驱动力、感召力、影响力。例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相信阴阳之气对人的现实生存有较大影响,认为“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蹷,多阴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因而强调在日常活动中遵循阴阳法则,如“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即使建造园林、宫室、台榭,也要“足以辟燥湿”。[20]尽管影响、驱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因素并不限于信仰、信念,但是,一般来说,能够对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力的精神因素通常体现在信仰这一民族精神内核上。
任何一个民族的信仰都是一个多层级的精神构架,其内核包括终极信仰、家国意识、心灵归宿。古代中国人有强烈的终极信仰精神。天、地、道、天地、天道、自然、上帝之类的术语均可以指代最高存在及其特殊品质,承载中国人的终极精神信念。古代中国文化还培育了强烈的家国一体意识,将对家庭的精神依托与对国家(朝廷)的精神依托融为一体。《吕氏春秋》记载,周文王曾经派人开挖水池,挖出死人的尸骸,官吏立即上报情况。周文王命令另择地方埋葬。官吏说,这是无主之尸。周文王说,掌管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之主,掌管国家的人就是国家之主,现在我不就是这具尸骸的主人(家长)吗?官吏遵命安葬了这具尸骸。周文王也得到了天下称其为贤能的美誉。[21]终极信仰与家国意识最终落实在个体对自我心灵的依托感与归宿感上。心有所属,则儿不嫌母丑,母不嫌家贫;心无所属,则食而无味,居而不安,身虽在而心不宁。孔子求道德良心之安,庄子求山水逍遥之乐,都是期待心灵有所依托的具体表现。孔庄二人不同的心灵归宿,借助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艺术模式,即论语式的叙事艺术和庄子式的叙事艺术,成为后世艺术创新与人格发展的精神基础。中国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及其相关的艺术理论(如诗论、画论)就发挥了特殊的精神导向作用,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
第三,美德建构力。古今中外的美学与艺术理论都将艺术视为善良德性的载体,强调艺术引人向善的积极作用。这是艺术具有美德建构力的基础所在。当然,艺术的美德建构力会在不同层面得以实现。从内在的意蕴层面看,人类社会普遍公认的善良德性,如仁爱、和谐、自由,往往构成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信念,而艺术就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将这些公认的美德传承下来,使得艺术成为坚守民族与社会美德的重要领域。从外在的形式层面看,艺术会持续而广泛地表现社会与民族的美德内涵,尤其是那些核心的伦理教条、道德品质通常就是艺术史的重要主题。这种艺术有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熏陶、感染人们,有时则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去唤醒、激励人们,其宗旨都是要以艺术的方式引导人们养成善良的德行。
第四,文化共生力。文化共生是指分属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信仰、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等,彼此之间以密切关联的方式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纵观世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宗教与科学,艺术与哲学,发达国家文化与发展中国家文化,现代科技文化与原始土著文化,旧的传统文化与新的时尚文化,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无不处于共生发展状态中。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共同体的培育和发展要求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联系,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实现,离不开艺术。艺术既可以应用其技术实践与创新的特殊优势,通过物质生产途径,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实践领域协调起来,还可以通过审美实践与思维创新的独特作用,提升整个社会与民族的精神素养,培植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吸引力与向心力。
第五,民族融合力。国家与民族是多元文化共同体结合而成的。为了增强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提升民族融合度,既要化解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分歧,也要化解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分歧。艺术既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例如,先秦的《诗经》堪称多民族与地区文学作品的汇集,承载了古代儒家文化统一理想;在汉唐与宋元时期,以诗、书、画、乐为中心的传统艺术十分繁荣,兼容了众多民族与地区的文化元素,承载了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精神;明清时期实现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既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再次组合,也承受了近代西方审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为凝聚并彰显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思维创新力。创新思维是提升和改善思维能力的基本条件,它不是简单的思维方式“变化”或“差异”,而是对已有思维方式的变革、完善。这种能力通常以审美想象为基础,由艺术思维来激发。例如山水画,隋唐以前较多青绿山水,在唐代加入了水墨渲染因素,进一步发展出水墨山水画。宋代又在水墨山水画基础上加入泼墨、点染等因素,发展出水墨写意、水墨点染等新的山水风格,这才与隋唐青绿山水画形式的差别日益加大。从艺术史角度来看,思维创新实际上是为了推进文化传承与发展而采取的艺术观念、符号语言、技术手段的创新。对中国艺术来说,艺术观念、艺术符号、艺术工具的创新,培育了以艺体道、以技进道、以诗论诗的艺术美学特色,既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保障,也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动力。
【注释】
[1]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137页。
[2]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3]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4]丁宁:《“国家文化软实力”与艺术》,载《艺术探索》2008年第1期,第34~37页。
[5]季欣:《关于构建审美经济学的设想——凌继尧先生访谈录》,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09~112页。
[6]William Hogarth,Analysis of Beauty,London: W.Strahan,for Mrs.Hogarth,1772,pp.ⅳ-ⅴ.
[7](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8](唐)王维:《山水诀》,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9](明)董其昌:《画旨》,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10](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下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1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参见《诸子集成》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5页。
[12](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参见《诸子集成》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1页。
[13](宋)郭熙:《林泉高致》,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4](宋)郭熙:《林泉高致》,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
[15]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页。
[1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17][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 》,汪晖译,参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页。
[18][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参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1页。
[19]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20]《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参见《诸子集成》第八册《吕氏春秋》,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页。
[21]《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参见《诸子集成》第八册《吕氏春秋》,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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