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面向文化共同体发挥其公共审美作用,有多种途径。精神导向力是艺术审美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共同的信仰、信念等深层精神内涵指引人们行为的牵引力、驱动力、感召力、影响力。周文王也得到了天下称其为贤能的美誉。这是艺术具有美德建构力的基础所在。这种艺术有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熏陶、感染人们,有时则以强烈的审美冲击力去唤醒、激励人们,其宗旨都是要以艺术的方式引导人们养成善良的德行。......
2023-08-22
审美力是基于审美文化的发展与影响而确立的概念。根据叶朗的看法,审美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美活动中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具体地说就是艺术品、审美意识、审美创造与鉴赏,它们构成审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15]与此相应,我们认为,审美力是人类审美活动的观念体系、行为方式、物化产品所具有的作用力。审美力的逻辑基础是公共审美趣味,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趣味。
公共审美趣味与公共审美体验、公共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这三个术语存在一些差别。公共审美体验注重公众审美行为过程及其感受,强调公众在审美活动中的参与性、过程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共审美经验。公共审美趣味偏重审美判断或选择的价值取向上的公共性、集合性、普遍性。公共审美经验则是公共体验或公共审美活动的产物,表现为公共体验或公共审美活动的结果,如公共情绪、感知、印象、表象、观念,等等。
公共审美趣味是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形成的概念。康德曾经在《判断力批判》第22节阐明,审美判断建立在共通感而不是私人情感基础上,谋求其他人应当(而不是将会)与自己的审美判断协调一致;但是,建立在共通感基础上的审美判断只是一个理想的基准,也就是说,不同人的审美判断可以达到一致,并且得到普遍赞同,但这种普遍赞同的一致性没有任何经验依据,因而是不确定的,是被预设的。[16]受此影响,一般美学理论在谈论审美判断或审美体验时,往往针对个人判断,难以科学地、精确地跨越个人通往公众的一致性判断。
不过,有关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公共性研究为理解公共审美的确定性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其中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之类的事物,并且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中有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即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在对话中形成了公众。公共领域中的人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17]。依据这一见解,可以说,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可以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判断,即,他们在公共领域面对公共对象有着自由鉴赏而达成的共同情感和愉悦,如参观博物馆的人们共同赞赏一件作品,居留城市的人们共同喜爱其环境。这种公共体验或公共趣味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被每个人看见、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18]这种广泛的公开性为公众形成共同的或一致的审美判断提供了公共文化条件。而私人审美趣味(如传统艺术审美方式)则导向康德所说的不确定的共通感。
公共审美趣味与私人审美趣味都可以被人们明确地观察到。但是,真正形成广泛文化影响力的审美趣味可能不是来自私人趣味,而是来自公共趣味。例如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力,其真正的文化基础不在王羲之及其书法作品,而在公共文化领域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共同偏好。这中间离不开特殊的精英人物的重大影响,如身居高位的帝王、艺术或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助长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广泛流传与研习。不过,这些精英人物代表的正是公共审美价值取向,而不是王羲之的艺术趣味;他们促成的正是王羲之艺术的文化影响力,而不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实际上,美学与艺术理论谈论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通常意指艺术作品的审美文化影响,即公共审美趣味,并非历史上的艺术家或其他个人的审美趣味。
现代社会要尊重并遵循公共趣味,就要树立公共审美权利意识。“审美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当今人类社会来说,缺乏生理与心理上最基本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的生存权,不能称作生存权,至多属于低层次的生命保障权;同样,缺乏舒适感和安全感的发展权,也不能称作发展权,至多属于能够参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发展而享有权利,却不是积极、自由、主动地融入整个发展进程并享有权利。也就是说,生存权、发展权必须由审美权来保障。这意味着,违背公共审美权,就是违背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要维护公共审美权,必须遵循开放与共享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开放原则意味着,属于公共社会的审美资源必须向公众开放,不能变成私人或个别利益集团的特权。共享原则意味着,公共审美资源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吸纳公众的参与和分享,让公共审美资源真正变成公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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