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两人均怀疑“美学”的合理性,肯定对美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黑格尔代表“艺术作品本质论”,或简称“艺术本质论”;康德代表“艺术审美实践本质论”,或简称“艺术审美论”。但这并不符合刘纲纪对艺术哲学根本任务的规定。康德与黑格尔都把如何认识真理当做艺术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并未考虑美学理论如何指导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2023-08-22
20世纪至今,艺术美学研究面临来自欧洲的两大学术资源:一是西方传统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从数量众多的艺术美学理论成果,特别是教材编写出版情况来看,学术界对西方传统美学的研究与应用较为普遍、清晰,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显得目标不明、思路不清。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对现当代中国艺术发展也有深刻影响。深入研究并消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是艺术美学理论研究与建构的基本任务。刘纲纪作为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建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代表,也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应用于艺术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其理论认识和成果值得艺术美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刘纲纪对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即实践美学理论体系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追求。1997年,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美学观问题时,刘纲纪肯定道:“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尚处在建立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阶段。”[28]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从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另一方面也针对一系列审美和艺术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观点,并与他们的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相联系。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基于这样的判断,刘纲纪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要获得自身的发展,必须对美学的各个重要问题做出详细、周密的分析论证,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种种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的回答,而这就迫切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自己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美学体系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建构并完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刘纲纪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要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各个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实证的研究;要对从古到今所有的美学理论予以批判性考察,吸收并改造其中的合理因素,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要重视研究现代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重要影响;要促进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推动大众文艺与高层次文艺的融合。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关注当代大众文艺,因为大众文艺会引起整个美学的重大变化。美学界不能把大众文艺看成单纯消极的有害的现象加以批判。
为此,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用于研究中国艺术美学的实际问题。2009年,在接受一个学术访谈时,谈到与李泽厚合著的《中国美学史》时,刘纲纪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有人认为此书哲学成分比较重,具体艺术现象描述少。我认为,不是没有,只是有些地方比较概略。如果具体到艺术作品,那么这书的篇幅不知要拖到多长。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部分,对具体艺术现象的描绘多了些。可以这么说,整本书第一次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作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全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奠定了探讨中国美学史的理论基础或轮廓。”[29]在这个谈话中,刘纲纪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指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从中可以看出刘纲纪的学术立场与态度,第一,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用于研究中国艺术与美学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二,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用于研究中国艺术现象、中国艺术美学问题并将其放在重要地位,只是他本人限于具体情形,如中国美学史的宏观叙述需要,不能过于加大中国艺术现象研究与阐述的分量。但这并不等于说,刘纲纪忽视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艺术美学领域的应用。
那么,刘纲纪如何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用于中国艺术美学研究呢?针对谢赫的“六法”理论内涵的研究,刘纲纪曾经指明存在两种思路:一是根据文献来解读其含义,没有切入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二是套用西方美学中与谢赫“六法”不相干的思想加以解读。刘纲纪认为,“研究‘六法’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一般美学理论作为指南,从历史发展中去阐明‘六法’的真义。”[30]如何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六法”研究?依据刘经纪的见解,首先要联系谢赫所处时代的绘画发展实际情况来研究和阐明“六法”的含义,例如,谢赫时代充分发展的只有人物画,因而谢赫主要是从总结人物画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六法”。其次要联系谢赫之后的绘画发展实际来研究和阐明“六法”含义的历史变化。“六法”经谢赫提出以后,随着绘画实践的发展,其含义也在不断扩展、变化,从原来主要是人物画的法则,逐步发展成一般绘画的法则。例如“经营位置”,在汉代,人物画有一个重要题材是历史故事画,要求画面既表现故事,也带有一定情节,发生在一定的场景中。这要求画家必须事先构思,确定如何安排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即“经营位置”。宋代以后山水画得到充分发展,经营位置也非常重要,因为山水画很少是针对具体的某个地方的风景写生,而是典型化地表现自然美的意境,需要丘壑的位置经营得当,才能引人入胜、耐人寻味。这就是经营位置的法则从人物画发展出来并应用到了山水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刘纲纪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艺术问题的方法,绝不是在中国艺术美学研究中简单地套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融入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研究,尽力保持中国艺术美学理论特色。例如,他以谢赫的艺术理论及其所处时代的艺术实践特征、所处的整个中国艺术实践历史特征为基础,结合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相互参证。其立足点在于中国艺术审美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与谢赫画论思想的结合研究,揭示了谢赫画论所承载的美学理论特质、历史实践特色。可以说,刘纲纪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研究并阐述中国艺术美学理论,在谢赫画论研究上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及其在艺术美学领域成熟应用的杰出范例。
【注释】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2页。
[2][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页。
[3][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4]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80,p.326.
[5]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 : G.P.Putnam's Sons,1980,p.326.
[6]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80,p.3.
[7]欧阳海燕:《中国人体模特一百年:从扭捏登场到泛裸体时代》,参见中国经济网·人物周刊,http://www.ce.cn/xwzx/xwrwzhk/peoplemore/200705/16/t20070516_11377153_2.shtml ,2007-5-16。
[8][美]理查德·扎克斯:《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7页。
[9][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9页。
[10]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刘纲纪:《楚艺术美学五题》,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第81~96页。
[12]刘纲纪:《关于文艺美学的思考》,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第44~48页。
[13]凌继尧:《艺术美学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42~46页。
[14]刘纲纪:《“艺”与“道”的关系——中国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1期,第39~45页。
[15]刘纲纪:《楚艺术美学五题》,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第81~96页。
[16]朱张军、罗芳:《著名美学大师刘纲纪教授漫谈艺术设计》,http://news2.wtu.edu.cn:8080/2011/html/2010-04/7374.html,2010-04-27 。
[17]刘纲纪:《关于艺术设计学科发展的思考》,载《服饰导刊》2013年第3期,第6~9页。
[18]凌继尧:《艺术美学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42~46页。
[19]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20]刘纲纪:《关于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载《美术》1980年第9期,第36~37页。
[21]凌继尧:《企业的美学管理——兼与柳冠中〈美化?造型?还是设计?〉一文商榷》,载《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第43~46页。
[22][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2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5]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26]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7]刘纲纪:《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第1~14页。
[28]李亚彬:《走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访刘纲纪》,载《承德大学》1997年第Z1期,第4页。
[29]刘纲纪、李世涛:《我参与的当代美学讨论——刘纲纪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第44~51页。
[30]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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