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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学实践研究方法:走向审美实践

【摘要】:康德与黑格尔两人均怀疑“美学”的合理性,肯定对美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黑格尔代表“艺术作品本质论”,或简称“艺术本质论”;康德代表“艺术审美实践本质论”,或简称“艺术审美论”。但这并不符合刘纲纪对艺术哲学根本任务的规定。康德与黑格尔都把如何认识真理当做艺术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并未考虑美学理论如何指导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艺术美学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与价值,并不在于艺术美学这个概念是否得到承认,而在于艺术美学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与通常所说的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区分开来。艺术理论界有人(如凌继尧[18])强调艺术美学研究对象要与艺术学区别开来。但目前的艺术学既可以指称“艺术学理论”,包括一般艺术史与理论、艺术批评学,也可以特指“艺术学基础理论”,类似艺术哲学,因而,从学科规范上讲,艺术美学首先要与艺术哲学(哲学美学)区分开来,而不是可能涵盖艺术美学的“艺术学理论”。换句话说,艺术美学能否以及如何从已有的艺术哲学中分离出来,这才是艺术美学独立发展的关键

在艺术美学之前,先有美学的独立发展。美学源自德国,尤其是康德与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这也是刘纲纪美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康德与黑格尔两人均怀疑“美学”的合理性,肯定对美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康德阐述的是审美(审美判断)理论,包括艺术审美论与自然审美论;黑格尔阐述的是艺术哲学。黑格尔遵从当时的用语习惯,用“美学”一词来称呼“美的艺术的哲学”或“艺术哲学”,旨在研究美的艺术(艺术品),揭示艺术品所蕴含的艺术理想及其与绝对精神的关系。而康德旨在研究美的判断,揭示艺术品的形式美特征及其与自然美的差异,区分了美感与崇高感。两人都从艺术品出发展开哲学思辨,但康德理论落脚在艺术感性美,黑格尔理论落脚在艺术理想美。康德理论比黑格尔更接近艺术审美实践,而黑格尔理论完全属于思辨哲学系统,导致黑格尔立足于艺术作品思考艺术美,结论却是艺术不能成为通向绝对精神的完美途径。现在习惯上称呼康德审美理论是康德美学、黑格尔艺术哲学是黑格尔美学或黑格尔艺术美学,这很容易模糊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明显不同的理论路径,即,黑格尔以揭示隐藏于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理想为基础建立了艺术哲学,康德以分析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为基础建立了艺术审美学(或可称艺术美学)。黑格尔代表“艺术作品本质论”,或简称“艺术本质论”;康德代表“艺术审美实践本质论”,或简称“艺术审美论”。康德与黑格尔分别代表的两种理论模式,其研究对象与方法有所差异。刘纲纪的《艺术哲学》借鉴了黑格尔的理论路径,其美学研究注重揭示艺术作品的本质。

在《艺术哲学》中,刘纲纪强调“艺术哲学的任务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说明艺术的本质和规律”[19]。所谓“哲学的高度”就是“最高的思维科学”“世界观”的视角,而所谓“艺术的本质和规律”涉及“反映”这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涉及艺术“反映”什么东西的基本问题。例如“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个命题就是哲学思考的结果。但仅仅肯定“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并没有最终说出艺术的独特本质,因为与艺术不同的其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反映,因而还要深入分析艺术的反映与非艺术的反映有什么区别。这种分析会涉及哲学上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此一来,艺术哲学理论可能面临一个窘迫的事实:一方面,如同刘纲纪已经意识到的,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先在理论上搞清了“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后才开始创作,这表明艺术哲学理论没有必然的逻辑在先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诚如刘纲纪肯定的,艺术哲学理论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论上的兴趣,而是能够找到真理,并且能够指导艺术实践的,这种实践指导意义可能暂时不能被人理解,但总有一天会得到理解。解决这一窘迫的理论问题,需要深入到艺术实践中。通俗地说,需要理论家对艺术实践有所体验、有所理解。但这并不符合刘纲纪对艺术哲学根本任务的规定。

这一困惑在刘纲纪的学术经历中有过戏剧性的表现。1980年,《美术》六月号刊登了一个座谈会记录,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品概念化较多,其原因有政治思潮的影响,也有太多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的影响,还明确地说不喜欢搞理论的人的文章,特别是艺术理论,总觉得隔靴搔痒,搔不到痒处,建议多组织一些画家写文章,谈创作的真正感受,这是解决美术创作的关键问题。针对这种见解,刘纲纪很不以为然,写了专文《关于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20],主张要放弃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狭隘理解,不能认为艺术理论对创作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就放弃或否定艺术理论。另外,画家在创作中的真正感受是再高明的理论家也接触不到的,而它恰是解决美术创作中的关键问题,这完全否定了理论研究的意义。实际上,理论家要尊重艺术家的宝贵经验,但经验不是理论。创作非易事,理论研究也非易事,各有各的用处。理论探索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每提出一种理论就能解决问题。刘纲纪的这篇文章,代表了一批理论家在受到类似观点的刺激后容易产生的反应,也表明艺术界与美学界存在的分歧。这种分歧并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现象。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著作可以看到,古希腊存在艺术家与理论家之间的思想分歧。通过唐代阎立本劝儿子不要学画可以知道,阎立本对自己身居朝廷高官却奔命于为皇帝作画一事心怀芥蒂,表明唐代官僚与知识阶层看轻绘画。在今天,艺术家与理论家对待艺术问题的分歧仍然明显。工业设计家柳冠中曾对美学界研究审美经济问题提出质疑,凌继尧撰文指明这是当代社会经济实践的内部要求,也是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需求,并非美学理论家的自我炒作。[21]

很明显,美学研究成果要让艺术家们愉快地接受,达到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有效沟通,甚至起到美学指导艺术的作用,现有的研究模式行不通。看来,有必要重审美学的基本任务,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能否找到化解的方法。德国启蒙思想家鲍姆嘉通将美学当做研究感性认识即低级认识方式如何完善的科学,借以教导人们如何以美的方式去思维。康德将鲍姆嘉通所说美的方式或低级认识方式转换为“审美判断”,旨在研究审美判断及其与真理、自由的关联;黑格尔则将其转换为“美的艺术”,旨在研究艺术(美的艺术)及其与绝对真理的关联。康德与黑格尔都把如何认识真理当做艺术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并未考虑美学理论如何指导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对西方美学传统特别是德国美学理论来说,美学理论与其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不如说是对人类思维或精神活动的改善。何况,在康德和黑格尔以及其他西方传统美学家眼里,“美的艺术”的创造者都是天才,天才的创造物应该用于改善大众的思维方式,怎么会要求天才接受美学的指导呢?黑格尔的学生鲍桑葵说得更干脆明白,美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宗旨是要认识而不是要指导实践。……我们必须坚定地指出,美学家并没有手持一套批评的原则和戒条这一精良的武器,无礼地侵入艺术家的领域”,美学理论家了解艺术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干涉艺术家,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22]但是,朱光潜在系统阐述西方美学史时扭转了西方传统美学的宗旨,断言原本作为“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的美学已经成长为“独立的社会科学”[23],美学理论已经成为“文艺实践的总结和指导”[24]

在美学研究是否应该总结并指导艺术实践的问题上,刘纲纪显然没有像朱光潜的态度那样直接而鲜明。刘纲纪强调艺术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艺术本质,在此基础上,艺术哲学对艺术“有它的重要的实践意义”[25]。这意味着,刘纲纪首先坚持艺术哲学的哲学理论地位,然后考虑艺术哲学对艺术实践的指导价值,而不是把指导艺术实践当做艺术哲学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不应该为了迎合艺术实践而变成应用性质的美学理论。刘纲纪的理论立场,对于促成艺术美学从艺术哲学中分离出来有重要启发。这就是,美学研究想要关注并指导艺术实践,不是取消艺术哲学的理论地位与特点,而是要重建一种理论形态。

艺术美学可以看成是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方式。它与艺术哲学相关,但又与艺术哲学不同。二者的相关性在于它们都研究艺术对象,二者的区别在于,艺术哲学研究艺术的本质,而艺术美学研究艺术审美实践、服务艺术审美实践。这就需要重新理解艺术的概念。刘纲纪曾经在《艺术哲学》中解释:“艺术是一种精神现象,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从古到今,对艺术的研究看起来虽然非常纷繁复杂,但就美学的范围而言,大致上不出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个基本方面。”[26]在这里,刘纲纪所说的艺术首先指的是艺术作品,即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是,为什么不把工人创造的工业产品当做精神产物,而把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品当做精神产物?换句话说,为什么要用艺术品所承载的审美与精神内涵来规定艺术品的本质,却用工业产品所承载的物质实用功能来规定工业产品的本质?站在审美实践立场上看,艺术作品与工业产品都可以看成人的情感与精神产物,尤其在今天这个审美经济时代,没有审美与精神内涵的产品,其经济附加值就很低。当然,在消费过程中,工业产品的审美与精神内涵可能会被遮蔽、被忽略。但是,如果强调艺术作品比工业设计产品蕴含了更多的内在意蕴,这很可能是审美判断的结果,未必代表艺术作品与工业产品存在美学形式及其特点的实质分别。

因此,借助艺术审美实践来完善艺术概念及其美学研究路径,是刘纲纪的必然选择。刘纲纪在多次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的访谈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研究当代文艺现象、大众文艺,表明他是有意识地要摆脱德国古典美学的束缚,面向艺术审美实践。这种艺术审美实践包括艺术欣赏、艺术创造、艺术教育(或审美干预)等领域,而艺术哲学因为主要针对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研究,不可能解决艺术审美实践的诸多具体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的学术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艺术与设计领域的不断兴盛,成为美学调整研究模式的重要契机,一方面,美与艺术美不再是美学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人与艺术之间的审美实践关系、人的审美经验受到美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刘纲纪也一再表达他对当代文艺现象、对当代审美实践的高度关注。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理论研究时,刘纲纪谈道:“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将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最基本的态势来看,大致上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超越’美学、消费美学三者的共生与发展。从思想的谱系说,它们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27]从中可以看出,刘纲纪有意识地要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研究同当代艺术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完成了从艺术本质论研究模式向艺术审美实践论研究模式的转变。这是中国美学的进步,更是艺术美学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