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美学方法论：从怀疑到支持的地位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一直包含在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名称的差异反映出艺术美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对象不甚清晰、统一。在这方面，刘纲纪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从最初怀疑艺术美学的独立性，最终转到了积极肯定和支持艺术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文学艺术理论界对艺术美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甚明朗，导致哲学理论界的刘纲纪怀疑艺术美学的独立性，显得十分自然而现实。这实际上认可了艺术美学存在的可能性。

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一直包含在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与此相关，用于表达艺术美学概念的相关名称有不少，如文艺美学、艺术哲学、美学（美的艺术哲学）、设计美学。美学与艺术哲学的名称来自德国古典美学，在哲学领域应用广泛。文艺美学的名称也算是中国学术界所特有的，文学领域内的使用较为频繁。而艺术美学名称在美术、音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设计领域为了区别于美术领域，也使用设计美学名称。名称的差异反映出艺术美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对象不甚清晰、统一。在这方面，刘纲纪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从最初怀疑艺术美学的独立性，最终转到了积极肯定和支持艺术美学的研究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胡经之为代表，学术界倡导“文艺美学”（或称艺术美学），推进独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建设。胡经之在其《文艺美学》一书中写道：“文艺美学研究必须以整个美学和诗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参照系。文艺美学不像美学原理那样，侧重基本原理、范畴的探讨，但文艺美学也不像诗学那样，仅仅着眼于文艺的一般规律和内部特性的研究。文艺美学是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艺术的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去看人自身的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10]这一见解为文艺美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论上确立了基调：第一，明确文艺美学不同于美学、诗学，旨在研究人的诗思的根基、感性审美的生成机制；第二，肯定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在美学与诗学。这意味着，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文艺美学的学科独立性尚不圆满，无法从美学或诗学中区别开来。

1990年，刘纲纪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论文《楚艺术美学五题》^[11]，探讨楚艺术中的“‘流观’意识”“生命运动”“惊采绝艳”之美、“发愤抒情”之艺术本质观、“好修为常”的艺术美学思想。这篇论文在题目与正文中均出现了“艺术美学”，但行文中没有专门的语汇解释，读者可能误认为这篇论文所说的“艺术美学”是一个学科性质的专门术语。而且，刘纲纪在行文中既有“楚艺术的美学思想”一说，也有“楚艺术美学思想”一说，导致读者对文章中“艺术美学”的表述，既可以理解成学科意义上的“艺术美学”，也可以理解成是对艺术现象进行研究的一种美学路径，即“关于楚艺术的美学思考五题”。后者从属于美学理论而不是艺术美学。当然，对刘纲纪本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问题并不存在。这从刘纲纪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来。他说：“研究楚艺术的美学思想不能脱离楚艺术的各种作品。具体深入地分析这些作品并抽绎出楚艺术的美学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艺术作品虽然体现着某种美学思想，它本身还不是美学思想。因此，还须从见于历史的文献记载中去探求楚美学思想。但是，恰好在文献方面，有关楚艺术的记载、论述不多。”这段话明确表示：第一，“楚艺术美学”其实是楚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第二，由于楚美学的文献记载不多，只好先借助楚艺术来揭示楚美学；第三，楚艺术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并不是美学思想本身。我们现在无需从艺术与艺术美学角度来争论刘纲纪的这段话是否存在可疑之处，而是要从中确认一件事，刘纲纪所谈的“楚艺术美学”的确代表哲学美学，而不是艺术美学。

刘纲纪的这篇论文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后来有更明确的表述。2000年，刘纲纪发表文章认为，胡经之首倡“文艺美学”学科概念，但文艺美学的独立性值得怀疑，因为文艺美学“就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和其他各门艺术共同的本质规律的一门科学。而这种研究，在西方是包含在美学中的，或者就是作为美学来看的‘艺术哲学’”，因此，“目前我们所说的‘文艺美学’其实就是美学”^[12]。这也证明，刘纲纪在1990年针对楚艺术问题的那篇论文，代表哲学美学的立场，而不是艺术美学立场。虽然胡经之谋求文艺美学独立的愿望及其构想是好的，但刘纲纪对文艺美学研究实情的冷峻批评也切中了时弊，因为艺术美学（文艺美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值得成为独立的学科理论构成，艺术美学界不甚清晰。例如，凌继尧在1994年发表《艺术美学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13]一文，主张使用“艺术美学”这个术语而不是使用“文艺美学”来推进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及其独立发展。但在研究对象上，他把艺术活动既当做艺术美学的研究对象，也当做艺术学的研究，至于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他则一方面引用王长俊的诗歌美学研究见解来说明有些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引用曹其敏的戏剧美学著作目录来解释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对象的区分很难。然后，凌继尧提出研究方法的区分也是很重要的。那艺术美学的研究方法有何特殊性？凌继尧说，艺术学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涉及美学范围，具有不自觉的美学性质，而艺术美学带有自觉的美学性质，是从哲学高度研究艺术，其研究带有哲学意味。如此一来，凌继尧对艺术美学的主张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是在研究对象上艺术美学没有与艺术学区别开来，还给艺术学涉及有关美学问题的研究戴上了“不自觉的美学性质”的帽子；二是在方法上艺术美学与艺术哲学（俗称哲学美学）纠缠不清。文学艺术理论界对艺术美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不甚明朗，导致哲学理论界的刘纲纪怀疑艺术美学的独立性，显得十分自然而现实。

当然，刘纲纪在明确标举“美学”“艺术哲学”，否定“艺术美学”“文艺美学”之独立性的同时，其见解存在特殊的开放性，契合了艺术美学独立发展的趋势。首先，在20世纪的美学研究中，刘纲纪在应用哲学美学解释艺术现象时，承认艺术体现甚至包含美学思想。这实际上认可了艺术美学存在的可能性。1985年，刘纲纪在敦煌美学讲习班的讲演中明确认为，艺与道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关键和根本。^[14]在他看来，儒、道两家思想虽有区别，却都主张艺与道是统一的。道在中国哲学中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天道与地道是自然之道，人道则是社会、人事之道，它们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而最重要的还是人道，即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而中国艺术就是以“艺”当做“道”的表现，艺术家就是为了用“艺”来把握“道”，因而“道”是“艺”的本体。刘纲纪由此得出结论，艺与道的统一，既是理解中国艺术理论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艺术不脱离现实而又超越有限现实的哲理基础。在这里，不是艺术而是天道成为思考中国艺术哲学（美学）的根本。在1990年发表的《楚艺术美学五题》论文中，刘纲纪借助楚文化中的艺术瑰宝如楚辞、楚工艺美术探究楚美学思想，其理论宗旨在于楚艺术中的美的本体论研究，代表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但是，由于历史上缺乏记载楚美学思想的文献材料，他不得不从“楚艺术”出发来阐释非常重要的楚美学思想。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既显示了刘纲纪对“哲学美学”立场的坚守态度，也显示了基于学术实践特点而对原有哲学美学立场的松动，即：不得不甩开哲学史文本，抓住艺术史文本；同时，更重要的是，刘纲纪在承认楚艺术体现了楚美学思想的同时，明确肯定楚辞直接就“包含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美学思想”^[15]。这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或观念：美学可以存在于非理论化的艺术文本中，而不是只存在于理论化、思辨化的文本系统中。这对理解中国美学特色尤其是中国艺术美学体系构成方式有重大意义，前提是必须承认并理解存在着一种艺术美学，即一种面向艺术实践、艺术审美实践的美学。

其次，在21世纪，面对迅速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的艺术实践对美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刘纲纪的美学研究做出了自觉的调整，开始积极肯定并支持艺术美学。2009年12月，在湖北省美学学会的学术年会上，刘纲纪作即兴主题讲演，认为美学与设计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明确肯定设计美学研究大有前途。2010年4月，刘纲纪应邀在武汉纺织大学做艺术设计美学专题讲演，认为中国讲究“技”与“道”相结合的设计理念，这是中国艺术设计的美学基础。而艺术设计的内容体现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与理想，是设计者对社会、时代、人生的认识与体验；艺术设计的形式包括色彩与形状两个最基本的元素。艺术设计的内容与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是设计一个好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条件。^[16]2013年，刘纲纪在《关于艺术设计学科发展的思考》一文中指明，美学研究既要重视抽象的基本理论问题，也要重视与各门艺术相关的应用性美学问题。^[17]刘纲纪对新时代艺术实践变化所作的美学思考，既是他对实践美学观的坚守，也是他承认并支持艺术美学的学术立场与态度。在艺术学学科门类已经独立并开始谋求长远发展的今天，这既支持了艺术美学的独立发展，也能够激发更多的研究家去思考艺术美学如何独立发展并建构其理论体系。

艺术美学方法论：从怀疑到支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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