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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中原:解放战争获胜

【摘要】:贵族们陷入激烈的争吵,主和派追究战败的责任,质问为何不早日派代表和谈;主战派狼狈不堪,亲英美的大扎摄政被迫辞职,由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十四世丹增嘉措亲政。对被俘的藏军官兵实行优待,伤病者给予治疗,释放时发给足够的路费。这封信由西藏噶厦派人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交袁仲贤大使转中央。3月22日指示西南局,要西藏和谈代表团来北京。得到中央指示后,西南局即指示昌都工委护送阿沛及代表团成员来重庆。

昌都战役震撼西藏上层——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西藏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中央下达进军西藏命令——18军进军拉萨——青海独立支队的艰苦行军——云南、新疆部队入藏——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胜利

昌都地区的解放,极大地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藏军主力已在昌都战役中损失殆尽,西藏当局丧失了阻挡解放军进藏的能力。贵族们陷入激烈的争吵,主和派追究战败的责任,质问为何不早日派代表和谈;主战派狼狈不堪,亲英美的大扎摄政被迫辞职,由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十四世丹增嘉措亲政。因惧怕解放军西进拉萨,达赖喇嘛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出走到中印边境的亚东,在那里建立亚东噶厦。拉萨留下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维持政务,英国特务福克斯携电台随达赖到亚东,承担亚东噶厦与拉萨、印度之间的联系。

我军在昌都战役结束后暂停进军拉萨,除青藏高原的气候和交通等原因外,还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都在关注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战役指挥和后方供应牵扯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的精力。另一方面昌都战役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特别是印度方面十分敏感,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我方交涉。新中国成立不久,需要打开外交局面,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进军西藏大趋势已经明朗的前提下,对西藏上层做进一步的政治争取,对国际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一场涉及当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的复杂斗争。

1950年10月26日昌都战役刚结束,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外长)梅农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的照会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所谓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梅农表示印度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答复:中国政府始终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向周总理报告此事经过,2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1)

毛泽东的严正表态说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民党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都是新中国大家庭的成员,绝不允许搞什么“西藏独立”,绝不允许外国插手西藏事务。经过一番外交斗争,英美和印度的态度软化,虽然在口头上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实际行动上则有所顾忌。达赖喇嘛原打算从亚东到印度,印度政府的答复是: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英美等国怕达赖出走后班禅回藏,也反对达赖出国。这使达赖一行在亚东进退维谷,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出路。

中共中央对西藏上层贵族是相当宽大的,进行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希望他们改变敌对态度,和平解决我军进入西藏的问题。留在昌都的18军副政委、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与阿沛多次交谈,阐述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以及党的各项政策。对被俘的藏军官兵实行优待,伤病者给予治疗,释放时发给足够的路费。起义的藏军官兵予以复员,每人发给40—60块银元。在冬季粮荒的困难时期,我军指战员每天只有6两粮食,还保证阿沛吃小灶。藏军逃离昌都时炸毁了总督府内的许多房屋,王其梅把仅存的一座楼房让给阿沛住,自己和工委的干部住帐篷。我军的行动使阿沛深受感动,11月9日他与40多名藏族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叙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要求速派代表和谈。几天后阿沛又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亚东噶厦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950年底,经中央批准在昌都成立过渡性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为主任,阿沛等上层人士任副主任。

达赖喇嘛认识到:外国势力难以依靠,和平谈判是惟一出路。1951年1月18日,达赖致信中央政府,报告他亲政的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这封信由西藏噶厦派人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交袁仲贤大使转中央。29日中央复电达赖,祝贺他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在主和派敦促下,达赖于2月12日决定,派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首席代表就是阿沛·阿旺晋美。(2)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是不甘心让解放军入藏的。拉萨方面派土登列门等人来昌都会合阿沛,亚东方面则派凯墨等人经印度去北京。土登列门带来拉萨方面的五项谈判条件,最主要的一条是解放军不入藏,维持国民党政府时代与西藏的关系。对此,阿沛表示为难,希望先去拉萨作说服工作,达成一致后再与中央谈判。西南局请示中央,准备让王其梅陪同阿沛去拉萨。中央核对各方面的情况,证明阿沛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认为让阿沛来北京谈判更有利。3月22日指示西南局,要西藏和谈代表团来北京。电报说:“(1)由中央首长向阿沛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过他转达,亚东和拉萨方面可以稳定,拉萨方面也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2)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机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3)有利于我前线部队和组织直接进行宣传联络活动。”中央指示说:“至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会动摇,故缓兵即无任何作用。且我已公开告诉印度大使,如达赖逃印将失去在西藏的一切地位。”得到中央指示后,西南局即指示昌都工委护送阿沛及代表团成员来重庆。

阿沛一行于3月27日从昌都启程,于4月初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热烈欢迎。在重庆期间,阿沛等人参观了工厂,看到了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邓小平会见了阿沛一行,给他们讲了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并送给他们一份西南局起草的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人民政府的立场。然后他们乘飞机到西安,转乘火车去北京。4月22日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阿沛一行深受感动。几天后,由印度来的代表凯墨等人也到达北京,与阿沛会合。西藏代表团内部开会时,凯墨等拿出亚东噶厦的谈判文件,主要条件有三:(1)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坚持独立;(2)拒绝解放军进藏;(3)谈判时要求中立国(印度)参加。这三条表明西藏当局还想照搬民国时期的老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阿沛以亲身经历向凯墨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只有接受解放军进藏,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虽然代表团内部尚不能达成一致,但凯墨等接受了阿沛的建议,谈判期间不再向拉萨和亚东方面请示。(3)

4月29日在北京开始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央政府的代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张国华军长于5月15日赶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一共举行了六轮,谈判的核心与主要争论的焦点就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共的十项和谈条件,又希望解放军不要进藏。李维汉说:进军西藏为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护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这对于西藏人民、西藏民族有利,对整个中国也有利。西藏代表转达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说: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内部政治统一,但不要军队开进去。因为西藏与印度接壤,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边境可以由西藏军队守卫。如果印度一旦侵略西藏,再请中央派兵保护。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把现有的藏军扩大,改编为解放军。李维汉对西藏代表的阐述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驳正,他指出:印度政府对西藏无野心是不能保证的,现在西藏根本就没有国防,谁都知道西藏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不欢迎强大的解放军开进去巩固国防,这不是一个矛盾吗?李维汉说: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就是解放军开进去后,会慢慢整他们。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不谈判也是可以开进去的。既然公约十章登了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经过中央代表的解释,西藏代表团接受了进军的原则立场,又就进军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西藏代表询问解放军进军的数量、给养、拉萨驻多少军队以及藏军改编等细节,中央代表答复:解放军全部给养由中央负担,拉萨可以驻少量部队,藏军改编可以逐步进行。在军事谈判方面基本达成一致后,双方又就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展开争论。西藏代表认为:既然十条上承认西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为什么还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李维汉严正指出:西藏究竟是地方政府,还是独立王国?如果是地方政府,中央就有权指导西藏。西藏政治制度不变,但问题是西藏要不要中央领导?现在全国都在抗美援朝,西藏说不搞,是不行的。国防也是这样,设立军政委员会就是来指导这些事情,并不是用军政委员会来改变西藏的一切制度。例如贸易问题,就需要中央贸易部来帮助你们。这类事情要由政府办,不能由军区办。军政委员会就起这个作用,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面沟通联系起来。(4)

经过20多天的谈判,虽然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辩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中央代表团本着坚持原则,在具体问题上又灵活掌握,照顾到西藏方面的一些利益,使谈判取得了成功。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隆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等出席签字仪式。双方代表在协议上一一签字盖章。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会见西藏代表团。他高度评价阿沛等人为和平解决西藏谈判作出的贡献,并对阿沛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毛泽东的话使阿沛深受感动。(5)

当晚,毛主席主持盛大庆祝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朱德、李维汉、班禅和阿沛也先后发表了讲话。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团仍分两路返回。凯墨等经印度去亚东向达赖报告,阿沛回昌都,然后去拉萨。亚东方面从广播中得知协议签订的消息后,达赖手下的官员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一派主张逃亡印度,多数人表示应当拥护十七条,请达赖返回拉萨。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请达赖亲自抽签,由神意决定去留。然而达赖恰恰抽到回拉萨有利的签,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交代任务。张经武携带毛泽东给达赖的亲笔信,于6月2日与凯墨等一起经香港、印度去亚东,7月14日到达。16日,张经武会晤达赖,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问候,并将毛主席的信交给达赖。信中肯定达赖亲政后派代表来谈判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指出:“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6)达赖表示,待阿沛将协议正式文本带回拉萨后,再由噶厦官员讨论。他本人也将返回拉萨。8月8日,张经武到达拉萨。8月17日,达赖喇嘛终于从亚东返回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扫清了进军西藏的障碍。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召集张宗逊、李达、张国华、李涛、张经武研究进军西藏的部署,并向毛主席写了详细的报告。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下达《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具体部署是:

一、18军以53、54师及52师156团继续修建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和甘孜机场,以军直一部和52师两个团经丁青、边坝、沙丁、太昭等地进驻拉萨。云南军区第126团由门工进驻察隅。

二、西北军区青海独立支队由青海香日德经通天河、唐古拉山、拉萨等地进驻日喀则。新疆骑兵支队由于阗经昆仑山、扎麻忙保等地进驻阿里

三、甘孜至拉萨的公路由18军负责抢修,西宁至丁青的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通。18军负责修建甘孜、丁青和拉萨的机场。敦煌经柴达木、黑河至拉萨为将来的油料补给线,由西北军区负责勘测。

1951年7月,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18军开始了进军西藏的行动。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前方司令部从甘孜出发,17日抵昌都。在主力出发之前,以王其梅为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为参谋长、林亮为政治部主任的400余人组成先遣队。任务是了解沿途情况、设置兵站、筹集粮草和护送阿沛一行去拉萨。7月24日,先遣队从昌都出发,经洛隆宗、边坝、嘉黎、太昭(工布江达)去拉萨。他们先后翻越朗错拉、夏贡拉、鲁贡拉等大雪山,渡过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从边坝到太昭间八天路程,是川藏路上视为畏途的“穷八站”。这段500里长的行程山高路险、鸟兽罕见,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雪交加。部队在翻山越岭的艰苦行军中几次陷入断粮的困境,他们以马料和野菜充饥,走完这段荒凉穷困的路程。阿沛派人到家乡太昭,将庄园存粮运1万斤到嘉黎,为部队解决粮食困难,使先遣队顺利地完成从太昭到拉萨的最后一段行军。9月9日,先遣队到达拉萨,受到当地各界僧俗群众的夹道欢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到达拉萨的部队。(7)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一梯队军直和52师154团2100余人从昌都出发。据他们给西南局的报告说:“军直于7月初先后由甘孜西进,一梯队于7月17日达昌都,二梯队因途中执行运粮任务,8月13日始抵昌都。在此进行43天补充准备之后,8月28日继由昌都分批出发,道经丁青、沙丁、直孔提向拉萨开进,共经过118天(内休整补充及沿途对土司、头人等进行工作占去16天)的长途行军,于10月26日胜利进到拉萨。全程共3259华里,计越4000公尺以上5100公尺以下的大山12座,近6000公尺之雪山4座(即沙客山、直根山、冷拉山、横格拉山)。水宽120公尺以上的江河3条(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沿途所经地区多为山岳草原地带,除甘孜、昌都、色扎段、沙丁、三达奔滚及直扎堤至拉萨段系农区或以农为主外,余皆为牧区,且气候寒冷,柴草极缺。我们由甘孜至拉萨计118天,内晴天29日,阴天27日,雨46日,雪16日,遇冰雹3次。”高原行军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因运输能力有限,每个战士负重很大。除了枪支、弹药、背包外,还要自带干粮,平均负重70多斤。机枪手、炮手负重达百余斤。第一梯队在翻越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时,张军长、谭政委都下马步行。通过垭口时,人人胸闷头胀、呼吸困难。下山时则连滚带溜往下滑。人员和马匹减员很多,出发时有1284匹马,到拉萨时仅剩533匹,其余皆因冻饿瘦弱而死。报告说:“沙丁宗至拉萨段,骡马均已无料,有时连草也吃不饱(雪天无草或找不到好草),且驮载量不但未减轻,相反有些单位因原有之驮马逐渐瘦弱减少,粮食携带量增加,便加重马匹负担。同时,该段气候恶劣,多山河,又多泥沟滑窄和乱石险道,这些亦是骡马遭受损失的主因。”

高原行军严重损害了战士的健康。报告说:“康藏地区地势高峻寒冷,氧气缺乏,风雪雨多,且每日早、午、晚之温差极大,因之在该区三个月的进军中,患心力衰竭、风湿关节炎、鼻衄血、重感冒等病者甚多,尤其裂唇、裂脸、头痛、呼吸困难者更为普遍。”“甘孜至拉萨段进军中共牺牲5人。死亡原因皆为行军在高山上,氧气缺乏,心脏过度跳动,引起急性心力衰竭而致肺充血、肺水肿,肺活量减低,窒息而死。”“在行军途中,由于运输补给、采购的困难,部队生活无法按供给标准有计划的进行调剂改善。除牛羊肉及元根外,其他蔬菜根本没有。同时吃菜亦无定量,菜多多吃,菜少少吃,无菜就不吃。有时粮食困难以肉代粮,便纯吃肉。再加之所经地区烧柴缺乏,茶水不足,有些同志常喝生水(或半熟水),这些都是患肠胃病、痢疾的主要原因。另由于部分同志无风镜(原已发齐,多因不慎丢失或损破),进军中患雪盲症者颇多。”(8)

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18军第一梯队以钢铁的意志,克服了高原行军的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拉萨。10月26日,18军举行入城式。军乐队鼓号齐鸣,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及拉萨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夹道欢迎解放军。在当地历史上,这样热烈的场面前所未有。不久,154团两个营又翻过高山,进入南山地区,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和日喀则。

52师师直、155团和军炮兵营为第二梯队,约5600人,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10月2日从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白噶、嘉黎,于11月进驻太昭、工布则拉宗等地。为了支援两批部队进军拉萨,18军后方司令员兼政委陈明义率军直留守部队和53师、52师156团等部,在甘孜以西、昌都以东地区投入艰苦的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的任务。并大力组织前运粮食、物资。这些工作在18军进驻拉萨后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解放昌都时,是一人进军,五人支援;进军拉萨时,是一人进军,十人支援。后方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前后方的配合,进军拉萨的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由青海方向进军拉萨的行动,西北军区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为书记,慕生忠、牙含章等为委员组成西北工委,率领青海骑兵支队进藏。其任务是打通青海入藏道路,护送班禅回西藏。后来考虑到西藏宗教界内部矛盾一时不易解决,中央决定班禅暂缓回藏,由范明率骑兵支队和班禅的先遣队入藏。名义为18军独立支队,受张国华指挥。8月27日,青海独立支队由队长范明、政委慕生忠率领,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干部战士566人,民夫577人,牦牛7000余头,骡马1300余匹,骆驼1300余头。组织这样庞大的运输队是因为他们途经地区多数是无人区,行军也没有地图,全靠自己摸索前进。范明让运输队先行出发,沿途设立兵站,部队在后跟进,这样稳妥一些。谁知出发后就赶上雨雪交加的坏天气,内地制造的帐篷、雨衣厚度不够,全部漏水。部队数日内不能生火做饭,无法休息,病号激增至百余人。

9月9日他们渡过黄河源主流至巴颜喀拉山脚。9月20日到达通天河边。这时的通天河真像当年《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险恶。范明的电报中说:“通天河水势甚大,宽约600公尺,深约30丈不等。我们所带架桥器材不能使用,现赶制牛皮筏12个,每筏可载3000斤,每次需时一个半钟头,估计需10天始可渡完。为了争取时间、节约粮食起见,拟利用月夜抢渡,结果如何尚难预料。最近以来每天大雪,天气严寒,晚间均在冰雪上睡眠,牛粪潮湿不易燃烧,经常饿饭。以致同志们身体大部衰弱,病号加多,牲口倒毙1200余匹,运输力已受严重影响。”(9)范明曾派人尝试徒涉,结果牲口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根本站不住,还牺牲了两个同志。直到10月4日,队伍才全部渡过通天河,继续前进。

此后,独立支队在平均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草原行军,这里基本上是无人区,所经地名、方位距离只能就巴颜喀拉山、通天河等自然目标为基准来判断。10月13日他们到达通天河西南300里处的阻热那。此地海拔4500米,是一个广阔的盆地。19日部队到达唐古拉山口,20日开始翻越唐古拉山。这里海拔6000米,气温为零下25度,山上积雪终年不化。部队经过三天艰苦行军,终于越过这个入藏的最大天然障碍。因粮料接济不上,途中倒毙骡马200余匹。进入西藏地域后,气候转暖,水草良好,11月4日到达黑河(今安多),受到当地总督及群众数百人的欢迎。为了避免骚扰群众,部队全部在黑河以南的草原上露营,休息数日后继续前进。17日当部队经过念青唐古拉山时,突然遭遇地震。一日四次强震,“附近雪山多被震动流沙飞石,人如坐轮船,发生昏晕心跳呕吐现象”。12月1日,这支历尽艰辛的部队终于到达拉萨。

云南进军部队以126团组成,约600人,由团长高建兴带领,9月10日从怒江西岸的门工出发,经扎好、官房、祖秀、乌拉山,25日抵竹瓦根,与先遣队会合。因道路被地震毁坏,无路可行,沿途人烟稀少,山大谷深,道路崎岖行走困难,多为单边、乱石、阶梯路。桥梁多为原始架法,极不稳固,有的地方仅靠溜索往来,较大牲口不能通行。高团长留下大部分战士就地修路,自己率一个排及工作人员70余人,翻山越岭,走藤桥,渡溜索,于10月1日到达察隅。另一个排于10月10日进至科麦。察隅西南170里的察里、瓦即驻有英、印士兵300余人,设有电台、哨卡。我军进驻察隅,有力地保卫了西藏南部的边防。(10)

新疆进藏的部队实际上是最早进入西藏的。1950年夏季,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1团1连135人组成的先遣队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受王震的指示从于阗向西藏进军,8月29日进至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因对西藏地理情况调查不够,在翻越海拔5000米的昆仑山后,部队发生严重高原反应,马匹倒毙。后因冬季大雪封山,与新疆方面只能保持通讯联络。新疆军区曾准备空投接济也没有成功。先遣队与后方隔绝长达240天,食品、药品和御寒物品均已断绝,指战员大多患肺炎和水肿病。1951年5月6日,新疆骑兵2团由副团长安子明率领从于阗出发,翻越昆仑山,经过藏北无人区,于5月21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队会合。这时,先遣队已牺牲55人,马死亡148匹,仅剩30匹。重病中的李狄三得知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字的喜讯后,于5月28日病逝。这支英雄部队被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安子明率部继续前进,6月29日进驻普兰,8月3日进驻噶大克,在荒凉遥远的阿里地区插上了五星红旗。(11)

西藏和平解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困苦取得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主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保证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给西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第二野战军暨军区部队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转战晋冀鲁豫、中原、西南地区,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最后直到喜马拉雅山,转战万里,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3)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

(4)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5)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7)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8) 《18军由甘孜向拉萨进军情况简报》,1951年11月2日。

(9)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

(10) 《云南军区部队进藏工作初步总结》,1951年11月13日。

(11) 翟全贞:《忆阿里先遣部队英雄连连长李狄三》,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