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示，密切协商解决进军西藏行动问题

毛泽东指示进军西藏——18军承担进藏任务——贺龙调查西藏情况——开展剿匪斗争巩固西南——西昌战役拔掉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18军先遣队到达甘孜、巴塘——修复雅安至甘孜公路——帝国主义与西藏上层反动贵族策划“独立”阴谋——格达活佛在昌都被害——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命令——张国华率主力西进——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我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18军主力退回甘孜过冬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被驱逐到台湾，处于朝不保夕的混乱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此时，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尚未解放。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因地势高峻、气候复杂，同内地的交通极为困难。当时西藏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从西藏首府拉萨到成都要翻越横断山脉，羊肠般的山路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行。到青海西宁则要翻越唐古拉山，穿越广阔的高寒无人区。地理环境的阻隔使西藏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虽然藏族人早在秦汉时期就与内地汉族开始交往，直到元朝西藏才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民国时期基本继承了清朝的旧制，派官员驻拉萨，但不驻军，行政事务由其地方民族政府自治。所以西藏一直处于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社会，与内地形成巨大的反差。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西藏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对象。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民往来较多，帝国主义者对西藏进行渗透，挑拨欺骗上层贵族和宗教领袖，制造分裂和宗教冲突，企图使西藏“独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因此，解放西藏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长远利益，必须尽快解决。

1949年10月，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西宁后，驻在当地的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23日，毛泽东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同时他致电彭德怀，要西北局研究进军西藏的问题。电报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¹⁾

彭德怀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即开始进行西藏情况与入藏路线的调查，并于12月30日给正在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发了电报。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复了一封长电，阐述了进军西藏的基本方针。电报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他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²⁾

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这一个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西南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一大堆问题都需要解决。邓小平报告中列举道，西南工业等待复兴，数万工人还处在失业状态，等着领导拿出办法；上海等地需要大批粮食，他们正组织征粮和外运；金融秩序尚未恢复，经费十分紧张；大批的接管和起义人员需要安置；各级政府的组建正在进行。这些都够刘邓贺忙的，但是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邓即与贺龙密切协商，部署进军西藏的行动。1月8日刘邓向毛泽东报告：“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行占领全藏。”“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中的装备、运输诸问题。”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刘邓贺及西北局，同意刘邓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荣臻）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贺龙在成都召集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作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他派李夫克请来曾在西康地区进行地理考察的任乃强先生，了解进藏的交通情况。任乃强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宗教、历史、经济情况，并提供了详细的康藏地图。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法尊和尚谢安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1月10日，贺龙向中央写了报告，汇报西藏的基本情况：

由西康进藏的三条路线是：（1）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经甘孜、德格、嘉黎至拉萨。“此为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2）由昌都至恩达经类五其、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今索县）至黑河再折向拉萨。“此路绕过两大雪山，路较平坦，山少些。”（3）由甘孜至玉树西行，沿格尔吉河（今通天河）上行至唐古拉。“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均在4000公尺以上，平坦山小，有可能修公路。玉树至黑河步行需十天，沿途很少人，据称是一个大草原，无树无石。黑河到拉萨过两个大山，可走牲口。”贺龙表示：“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气候，报告说：“康藏谚语谓：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霜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冬春六个月是无法走的，六七月间融雪有山洪，比较好走需6月以后，但几个大雪山则终年积雪，或经过风雨后突变寒冷。高原空气稀薄，不习惯那边气候者，负重走高山，常突然死去。”

看来，进军西藏主要是解决高原和山地行军问题。这是我军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包括开山修路、后勤运输、配备高原行军装备甚至空中支援等方面。绝非派一个军就能办到的。刘邓经慎重考虑，决定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副军长昌炳桂、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政国、藏族干部天宝为委员。为强化后勤，又成立进军支援司令部，以昌炳桂为司令员，卢南樵为政委⁽³⁾，在甘孜建立支援总站。集中西南所有工兵修筑由川西至甘孜的公路。由成都缴获的汽车中抽调400—500辆担任运输。因汽油不够，拟在川北至甘孜段用汽油，重庆至川西段用酒精。再组织1000匹骡马的运输队，担任随军运输任务，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另外请军委调拨500辆汽车和4个月的汽油屯于甘孜，并准备需要的飞机。由三兵团各军选调3000名新解放的精壮战士补充18军，进藏部队官兵配备皮衣、绒衣、手套、风镜、胶鞋等物资，部队配足轻型武器、弹药、电台、黄金和银元。1月22日刘邓将这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24日刘少奇复电批准。2月初，18军由乐山出动，向雅安进发。

原定3月开始进军西藏的计划，因西南局势突发动荡而延缓。2月26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我18军入藏之各种准备工作，据现在检查，均可如期完成。惟以近来川西及雅安地区匪特蜂起，勾结封建势力与某些不稳之起义部队，到处危害交通，破坏征粮。川康路原有桥梁多遭破坏（雅安以北飞仙关铁路桥被炸毁，短期内无法修复），蓉雅间一营以下之兵力不能通行。我们原规定先赴甘孜之支援司令部及工兵第2团现尚被阻于新津，十八兵团新组之工兵师则有两个多营叛变投匪，其余一时尚难担负修路工作。一切修路器材，均因匪情严重无法筹借。原定2月15日开始抢修公路之计划都无法实施。……以上种种，致使18军原定3月初行动之计划已难实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入藏行动将更受极大影响。”为此，西南局首长决定：暂将18军全部展开于蓉雅公路沿线及新津、眉山地区剿匪，开辟康藏大门，扫清进军的障碍。匪特扫清后，部队进至甘孜地区筹集粮食。刘邓请示中央：“鉴于食粮成为入藏最大问题，我们考虑在康甘公路上食粮确无把握时，则拟以18军推迟于冬季入藏。万一还有特殊困难时，则可再推迟于明春入藏。此点请必须核示。”3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答复：“中央和军委同意你们的各项布置，但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

从1950年2月开始，西南各地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正如邓小平2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当前西南的基本情况是：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如同其他新区一样，开始就带着剧烈的武装斗争的性质。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道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们的口号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他们制造共产党要抓丁收民枪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死在异乡不如死在本乡’，提出‘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不戴帽花的（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实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西南军区以秦基伟的15军为主力，担任剿灭川滇黔康四省边境土匪。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贵州军区部队负责剿灭区域内各县的土匪。3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成立自军区、军分区、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由党委书记或军事首长担任主任。动员群众进行剿匪自卫，组织守备队和剿伐队，建立情报组织，保护国家重大设施，互相协同，密切配合。对土匪加强政治攻势，交代政策，分化瓦解。在西南局领导下，剿匪斗争形成为军队与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据西南军区政治部1950年2月到5月剿匪工作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说：“4月份以来（川东、川西则在3月中旬以后）情况有了好转。剿匪部队思想比较集中，一般生活很苦，人没有鞋子穿，缺乏雨具、油盐、医药，不少的人打赤脚、淋雨等，但士气都很高。如川东涪陵分区在进行铁壁合围时，有些部队连续三昼夜未休息，仍继续作战。大部分均露营，甚至比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及进军西南还要苦些。全区土匪3月份曾发展到最高峰，由122500人增至277460人。现在除云南外已普遍下降，全区现约土匪20万人，土匪内部日趋分化。2月份歼匪31749人，内投降自新者307人。3月份歼匪48636人，内投降自新者8888人。4月份歼匪95218人，内投降自新者39453人。5月份歼匪114403人，内投降自新者61612人。四个月共歼匪290006人，内投降自新者110260人。”

在西南大剿匪的同时，还有一颗钉子需要拔掉。这就是盘踞西昌的胡宗南残部。1949年12月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胡宗南从海口飞抵西昌，企图建立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基地。这里是西康省主席贺国光的地盘，他不欢迎胡宗南来控制。胡宗南用电台到处联络部队，其主力大部分已经起义投诚，只有27军军长刘孟濂、56军军长胡长清等率千余人的残部前来投奔。加上胡、贺在西昌的部队也不及万人。胡宗南召集会议，传达蒋介石要他们坚守西昌，建立反共基地的指示，部下都认为行不通。副参谋长沈策提出：退守台湾，保留骨干是上策；撤向云南，依托中缅边境，会合李弥是中策；固守西昌，等待毁灭是下策。这是大家的普遍看法，胡宗南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拒绝了部下的建议。1950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顾祝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为胡宗南打气。在云南的李弥等也来开会，企图在西昌、滇西建立基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⁴⁾

西南军区首长为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据点，解除进军西藏的后顾之忧，3月决定以62军184师、15军44师为主力，加上川南、云南军区部队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3月12日，184师由温江南下，经泸定向西昌进军。44师则由云南曲靖北上，经会理向西昌进军。21日，44师从云南巧家渡口渡过金沙江，23日晨攻占宁南县城，并向会理迂回。守城敌军望风而逃，44师于当日黄昏占领会理，切断西昌之敌向云南的退路。北线的184师于22日拂晓到达泸定，控制了铁索桥，继续南下，对西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当44师接近西昌时，国民党军纷纷逃窜，胡宗南在司令部里干着急，无兵可调，无计可施。于是他故伎重演，于26日深夜与贺国光乘飞机逃往台湾，抛下部属不管。西昌国民党军呈鸟兽散，分成大股小股向凉山彝族区逃命。44师于27日早晨解放西昌后，于29日在泸沽镇与184师会合。随后在彝族群众协助下，对国民党残部进行“清剿”。胡长清的56军和27军残部逃到西昌以北的小相岭地区，被我军和彝族群众包围。4月5日，全歼小相岭地区敌军，击毙胡长清等。配合主力作战的14军一部和桂黔滇边纵队于3月20日由云南禄丰、宾川北上，渡过金沙江后猛追八昼夜，在洱源境内歼灭由西昌南逃的124军残部。62军另一部于3月17日由雅安西进，24日解放康定，歼灭127军残部。到3月底，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击毙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唐式遵以下391人，俘虏1军1师师长朱光祖以下7500人，投诚2400人。解放西昌地区和巧家、康定、泸定等18座县城。⁽⁵⁾

在展开剿匪和进行西昌战役的同时，进军西藏的行动并未完全停止。张国华、谭冠三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在进行剿匪、征粮、修路的同时，应派遣先遣队进至川藏交界地区，做好进军的准备工作。3月12日他们向西南局、西南军区首长报告：“为争取今年进军西藏并商定在9月达拉萨，6月结束昌都战役，现问题的关键是提早一部兵力进军争取时间，作好进军的准备工作。为此除军主力在川西之指定地区加紧剿匪，开辟新区修路征粮外，特决定52、53师各抽出一个团（154、157两团），师组织精干指挥，决定师级干部酌调人（吴忠、苗丕一）组成先遣支队，分别进到甘孜、巴安地区。……以王其梅、李觉两同志率领侦察营和研究室全部后勤人员组成前进指挥所，进到康定。其任务为统一指挥52、53师先遣部队，并调查与筹划进军西藏的政治、军事等材料，提供确定政策和准备进藏的路线及作战计划（尤其是昌都战役），以及物资的购买。”经西南局和军区首长批准后，3月30日，52师师长吴忠率师指和154团从雅安出发，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漫长而艰苦的征程。

吴忠，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在四方面军的30军中任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晋西、鲁西军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20旅58团团长，后升为旅长、二野18军52师师长。这次18军首长命令他带领先遣队西进，途中要翻越高耸的二郎山、折多山，渡过奔腾的大渡河，任务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他和先遣队的干部战士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翻山越岭，4月11日到达康定，20日到达道孚，28日全部到达甘孜。行军的情况，据西南军区5月1日给军委的报告说：“雅安至康定段公路毁坏处甚多，大部桥梁已坏，仙人桥至两路口段路基大部被水冲毁。二郎山山高路险，山阴面在雨季时不易通车，泸定桥只能过空牲口。……部队过二郎山及折多山时空气稀薄，感到呼吸迫促，喉舌干燥，有的人并发生脸肿眼肿、流鼻血晕倒现象。过二郎山后，沿途气候恶劣，每天下午风雨加雪，夜晚结冰，部队不能很好休息，一部分人员脚与脸被冻坏。”

先遣队到甘孜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西南军区5月11日报告军委：“（1）18军先遣支队抵甘孜后，遇到严重的粮食困难。该部原带粮食已用完，当地政府拟征10万斤，集中者仅5万斤。而该部每日即需1万2千斤，因此该部自5月1日起每人每日只吃1斤粮，并挖野菜、捉地老鼠、捕麻雀补助。并已普遍拾柴草、放牲口。战士的口号是拿过荒年的精神同粮食打仗。（2）到甘孜试飞已成功，7日我机两架投粮万余斤，刻正准备续投。”

在道路尚未修通的情况下，飞机空投成了先遣队粮食的主要来源。开始吴忠将大部分人员用来修机场，干了一个月后发觉不行。军区6月11日给军委的报告说：“先遣支队各连队因须留三分之一的人员拾柴、挖野菜食用，再去病员，每日做工人员约1500人，约需800余天始能修竣甘孜机场。因此建议暂停修机场，全力修复甘孜至道孚及甘孜至竹庆公路，待公路通、工具改善后，再突击加修机场。”⁽⁶⁾

先遣队的南路157团在53师副政委苗丕一带领下，6月下旬由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向巴塘前进。记者林田随部队行动。在泸定过大渡河时，他在铁索桥上目睹战士们艰苦渡河的情景。几个工兵驾着小汽划子把一根钢丝绳由北岸向南岸牵，汹涌的浪涛似乎要把小船吞掉。快到南岸时，由于水流太急，险些翻船，只好把钢丝绳丢掉，回北岸重新开始。这样冒险往返十余次，到第二天中午才成功。有了这条细钢丝绳，工兵就可以把作渡船绞绳的粗钢丝绳拉过来，大橡皮船依靠绞绳牵引，把马车、卡车运送过河。大型的十轮卡车则要拆开渡过去。在翻越折多山时，“天空万里无云，阳光强烈得使人眼睛难受。地势越陡，空气越稀薄，有些同志因缺氧躺在路边上。涨红了脸，呼吸像牛喘一样”。此时也没有氧气给他们吸，只能抹些万金油，嘴里含一块糖，再慢慢跟上部队。南路先遣队跋山涉水，经雅江、理塘，8月2日到达巴塘。

为了保障进军西藏的行动，西南军区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工兵部队近七个团10500人，从4月至8月抢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康藏公路。干部战士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工具缺乏的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分段施工。西南军区1950年8月给军委的报告说：“康藏公路雅（安）甘（孜）段全长603公里，原有大小桥梁200余座，因年久失修，大部为山洪冲毁，桥台桥墩所余无几。路面路基到处坍陷，康定以西很多地方视不出路面，沿途路线多深草原和盘山、傍河依山而行。地质多系岩石间隔石、草原、泥土所构成。由于在抢修工程中时间所限，因此屡修屡陷屡坍，交通不够顺畅，原因就在此。路经海拔3200公尺的二郎山和4400公尺的折多山，路面崎岖多急弯，坡陡路窄且险。二郎山山顶空气稀薄，气候恶劣，4月至8月阴雨多，晴天少，5月初尚有积雪。蒋匪修筑此路时，为了私人中饱，贪污腐化，偷工减料压榨人民的手段，当然修不出好路。所以该路修通后，仅试行一次通车典礼，一去不返，再没通车。此次经我工兵和18军部队4个半月（自1950年4月13日至8月26日止）日以继夜，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终于1950年8月26日全线正式通车。若建成标准的丙等国道，工程尚差很远，估计需要150万工左右，这个任务只有留在明年可能的条件下再加修工程中完成。”

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通，为进军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指挥抢修公路和运送物资的工作，他提出援藏方针是“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在18军部队向甘孜进军的同时，西南军区出动两个汽车团800余辆卡车、两个辎重大车团、一个辎重驮骡团以及15军调来的一个辎重团，向甘孜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9月15日贺龙以西南军区名义给西南局的报告中说：“运送物资共11664吨，计被服装具2515吨、食品（干粮）577吨、武器弹药418吨、汽车材料60吨、汽油7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84吨、工兵器材639吨、银元及人民币183箱、其他162吨。”在康藏公路沿途大站都建立了粮食储备基地，雅安、飞仙关、天全、滥池子、泸定、康定、道孚、甘孜等地共储备粮食11625605斤。在修路与运输的前期工作中，共支出人民币（旧币）7673亿元，包括黄金3000两、银元261万元。

我军在康藏公路大规模的修路和物资运输工作，显示了向西藏进军的决心。这些行动引起西藏贵族上层人物的惊慌不安。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当权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加紧了制造分裂的步伐。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逼迫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代表陈锡璋等全体工作人员、家属和佣人等200余人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内地，造成严重的“驱汉事件”。1950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别去英、美、印度、尼泊尔等国，游说“独立”。⁽⁷⁾还想派代表到北京来，“以便向中国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从合众社新闻中获悉这个消息后，由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谴责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行径，并予以拒绝。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5月27日报中央。29日毛泽东批准了“十条”，西南局即以此作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战斗进军的政策依据。其主要内容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保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化、农牧工商业，改革事宜采取协商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这十条政策是相当宽大的，邓小平在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这充分表达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

西藏上层中的爱国人士，是盼望西藏和平解放的。中共中央和西南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西藏爱国人士的支持，得到积极的反应。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土司，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朱德、刘伯承等相识，并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地方政权。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到甘孜后，他们主动拜访吴忠和天宝，表示慰问。吴忠向他们介绍中央关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完全拥护。格达说：他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需要，他本人愿意去西藏劝和。天宝将格达两次谈话的情况上报，5月17日中央电告西南局：“在充实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电报还说：“应鼓励格达本人准备去西藏，他所提出的名义和职权望西南局即考虑提出意见，报中央决定。”6月，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经昌都前往拉萨谈判。

但是，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愿意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他们想尽办法挑拨破坏，唆使西藏上层反动贵族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为敌。英国特务福克斯于1949年7月到达昌都后，即架设电台，为西藏当局和外国情报机构搜集我军动向和当地情报。1950年1月17日，他预感我军将进军西藏，致函藏军总司令部说：“共产党对西藏用兵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等。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都要埋设地雷。估计边境地带的百姓中将有一些共军间谍煽惑公众，制造谣言，讲些使他们变心的话，或将西藏军队的驻防地域告知共产党。这样共产党将据此进行准备，抢在西藏尚未开战之前消灭全部藏军，此危险极大。”“要将部队配置在免遭共军断路及包围的地方，并迅速议定防务问题。”格达活佛到达西昌后，福克斯手下的特务、英国人福特唆使西藏当局阻挠格达去拉萨，将其软禁。并于8月22日将格达毒死。昌都战役后福特被俘，才交代了自己的罪恶行径。⁽⁸⁾

西藏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的条件，并在昌都地区备战。他们将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共4500人，加上当地土兵3500人沿西藏与西康交界的金沙江布防，由昌都边使总署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指挥，企图阻挡我军前进。看来不打一仗，进军西藏就无法实现。此时，我方已对西藏的军事、交通、地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侦察和了解，掌握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7月20日，军委情报部汇集各方情况，编印了《入藏手册》，发至营级。内容包括“藏军兵力与分布现状”、“各省入藏路线及里程表”、“入藏前应做的准备工作”、“进军途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使部队心里有数。到8月，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已全线通车，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沿途兵站，进军的条件已经具备，西南局和军区首长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

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仗，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1）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2）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3）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的估计否。”⁽⁹⁾

8月20日，西南局就昌都战役的准备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昌都之战，我们准备使用18军四个主力团及两个营，共战斗部队13000人，连同指挥机构共16000人。火器配备是好的（主要是无座力炮及自动火器）。……我们计算，只要我们一个团集结一块，敌人是无力攻破的。如果敌人集结六七千人于一地，以我之强力的炮火和炸药是可以攻破的。从战役上说，我们有利于敌军集中，不利于敌军分散。故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北面，迂回至昌都以西，迫使敌军集聚昌都而歼灭之。”“我们考虑。只要8月底能修通到甘孜的公路，10月上半月占领昌都，是办得到的。问题是在占领昌都之后的处置。我们拟定力争第一方案，即将主力收回过冬，留3000人守昌都，以为明年向拉萨前进的基地，关键乃是吃饭问题。……我们也曾考虑到，今年不占昌都，留待明年一气呵成。一则怕夜长梦多，整个冬季敌人能准备，我们不能准备；二则利于早点促进政治变化；三则金沙江边到昌都约700华里，昌都到拉萨约2000华里，我们前进一段，则进占拉萨的军事政治准备就会确实一些，故决定力争今年占领昌都。”

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西南局的报告，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以18军率52师三个团、军侦察营、炮兵营及支援司令部之一个工兵团，由玉隆、德格、邓柯之线出动，攻击昌都。并以主力迂回昌都以西，切断敌人退路而歼灭之。以53师一个团同时由巴安（塘）出动，歼灭宁静之敌，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52师钳击昌都。以云南14军一部歼灭盐井之敌而控制之，并与18军宁静部队取得联系，另以一部相机占领竹瓦根（科麦、察隅间）。建议西北军区令玉树部队与18军52师取得联系，并归该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命令下达后，18军军长张国华率52师两个团，8月28日从新津、眉山分批乘车西进，9月5日到达甘孜，与吴忠的先遣部队会合。16日52师后续部队全部集结甘孜，22日继续西进，26日先头部队到达白利、绒坝岔地区，并向金沙江边前进。53师157团主力9月29日全部集结巴塘。14军的一个营10月7日攻占云南德钦西北的碧土，另以四个连由德钦北进，协同碧土部队攻击盐井。行军期间正值雨季，18军的报告说：“雅（安）甘（孜）沿线9月份以来不断落雨，康定至甘孜多为草原，路基不坚，两侧排水设备亦差，大量雨水积溢路面，致有数段成为沮洳地带。最严重者为道孚南之乱石岗垭口、塔公寺及营官寨西北之东俄洛四段（共约12公里），泥泞深达1公尺，汽车多遭陷阻，每行一公里半耗油4加仑，机件损坏严重。原由康定至道孚本一日半可达，因上述原因竟有延至四日半之久者，对进军及运输影响极大。经工兵部队全力打轨道桩与抢架旱桥后，已可勉强通过，但为时尚需三天。”在进军过程中，得到西藏同胞的大力支援。在张国华军长亲自动员下，玉隆、德格的藏族头人夏克刀登、降央白姆、孔撒、麻书、邦达多吉等组织了上万头牦牛为我军运送粮食和物资，并代为收购了70万斤青稞，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为阻止我军进藏，西藏当局也在加紧备战。据9月28日西南军区汇集的情报，藏军的十个代本中，除第1、第2代本驻拉萨地区外，第3代本驻生达，第4代本驻丁青，第5代本驻黑河，第6代本驻贡觉，第7代本驻类乌齐，第8代本驻昌都，第9代本驻宁静，第10代本驻江达。此外，昌都、邓柯、类乌齐、江达、宁静等渡口要隘还分散驻防着6000土兵，配合代本藏军防御。8月下旬，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从拉萨到昌都上任。西藏当局从印度购买军火物资，经拉萨转运到昌都一部，给每个代本补充马克沁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冲锋枪10挺。但是藏军的素质与国民党正规军根本无法相比，据52师侦察的情况，藏军身强力壮，能吃苦，善骑马，射击准确，善于利用地形打冷枪。但是部队组织混乱，无指挥机构，没有通讯侦察人员，甚至没有地图，一切事务均由主官处理。作战前先占卜，选择吉日出兵。战斗中身背噶乌，手持銮铃，口念佛经，不讲队形乱冲乱打。胜则猛追，败则溃散。藏军平日都带家属，生活散漫，家与兵营不分。每日除早晨集体念经一次，其余时间都是赌钱、做生意，纪律极坏。⁽¹⁰⁾总之，藏军的组织与军事素质相当原始落后，与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结局可以想象。

针对藏军防线长、纵深大、兵力不足且分散的特点，张国华决定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法，实施多路攻击，围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地区。其部署：北集团兵分三路，由52师指挥。右路以154团从邓柯渡过金沙江，会同玉树南下的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直插类乌齐、恩达，断敌退路。中路以155、156团及军炮兵营由邓柯渡江，经生达直捣昌都。左路以军侦察营、工兵营等组成，由德格渡江，经同普、江达进攻昌都。南集团兵分两路，由53师指挥。以157团及炮兵连、工兵连从巴塘渡江，歼灭宁静之敌，主力出邦达、八宿，断敌南退道路。以云南14军126团及125团一部由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之敌，配合53师行动。

10月6日，昌都战役开始实施。北路的52师骑兵连和154团担负迂回任务。原定任务是绕道生达，直插类乌齐、恩达，迂回昌都，因当地都是大山，森林密布，无路可走，于是改道青海，与从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会合，经囊谦南下甲桑卡。张国华说：“整个战役之成败关键，决定于此路部队完成任务之好坏。即包多歼多，包少歼少，否则扑空。该路部队本着吃大苦、立大功之精神，以神速动作，奋勇前进。骑兵支队于10月8日由玉树出发，13日其先头部队抢占知牙桥（甲桑卡西20里）。17日上午向类乌齐之敌攻击，因敌以麻雀战阻我前进，迂回未成。敌第7代本率部狼狈向嘉裕桥（洛隆宗东）逃窜，该支队继续向恩达兼程急进。于18日18时抢占恩达，完全切断敌由昌都西逃之路。”⁽¹¹⁾

北路迂回行动是一场艰苦的强行军。为了按预定计划占领恩达，部队发动班、排、连、营开展比赛。不顾疲劳和行军掉队等困难，每人平均负重40公斤，在天气寒冷、空气稀薄的条件下，越过草原和山地，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兼程猛进。到18日，154团三分之一的人掉队，骑兵支队累垮战马500余匹，只剩骑兵100余人和弃马步行的100人，抢在藏军之前几小时占领恩达。

北路我军迂回的成功，一方面是不顾疲劳地连续作战，动作迅速。另一方面是藏军代本的反应迟钝。当我骑兵支队逼近知牙桥时，藏军向第7代本普兆色报告。这位代本竟糊涂地说：“知牙桥是青海的地方，我怎么能不叫人家去呢？”藏军防御时不知改造地形、破坏道路桥梁阻我前进。156团从德格、岗托、同普进攻江达，距敌半日行程。在抢占四川桥时，发现该桥竟完好无损。各追击部队经过险要路口、桥梁，也都无一被毁。这给我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也加快了昌都战役的进展。⁽¹²⁾

北集团左路的侦察营、工兵营等部于10月7日渡江，向岗托之敌攻击。敌军凭借高山阵地顽抗。侦察营两个连本应迂回敌之侧后，因在山里迷路，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正面突击部队也没组织好火力，只能与敌军对峙。到8日晨，敌军大部逃跑，我军仅歼敌32人，击溃一个甲本。自己也伤亡36人。敌军退却后，我军在后面追击。16日在觉雍歼敌100余人，并逼近昌都。

北集团中路的155、156团10月7日到9日分批渡江，在国德、生达地区的小乌拉山因迂回部队走错路，敌军据险布防，我军攻击部队因受地形限制，未能实施穿插迂回，没有抓住敌人。敌军经生达向昌都撤退时，156团的先遣营轻装兼程前进，于19日黄昏进至昌都郊外。

南集团53师部队于10月7、8日分批从巴塘渡江，主力直插宁静以西，断敌退路。在歼灭金沙江西岸竹巴笼守敌后，即分三路向宁静急进。沿途各地土司头人纷纷与我军接洽，表示不与我军对抗。12日拂晓，157团进至宁静郊外，驻守城内的第9代本格桑旺堆与我军接洽，放下武器，宣布起义。配合53师行动的云南部队10月5日对门工发起攻击，敌人弃城逃跑。我军兵分两路，平行追击，于11日在杜梁将逃敌400余人消灭。12日占领盐井，尔后即于盐井、德钦地区待机。

当我军由恩达、生达、觉雍三路逼近昌都时，昌都藏军感到形势严峻，于18日中午放弃昌都，第2、3、4、7四个代本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当日黄昏，其先头部队在恩达以东60里处与我迂回的骑兵支队遭遇，于是又转向西南的八宿逃跑。19日，156团先头部队进入昌都，俘虏敌军200余人。20日晨，155、156团主力进至昌都郊外，南路157团进至邦达。骑兵支队先敌抢占昌都西南的宗驿山，控制山口道路。昌都藏军2600余人逃到宗驿山时，前遭我骑兵支队阻击，后面被我主力追赶，被包围在昌都西北90里折岗寺附近的峡谷内。在走投无路和我政治争取的情况下，藏军决定停止抵抗，放下武器。经过几天的分区清剿，28日昌都战役结束。我军歼灭藏军5738人，其中毙伤180人，俘虏898人，投诚4317人，起义343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45挺、步枪3000余支。⁽¹³⁾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幻想。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昌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局于10月25日指示18军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8军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政治工作，使阿沛等人对我党我军有了真实的了解，真心拥护祖国统一与和平解放西藏。我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尊重藏民的风俗信仰，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昌都解放后，我军是继续向拉萨前进，还是退回甘孜过冬？18军领导认真地作了考虑。此次战役从战斗规模来说不大，但是后勤运输却是二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代价最昂贵的。昌都战役我军共投入兵力15000余人，为了维持部队的粮食和物资，沿途动员了数万群众、几百辆卡车、1万多头牦牛长途运输。即使如此，战役进行中战士还要负重七八十斤，带上自用的粮食和弹药，翻越高山峡谷行军中体力消耗极大。继续向西藏进军，一是昌都地区无法解决大军的粮食，全靠后方运输；二是冬季来临，交通中断，我军将处于困境。因此，11月15日，18军领导建议：“今年我军进军拉萨事，现在部队装备不齐（皮袄皮裤），粮食没法解决，以4000人由昌都出发2200里，60天至拉萨。需粮最少（干粮）亦要30万斤。目前昌都没法解决此粮数，另藏区气候条件，从明年1月至5月沿途无草，雇佣牦牛运输困难，如沿途买粮供4000人行军吃是困难的。因此今年确定不进军，各部在昌都地区加强准备，待上述情况基本解决后，即可执行进军拉萨任务。”⁽¹⁴⁾经中央批准后，18军除留少量部队驻守昌都、恩达、江达等地，主力大部退回甘孜、巴塘过冬。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3)　后以胥光义任政委。

(4)　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6)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

(7)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8)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　18军52师司令部：《昌都战役总结之一——藏军情况》，1951年3月。

(11)　张国华：《昌都战役总结》，1950年12月14日。

(12)　18军52师司令部：《昌都战役总结之一——藏军情况》，1951年3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14)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