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西南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党中央也通过各种关系和地下党组织与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积极联络，促使他们起义或脱离国民党的统治。随着我军向成都的进军和强大政治攻势，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起义或投诚，放下武器，停止无谓的抵抗，走和平解决的道路。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

我军完成对成都国民党军的包围——刘邓提出《四项忠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川西起义——策动王伯勋、郭汝瑰部起义——猛追生擒宋希濂——胡宗南仓皇逃跑——成都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进军西南的胜利——邓小平提出“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任务——派工作团改造国民党部队——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成绩

1949年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国民党军川东防线土崩瓦解。宋希濂兵团残部由南川经泸州、宜宾向大渡河逃跑，准备经峨边南下西昌。罗广文的第15兵团和陈克非的第20兵团向成都方向逃跑。胡宗南的1军部队掩护蒋介石逃离重庆后，与我军短时间对峙，也乘卡车向成都退去。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命令胡宗南放弃秦岭防线，迅速将部队收缩到成都附近。胡宗南极不情愿地执行命令，对参谋长罗列说：“我军的失败，就在于老是被动。重庆都守不住，成都谁能保得牢？”他将李文的第5兵团撤到成都，裴昌会的第7兵团撤到德阳，李振的第18兵团撤到绵阳。敌军放弃秦岭后，我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李井泉同志指挥下，分三路由陕入川，会同第二野战军完成对成都国民党军的包围。

国民党军多路溃退，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惨相。刘邓认为国民党军已无斗志，人心惶惶，应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使其放下武器。11月21日，刘邓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人民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在《四项忠告》结尾，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严正指出：“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¹⁾

其实，自从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大趋势就已明朗，西南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看清了这个形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我党我军联络，寻求起义和投向人民阵营的机会。党中央也通过各种关系和地下党组织与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积极联络，促使他们起义或脱离国民党的统治。随着我军向成都的进军和强大政治攻势，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起义或投诚，放下武器，停止无谓的抵抗，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最先起义的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蒋介石“大西南防线”的瓦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刘文辉等人的起义，对我军胜利进行成都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加速大西南的解放，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经营多年，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一方面利用他们来统治四川，一方面又视为异己，千方百计地削弱其实力。1946年国民党整军，蒋介石下令将刘文辉的第24军缩编为一个师。刘阳奉阴违，一个兵也不肯减。蒋介石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央蒙藏委员会”主任，企图架空他，也遭到拒绝。1948年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时，蒋命令他调运10万担军粮供前方使用，遭邓拒绝，蒋一怒之下逼邓辞职，让其亲信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虽然挂了个西南长官公署副主任之职，位在张群之下，也只是个空头衔。幸亏他的老部队第95军还听他指挥，邓锡侯只得赋闲在家，等待机会。潘文华是刘湘旧部，曾任第28集团军司令。抗战后期因不肯配合蒋介石打击刘文辉，被蒋介石调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队全被蒋介石调走。1948年7月我军攻克襄樊，蒋介石将责任归咎于他，撤去他的主任职务，与邓锡侯一样只挂了个空头职务。

这些川军将领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红一、四方面军作过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他们与我党和进步人士有了不少接触。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刘文辉，使刘的思想有很大转变。此后，周恩来派地下党员王少春到雅安建立秘密电台，延安的文件源源不断传来，使刘文辉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使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邓锡侯在抗战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等都有交往。1949年初，邓锡侯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正为自己的前途踌躇矛盾时，中共川东地下党派党员刘连波同志来做工作，向邓介绍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民盟主席张澜也给邓锡侯写了密信，要他及早准备起义。中共地下党员田一平曾在潘文华身边担任机要参谋多年，深受潘的信任，对潘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间，我军相继解放西北和中南地区，战争重心已开始转向西南。刘文辉认清了形势，密电中共中央表示要率部起义，并向中央请示今后行动。周恩来复电刘文辉，指出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起义，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文辉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达了周的意思，他们三人决定密切配合，待解放军到来时组织起义，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1月29日，蒋介石由重庆逃到成都，胡宗南部主力也相继到成都附近集结，准备在川西顽抗。成都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0日下午，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召集张群、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开会，部署川西会战。刘文辉采取“一推二拖”的策略，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又表示自己的部队分散在西康各地，一时难以集结，远水难救近火。张群两次找刘文辉谈话，逼迫他就范，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作战。并表示要将刘文辉、邓锡侯的家属送往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婉言谢绝，表示即使战败逃亡，也不离开川西故土。⁽²⁾

就在刘文辉被蒋介石、张群步步紧逼时，周恩来从北京给雅安的王少春发出指示电：“重庆解放，川局即将改观。望即转告刘自乾（文辉）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1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等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³⁾

12月7日，蒋介石派人通知刘文辉、邓锡侯，要他们下午来北较场谈话。刘文辉意识到蒋介石要来最后一手，要么屈服于蒋，参加川西会战，做殉葬品；要么就作阶下囚，遭蒋介石的毒手。刘文辉、邓锡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秘密出走，离开成都。当天中午，邓锡侯带着猎枪，装作出城打鸟，乘车出了北门。刘文辉怕被蒋介石的宪兵截住，让他的汽车空车出北门，自己则从城墙的缺口爬出去，在两位侍从的扶持下，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气喘吁吁地走到郊外城隍庙，与邓锡侯会合，然后乘车前往彭县。那里是邓锡侯的95军驻地，安全有了保障。潘文华则先于5日到达灌县，也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大家经过商议，于9日起草通电，宣布起义。起义的部队有刘文辉的第24军、邓锡侯的第95军、潘文华的第235师和西康地方部队共4万余人。

蒋介石得知卢汉、刘文辉等同日起义的消息，大为震惊。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的反戈，使他企图在大西南顽抗所依托的基础崩溃了。蒋氏父子顿时陷入草木皆兵的惊恐之中，不知什么渠道传来的消息，说卢汉致电刘文辉要他扣押蒋介石。侍从发现蒋介石驻地北较场附近有形迹可疑人员活动。10日中午，蒋介石父子仓皇登机飞往台湾，临行将军事指挥交给胡宗南。黄昏时飞抵台北机场，蒋经国才松了一口气，感觉“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⁴⁾。

二野解放贵阳、重庆后，逃往黔西南、川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纷纷酝酿起义。在卢汉、刘文辉等起义后，驻黔西南的国民党第19兵团和驻宜宾的第22兵团也相继起义。

1949年初，蒋介石为了稳定贵州局势，任用一批贵州籍官员掌权。以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何绍周为第19兵团司令官，下辖第49、89军。当二野第五兵团向贵州进军后，谷正伦由贵阳逃至晴隆，何绍周则由重庆乘飞机逃往香港。19兵团官兵人心惶惶，都在盘算自己的后路。蒋介石自己都逃了，谁还肯为他卖命呢？在黔西南坚持，只能被解放军消灭；退往云南，黔军与滇军关系历来不好，老百姓也不欢迎黔军去。算来算去，只有学陈明仁，走起义这条路。89军军长刘伯龙、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都有此意，国民党军撤离贵阳后，刘伯龙曾托贵阳治安维持会的人与我军联系，请求起义。五兵团首长杨勇、苏振华接受其请求，并派人前往联络。谁知刘伯龙与谷正伦矛盾激化，11月18日被谷正伦暗杀于晴隆县城。此后谷正伦逃往云南，委任张涛为89军军长。张涛虽是黄埔五期，何应钦的旧部，此时也认清了形势。他将亲戚龚键琪留在贵阳，让他与我军取得联系。龚通过关系找到五兵团政治部敌工部长王乐亭，向他报告了19兵团的情况。王乐亭向苏振华政委汇报后，苏指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兼用政治方式解决敌人，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王乐亭指示龚去普安与张涛接洽，并交给他我军的电台密码，以便直接联络。张涛心里有了底，便抓紧作下层军官的工作。

王伯勋随兵团部撤到毕节，也想找关系与解放军联系。经人介绍，他拜访了当地名士周素园老先生。周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毕节，他与贺龙、任弼时等会面，并欣然与红军一同北上抗日，长征到了陕北。国共合作后，他又回到故乡，在当地很受尊重。王伯勋等人拜会周老时，他晓以大义，要王伯勋走起义的道路。王伯勋很受启发，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他到水城、盘县收拾残部，寻找机会起义。

张涛决定率89军起义前，对我军的政策尚有疑虑。他起草电报向五兵团首长提出三条请求：（1）起义后不以俘虏相待；（2）起义后不愿留在部队的准许回家；（3）如果追究过去的责任，由少将以上的负责，对上校以下军官免予追究。五兵团敌工部负责人请示后当天答复：（1）起义后以兄弟部队相待；（2）起义后不愿留在部队的，从优发给差旅费回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这个答复坚定了张涛等起义的决心，不久，五兵团就收到了89军团以上军官联名签发的起义通电。⁽⁵⁾

听说王伯勋率兵团部迁到盘县，张涛请他来普安89军军部，商量兵团起义的事情。二人谈得很融洽，王伯勋随后召集49军的将领开会，宣布起义，得到拥护。这时19兵团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说卢汉在昆明扣押了第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两军准备进攻昆明，要19兵团迅速车运昆明，指挥8军、26军镇压昆明起义。王伯勋、张涛表示，既然已经起义，就不会再听蒋介石的命令。遂于12月10日发出起义通电。8军和26军正等待19兵团前来增援，得知19兵团起义，8军和26军官兵顿时泄了气，向卢汉提出撤军的条件：将他们驻昆明的家眷送到宜良；发给三个月薪饷；释放李弥、余程万。卢汉答应了他们的条件，8军和26军退往中缅边境，云南的紧张状态解除。19兵团的起义，不仅使贵州全省和平解放，而且帮助了云南的和平解放。⁽⁶⁾

郭汝瑰率领第72军在宜宾起义，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在国民党军中升迁很快，1945年后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参与重要决策。他早年曾加入过中共，思想倾向进步。中共中央南方局了解郭汝瑰的情况后，派他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前来联系，并安排他会见董必武同志。这样，郭汝瑰与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方提供了重要情报。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怀疑郭汝瑰，使郭感到处境危险。1949年初，他主动辞去国防部三厅的职务，转往四川担任第72军军长。72军是王陵基的老部队，曾在山东泰安和淮海战役中两次被我军歼灭。郭汝瑰奉命重新组建部队，到泸州驻防，执行守卫西南的任务。在此期间，他与在香港的任廉儒继续保持联系，任将郭的情况报告了二野情报处。情报处长柴军武派赵力钧等三人秘密入川，他们长途跋涉，通过许多关卡，1949年10月8日到达重庆，与郭汝瑰接上了头，此后，72军的动向便在我方的掌握之中。

11月底，我军解放重庆，西南国民党军呈土崩瓦解之势，溃不成军。宋希濂、罗广文部分别向乐山、成都方向撤退，郭汝瑰的72军也从泸州撤到宜宾。12月6日，郭汝瑰率军部到达宜宾后，得知所属新34师在纳溪被我军击溃。部下的团长、师长纷纷议论：“仗不能打了。”郭汝瑰见时机已经成熟，于12月9日召集师团长们开会讨论出路。会上多数主张和，少数主张打。郭汝瑰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留个‘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母。不打，那就起义。”结果因一个团长反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郭汝瑰争取了驻宜宾城内的第699团廖团长的支持，派代表去南溪找我军联系。代表徐孔嘉见到我16军政委吴实，通报了72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二野首长对此非常重视，立即通知五兵团和10军，指示他们接受72军起义。10日，72军通电起义，11日召开起义大会，并宣告宜宾的和平解放。12日，我18军到达宜宾，张国华军长与郭汝瑰亲切会见。⁽⁷⁾

19兵团和72军的起义，为五兵团北上让开了通道。16、18军和三兵团的10军12月11日从宜宾西进，15日强渡岷江，攻占乐山、青神后继续向西、向北发展，追击宋希濂残部。11、12军留下五个团警备重庆，其余部队于14日西进，先后占领邛崃、彭山，对成都、新津地区实施包围。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也越过秦岭，12月14日占领广元，21日攻占绵阳。胡宗南集团被刘文辉起义切断了退路，又遭到二野、一野的三面包围，陷入绝境。

宋希濂自南川溃败后，不敢去成都，决定直接逃往西昌。经过宜宾时本想得到郭汝瑰的接济，听说72军准备起义，就绕过宜宾向犍为逃去。14日下午逃到犍为县的清水溪镇，正在吃饭，突然看见街上行人纷纷逃避，得知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几里路了。宋希濂惊呼：“来得好快！”命令部下赶紧向南跑。走出不远，就听到镇上传来枪声。16军已经抓住了宋希濂残部的尾巴。宋希濂回忆：“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地走，解放军昼夜不停地追，追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越来越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的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们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⁸⁾

宋希濂终究没有逃脱。12月19日上午，他带领仅存的千余人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正渡河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岸边的国民党军慌乱地四下逃窜。宋希濂和他的警卫排向东逃了不远，就被山上冲下的解放军俘虏。第二天，经部下指认，他向解放军坦白了自己的身份。22日，刘邓电告军委：“16军48师一部19日在洪雅以北歼敌27师一部及104师之312团，俘团长以下750余人。该军另部于19日在峨边西北50里金口河活捉宋希濂。”

二野三、五兵团各部队虽经连续40天的行军作战，仍不顾疲劳地日夜兼程前进。到12月20日先后攻占眉山、彭县、邛崃、大邑，截断了胡宗南集团向西昌的退路。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于21日进至绵阳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川东溃退之敌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刘邓鉴于敌军密集成都周围，为求稳妥全歼，21日发布命令：“一、我12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11军对新津，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二、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潘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这时，聚集在成都周围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全无斗志。蒋介石、顾祝同相继逃走后，胡宗南奉命在这里支撑局面。胡宗南生性自私、狡诈，惯会牺牲别人保存自己。15日，他命令从川东逃到成都的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头去攻击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为国民党军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罗、陈考虑自己部队的生存问题，不愿与这些地方实力派自相残杀，拖着不执行。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提出三个方案。其中第三案是：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大局。即以罗广文第15兵团、陈克非第20兵团向重庆方向乘虚挺进，吸引刘邓主力回援，掩护胡宗南集团主力向西康撤退。当时罗广文和陈克非就感到胡宗南用心险恶，但是不敢当面反对，表面上答应下来，即匆匆回到部队。陈克非心情非常矛盾，打下去吗？胡宗南要他执行的“敌后挺进”任务，明明是拿20兵团作牺牲；蒋介石、顾祝同都跑了，这个仗还有什么可打的呢？调转枪口起义吗？自己与共产党素无往来，不知道那边的实际情况，决心很难下。陈克非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所谓起义不过是好听一点的名词，实际上还不是打输了向对方投降。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只好再看看形势发展。⁽⁹⁾

胡宗南在新津军事会议上故作镇静，其实心里比谁都慌。刚退到成都时，他与亲信商量对策，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就说：“成都非坐守之地，历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假如打到成都附近，那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还是放弃成都，退到西康、云南，保存实力是上策。”胡宗南也有同感，但因蒋介石不允许放弃成都，没敢动作。12月21日开完军事会议后，胡宗南即通知参谋长罗列和机关人员，秘密准备乘飞机逃往西昌。23日早晨，胡宗南得知解放军已打到成都附近，匆忙到凤凰山机场登上飞机逃往西昌。因天气不好，西昌不能降落，飞机一直飞到海南岛三亚机场。⁽¹⁰⁾

各兵团长官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一片哗然。在这关键时刻，司令官抛弃十余万官兵逃跑，谁还愿意继续打仗？几天之内，成都周围的国民党军各部纷纷起义或投诚，形成了一个高潮。

在胡宗南逃跑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川西工委曾派人争取国民党第16兵团起义。16兵团是孙震的部队，司令官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孙元良逃至四川万县后，收集散落的旧部，招收新兵，重组16兵团。我军由长江南岸向重庆进军，16兵团仓皇西逃到成都附近的绵阳、广汉地区。我地下党组织找到住在成都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希望他们争取孙震、孙元良起义。孙震因家属已被蒋介石接去台湾，对起义不表态，而于12月18日逃往台湾。孙震走后，孙元良遭到所属军、师长的反对，大家支持董宋珩、曾苏元尽快起义。19日，胡宗南命令16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布防，掩护裴昌会的第7兵团向成都撤退。董宋珩则通知部队向绵阳、什邡一带集结，并与邓锡侯部取得联系。孙元良察觉部队不稳，21日深夜率警卫团抵达什邡，想逮捕董宋珩等人。但他晚了一步，董宋珩等已召集军、师长开会，大部拥护起义。22日凌晨，董宋珩等起草了通电，率16兵团所部41、47、79军6万人起义。孙元良成了孤家寡人，匆忙乘车逃往成都，24日逃往台湾。⁽¹¹⁾

23日上午，陈克非按规定时间与胡宗南司令部联络时，发现对方电话已经拆除，意识到胡宗南已经逃跑，便向15兵团司令罗广文通报情况。罗广文是四川忠县人，陈诚的老部下。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与刘邓大军作战很卖力气，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升为兵团司令。他的弟弟罗广斌是中共党员，曾向罗广文宣传过进步思想，但罗广文并没有听进去。渡江战役后，罗广文眼看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对前途失去信心。当二野主力向重庆挺进时，罗广文部溃不成军，向川西逃跑，使蒋介石非常愤怒。罗广文到成都后，得知蒋介石责怪他在重庆打得不好，准备惩办他，简直气炸了肺。心想为蒋介石卖了多年命，竟落到这个下场，不免寒心，也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一个月前在重庆时，二野情报部曾派陈济生去联络起义，罗感觉时机不成熟没有表态。到成都后，罗广文的旧部从重庆带来二野陈锡联司令员的口信，希望他尽早起义。而胡宗南则命令罗广文部队向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部发起攻击。罗广文左右为难，没有执行胡宗南的命令，将部队向郫县转移。

23日从陈克非的电话里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罗广文马上带着参谋长张荣宪来到20兵团司令部，与陈克非商量出路。陈克非气愤地说：“真想不到胡先生这样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地逃跑了！”罗广文说：“难道我们还能阻拦他上飞机吗？真是岂有此理。”陈克非说：“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东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背进的安全。老实说，我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愿作他的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于是罗、陈商定，15、20兵团同时在郫县宣布起义。他们派人分头与中共地下党和刘文辉、邓锡侯方面联络，于24日通电起义。25日，罗广文召集15兵团军官开会。不知是激动还是伤心，罗广文登上讲台后，一语未发就泣不成声。一些军官也跟着哭起来。还是108军副军长李维勖明白，站起来说：“打不胜就只有投降（当时认为起义就是投降），投降就要有个投降的样子，有什么哭泣留恋的！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丈夫，本来早该离婚，因为旧道德关系没提出来。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说完，李维勖将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下来，扔在地上说：“从现在起就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的军队了！”⁽¹²⁾

最后轮到胡宗南的部队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驻德阳的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审时度势，也在积极酝酿起义。裴昌会是保定军校出身，并非黄埔嫡系，因善于作战升至兵团司令，但胡宗南并不信任他。裴昌会原任第5兵团司令，指挥第1、3、27、36军。1949年9月在广元守秦岭防线时，胡宗南的亲信李文不愿与傅作义合作，带着几个军、师长从北平逃到这里。胡宗南与裴昌会商量，要李文担任第5兵团司令，裴改任第7兵团司令。第7兵团所辖38、69、76、98军大部是新兵，编制残缺不全。裴昌会看透胡宗南的用心，不想再为他卖命。这时，裴昌会的老部下李希三与我一野第十八兵团取得联系，寻找机会起义。12月初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指挥下越过秦岭进军成都，国民党军步步败退。裴昌会兵团是断后的，从广元退至剑阁、绵阳、德阳。我军与裴昌会保持默契，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后卫部队保持30里的距离。25日晚，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后，十八兵团派陈明韶同志与李希三来到德阳孝泉镇第7兵团司令部，通知他解放军首长同意他起义。裴昌会不再犹豫，向各军发出起义电报，并将准备好的第7兵团起义通电交陈明韶带回。第二天，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来到德阳，亲切会见裴昌会，赞扬他的起义行动。27日中午，贺龙司令员在德阳县署接见裴昌会，要他把部队掌握好，并邀他一起去成都。⁽¹³⁾

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三个兵团起义后，在成都附近的国民党军只有李文兵团这一块仍企图顽抗。12月24日，刘邓贺联名向聚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出最后忠告：“我们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的部队和人员，无论他是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他是高级将领或中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对于部队，可以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享受和人民解放军一样的待遇。对于个人可以作妥善安置，给以生活上的照顾，愿回家就业的可以资送回籍，不使流落异乡。否则，你们以百罪之身，而仍作垂死绝望的挣扎，就将永远无法获得人民的宽容。时机已经万分紧迫，是非祸福，决于你们的一念之间，绝不容再有丝毫犹豫的余地。我们已命前线暂停攻击，以待你们起义与放下武器，望赶快觉悟和决定吧！”⁽¹⁴⁾

在我军政策感召下，国民党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第30军军长鲁崇义率所部24000人在成都起义，使成都得以和平解放。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率暂编第8、第9军一部，与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127军军长赵子立率部在巴中起义。大多数地方部队、保安部队、交通警察部队也纷纷在驻地宣布起义。惟有李文率第5兵团的1、3、27、57、90、114军在新津、崇庆地区负隅顽抗，并于24日夜向邛崃、大邑之线发起攻击，企图向雅安方向突围。这时，二野的10、11、12、16、18军已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一线对国民党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构筑工事，严阵以待。25日，国民党军右路攻击邛崃的我12军阵地，左路攻击邛崃、蒲江间的我16军阵地。激战竟日。12军坚守桑园镇、高山镇和固驿镇一带高地，敌军几次攻击，付出重大伤亡，无法突破12军阵地，转而向北撤退。26日，10军出大邑，11军出双流，18军赶到蒲江寿安场配合16军，全线出击分割包围敌军。经过一天激战，敌军纷纷溃散，李文被迫放下武器投诚。到27日黄昏，第5兵团5万余人被全部解决，成都战役胜利结束。12月30日，贺龙率一野十八兵团在成都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宣告进军大西南的胜利。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胡宗南飞到三亚，大为恼怒。认为胡宗南不请示擅自离开部队，要顾祝同查办他。经顾祝同从中劝解，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速回西昌，戴罪立功。胡宗南不敢去台湾，派参谋长罗列去汇报情况，自己于27日飞到海口。这时成都方向告急电报雪片飞来，李文兵团被围困，裴昌会等已经起义。胡宗南面孔涨得通红，以手掩面一言不发。28日下午当他飞到西昌时，从西康警备司令贺国光口中得知，他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土崩瓦解。后来陆续突围到西昌的残部只有第27和第56军残部几千人。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这时，国民党军官兵不知自己还能苟延残喘几天，谁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鬼话了。⁽¹⁵⁾

从进军川黔到成都战役结束，历时近两个月，我军前进达2000公里，歼灭敌军近90万人（大部分是起义投诚）。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解放大西南的胜利。刘伯承为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营汇集》题词：“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实行，收效很大。”进军西南的作战，是二野和一野、四野密切配合的作战。刘邓1950年1月1日给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说：“我们在向西南的进军中，几乎通过了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四野兄弟们和华中党政和人民的殷勤招待下，使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四野的47军、50军、42军、鄂独1、2师及工兵部队，在协同入川入黔的作战中，表现了吃苦耐劳、英勇奋斗和守纪律的模范。”“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之能如此迅速地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刘邓代表二野全体同志向参加进军西南的兄弟部队和提供帮助的地方党政机关表示衷心的感谢。

解放大西南，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邓小平回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¹⁶⁾胜利来得太快也伴随着一大堆问题。1950年1月17日，刘邓在重庆召开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作报告上来就说：“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他分析形势指出：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中还掌握着武装。这些情况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前面。这个斗争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而且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例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变。今后的斗争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今后的任务，邓小平用“九十万”、“六千万”和“六十万”三个数字来概括。“九十万”就是教育和改造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邓小平指出：必须记取三兵团在浙江的教训，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我们养这九十万，要花很多钱，不养又要发生很坏的结果。怎样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工作，下苦功夫把这九十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教育后妥善安置回乡生产，不使流为游民和土匪。如果这九十万工作做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障碍也就少得多了。“六千万”就是西南七千万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安定农村秩序。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就要立即下乡，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六十万”是提高我们现有部队质量。“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要靠这“六十万”为主去完成。要纠正错误思想，提出新任务，仗还没有打完，任务还繁重得很，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是第一位艰巨紧迫的任务。1月5日，贺龙、周士第、李井泉向刘邓和中央军委提出对起义部队的处理办法。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地方系、国民党嫡系正规军、地方游杂武装、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武装，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保持其原番号，按实有人数整编；有的请军委给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有的经过短期工作后迅速遣散。为了解决粮食和使起义部队主要集团隔离，便于整编，建议将起义部队分别调至不同地区。29日，贺龙以西南军区司令员名义签发成立工作团的命令，挑选一批干部首先到川西起义的第7、16、20兵团和24、94军工作，对这些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¹⁷⁾1月10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2月20日发出《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一野、二野抽调几千干部组成四个工作团，由李夫克、黄立清等负责，自1月29日至3月10日分赴原第7、16兵团和24、95军开展改造整编工作。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地方军区也派出军事代表团到驻在辖区内的国民党各部队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第二工作团300余名干部到中江、三台、盐亭等地，对裴昌会的原第7兵团进行改造整编工作。在半年的工作期间，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和新问题。当时7兵团情况是“这个部队中以往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欺骗毒化教育较系统，一般人员所中的毒素是深的。部队中反动党派、封建会道门与特务性的组织是庞杂的，其名称有70种之多。他们在反共反人民的战场上是坚决的（特别是30军之27师、17军的12师、38军之55师同我军作战最多）。去冬在川西起义完全是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多数企图借起义以等待时机继续反共反人民。从裴昌会到一般团营长，特别是师以上的政训人员在宣布起义、签字、发布通电时，多是抱头大哭；因而在部队起义后我工作团未到前，一般军官多是大吃大赌，不少的人窃卖武器、公物，弄钱搞女人，几乎谁也不管谁，纪律特坏，叛逃严重。起义是人数很少（据元月15日自报全兵团共23373人，眷属在外，后查出虚报空额即达6264人），但建制番号多，官多兵少，眷属尤多。当时部队的情况极其混乱，对我则仇视、恐惧、怀疑、不满、不服气。当我工作团将要到达之前，各部队又自上而下召开了专门会议，作了如何对付工作团的一套布置，企图继续保持原来的势力。特别是在供给问题上提出一连串的困难，借故难为我们，企图阻拦我们工作的进行，尤其反对我们接近士兵群众”。

工作团坚决执行对起义部队彻底改造（绝不是改良）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和制度上进行改造，使其成为能为人民服务的武装。进驻7兵团之初，工作团看到的情况是极为混乱：“兵不服管，官不愿管，官兵一起扰害人民。抢劫事件一日数起，强买强卖、打骂老百姓屡见不鲜。勾结土匪盗卖枪械，茶馆成了交易所，满街是兵。连队士兵则吃不饱，叫苦连天，成班成排强砍群众树木，卖公物及抢来的东西，到处成了市场。”工作团来后，他们提出一大堆生活困难，要求我们解决。如一时不能解决，就说我军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

分析了形势和情况，工作团决定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紧缩机构，整理组织，维持纪律，宣传政策，达到安定情绪、扩大我军影响的目的，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我军干部深入基层，采取通过上层了解下层，发动下层影响上层的策略，打开局面。国民党军官是很怕我军干部接触士兵的，而我军的作风就是深入下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国民党军官吃空额的现象一一被清查出来，有名无实的部队（有的一个师才上千人）进行压缩整理。士兵确实吃不饱、穿不暖的，迅速调来粮食、大衣、鞋子，解决生活困难。并动员部队内部调剂，互相帮助。我军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感动了起义官兵，说：“在旧军队里，作梦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呀！”以前流行的“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卖狗皮膏药”等恶意宣传不攻自破。工作团在各部队中开展经济民主，搞好生活；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颁布反匪特、反逃亡的训令，严格部队纪律，稳定了局面。

第一阶段的整训，使我军威望上升，旧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新旧思想作风的斗争，成为改造起义部队的主要任务。在第二阶段，工作团结合民主运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第一步是发动官兵揭发旧军队罪恶，调查部队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和特工人员，检举他们残害革命人员和群众、压迫士兵的罪行。清查部队中参加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的人员，揭发出75种名目、参加人数多达4050人。检举起义后仇视我军、企图叛变逃跑、造谣惑众的坏分子。召开军官大会，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许多军官在坦白自己的罪恶后得到宽大处理，感谢党的政策。少数被孤立的如98军军长刘劲持交出私藏的100余两黄金，表示要走新生之路。部队中正气压倒了邪气，原国民党军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要认真改造思想。

第三阶段，工作团通过层层开展的学习运动，彻底改造官兵的旧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变成愿为革命效力的新人。在学习中工作团一方面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一方面鼓励出身贫苦的士兵诉苦。开始大家不理解，认为说出来丢人。一些老兵油子捣乱说风凉话，有的说：“看你们这些男子汉，说出来多丢人。”别人诉苦时哭，一个老兵反而笑，说：“我笑你哭得左眼泪道长，右眼泪道短。”军官则怀着恐惧心理，怕士兵诉苦打他们。工作团明确提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有泪就流，有仇就报。”通过诉苦，从内心深处启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觉悟，认识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差别，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自觉性。通过诉苦，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在部队改造中发挥了骨干作用。⁽¹⁸⁾

通过半年的改造，原7兵团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官兵的思想有了根本性转变，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旧军官也接受改造。部队开展劳动生产，为地方群众做好事，融洽了军民关系。对少数叛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惩处。国民党起义官兵从心里感受到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通过总结、推广经验，西南军区对各起义部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民主改革和整编改造。据西南军区1950年12月《关于处理西南区起义部队的综合报告》反映：对起义较早、作用较大的部队如95、24军，经过改造后进行整编，团以上军官尽量安插留用，团以下使用的条件也宽一些。对炮兵团、工兵团、战车营等技术兵种，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军官一般不动。对宪兵、交警及成分复杂的游杂武装，调训军官，士兵收枪，进行教育后编入我军。被打垮后才起义的胡宗南部主力，大部军官调训，部队改造后编入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后，将比较完整的第7、15、16、20兵团先后调往西北、华东、中南军区整编，外调兵力为113764人。留在西南军区的起义部队，编入我军的有124533人，分派到川南、川北、川东、西康、贵州等地方军区。另外集训75166人（部分军官后来复员）、资遣25293人、叛变39488人、逃亡26253人。到1950年底基本完成了这个繁重的任务，从思想上改造了这些旧部队，并争取了广大士兵和部分进步军官参军。减轻了西南区的负担，使西南军区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和建设工作。

在整编过程中，西南局和军区对起义将领作了妥善安排。刘文辉、邓锡侯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伯勋、张涛任贵州人民政府委员，郭汝瑰任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罗广文任山东林业厅厅长，陈克非任中南军区第50军副军长，裴昌会先调西北军区，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刘文辉的回忆录看，当时他在成都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没有及时看到周恩来的电报。

(4)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18页。

(5)　王乐亭：《争取贵州国民党军起义的经过》。

(6)　王伯勋、王景渊：《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经过》。

(7)　郭汝瑰：《走向光明》。

(8)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

(9)　陈克非：《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投向人民》。

(10)　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1)　刘景素、杜庸：《第16兵团起义经过》。

(12)　赵秀昆等：《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15兵团起义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