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决战西南中原

接管南京——二野入川势在必行——南京高干会纠正功臣思想——大迂回战略进军西南——蒋介石部署川东防御——开国大典后刘邓南下——川黔道上艰苦行军——突破乌江击溃宋希濂——五兵团解放贵阳——蒋介石指使大破坏大屠杀——刘邓建议迅速夺取重庆——蒋介石父子狼狈逃窜——重庆解放

1949年4月23日凌晨，三野的35军从浦口进入南京市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27日早晨，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离开瑶岗，当晚到达南京，住在原“总统府”西花园内。29日，刘伯承率二野前指机关从桐城到达南京，与邓小平、陈毅会师。中共中央已经指定刘伯承任南京市市长、军管会主任，他不顾疲劳，立即与邓小平展开工作。陈毅、饶漱石交接工作后，即前往丹阳领导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

经历了22年的南征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日子。然而接管城市的工作比指挥战役一点也不轻松，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我军的接管工作千头万绪。要把一座瘫痪的死城恢复正常，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接管一个月后，南京市委向中央汇报情况说：“南京市为敌之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22个外国公使馆均在此地，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联系上海形成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因之南京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及公馆多（房产即占全市75%），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之公营工业多属市政消费性质（如水电），机器工业则属装配性质，不能独立生产，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原领导之机关重重叠叠，下属生产单位极少，其中冗员又多，因此一切官办企业无不赔本。”

如何把南京从一个消费型城市改变为生产型城市，自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南京的正常生活，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南京人民把共产党看作救星，希望解放后一切马上好起来。但共产党也不是神仙，解决困难也要一步一步来。报告说：“目前在业工人要求复工，对工资尚无过高要求，失业工人要求有工作，要求救济。现在我们仍抓紧解决工资、复业与失业三大问题，求得能够首先稳定与依靠工人阶级。……学生们要求参加工作，改进教育制度，加强学习并解决生活问题。他们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过高的，现正在进行教育说服。工商业界对清算斗争还有顾虑，经我们解释及事实表现后，则对我大为捧场，要求我们协助解决原料、燃料运输等困难，要求贷款，有些人要求是正当的，有些则想完全靠我们的帮助去办他们的事情，讨我们的便宜。”⁽¹⁾市委一面从北方解放区调运大量的煤炭、粮食，解决城市生活急需，一面调拨货币稳定市场，打击奸商的黑市交易。恢复生产成为中心任务，军管会组织电厂、水厂、机械厂、被服厂等一批工厂复工，解决失业问题。对原国民党机关公务员进行审查，有的留用，有的送去学习。对公教职员和在校学生根据情况发给生活补助，第一次领取的人数就达9万。许多学生对新政权表示衷心的拥护，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二野在短时期内吸收了大批青年参军，补充部队，培训干部，为开展新区工作创造条件。在市委的积极努力和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南京的接管工作非常顺利。电灯、自来水一天未停，学校始终坚持上课，商店先后恢复营业，停开多日的市内公共汽车也恢复运行。南京的生活焕发出新的气息，人民从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退缩到华南、西南的几个省，企图利用这些地区深山丛林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蒋介石将汤恩伯集团残部撤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岛屿上，留在大陆华南地区是白崇禧集团，西南是宋希濂、胡宗南集团，尚有70万兵力。消灭这些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彻底解放全中国，是摆在我军面前的新任务。

5月23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继续进军的规划。他给总前委的电报说：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²⁾

上海解放后，5月29日总前委复电中央：“二野入川势在必行，宜早行（乘敌破碎早点解决西南问题），……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否则临时仓促陷于被动。部队估计补俘后每个兵团约9万人，我们拟将山东现有之新兵2万及3万俘虏补至每个兵团10万，其他如钞票、衣服等可由京沪两地准备，不致有何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从华东抽出有限（可以动员一批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二野陈赓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解放广东、广西的战斗。进军西南主要依靠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当时三兵团在芜湖、安庆，五兵团在上饶地区休整，为使二野完成西进准备工作，三野和四野首长提供了很多帮助。6月15日，华东局报告中央，他们正在为二野完成新兵和物资的补充，但二野最缺的是干部。华东局准备将华东军区和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由粟裕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使二野能把干部抽出来作准备工作，得到中央批准。这样，刘伯承将南京的工作移交。8月10日华中局负责人林彪、邓子恢、陶铸等在武汉开会，决定组成以林彪为主任的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13日指示各地“保证二野全军粮食供应，保证全军住房。特别因城市中房舍甚缺，各机关必须自动实行让房尽先供二野入城部队使用。……宁可自己受些困难，也须尽先保证二野同志需要。”

7月18日，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7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的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哪里‘好’、哪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8月3日，野战军下达了三、五兵团向湖南境内作第一步进军的规划。

8月初，二野在南京召集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进军西南的部署。这次会议反映出一些思想问题，陈锡联同志回忆：“南京兵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会议除刘、邓、李、张首长外，我和谢富治、陈赓、刘志坚、杨勇、苏振华等到会。这个会是进军西南的前奏曲，它是在胜利形势下批判骄傲自满、不注意友邻团结、比享受，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进军大西南的思想动员会。当时各兵团反映了许多在胜利情况下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如说与友邻共同打下京沪杭，人家住城里，用好汽车，我们住乡村，坐马车；埋怨刘邓太老实，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才叫二野进军西南；埋怨西南如何不好等抵触情绪。会议第一天主要是各兵团汇报部队情况，第二天野战军首长严肃批评了这种情绪，首先要求主要领导干部解决这些思想。提出要团结，照顾大局。对进军西南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接着到会的兵团干部作了检查，这个会对扭转二野部队当时的严重思想问题，继续艰苦奋斗，胜利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³⁾

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话很简短，但很尖锐。他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很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时刻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它可以使我们犯错误的。二野有些同志背上了一个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而在物资上、气焰上、执行政策上、对三野团结上，所表现的各种不健康现象，大都是由于自以为功劳大而未得大赏出发的。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就无法接受工作于进军西南的任务。”邓小平政委在讲话中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运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遵照二野高干会的精神，各兵团都开展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和进军前的准备工作。9月13日邓小平、张际春给毛主席写了关于进军西南准备情况的报告，汇报了有关思想教育的情况。报告写道：

“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动员中遇到的一般是畏难、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他们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瘠民贫，太苦，回不到家。除少数的（主要是渡江以后的新成分，其次是江北的）在这种思想之下已发生一些逃跑，还有一些可能逃跑外，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到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一般对于二野有了个落脚点感兴趣。因此，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比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在今后进军中，如果继续深入教育，进军中的物资保证，及预防疾病与治疗疾病的工作（最近疟疾与痢疾严重）三个问题又能有更好的注意，当不致发生重大的问题。”

“二野在渡江前后，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滋长着一种认为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由于这一思想包袱的存在，便产生了二野一般干部中人民国家概念、革命的整体观念缺乏，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不能得到迅速的克服。因此发生对上埋怨、对友邻怀疑、骄傲自大、叫苦、要求条件不许可的补充等不良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和思想对于执行进军和建设西南的任务，对于二野本身的进步都有极大的妨碍。前委曾经召集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并决定在动员进军的同时，立即在二野全党全军中展开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的教育和斗争。号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并为此发了一个专门指示。”

8月19日，二野发布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具体部署分三个步骤：首先，三兵团由浦口车运经徐州、郑州到汉口，再行军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区集结就补；五兵团由上饶车运到樟树，再行军至邵阳、湘潭地区就补。其次，三兵团攻取遵义、彭水、黔江等地，五兵团攻取贵阳。最后，三兵团出泸县、江津，五兵团出宜宾、纳溪，迂回重庆，消灭宋希濂集团，解放川东。毛泽东批准了二野的计划，9月12日复电刘邓强调：“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以大迂回进军西南的战略，就这样确定了。⁽⁴⁾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残存的国民党军各部各怀异心，为本部寻找后路。白崇禧集团从武汉撤退到衡阳地区，企图向广东、广西撤退。原属白崇禧的宋希濂集团驻守沙市至宜昌地区，尚有两个兵团10万之众。7月初，集结于江汉地区的四野十三兵团主力与王宏坤的江汉军区部队配合，发起宜沙战役，击溃宋希濂部队。宋希濂指挥其部队撤至川鄂边的恩施、建始一线，扼守长江三峡的三斗坪等险要，阻止我军入川。8月初，长沙的程潜、陈明仁准备起义，向宋希濂打招呼。宋希濂认为自己是蒋介石嫡系，多年与共产党为敌，起义也没有好下场，予以拒绝。当程、陈起义后，湖南全境和平解放，宋希濂感到自己在川鄂边也难以守住，于8月11日飞往汉中，与胡宗南商量对策。胡宗南当时也准备退入四川，部队大部分还保存着。宋希濂建议：如果四川守不住，就向西昌和云南撤退，必要时撤到滇缅边境，这样可以保存国民党军30万兵力。胡宗南表示同意，决定向蒋介石请示。⁽⁵⁾

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召集西南军政大员开会。在东南、华南防守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心依托西南的险要地形，以胡宗南部为左翼，以宋希濂部为右翼，守住川黔滇三省。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或美国出兵，以图东山再起。他在会议上给诸将领打气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但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宋希濂撤退滇缅边境的建议，被蒋一口拒绝。不仅如此，国民党国防部长顾祝同还到恩施督战，要宋希濂发起反攻。宋希濂认为自己部队残破，根本没有力量出击，拒绝顾的命令。但是他也不能自行撤退，只好等着解放军来打他。⁽⁶⁾

我军进军西南之前，国民党军在西南的兵力尚有90万人。其中汉中的胡宗南集团（辖第5、第7、第18兵团）在秦岭、米仓山、大巴山设置两道防线，阻止我第一野战军由关中入川；恩施的宋希濂集团（辖第14、第20兵团）与在巫山、奉节的孙元良第16兵团配合，扼守川东山区和三峡，阻止我第四野战军和江汉部队由鄂西入川；以罗广文的第15兵团位于南充、达县、大竹地区，准备向川北和川东机动；以何绍周的第19兵团两个军分散配置在贵州东部的公路沿线，阻止我第二野战军由湘西入黔。国民党统帅部认为：秦岭、川东和黔东南地区山高路险，大兵团行动困难。他们扼守天险，可以阻挡我军入川。而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他们可以困守西南，与我军长期对峙。但是宋希濂等又忧心忡忡，国民党军各部几乎没有什么完整部队，不是被我军击溃的残部，就是征新兵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不强。一旦作战，难保不溃散。四川当地军阀与蒋介石嫡系历来矛盾很深，不会同心协力，当解放军大军压境，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

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刘伯承、邓小平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刘邓的心情格外激动。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刘邓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担，决心以解放大西南的胜利，完成党中央的嘱托。

10月10日，中央军委开会研究解放大西南的部署。毛泽东指定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与二野主力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并确定了西南军政领导机构。13日毛泽东电告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二）刘金轩部及七军配合作战。”“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⁷⁾

10月21日，刘邓离京南下，前往湖南指挥二野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保证对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刘伯承命令陕南军区部队配合十八兵团积极佯动，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刘伯承途经郑州时，特地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我军要向四川进军。这样造成我军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而林彪指挥的四野正在进行广东、广西战役，声势浩大，也遮蔽了二野两个兵团向湖南开进的行动。刘伯承回忆：“进军西南，当时刘金轩在陕南先动，王宏坤在湖北活动，我们又在郑州群众大会上露了一面，因此蒋介石以为我们必从陕南入川。但毛主席则要二野部队从长江以南迂回进军。我们是在林彪的羽翼之下隐蔽行动的，一切行动以林彪的名义出现。”⁽⁸⁾

刘邓南下时，林彪在汉口部署湘鄂西地区作战。他决定以四野的42、47、50军，王宏坤的湖北军区独立1、2旅，会同二野三兵团的11、12军共15个师、20万人发起湘鄂西作战，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具体部署是：以50军、42军两个师和湖北军区独立1、2旅组成右路军，由王宏坤指挥，从宜昌、秭归直插建始、恩施；以47军和二野三兵团组成左路军，由陈锡联指挥，从沅陵、卢溪经龙山、来凤出咸丰。

10月28日二野指挥部经过汉口时，刘邓与林彪等四野、中南军区的领导人会晤，研究进军西南问题。进一步确定了二野和四野部队联合作战的方针。此时，三、五兵团已进至湘西的石门、慈利、芷江、黔阳等地集结。10月29日，刘邓指示三、五兵团指挥员：“（甲）我四野出利川者为王宏坤前指挥之47军（曹里怀军长）及湖北军区部队。其47军主力两个师刻在永顺、桑植地区。确定明（30）日出发，以四天行程绕过龙山、来凤，抢占咸丰，截击宋匪。（乙）依此情况：（1）三兵团应以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47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47军歼击右侧顽抗之匪军。三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准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2）五兵团应注意与38军之摩托部队切取联系，于他们通过芷江、晃县宿营，限即准原计划速出贵州，勿延。”当天各部开始行动，踏上了西南大进军的征途。

当我军解放湘西的桑植、大庸县城时，宋希濂以为我军兵力不大，准备集中其主力占领来凤、龙山等地，阻击我47军。当我12军占领秀山后，他发现形势不妙，于是决定放弃恩施、建始等地，向四川境内撤退。11月8日，宋希濂部分别向黔江、彭水地区撤退，企图扼守川湘咽喉要道，阻止我军入川。在达县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则向遵义开进，其44军和108军由綦江向彭水靠拢，掩护宋希濂部西撤。贵州方向，二野五兵团16军先头部队11月4日占领天柱，国民党第8、89、49军亦纷纷后撤，准备放弃贵阳。鉴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刘邓于11月10日在常德电告林彪、谭政：“我12军先头已经秀山向酉阳前进出彭水，47军及11军均照你们电令，直向黔江截击西撤之敌。”

一场跋山涉水的长途追击开始了。湘鄂川黔边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峻，路狭难行。47军141师《西南进军的初步总结》中真实地记录了从永顺到彭水追击行军的过程，在“道路的特点及对行军的影响”一章中写道：

1. 山大、山多，路狭、路陡。偏岩山与川鄂交界的四十八道拐上下均40里。白云山上下70里，呈70度角。二三十里之山不知凡几，很多路狭到只一步宽，侧面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白云山上经常有雾，走时还要从树林里钻。全师共带马不到100匹，从永顺出发的第一天即跌死20余匹，跌伤70匹，到彭水后只剩下6匹。

2.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没有雨具，日夜被淋，衣服都被打湿，增加了部队的负重。宿营时只好坐着烤火，得不到足够的休息。白天上山尚好走，特别是夜间下山寸步难行。有的人只好爬着走。如下百顺场南山仅10里路，一个团由下午6时走到次日早7时尚未下完，平均一小时走不了一里地，浪费时间走不出路来。跌跤的简直不计其数，平均每人都有几次，多者达30余次，甚至跌死跌伤者。加之部队无鞋穿，在招头寨集结时每人打的一双草鞋，根本穿不了一天就坏了，每连经常有20人以上打着赤足。锳水使很多人脚肿流脓，增加了行军的困难。掉队者很多，部队难以掌握。假如遇到河流就更麻烦，山洪暴发。如细沙河平时可以踏着石头通过，雨后水深可及丈余，流速甚急，架桥不易又无船。大些的河虽然有船，但已被逃敌破坏或强迫拖走。渡酉水时全师渡了两天两夜，过细沙河时用扎木板每次只能渡一个人，八个钟头渡过了四个连。

3. 人烟稀少，数十里路不见人家。如白云山即便发现有几家房屋，在蒋匪造谣欺骗强制下，群众也早已跑光了。不仅宿营困难，调查路线、找向导也不易。通信员送信三里路一夜也没送到（由于迷失方向），加以自己没有地图，路线也很不容易搞准确。

西南行军的地图，大部分是部队在行军中自己画出来的。141师画了一幅《招头寨至彭水道路情况要图》，在经过的主要地名旁加了情况注记。今天看到这幅图，犹如看到当年部队艰苦行军的实录。我们顺着地图标的地名，将注记抄录如下：

永顺（今湖南永顺灵溪镇）——洪溪——靛房——洗车（今龙山县洗车河镇）——招头寨（今召市镇）——过山至干壁坪

注：“此山上下20里，由招头寨出发是由山半坡转上去，还比较好走。中一条一尺宽小路，侧面是悬崖。师司3匹骡子滚下山沟，三个钟头才拉上来。下坡10里路，陡。加上下雨，师直、421团2营第一天22时到，第二天8时方下山底。没有一个未跌倒的，有的跌了30多个跤。”

干壁坪——干壁渡——过酉水至西牛塘

注：“此渡口下雨，有小船。422团直加两个营由此过，九小时渡完。421团由此过二十三个小时，并用渔船，每次只渡两个人。”

西牛塘——漫水——过山至百户司（今湖北来凤县百福司镇）——安抚司——渡怯南河至穴大山

注：“该河是山水，大雨后水急。422团架桥三次未成，牲口被河水冲倒。地形就是两川夹一沟，422团由早6时到14时始架好一座小桥，14时30分过河，18时过完。爬到半山天已黑，第二天3时全部上山，天已大亮。”

穴大山——八穴——四十八道拐——兴隆场（今重庆市酉阳县兴隆乡）——小汗井（今小咸镇）——细沙河

注：“兴隆场至小汗井30里，翻两架大山。山大路陡，422团2营下山时坐在山上向下溜，一夜方溜下山去。跌坏2人，跌死1人。421团炮连跌死马1匹，根本没有路。422团所有牲口在山顶上露宿，就是师直白天走，跌倒也不在少数。”

细沙河——白云山——干溪

注：“该山名为白云山，雾气常存。上下70里，中间只有五户人家，甚为贫困。路小、森林大、无粮，山上下呈17度坡，师直、422团整在此爬一夜（白天开始上山），天亮除422团前卫营下山，其他在山上摸路。”

干溪——南溪河——冯家坝（今属黔江县）

注：“冯家坝为一场所，河两岸中间有一行汽车大桥。敌75军由此桥过，12日晚过完。422团13日14时前卫进到冯家坝东五里王家桥，发现敌将桥炸毁。因打响过早，被河两岸敌人发觉。因预定计划未实现，当晚未渡。后前卫营尖兵连动作迅速，直入冯家坝。河东岸敌警戒部队未发觉，俘敌一个班。后来动作不快，使敌一个警戒连大部乘船渡河跑掉。当晚师直、422团即收集船只，当晚收集到5只船。”

冯家坝——茶河——黄泥阪——沙坝

注：“茶河到沙坝中间有三坳，上下都是立陡山，马很容易翻倒。”

沙坝——郁山镇（今属彭水县）

注：“此16里两边皆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条小河，名为‘七十二道脚不干’。造成完全由水里转着走，使后来造成许多泡坏脚的。”

郁山镇——彭水县城。⁽⁹⁾

从11月1日出发到16日占领彭水县城，47军先头部队在半个月内途经三省六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其他各军的经历也大体相似。但是没有一个部队停止前进的，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只有不停顿地追击，才能抓住敌人，歼灭敌人。哪个部队都不甘落后，11军31师胡鹏飞副师长在《咸丰至黔江电追歼作战中的几点经验》中写道：“这段追歼作战中，我们部队经过千辛万苦，冒雨行军、忍饥受饿，取得了光辉的战果，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这段追歼作战中充分证明了以时间胜时间，以速度胜速度，以疲劳胜疲劳，是追歼作战制胜的先决条件。敌人在逃窜时是不惜一切拼命的跑，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特点，兼程前进和敌人作时间速度的竞赛，根本找不到敌人。给了敌人喘息准备的时间，会使战斗增加困难，增加伤亡。这时我们必须明确认识，我们越是疲劳时，敌人就离我们不远，或者就在附近。相反敌人更加疲劳，只要我们的疲劳为高涨的胜利信念战斗情绪所支持，就能战胜敌人。所以我们指挥员必须不惜部队疲劳，不管天阴下雨白天夜间，山大路滑，实行连续追击前进。只有不怕疲劳，有最高行速，才能找到敌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创造有利战机。用最小的代价，甚至一枪不发解决敌人。”⁽¹⁰⁾

11月13日宋希濂逃到彭水县城。彭水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地势险要。宋希濂决定在乌江西岸布防，由2军防守彭水至龚滩一线，15军防守郁山镇至彭水一线。为了给我军造成困难，国民党军于16日在彭水县城纵火，烧毁了大部分房屋，并将船只全部拖走。16日晚我11军到达彭水镇，因无船只和火炮，无法渡过水流湍急的乌江，与国民党军对峙了三天，没有进展。三兵团首长见正面强渡不成，命令11军、12军和47军迂回强渡。20日，11军在彭水以北的高谷场、土坎等地强渡乌江，12军在彭水南龚滩强渡，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宋希濂见乌江守不住，便率2军残部经江口、武隆、白马方向向南川境内撤退。在白马他见到左翼的14兵团司令钟彬。钟彬报告，他的15军和79军都被击溃，目前准备撤到涪陵县境内的白涛镇布防。宋希濂表示同意，同时命令2军在白马山一线布防。这里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如果还守不住，后面就是四川盆地，无险可守了。钟彬情绪非常沮丧，明知守不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料22日早晨，我军即占领了白涛镇。钟彬带领兵团部乘八只木船向下游逃跑，半路上碰到我47军139师416团。我军战士跑到江边用冲锋枪对着船只，喝令靠岸。前四只靠上岸边，后几只船上的敌人则纷纷跳水逃命。3连4班班长杨殿清发现一个胖子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大盖帽上的帽徽证明是个军官。杨殿清将他俘虏，他问：“你是哪个军的？”杨殿清大声说：“第四野战军！”胖子惊奇地说：“你们是怎样来的？决不会这样快。”我军干部从胖子身上搜出蒋介石的亲笔信，他才承认自己是钟彬。就这样，416团没放一枪，消灭了国民党军第14兵团部，俘虏兵团司令官钟彬。⁽¹¹⁾

我军突破乌江后，宋希濂部溃不成军，不敢向重庆方向靠拢罗广文兵团，而向綦江、泸州、宜宾方向撤退。他再三考虑，以自己的残兵去投靠胡宗南，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如避开大城市，沿小路向西昌、云南跑。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一切，不顾一切，快点走，走到安全的地方，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

敌变我变。11月23日渡过乌江的47、11、12军都集中在白马东西的公路上，抢路前进。因缺乏统一指挥而形成拥挤紊乱。11军32师命令部队乘友邻休息吃饭时，加速超越，走在了前面。在长霸又抓住了一股国民党军，俘虏600余人。26日，刘邓致电三兵团首长，命令12军向綦江前进，11军和47军准备渡江，三个军共同进攻重庆。

当二野三兵团和四野部队向川东进军时，二野五兵团及三兵团第10军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由湘西向贵州进军。他们也采取大迂回动作，多路并进。10军兵分两路，一路经凤凰、思南向梓桐，一路经铜仁、湄潭向遵义。五兵团由晃县沿湘黔公路直扑贵阳。贵州国民党守军第19兵团两个军根本不打算固守，一边向西逃跑一边破坏公路、桥梁。五兵团的总结说：“自进入黔境，虽然气候大变，天天下雨，道路泥泞，加上又是兼程行进，每天都在80里以上。前卫部队为了追击溃敌，甚至一天走一百四五十里。但部队情绪仍然很好，虽然有不少战士的脚走肿了，掉队了，但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走小路的部队如16军的48师和17军的49师，这两个师都全走的小道。沿途道路又被敌人破坏，但他们仍然克服了一切困难，连夜兼程来完成迂回任务。从湘境之会同县、芷江县出发（11月6日）共九天（到15日）即夺取了贵阳。特别是一接触敌人，听到枪一响，战士们的情绪更高。虽然当时已走得相当疲劳，但马上情绪就变了，争先恐后的往前冲，生怕打不上敌人。48师每天都得走夜路，49师为了追歼敌人没有吃饭还爬了一个40里的高山。部队怨言很少，这种战斗情绪的逐渐上升与保持，主要是动员口号的明确与生动有力。大家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到了自己的家了，解放大西南是最后的一次战斗了，如果不在大西南的战斗中打几个好仗，将来就怕再没有立功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就是所遭遇的敌人亦很脆弱，一触即溃，这也是增长大家战斗胜利情绪原因之一。”⁽¹²⁾

11月11日，刘邓察觉贵州之敌何绍周部两个军有放弃贵阳向西逃窜的迹象，而川南的罗广文兵团则由綦江向遵义方向南下，判断罗广文兵团可能是掩护宋希濂部撤退后也向西南逃跑。因此电令五兵团首长：“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撤退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之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

11月15日，第五兵团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逃往云南的退路，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蒋介石察觉了我军由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战略意图，14日与儿子蒋经国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的重庆已处于惊慌恐怖的气氛之中，从广州逃到这里的“国民政府”大员，正收拾行李准备再逃。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前来保驾，胡宗南用300多辆卡车运来两个师，只够站岗用的。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命令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将重庆的各兵工厂、水电厂、飞机场及重要建筑、桥梁予以彻底破坏，并杀害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共产党人。毛人凤召集特务制订了破坏计划，调出200多吨炸药分别运送到各个目标。但是炸早了不行，会引起重庆市民的骚乱，蒋介石要追究责任。研究来研究去，决定在解放军接近重庆时再执行。11月25日到27日，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进行血腥大屠杀，共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200余人。蒋介石直接下令杀害关押多年的杨虎城将军，残忍的特务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对渣滓洞集中营内的共产党员扫射。当时的场面极为惨烈，刽子手钟铸人事后说：“在渣滓洞用机关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扫射。我们这样杀人，共产党捉了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来了，我是非走不可的。”⁽¹³⁾

11月21日，刘邓命令五兵团除以17军留贵阳担任接管任务外，兵团主力和10军迅速北上迂回泸州、宜宾；三兵团向南川地区前进，力争围歼宋希濂和罗广文部于长江南岸。24日三兵团在南川击溃宋希濂部，占领南川城，宋希濂部溃不成军，3万余人被俘。罗广文兵团由綦江南下的道路也被切断，国民党军在川东的防线土崩瓦解。27日毛泽东得知胡宗南部增援重庆，打电报给刘邓：“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动，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刘邓权衡利弊，感到还是尽快夺取重庆有利。当日复电毛泽东：“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广文），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重庆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早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较为稳当。”毛泽东接受了刘邓的意见，28日电告刘邓：“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¹⁴⁾

在刘邓指挥下，我军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多路向重庆挺进。29日，47军先头部队在重庆以东涪陵渡江，北进垫江；12军在重庆与江津间渡过长江，向壁山前进；11军进抵重庆对岸之长江南岸，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重庆市内一片混乱，28日国民党党政机关撤出重庆，逃往成都。29日，蒋介石在林园召开最后的军事会议，下令彻底破坏重庆的工厂和重要设施。当天，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由江津渡江，占领市郊南温泉，并向白市驿机场逼近，蒋经国劝蒋介石快走。这天夜里，蒋氏父子逃离重庆飞往成都。蒋经国回忆当时的情况：“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¹⁵⁾

蒋介石的专机升空时，我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距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的地方。重庆市各工厂的工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展开护厂斗争。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多数未能得逞，除鹅公岩电厂、第21、24、29、50兵工厂部分厂房和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等被炸外，全市绝大多数工厂保存完好。11月30日下午，11、12、47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重庆市区，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宣告重庆这座西南最大城市的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机关进驻重庆。⁽¹⁶⁾

(1)　《南京市委关于接管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9年5月23日。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

(3)　陈锡联1960年12月8日的谈话。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

(5)　宋希濂：《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　宋希濂：《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8)　刘伯承1958年5月的谈话。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

(11)　张琪：《奔袭乌江活捉蒋匪兵团司令钟彬》。

(12)　《五兵团关于进军中部队情况向野政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

(13)　郭旭：《重庆、成都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15)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正中书局1967年版。

(16)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重庆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