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解放长江以北主要战略集团

总前委召开会议——歼灭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二野部队整编——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军长江布防——二野南下——后勤供应问题——征集船只水手——挖渠翻坝——水上战术训练——刘伯承作战术指导——总前委制订渡江战役实施纲要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杜聿明集团在永城地区被华野主力重重包围，已是瓮中之鳖，最后消灭这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只是时间问题。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平津战役上。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傅作义集团南下，将其留在华北战场，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毛泽东指示粟裕等：“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接到命令后，华野各纵于16日进入休整。

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尚未结束，他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2月12日，毛泽东给总前委领导人发出指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¹⁾毛泽东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野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然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为了保守机密，这份电报只发给了刘邓陈。

当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永城南临涣集的小李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萧县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近百里。刘邓陈研究了毛的指示，决定前往华野司令部开会。12月17日早上，他们乘车来到蔡凹华野指挥部，与粟裕见面。在北线山东兵团指挥部的谭震林也赶到蔡凹，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这次会议，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惟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作战不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他们主要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计划和部队整编方案。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12月底刘、陈到达西柏坡后，参加了1949年1月6日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回到小李庄，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指挥部。

1949年1月6日，华野开始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被围困多日的国民党军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兵败如山倒。华野以摧枯拉朽之势，到10日下午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短短四昼夜中，全歼杜聿明集团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2个师、1个骑兵旅，共176000人。华野仅伤亡17870人。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敌我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敌我伤亡对比为9.8∶1。所以华野司令部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国民党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000多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我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月6日到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1949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正规化、整顿纪律、解放区建设和经济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共和国中央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北平解放后，即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后，刘伯承返回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中野司令部，陈毅前往徐州贾汪的华野司令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和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关于部队整编和统一组织编制的问题，中央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考虑了。会议《通知》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在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²⁾经过认真研究，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依照这个规定，中原野战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是：

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参谋长：李达

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九个军、一个特种纵队，共28万余人。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辖第10、11、12三个军。

第10军（原中野第二纵队）：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

第11军（原中野第三纵队）：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

第12军（原中野第六纵队）：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第13、14、15军。

第13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0、13旅，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

第14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1旅、陕南军区22旅及淮海战役起义之110师，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

第15军（原中野第九纵队）：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6、17、18三个军。

第16军（原中野第一纵队之1、2旅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

第17军（原中野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军长兼政委赵建民。

第18军（原中野第一纵队20旅、豫皖苏军区主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新组建）司令员兼政委：李达（兼）。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总人数为28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500余门。原来的中野十纵、十二纵、第38军和陕南军区第12旅等部队已在此前编入桐柏、江汉、豫西、鄂豫和陕南军区部队，统归中原军区指挥，担负巩固中原解放区的任务。此后，第二野战军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准备执行渡江南下任务。⁽³⁾中原军区工作由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委邓子恢负责。1949年5月四野南下后，中原军区并入华中军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为中南军区。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中野各纵队转至阜阳、漯河、沈丘、周口等地休整。1月1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中野：部队休整到3月底为止，在此期间“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遵照中央指示，中野一面进行整编，一面开始了渡江的准备工作。

2月9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会后给军委的报告说：“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为最好。”“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关于战役部署，“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报告要求在出发之前，务请军委和华东局解决弹药、药品、现金、地图、汽油等作战急需的物资，并筹集大军所需的粮食。11日军委复电：“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⁴⁾

3月5日到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出席了全会。这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代表会议，全会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规划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建立新中国的战斗动员令。会议闭幕后，中央召集座谈会，酝酿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粟裕等17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以饶漱石等11人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饶漱石为书记。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定下4月10日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⁵⁾14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李达：“我们明日动身，19日可到徐州，拟当夜到商丘回部。如你们已动身请电告华野，以便取捷径去合肥归队。中野确定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中央已电伯承任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任穷为副。”这时刘伯承已率二野司令部向蚌埠行进，3月22日，总前委、华东局负责人陆续到达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开始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在长江的那一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当时国民党军主力还有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华中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陕西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许多部队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或是遭受我军沉重打击后退到江南整补的，战斗力不强。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局面，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不仅国民党内，就是美国人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白崇禧在武汉连续发出议和电报，逼迫蒋介石下野。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都不表态，实际上都盼望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⁶⁾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接替南京政府的权力。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去杭州，回他的奉化老家。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革新面目，23日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消”。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

蒋介石表面上“引退”，暗地里在奉化老家遥控国民党军队，指示汤恩伯等在长江布防，企图阻止我军渡江。1月25日，蒋介石刚“下野”四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7绥靖区指挥第20、66、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之106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6兵团及张耀明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28、45、99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1绥靖区指挥第4、21、51、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54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52、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加上海军、空军的配合，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按照通常的看法，我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⁷⁾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中下游江面由西向东逐渐放宽。湖口至芜湖间宽1000—1500米，南京段宽2000—2500米，镇江至江阴段宽约3000米，江阴以东宽达万米。江身弯曲，其中芜湖至江阴段形成一个大弧形，水流受潮汐影响较大。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水量渐涨。进入梅雨季节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如同一条“天堑”，横在我军面前。

渡江战役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革命是取得全国胜利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考虑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渡江的准备工作比以往的任何战役都要复杂得多。

从哪里可以渡江，从哪里可以突破敌军的防线，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要有情报。李达参谋长回忆：“还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野司，接应我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发到部队。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三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⁸⁾

3月7日以后，二野各军开始陆续南下。11、15军作为先遣部队于3月27日到达长江北岸的安庆、望江地区。主力兵团跟随其后，从阜阳、漯河、沈丘等地南下，三兵团到达安庆以东至枞阳地区，四兵团进至黄梅、宿松地区，五兵团进至望江、潜山地区，二野前线指挥部则进至桐城。为牵制、迷惑白崇禧集团，刘邓命令王宏坤指挥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于15日起向安陆、应城、天门等地机动作战，吸引白崇禧部队西顾，减少我军正面压力。安庆是白崇禧集团设在江北的一颗钉子，对我军渡江是个威胁。二野首长原来打算先攻占安庆，再考虑渡江。4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亲自来到安庆郊区，观察了安庆周围的地形和敌军部署情况。他们发现这一带多丘陵和沼泽，安庆城外有日军留下的坚固堡垒和工事，不利于攻坚。但是安庆的东面和西面都可以渡江，只要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就行。刘伯承考虑再三，决定不攻安庆，4月4日刘邓指示：“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以15军、16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段渡江，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各军进入指定位置后，即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二野南下虽然是胜利进军，但也存在很多困难。淮海战役后二野补充了黄维兵团俘虏兵3万余人，在整训时接收了华野拨来俘虏兵15000余人，中央军委调拨的华北新兵15000人、平津战役俘虏兵17000人。这些人员的补充充实了二野的力量，也使二野的整训工作更为繁重。大军南下过程中，后勤方面的困难特别突出。刘伯承在3月份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说：“歼灭黄维兵团中虽缴获大量武器，但大部多多少少是破坏了的。在两个月整训中，修配各种武器就变成了一件非常繁重的任务。加上华野拨来六零炮600门，所以出征时全军勉强配备到野炮29门、山炮110门、榴弹炮22门、化学迫击炮18门、重迫击炮16门、八二迫击炮382门、六零炮1085门、重机枪1014挺、轻机枪5109挺。惟步枪甚少，按现有人员计算尚需25000支始能配齐。”

“其次，榴弹炮虽有牵引汽车，但质量都不甚好。加之出征天雨泥泞，陷于蚌埠以北路上约有半月。山炮驮载马匹原定在中原各地购买，未按数领到手，鞍具挽具尚来不及配齐。我们前年入大别山时装备重、马匹多，因不适合当时斗争形式而弃置之，今则与之相反。”

“再其次，弹药原定由部队携行四个基数，但因道路不够好而输送工具又缺乏，普遍只带了两个基数，甚至有些还不足两个基数。”

刘伯承还报告了服装和经费不到位的情况，然后说：“上述问题之发生自然以时间仓促，来不及布置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是受到输送力之限制。各部队辎重兵大多没有成立或仓促成立，牲口及装具大部不全，我们也曾修配装备了约400辆汽车，但缺汽油不易行驶，且无油站。汽油因带油减缩了载重量，特别是汽车质量不好，在天雨泥泞时，20天中不能自拔于泥中。我们衔接商丘、漯河铁路的运输，曾雇用了大批人力车及木船，但人力车亦受道路之限制，我们单衣由漯河船运经正阳关转六安则需时20天。”

刘伯承最后说：“从上述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上使我们体验到，火车、汽车及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备，军械修理厂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进行。但我们最主要地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给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为解决后勤运输问题，总前委设立华东支前指挥部，在合肥、蚌埠建立办事处，沿途设兵站和集结地。在“一切为了渡江”的口号下，动员安徽、河南、湖北的老百姓为部队架桥、修路，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大路上，有数十万民工浩浩荡荡地日夜转运军粮、弹药和物资。渡江战役究竟动员了多少群众，使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至今没有完整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就动员了服务半年的担架3000副、服务三个月的挑夫12000余人。六安和桐城两地征集大米1亿斤。刘伯承在渡江后给毛泽东报告说：“从徐州经蚌埠到合肥的铁路与合肥、安庆汽车路修通和淮河通船以后，大军犹争路拥入江岸，弹药粮食补给困难，尤其是军民争食的险象逼人不安。幸在总前委指导华东支前强大组织勤劳工作之下，在渡江开始前送了弹药四个基数，补给了携带粮食五日。尤其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前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食粮给军队吃，他们贡献大，感人极深。”

渡江作战需要大量船只。二野先遣部队3月底到达长江北岸时，发现江边的船只不是被国民党军拖到南岸，就是被当地老百姓隐藏起来。因此搜集船只、组织水手、进行水上作战演练成为最紧迫的任务。部队中展开了动员和深入研究，统一思想后，干部战士都投入了各项工作的准备。他们到处寻找，在白兔湖、破岗湖、石门湖和漳湖等内湖搜集和修补大小船只1428只，并通过地方政府找来一批水手。这些工作起初遇到很多困难，11军31师91团团长张茂清、政委张生华4月6日去接船时，看到征集的船只又小又破，经检查能下江者不到30只。民工水手情绪极不稳定，时常发生逃亡。他们深入调查，发现一些问题：“保长派船不公，保长及亲友的船未来，船民来这里工作家中照旧派差，一部分船民是雇来的，或是指派来的，或允许几天一换的。其对渡江议论颇多：‘渡江危险，敌人对岸有大炮水雷，飞机军舰厉害。’‘江水无风三尺浪，我们船小不能过江。’总之对渡江毫无信心，死的危险威胁着每个人的心。半农半商船民说：‘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时要人不要船。’以船为业的说：‘不丢船要打死，丢了船全家要饿死。’有一天飞机在我们藏船内湖打过一次机枪，许多船民抱头大哭，连饭也不吃了。”团里组织干部和积极分子向船民作思想动员工作，并交代政策。他们首先开保甲长会议，指出保甲长们过去的罪恶，要他们在支前工作中认真积极，公道正派办事，不许欺骗应付。说明我军将很快渡江，人民可以减轻负担，安居乐业。“会议以后，的确在工作上是大进了一步，保甲长办事认真起来，克服了应付敷衍现象，各地的船和水手不断送来，来的船且均完整无缺。由30只装备不完整的船，在一周内增加到70只，最后增加到100只完整的船。”干部们对船民也进行了反复的教育，“说明我军一定能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说明我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是爱民的，不会拿群众去送死。另方面也说明我军要完成渡江作战，必须要群众出粮、出船、出水手。我军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押船扣人，解放军照顾大家的生活。解放军不会去冒险，也不会叫老百姓去冒险。”我军注重解决船民的实际问题，“同农民办事，必须具体兑现，不能有一点马虎。对于船民提出的派船不公，在保甲长会议上严正指出，这是错误的行为。没有来的船限时保证送来，船家生活无法维持者应酌情给以照顾，发给船民米票、工资。村中要给兑米，或顶交公粮。出差之船民家中应免去其他勤务，水上服务为期半个月，不准几天一换或雇人顶替。这些处置我们一条一条的在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和教育，并请区长在大会上当场作了保证。这对船民的巩固是有很大作用的。此外我们还给水手发过几次水烟、两次猪肉，集中生活时公家发给油盐，解决其生活上各种具体问题，对思想安定也有不小的作用。”⁽⁹⁾

渡江的木船是从江北各地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为了保护好它们，实现战役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不可能过早把船只摆在江岸边。如果把几千条船摆在江边，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船只都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汊里。内河的出口则被敌军严密监视和炮火封锁，因此我军的船只在战役开始时不能从内河进入长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邓小平政委在新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讲：“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的劳作才完成的。”⁽¹⁰⁾

当16军先头部队于4月5日进至安庆附近长江北岸时，当地只给他们提供100余只船，隐蔽在漳湖的港汊里。漳湖距离江岸2000—2500米，地形高地不平。中间相隔两道大堤，湖水高于江水3米。16军首长“当时决定开辟两道沟渠，并以137、140两个团担任掘渠。部队4月10日开始工作，19日全部将170余只大小船（大的可容200人，需两个连才能翻动）翻入船坞。这样一个浩大工程能按时完成，主要由于两个团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不分昼夜，不怕淋雨，泥水满身，病员增加，仍上下一致、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尤其是干部表现模范作用，连、营、团干部均亲自参加掘渠和拉船。据140团统计，全团挖了2500公尺长，面积为13950平方公尺，出土20928立方公尺。水车300余辆抽水5500立方公尺。每人合出土71立方，抽水3立方公尺。”⁽¹¹⁾在短时期内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其艰苦劳累程度不亚于淮海战役。

二野、三野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从来没有乘过船。渡江在大家思想中充满了神秘感。16军的总结中说：“部队未进到江边以前，部分的下层干部和战士对长江胡乱猜测，认为长江的水，用木船根本不能渡过。同时对上级抱着幻想，认为刘邓首长既说过江有把握，一定有准备好的汽船或轮船等。但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则估计到不会有轮船或汽船，因我军在渡江前尚未具备这样的优越条件，故认为还是用木船过江的可能性大。……部队到达江边，看到真实的长江以后，即打破对长江的神秘认识，知道长江是可以用木船渡过的。但怀疑我们的炮火是否能确实的压倒敌人的火力。同时在开始演习动作时，有些战士因坐船不惯，船一摆动，发生恐慌，面孔变色。加上水手的技术低，在演习中有的船被冲下去二三里远。船在江中互相拥碰，方向不能掌握，部队不好指挥。部分干部战士就对用木船渡江失去信心，反映过江比在陆地上打冲锋还难得多。‘被打死在江里喂鱼’成了部队中最大的思想顾虑。”16军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一是训练水手，使其提高划船技术，加快船在江中的运行速度，在战斗中可以减少伤亡。二是准备大量的稻草救生圈，用15斤稻草扎一个大救生圈，可以驮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这就稳定了战士的情绪，即使船被打坏，也不会淹死在江里喂鱼了。三是组织好船上的火力，在船上铺板子，用湿棉包垫在重机枪、迫击炮下面，稳固武器，在水面上也可以准确射击。四是根据船行速度和火力配备编队，使第一梯队的船只可以尽快到达对岸。通过这些训练，“部队在战术上提高了一步，同时又了解了我军炮火的布置，打破了部队对用木船渡江无信心的顾虑，相反的，倒产生了用小木船渡江作战的高度胜利信心。这给了刘司令员的‘斗志与斗法互为消长’的说法一个铁的证明。这就是说，战术与技术是战斗意志的物质基础之一，要想提高和保持部队的坚强斗志，并在实战中发挥这种斗志的威力，除去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外，更有效的方法就是给部队以有效的战术和技术训练。”⁽¹²⁾

国民党军号称“立体防御”的长江防线，刘伯承一眼就看出了其致命的破绽。他在1949年5月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敌人在淮海会战失败，丧失了基干兵力。他防守长江的前进配备及所谓‘防江必固淮’那一套计划被打破了，他在长江防线直接配备上由于兵力不足，连在长江鼓出北岸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处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使汉口以下长达2000里成了一条不动弹的死蛇阵。海军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下，到处遭到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在和谈骗术未售的情况下，敌军越发没有斗志。”3月24日，他起草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发到全军各部队。就侦察敌情、扫除江北敌军据点、组织船只翻坝入江、炮兵掩护登陆、抢占南岸扩大突破口、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指示下达后，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领会，有力地指导了部队的渡江准备和以后的作战。

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在总前委驻地蚌埠孙家圩子连日开会，根据渡江的准备情况和获得的敌军情报，研究渡江战役的方针和部署。3月31日，由邓小平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分析了敌情和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定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¹³⁾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八、第十兵团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江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然后以一个兵团挺进至衢州地区，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二野主力沿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根据总前委的《纲要》，二野司令部于4月8日作出部署：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和15军由望江至安庆城西地段渡江。然后郭天民指挥15军控制彭泽，掩护第四兵团主力渡江。第五兵团主力南下控制衢州，断敌退路。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三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地段渡江，然后南下攻占芜湖。如敌军经浙赣线西撤，则由歙县、遂安南进，向浙赣线进击。陈赓指挥第四兵团由望江、宿松地段渡江，协同第三兵团作战。杜义德指挥第10军和皖西部队监视封锁安庆之敌，保障主力渡江。如敌军撤退，则接管安庆。⁽¹⁴⁾

渡江战役作战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干部战士们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大家摩拳擦掌，斗志高昂，只等总前委规定的作战时间4月15日黄昏一到，就实现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壮举。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8页。

(4)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程思远：《白崇禧传》第18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7)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的最后挣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8)　李达：《百万雄师过大江——回忆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战役》。

(9)　《91团船委会工作介绍》，载《第三兵团渡江战役战斗经验汇集》。

(10)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1)　《第16军4、5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6月。

(12)　《16军渡江准备工作总结》，1949年4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4)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