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原：新式整军，秋季攻势

国民党军组建机动兵团——中野进行整党整军——宝丰会议——我军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的大飞跃——中央举行九月会议——刘伯承筹划宛确战役——国民党统帅部制订“徐蚌会战”计划——牵制黄维、张淦兵团——孙元良兵团东调——中野乘虚夺取郑州——中原局势的大变化

1948年8月，中原战场经过豫东、襄樊等战役，徐州刘峙和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屡受挫折，不得不转攻为守，分别将主力集中于徐州和信阳地区，并加强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的防守。中原野战军经过一年来转战江淮，消耗很大，也需要得到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从8月到10月，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事，国共双方都在进行调整，为新一轮的较量作准备。

国民党统帅部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鉴于1948年1到7月国民党军在作战中损失多达70余万人，丧失了洛阳、开封、襄樊等一批中等城市，蒋介石感到他的“分区防御”战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小城镇都要分兵设防，无法集中兵力与共军作战。在进行战役时，一个军或一个师的机动兵力经常被共军几个纵队包围，救援不及而导致被歼。这样一个接一个败仗，国民党军不仅始终处于被动，有生力量也被共军一口一口吃掉了。蒋介石决定修改防御战略，裁并“绥靖区”，将整编师恢复军的番号；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以白崇禧华中“剿总”主力组建黄维的第12兵团，驻驻马店；张淦的第3兵团，驻九江；宋希濂的第14兵团，驻沙市。另外以王凌云部为第13绥靖区，驻南阳；霍揆章部为第16绥靖区，驻咸宁；张轸部为第5绥靖区，驻信阳。以刘峙徐州“剿总”主力组建四个机动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驻商丘；黄伯韬的第7兵团，驻新安镇；李弥的第13兵团，驻蚌埠；孙元良的第16兵团，驻郑州。对机动兵团进行重点整补，完备兵员建制，调拨新武器装备，加强机动作战能力。

黄维兵团是1948年9月编成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它的前身是整编第18军，辖整编第11、3、10三个师，军长是胡琏。整编11师是胡琏的骨干部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在组建机动兵团时将胡琏的三个整编师恢复为军。11师为18军，3师为10军，10师为14军，后又调入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这样，第12兵团共有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人，是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

当兵团组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司令官一定是胡琏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在用人问题上大搞任人唯亲。白崇禧不喜欢胡琏，陈诚则推荐自己的亲信黄维，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黄维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曾到德国短期留学。1938年任18军军长，是胡琏的上级。抗战结束后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下达后，18军上下舆论哗然。大家认为黄维多年没上战场，根本没有与共军作战的经验。他的司令部幕僚也是其旧部，让这样的人做司令官，其命运实在险恶。胡琏的部下愤愤不平，胡琏本人不甘心在黄维手下当副手，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为了笼络人心，在驻马店上任时就表示：他与共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司令官还让胡琏当。可见12兵团组建之始，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¹⁾

毛泽东也在考虑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部署。7月初，邓小平奉召北上，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出席即将于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初，刘伯承、陈毅将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召集到宝丰，布置整党整军运动。

中原部队的整党整军，是从1948年1月开始的。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月到4月。当时部队经历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挺进豫西的艰苦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艰苦的环境下，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出现了许多问题。一纵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回忆：“我们纵队在敌人夹击下通过黄泛区，跃进大别山，又转出大别山，千里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几乎是纵队总人数的一半。人员消耗很大，部队装备也有很大削弱。许多重武器或埋藏在行军途中，或毁弃了。到达大别山后，由于人民政权刚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后方补给极端困难，全纵队干部战士的棉衣直到高山铺战斗之后，已是临冬季节，自己动手缝制才穿上的。接着上级又决定第一纵队转出大别山，有些干部、战士思想不通，还有的在暂时困难面前，产生了右倾情绪。另外，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加，加之因为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有所滋长。厌倦战争、怕苦怕累、贪污腐化、打骂战士群众、违犯纪律和新区政策等问题时有发生。在胜利的情况下，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等。⁽²⁾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邓小平政委在检查一纵工作时，专门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

4月17日，刘伯承司令员在三、六纵队干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把大别山的斗争归纳为五个回合，要大家从全局高度来认识大别山斗争。他指出：“如果我们当反攻时不反攻，至少是要在冀鲁豫和敌人牛抵角。东北现在是大开大合的有后方作战，西北也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如果说是作生意，我们这样困苦是赚了钱。山东社论说，反攻中友邻的配合使山东减轻了负担。现在我们西北也恢复了。我们从大别山与全局来看，特别是友邻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防御方面就吃肉。假若我们也要啃一次骨头，我们就好像输不起一样。这是什么思想方法？”他强调：我们仍旧执行着伟大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和陈唐、陈谢部队一起，在中原战场上歼灭敌人，创造解放区成为前进的基地。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大家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反对右倾思想，把整党整军与歼灭敌人相结合。

关于整党整军，刘伯承强调三点：第一，“我们整党的精神是什么？还是照毛主席的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思想弄清，组织整顿，最后才是纪律制裁。”第二，整党整军的内容是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第三，整党要与三大民主结合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掌握原则；二是走群众路线；三是检查结果，避免形式主义。

刘邓首长指示后，各纵队开始了三整三查教育。对战士的教育结合诉苦进行，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对新式整军非常重视，1948年3月7日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³⁾这篇文章发表后，新式整军运动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1948年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5月到6月为整党整军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的领导。5月间中原野战军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张际春副政委主持并作了两次报告。他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指示。刘伯承说：“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否则如果你因此便昏头昏脑的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了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毫无条件的接受党的领导。”邓小平政委指示二期整党的几项任务：研究和讨论党的政策；制订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掌握部队思想，提出关于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检查干部政策；检查三大民主的贯彻。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张际春副政委详细阐述了加强党委领导、机关政治工作、干部政策、群众路线、新区政策、敌军工作等方面的内容，是对中原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全面的总结。

二期整党整军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写的《二期整党整军初步总结》说：“二期整党最主要的收获与最大的成绩首先是部队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与地富思想划清界限。这表现在贫雇农出身的同志都回到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独1旅战士经过诉苦反省后，认识到过去是忘本了。中农出身的同志认识了革命是为人民，也是为自己干的。有的战士说：‘过去都是迷迷浑浑的，今后干啥事可得寻思寻思，对老百姓有利没有。’干部从查作风、分析思想认识到功臣包袱、摆老资格、不愿进步、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思想，盲目情绪消除了。”

“军队阶级觉悟提高了，军民关系大大改善了。……不仅违犯纪律的现象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积极的普遍帮助群众泥房子，自己搬运东西，轻易不动用民力。今年春季到处开展了助收运动，补充团收割了8千亩。群众说：‘补充团整党整好了，毛主席分给俺地，毛主席的兵又帮俺收麦子。’”

“在部队方面，由于清算了军阀主义与宗派主义，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过去随便打战士的严重现象没有了，或极大的减少了。战士们议论说：‘现在军阀牌行不通了，阎王爷也打倒了。’这样就增强了军内团结，密切了官兵关系。”“由于在双整中高度的发扬了民主，激发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在双整后士兵委员会经常发动群众，完成了很多任务。如麦收、拆棉衣、泥房子，敢给干部提意见，并民主推举党员、干部，开展了政治民主，收到一些实效。在开展经济民主方面的成绩更显著，参加过双整的单位，一般说来生活都较从前大加改善了。如鄄城大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后，伙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卫生部伤病员的生活，过去每天7斤小米，伤病员天天闹意见；双整后菜金减少了，但生活却改善了。每天能吃6两肉，不能吃肉的吃鸡蛋。”

7月到9月上旬进行了第三阶段的整党整军。邓小平政委去西柏坡参加中央9月会议，这次整党整军是在刘伯承、陈毅领导下进行的。8月7日，刘伯承、陈毅在宝丰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整党整军动员。刘伯承作报告说：“自我批评与批评是新民主主义的原动力，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才能教育干部。过去整风时‘三层亮’：上有毛主席了解情况，中有同事知道自己情况，下有党校许多干部揭发错误。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步危险甚大。”他强调进一步贯彻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提倡三大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政治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具体说是加强司令部工作、建设炮兵和辎重兵、办军校和训练班提高军事技术、处理好后勤工作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宝丰会议后，一纵干部回到驻地舞阳、叶县地区，集中团以上干部93人进行了20天的学习和查整。为了搞好这次查整，还召集了134名营级干部参加提意见。从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开始，向大会作反省报告。“旅团主要干部经过大会小会几次反复，查得比较深刻。个人都认识到自己作风上思想上最主要的问题，如个人英雄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原则性弱、自由主义、政治责任心差、工作不深入不负责、官僚主义作风等。”这次查整基层干部大胆给上级提意见，有的派代表，有的个人写信，后勤部一个会计头天在会上发言漏掉两条意见，第二天又跑了十几里路回来补充。基层的意见和批评对领导干部思想触动很大，感到“过去整人家清醒，整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一纵政治部在总结中说：“下面批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批评态度正常，给被批评者很大的启发和感动。在整党中被批评者感情冲突、不接受批评整翻的是没有的。又由于被批评者虚心冷静的态度，又启发了下面更大胆的批评。这次整党中充分的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发生偏向，没有走弯路，领导干部问题解决比较深刻，整党态度比较正常，是个主要原因。”⁽⁴⁾

经过八个月、三阶段的整党整军，中原部队全体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各级干部改变作风，增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部队纪律加强，军民关系明显好转。连队基层党组织得到完善和巩固，党员的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整党过程中抓紧了军事训练，在技术上进行射击、投弹、土工作业、爆破等训练，在战术上演练班排攻坚、防空、反坦克、步炮协同等内容。新式整军运动，使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国民党军的重组相比，蒋介石重视的是军队编制和武器的调整，我军重视启发人的觉悟，调动人的积极性。究竟哪种方式对增强战斗力更为有效，在以后的战略决战中有了鲜明的对比。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为“九月会议”。

到1948年7月底，经过两年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则不断发展壮大，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中原、西北解放区也逐渐巩固。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⁵⁾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算了算账：“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⁶⁾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报告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描绘出来了。

就在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际，华东野战军正筹划济南战役。刘伯承也在考虑举行秋季作战，配合华野行动。8月13日他将敌情、我情和作战方案向军委作了汇报。电报说：“我们一、二、三、六、四、九各纵，自10日起均正式进入休整。这次系以深入三查三整入为主，并结合三大民主联系军事技术与战术之提高，各方面准备实施秋季之作战。依目前士气来说，完成休整、提高歼敌的任务信心是不成问题的，惟以机、步枪子弹少（根本不足一个基数，更谈不上什么备份基数），而华北所运之炮弹、炸药等，则因雨阻，大部尚未到手（正设法催促赶运中）。即使全到，山炮弹亦为数不多。如进行大规模的、无把握的、无缴获的作战，即发生困难。根据各纵队首长磋商的结果，在总的任务许可时，仍想尽量争取实施机动性主动进攻的歼灭战，以适应弹药不足的情况，并在对敌作战中获得补充，便利尔后之连续行动。”他设想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佯攻南阳，待张轸增援时歼其一部；二是如果孙元良东援，则乘虚夺取郑州；三是在平汉路中段寻机打击张轸部。

8月底刘伯承获悉济南战役将要开始，决定积极寻找战机牵制平汉路敌军，配合济南战役。根据情报，熊绶春的整10师在泌阳、唐河间修公路，相对孤立。刘伯承决定打熊绶春，并牵制胡琏部。9月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野行动。电报说：“不论此役结果如何，你们均必须准备在那时将主力各纵迅速移至许（昌）漯（河）附近待命，准备在粟谭陈方面出现困难情况时向豫东前进。……粟谭陈方面出现可能的困难情况的时间大约在十月，那时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策应办法，以援助之。因此，在九十两月或者甚至还有十一月的上半月，你们所率直属各纵必须准备连续行动和连续作战，这一点望向各纵干部预先讲清楚，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⁷⁾毛泽东的电报，隐含了将要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

依照军委的指示，刘伯承决定发起宛确战役，乘敌军分兵之际，实行各个击破，争取在南阳、泌阳之间消灭熊绶春一部，并相机歼灭胡琏的18军一部。9月13日，刘伯承、陈毅到方城指挥作战。不料我军17日开始行动时，熊绶春、胡琏部突然向驻马店、确山方向收缩，这次战役没打成。后来查明是我方暴露了战役企图。27日刘伯承报告军委：“东兵团三纵一部15日出现于春水附近，一纵之一部同日出现于沙河店以北50里之姑庵，使胡琏感受侧面有所威胁，而不经春水西进。”“豫西二分区之警卫连有一58师的解放战士于13日逃跑，19日到10师报告了我军某纵南下，并说我们指挥所在独树。三、四纵主力14日到方城以西，可能被敌发觉。”一场精心组织的战役，因意想不到的因素而痛失良机，说明战争中的情况真是千变万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此时，华东野战军举行济南战役。8天攻克济南城，战役进程之快出乎国共双方领导人的预料。济南失守对国民党统帅部震动极大。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认为：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徐州“剿总”握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机动兵团13个军，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4个绥靖区8个军，加上中原地区的黄维兵团和徐州的特种部队、二线部队，共计29个军，70万人。杜聿明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在9月下旬，他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陇海沿线城市，集中机动兵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

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后，交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刘峙原则上同意。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

如果国民党军主动进攻，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出发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一同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⁸⁾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淮海战役的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徐州方面搁置了进攻计划，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倒是行动起来，向豫西解放区进行“扫荡”。我军宛确战役的行动，使他判断刘伯承的主力将在豫西有大动作。10月8日，白崇禧在驻马店召集军事会议，与张轸、张淦、黄维、胡琏等商量对策。白崇禧估计刘伯承可能会向三个方向行动：一是出随枣平原直下江汉平原；二是围攻南阳；三是截断武胜关至信阳段交通，肢解华中“剿总”。白崇禧决定先发制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先集结兵力于战略待机地位，判明刘邓主力所在后，断然采取攻势，实行决战。他将张淦兵团调到广水地区，黄维兵团原地不动，并在广水、信阳间控制十几列火车，有情况时可以迅速调动兵力。10月中旬，他指示黄维兵团以第18军为主力，向豫西解放区发起攻击和扫荡。

黄维以胡琏、杨伯涛指挥第18军为先锋，由遂平、驻马店出发西进。再折向西南，直趋泌阳、唐河，与南阳的王凌云取得联络。张淦兵团主力向桐柏解放区进攻，杨干才的第20军由襄樊北进。各路人马行动了半个月，却没有找到刘邓主力。白崇禧出动十万大军，结果扑了个空。⁽⁹⁾

这是因为刘伯承已预测到这一步。9月30日毛泽东给刘陈的电报，要他们考虑以主力再攻襄樊，然后回头取南阳，取得豫西方向作战的主动权。但当时正值雨季，刘伯承10月2日复电说：“据各种征候判断，敌可能分三路扫荡豫西向我求战，摧毁我伏牛山后方，并达到补给南阳守敌军物，打通平汉线。”他告诉毛泽东：“天雨不停，十日来河流水涨，房屋倒塌，道路泥泞，数日内难望晴明。我军冬服大部在临汝、宝丰，万一受损，将影响全军战力。为了便利部队就地补充冬服和争取有利战机，我们拟于天晴后道路能走时，尽量留部吸引黄维、张淦由平汉线向西，而将主力隐蔽向南北转移，适时出击。”这是刘伯承“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策略。

根据这个策略，刘伯承将中野主力留在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命令陈再道的二纵和王宏坤的六纵以及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装成主力，牵制张淦和黄维兵团。要他们且战且走，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区，将黄维兵团抑留于桐柏山区。陈再道正要执行命令，却突然病倒。部队由王宏坤统一指挥，10月7日从湖北枣阳出发，经随县、应山、京山进入大洪山区。然后乘虚攻击应城，又破坏花园镇的一段平汉铁路，从孝感再次进入大别山区。这二十多天长途行军作战，虚虚实实，把张淦兵团拖得团团转，黄维兵团也疲劳不堪，胡琏的18军10月底才回到确山休整。

济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控制的陇海路东段郑州、徐州两大战略基地均暴露在我军面前。蒋介石权衡利弊，决定放弃郑州，将孙元良兵团东调民权与驻商丘的邱清泉兵团靠拢，集中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与我军举行“徐蚌会战”。孙元良将郑州防务交给李振清的40军，自率主力第41、47军陆续向东开进。10月11日，军委得到孙元良部队东进的情报，通知中野立即设法牵制孙兵团，减轻华野负担。这时邓小平政委已返回宝丰中野司令部，刘邓陈商量后于12日复电军委：“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一、三、九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18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四纵18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另以陕南部队留方城、社旗镇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麻痹黄维与张淦兵团。”打郑州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然而，攻击郑州是配合华野淮海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两大野战军之间需要密切配合。当刘邓主力开始运动后，得知华野方面的作战要到25日后才发动。刘邓考虑，过早攻击郑州，恐怕难以达到拉回孙元良兵团的目的，于13日报告军委请求推迟攻郑日期。此时军委发现邱清泉、李弥兵团有向鲁西南调动迹象，为了判明情况，14日指示中野、华野暂缓行动。

10月17日，刘邓陈发现郑州守备空虚，黄维兵团尚在豫西未回，认为战机难得，请示军委立即攻郑。电报说：“现黄维兵团三个师正掩护军需品送南阳，7师已南调广水对付我王宏坤部，而华野作战又在二十天以后，如果我们推迟攻郑州时间，可能丧失这个较好战机。因为黄维兵团那时将回驻马店以北机动位置，使我感受最大威胁，势必被迫放弃攻郑计划，改为牵制任务。这对我们本身及对东面的配合均属不利。因此我们决心在黄维兵团尚未回头时攻取郑州，并拟于明日夜由禹、襄地区开进，21日夜开始进攻，求得五天或七天内攻克。”19日毛泽东同意中野方案，当天邓小平、陈毅即赴郑州前线指挥作战。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则令十四纵南下新乡，配合中野攻郑。

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因其位置四通八达，自古以来是多战之地。市区西北的荥阳、广武、虎牢关，楚汉之际、南北朝时期曾是激烈厮杀的战场。因此这里很长历史时期没有建起稳定的城市。20世纪初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成为中原交通枢纽，地位超过河南古城开封、洛阳，迅速上升为河南第一大城市。解放战争初期，郑州作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基地，曾设绥靖公署和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由顾祝同亲自坐镇指挥。然而此时国民党居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防御，可见其兵力调遣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孙元良兵团走后，原驻新乡的李振清率40军106师一部前来接防，配合城内的99军第268师。像郑州这样的大城市，至少要20个团的兵力才能部署完整的防御，这点兵力根本不够用。40军战斗力不强，李振清不愿当替死鬼。郑州城内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惶，斗志全无，根本没作坚守的打算。

毕竟中野是第一次独立攻打大城市，在部署上还是很谨慎的。10月18日下达的基本命令，以陈锡联指挥一、三纵为东集团，由城东南组织进攻；以陈赓、谢富治指挥四、九纵为西集团，以九纵先派一个旅切断郑州至黄河间铁路交通，阻止新乡之敌南下增援，然后与东集团对郑州形成合围。部队于19日分别由襄城、宝丰、鲁山、禹县地区出发。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受领任务后，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以26旅为第一梯队，由郑州西北实施主攻；以27旅为第二梯队，攻击开始后视情况加入战斗；以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27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27旅的79团和四分区基干团组成“北支队”，在郑州西北的薛岗、苏家屯、双桥、杜庄一线阻止敌军北逃或南援。事后证明，这支偏师成了战役中最关键的一着。

22日凌晨，各部队开始行动，进入攻击位置。郑州守敌见势不妙，果然弃城向北逃跑。我军通过监听敌军电话，很快掌握了情况，邓小平政委指示：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它跑掉。于是，原来设计的城市攻坚变成了野外追击战。11时，郑州敌军逃至薛岗、老鸦陈一带，遭到九纵北支队79团的顽强阻击。79团连续挫败敌军三次冲锋，阵地前躺满了敌军尸体。午后，敌军268师以三个团兵力再向薛岗、双桥发起攻击，力图打开通道。这时新乡南下的援敌也到达薛岗以北，与南边敌军相距不过3里。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79团在团长任应、政委田耕指挥下，发扬敢打硬仗的作风，死守阵地，顽强战斗，一直坚持到九纵主力赶来。

15时，九纵主力赶到。敌军慌忙退入老鸦陈村。老鸦陈是个五百户的大村庄，分南北两个寨子，均有寨墙。敌军的指挥机关和车辆、辎重都拥挤在村内，一片混乱，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我军抓住时机，迅速展开攻击。一阵炮火之后，九纵26、27旅分别发起攻击。坚守薛岗的79团也冲出阵地，加入攻击的行列。敌军被压缩在狭小的地域，一排手榴弹就能炸死一大片。敌军心理崩溃，四处逃窜。我军边追边喊话，使不少敌军放下武器。经过几小时战斗，黄昏前将北逃之敌全部歼灭。南援的两个团敌军向北退至邙山，企图凭借阵地固守。九纵以27旅和豫西四分区部队奉命歼灭这股敌军，因敌居高临下，火力凶猛，我军攻击不奏效。24日晨决定以一部牵制敌军，而以主力夺取黄河铁桥，断敌退路。当天下午，27旅、豫西四分区部队在南岸向黄河铁桥守敌发起攻击。战士们切断了敌军企图炸桥的电线，一个个地夺取桥头地堡。至17时，守桥敌军一部逃蹿，中野九纵占领黄河铁桥，郑州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国民党第12绥靖区司令部、40军军部，106、268、39师各一部，郑州警备司令部所属留守部队共11000余人。其中俘虏9500人，缴获汽车30余辆、火炮82门、机枪300余挺，步枪38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¹⁰⁾

10月22日，邓小平、陈毅报告中央军委：“郑州之敌于今（22日）晨向新乡撤退，被我九纵一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30里处，正战斗中。我主力黄昏后可加入战斗。郑州城已于今午被我占领。我们拟在现地休息两天，调整部队。于25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22日子电出商丘或直出徐蚌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协同华野作战。”毛泽东第二天指示：“郑州解放将永为我有，望派兵保护黄河铁桥，勿使游匪及特务分子破坏。平汉、陇海两路之路轨、车站及诸项设备，均须注意保护。”周恩来副主席则电令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迅速南下，接管黄河铁桥北岸，与中野九纵会合。

郑州是中野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邓小平、陈毅进入郑州后，立即成立了以张际春为军管会主任、秦基伟为警备司令的领导班子，开始了接管工作。一、三、四纵经过短暂休整，即向开封方向前进。开封守敌第119旅得知郑州失守，连夜东逃，我军不战而得开封。10月25日，中央致电刘邓和中野全体同志：“郑州解放，歼敌万余，开封守敌弃城东窜，开封遂告第二次光复。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

郑州的解放，使长期以来物资弹药十分困难的中野部队得到很大的补充和改善。也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地区的形势有了根本转变。我军控制了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在徐州国民党军集结收缩的态势下，白崇禧也被迫停止对豫西解放区的扫荡，将黄维兵团调回确山，准备参加徐蚌会战。中原敌军兵力的东调，为江汉、桐柏解放区的出击和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野主力紧接着投入了淮海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　王辉球：《发扬民主，官兵一致——回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4页。

(4)　《第一纵队整党总结报告》，1948年9月18日。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34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587页。

(8)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9)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0)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