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中原解放区-中原西南解放战争

鄂豫、皖西军区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左”的政策在新区造成严重损害——毛泽东指示纠“左”——中原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邓小平起草“六六指示”——陈毅谈豫西土匪问题——新区剿匪斗争——华北干部南下——改造“红枪会”等道会门组织——国民党军最后的疯狂——邓子恢领导新区财经工作——巩固的新区为战略决战提供后方支援

1948年上半年，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与国民党军进行一系列战役时，中原军区所属各军区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战胜国民党军的“扫荡”与“清剿”，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各军区部队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中原军区下属的七个军区，由于敌情和我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敌情严重，我方处于游击状态，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如鄂豫、皖西和陕南军区。一种是已有大片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江汉、桐柏军区。一种是基础较好，我军主力经常行动，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的地区，如豫西、豫皖苏军区。这三类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为了坚持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在1948年都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48年2月刘邓率野战军主力转至淮北后，鄂豫和皖西地区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斗争。当时国民党军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地方保安队的配合下进行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当时我方人员被迫从已经占领的县城中退出，敌人在中心区设立据点，在乡村恢复保甲体系，白色恐怖相当严重。鄂豫区党委后来总结说：3月到5月“是我区环境极严重的时候”。鄂豫区的部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上七天（桐柏二分区和皖西均同样），在无衣、无鞋、缺油盐，要走几十里路背粮。背一天吃一天，磨一餐吃一餐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¹⁾仅5月一个月统计，鄂豫区在反“扫荡”中被俘183人，失踪529人，伤亡307人，共减员1019人。而我仅击毙敌正规军34人，伤36人，毙伤地方保安队348人。我们的损失远远超过敌人。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认识不明确，大根据地思想、正规思想严重存在。放不下架子，机关庞大，动作迟缓。平时对部队管教松懈，有情况不掌握部队，下级不服从指挥。惊慌失措，丧失斗志，不安心工作。想主力，闹情绪，闹山头，等待主力打天下”等等。⁽²⁾

敌情的严重是外部原因，我方在根据地建设初期实行“左”的打土豪、分浮财政策，是遭受损失的内因。1947年1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纵进入江汉地区后，从1948年1月到3月开展分浮财、分田地斗争，形式上轰轰烈烈。“但2月以后发现贫农团成分不纯，大部分是流氓当道，或者是地主狗腿、保丁、两面派，敌人布置的假‘贫农团’。某地群众就说：‘贫农团’白天开新四军会，晚上就开‘国民政府’会。又如曾发现某贫农团布置暴动，一分区即有三百多人叛变。便大为警惕，提出整顿贫农团的任务。”⁽³⁾

打土豪、分浮财的结果，是严重脱离了群众，造成动荡局面，结果是自己站不住脚。桐柏区检讨当时的情况说：“提出打土豪，分浮财，半年之内赤化桐柏。强调快，一个干部一天走马分浮财二十余村。强调反‘右’，反尾巴主义，认为此地群众比华北强，不用思想发动，把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看成群众运动的高潮（如分浮财时乱抢，部队每次出发，有一大群人跟在后边，到外村去分浮财）。把假斗争认为是群众自动性强（如某村群众半路拦住一个通信员，硬叫他领导分浮财，一时传为美谈，其实是该村群众事前布置的一套假斗争，以免外村群众来乱抢乱分）。而演变结果，打土豪分浮财形成村与村的斗争。甲村没收乙村，乙村没收丙村。有一农民出去分浮财，回去一看，他自己浮财也被分，两相比较，反而吃亏，于是再出发去分浮财。在这种情况下，共有3290村分了浮财（全区3740村）。……更严重的是当时敌人已经稳定，积极准备反扑。我们则集中干部于一村，忽视了全面的对敌斗争，结果‘重点突破’不得不改为‘重点搬家’。”

桐柏区的报告还说：“在分田、分浮财时期，最严重的是在逼浮财与逼枪中乱打乱杀。3月份打了许多佃户和狗腿。有次曾为逼问一支枪打了36人。群众说：‘不打的话，我们还多缴一些枪。’……地主更是大批逃亡，‘头号地主跑武汉，二号地主跑驻马店，三号地主瞎胡窜，四号地主屁股打得稀巴烂’。所以一当政策纠正后，桐柏行署先出了一个严禁干部打人的布告。群众都非常高兴，很珍重地贴起来。”⁽⁴⁾

应该指出，在中原新区出现这些“左”的倾向，是受了老区“土改”运动初期“左”的政策影响。但是在敌情严重，我方尚未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这样搞，不但脱离了群众，搞乱了地方经济，而且使部队的生存也陷入困境。所以在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和其他新解放区发动“围剿”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严重的被动和困难局面。

刘邓首长转至中原后，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曾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示各大区首长：“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⁵⁾5月24日他给邓小平的复电《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又说：“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⁶⁾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4月25日他给豫陕鄂干部作《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强调纠“左”。他谈了土改问题、整党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还谈到杀人问题。他严肃地说：“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后悔。说明杀错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邓小平强调注意政策和策略。他说：“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⁷⁾

纠“左”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原局在5月分别召集各分区领导研究新的政策和方针。豫西、陕南的干部一致认为：“在新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确定的新政策是：“（1）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包括一切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即大恶霸、最反革命分子和乡保长中最反动的部分。（2）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3）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4）保护城市及一切工商业。总之，不搞滥一切就好办。”⁽⁸⁾宛西一分区经过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和改变作风后，各阶层反映都好。贫农减少了顾虑，中农安心敢说话了。地主富农相继回家向农民低头认错。宿松团山村地主回家说：“我愿意将多余的土地山林拿出来分给农民，保证不做坏事。过去我们只怕打杀，早知如此公平合理，谁跑在外边受罪呢？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富农说：“这样办法可真好，我给他们捎信都回来好了，如此他们都不怕了。”太湖七区洪山村逃跑的九户回来八户，各地的地主富农均有先后回家的。⁽⁹⁾根据中央的政策和中原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在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工作指示》，亦称“六六指示”。他从中原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制订了一套适合新区的土改和整党的具体政策。这个文件报送中央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增补了部分文字。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大区转发这个文件时，毛泽东写信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中原区层层传达贯彻“六六指示”，全面纠“左”。变土改为减租减息，很快扭转了中原新区的局面。

1948年5、6月份，中野主力先后发起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并配合华野的豫东战役。中原大打起来，吸引了国民党军主力。大别山、江汉、豫西、陕南等军区的压力明显减轻，各地陆续开始出击，扩大和巩固解放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中原局势有了明显的改观。

豫西和陕南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1948年6月间，豫西国民党结合地主武装，乘陈赓主力到中原作战，掀起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反革命暴动。他们袭击我军后方机关、瓦解区县武装、暗杀我干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陈毅在给中央的《中原局9月份综合报告》中陈述：“我党足迹踏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研究了数个具体谋杀案件发现，他们多半是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干的。他们说：‘八路军要款、要公粮、要壮丁、要派夫，经过我，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动员群众去翻我的底，则一定与河北人斗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与八路军接头办事，一定杀他全家’。他们确实说得到做得到，控制了群众。……同时他们更善于应付我军，一到即承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他们先知道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最易被其公开应付这一套所迷惑。国民党的挺进武装与特务能在我中心区活动，即依靠此一基础。因此应估计到如匪正规军来进攻，此辈必然大暴动来响应他。中原解放区创造第一阶段，必须懂得首先解决此一问题。……我党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服他们，亦必须同时发动群众。”

7月，豫西军区召开鲁山会议，确定8月到10月开展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强大攻势，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宣传政策，依靠群众，瓦解敌人。军区报告剿匪经过说：“首先是军事与政治交互运用，互为因果，直至彻底消灭土匪。或一鼓而歼（如嵩县、伊阳），或一击而散（如马口之刘茂亭部、鲁山、临汝等），而后驻剿，开展捉捕运动（找线索零捉碎拿）、规劝运动（组织土匪的熟人进行瓦解）、叫子回家运动（匪属工作），由人员登记到武器交出由军政力量的单独剿匪与政治攻势，到逐渐群众参加，形成群众帮助的剿匪运动。由建立情报而破案，防患于未然。总之，剿匪为政治攻势开辟道路，而政治攻势又巩固剿匪成果，并为新的军事胜利作准备。其次是坚定的宽大政策与坚决地镇压首恶相结合。在军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给胁从分子以出路，解除其各方顾虑，争取瓦解。大量释俘，登记安业；交枪取保，效果极大。鲁山名为‘攻心战术’，三分区形容为‘滚水泼雪，不打自垮’（只三分区瓦解的土匪即有884人，一般逃亡人员1529人）。一分区土匪说：‘宽大政策，无处可藏’。但必须适时的坚决地镇压首恶（如四分区枪决15人，五分区枪决11个匪首），以分清好坏，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豫西军区将剿匪与减租减息、工商业政策、调整农民负担等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群众向我政策靠拢。“最后统一领导坚决贯彻，统一军政力量，统一剿匪地区，消灭结合部。由军事进攻打开局面，继续政权建设与解决群众具体问题，不能半途而废。”经过两个月剿匪，豫西共歼土匪3199人，瓦解土匪1430人，基本解决了为害多年的土匪问题，稳定了豫西的局面。⁽¹⁰⁾

陕南的斗争更为艰苦。因陕南主力12旅回归主力作战，军区只剩下原38军部队和陕南地方武装。陕南的土匪相当难对付，军区同志形容他们是“地头蛇，地形熟，会爬山，有一定社会基础。用高压来控制群众，强令人民，八路军来了要跑，要坚壁清野，不给我们带路、通信、交公粮，违者杀之。因而造成我不能掌握匪情，军事合击往往扑空。陕南土顽经内战和5师时代（指中原突围——作者注）同我斗争至现在，我们打游击的一套，土顽全学会。并且土顽内部有我不少叛变分子。我大军合击，土顽即分散隐蔽；我若不搜山驻剿，走后土顽又集合起来。在我腹地及边沿地区之土顽画夜不住房子，在大山里、山头上搭棚子或在山林里隐蔽，夜间出来活动，不走道路翻山越岭。”

而陕南军区部队分散在各县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显得“部队新、干部弱，对敌斗争没经验”，山阳我军一个营与敌军遭遇时，摆开正规架子与敌作战。结果损失42人，某独立营在姚家湾休整两个月不移地方，被土顽从侧后包围，被迫与敌打消耗战。均县五区区公所被敌包围后，退守碉堡，敌未接近时就射击、打手榴弹，待敌接近时弹药已消耗完，区长和农会主席等人在碉堡里自杀。均县县机关和独立营都住在县城里，“四周土顽大肆活动，有合击县城之模样。但我们干部不警惕、不准备，仍摆开正规架子办公，和平观念，麻木不仁，脱了裤子睡觉。8月22日拂晓被土顽突袭，打到门口，他们还在睡觉。结果税务局长、独立营长等被俘，宣传部长被打死。总之我们干部指挥能力弱，不善于打游击，死板，爱与敌人打正规战、拼消耗，使我受损很大。”

总结经验教训，陕南军区采取“以敌制敌，以毒攻毒”的办法，“集中兵力有目标的、分地区、分股围歼之。以分进合击、快扑对敌之集中，以分散驻剿对敌之分散，以搜山对敌之隐蔽，以穷追对敌之逃跑。战斗动作要灵活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放下正规作战的办法，突然猛冲猛打，及以相等兵力轻装，采取远距离奔袭土顽之指挥机关或集中的土顽。”陕南主力17师运用这些战术，结合政治宣传，先后消灭和瓦解了均县、上关和南化塘地区的土顽，遏制了土匪和地主武装的活动。

在剿匪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当地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年与巩德芳一起坚持斗争的留仙坪蔡兴运游击队，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熟，在敌后经过长期锻炼，斗争有经验有决心。与群众联系密切，在反扫荡中打击敌人烧房，帮助老百姓在山上搭棚子住，组织联村哨及早发现敌人，帮助老百姓有计划地转移”。因为蔡兴运保护群众利益，“每次大的战斗都有老百姓组织担架，转运伤员”。同时他们“善于打游击，遇敌扫荡则分散隐蔽，组织短小精干武装与敌周旋，情况有利时就集中力量主动作战。”⁽¹¹⁾经过两个月的剿匪斗争，陕南的局势大为改观。

新区的工作，干部问题最为重要。各军区一致反映：地方干部太少、素质差，是影响新区工作开展的最大困难。桐柏军区报告说：“邓（县）南三区某区队，全队干部只有一个排长。这个排长南下时是个理发员，不识字，不能上课，也不会讲话。襄阳五区某区队五六十人，只有一个排长兼支书，此外再无政工干部。该排长在南下时是个通信员，汇报工作时只说得出该连的人数、枪数，此外什么都不知道，连有几个党员都不知道。管理教育则根本谈不到。”“地方武装的干部极少极弱，由此可见一斑。”桐柏军区采取轮训方式培养干部，以解急需，但离实际需求还差得远。⁽¹²⁾

为了解决中原急需的干部问题，中央从华北抽调4700多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同志带领，5月从濮阳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6月14日到达中原军区驻地河南宝丰县西北的商酒务镇的皂角树村。刘伯承、邓小平会见了大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中原局势。刘伯承说：“我们要将中原地区建设为向南继续大进军的巩固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结合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军区、军分区一套。主力打击敌人，使我们的主力军不断扩大充实，成为兵强马壮的大军，向南进攻。”“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总体战展开一元化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方面取得步骤的一致。这就是说，县的游击有文有武，有动有静，有明有暗，转战各地。不但打击敌人，而且检查与执行政策，鼓动与宣传群众。”邓小平作了长篇报告，回顾大别山斗争，强调了纠“左”与新区政策。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就是毛主席的七句话，必须要记住。前四句：‘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后三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他要求华北干部树立好的作风，培养本地干部，把中原变成一个巩固的解放区。

新区工作除了剿匪和减租减息外，还要解决地方道会门的问题。在信阳、桐柏交界地区，活跃着“红枪会”等道会门组织。其上层头目提出“防匪保家”的口号，并与当地土匪王星吾、张培尧等作战数次，对地方治安起过一些作用，因而吸引了很多群众参加，成为当地一股很大的武装力量。1948年9月以后，土匪已基本肃清，如何处理“红枪会”就提到日程上来。桐柏区党委慎重研究，提出对策：“由于我们在敌匪进扰时退出，未能适时抓住群众防匪保家这一要求去领导群众斗争，而为地主抓住此种要求，利用群众所熟悉的迷信组织所领导，变为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估计信桐会门有三种可能：（1）纯粹群众自卫而为地主掌握；（2）有敌人阴谋，后台系国民党特务操纵；（3）逐渐为敌掌握，先防匪后反我。无论如何，目前已成为群众行动，我应严重注意，采取慎重对策。我们的方针应是暂时允许其存在，限制其发展，以更主动积极的肃匪安民行动争取其领导，夺取其群众。随时宣传我之政策，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逐渐依靠我，跟着我走。”⁽¹³⁾

中原局看到桐柏区的报告，肯定他们的对策同时，提出补充意见。主要是争取下层、分化上层、孤立其反动头目。指出：“当红枪会领导群众进行剿匪斗争时，我可积极予以鼓励，予以实际行动的配合及某些援助（如救护伤员等）。但当发现其领导集团中某些分子有勾结敌人、出卖群众、宣传反共行为时，则应予以揭发警告，选择适当时机予以有力打击。”“红枪会派人与我接头时，可表示我政府愿意领导他们积极剿匪，同时应宣布政府政策法令，要他们自动遵守（如不要乱杀人、乱派款及其他反政府行为）。还要注意打破红枪会头子只许我与他们上层分子接头，不许我与下层群众见面的企图，求得能公开与其下层群众见面，了解内部情况，进行讲解我之政策，占领群众思想阵地，杜绝反共分子利用群众反共的机会。”“严防他们向我控制区内发展。一经发现应立即制止，宣布其非法，不准成立。但最主要的还要依靠我们积极领导群众剿匪斗争，端正政策，严明纪律，联系群众，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基本上消灭会门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

新区的巩固并非一帆风顺，国民党军势力所及的范围内，不断对新区进行破坏和骚扰。1948年7、8月间，确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扫荡。国民党正规军第10师、85师向确山县城以西的竹沟、瓦岗、石滚河等地“清剿”。据桐柏二区的报告：敌军“在军事上采取重点和集中兵力，先搞石滚河、竹沟，再一个村一个村搞。对我部队采取迂回包围，正面慢两翼快，以求歼我基干武装。并组织大合围，不让我转到其后方去。……在政治上采取镇压与怀柔并用，譬如出布告宣传都是说‘八路军都过黄河走了’，‘河北人来弄翻身弄坏了’，宣布带枪投降宽大，跑是土八路，不跑是好人等等。争取民兵更普遍，事后才知道民兵与敌人有拉扯，情况一变就投了敌”。国民党军在村子里烧杀抢掠，“由于敌人摧残过甚，群众无法维持，终日在大山上。早晨上山，黄昏回来。地里的高粱、谷子、稻谷无人收割，自己吃一点弄一点。因时间过长，群众普遍害疟疾。很多地方到处是病人。确山因蒋匪与地主的摧残已成了严重的灾区，以石滚河、卢庄、竹沟以南山区和竹沟以西地区为甚”。

不仅在确山，当时桐柏区的新野、邓县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敌军的破坏。桐柏区负责人刘志坚、赵紫阳向中原局汇报说：“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抓光、抢光、吃光），大批壮丁被抓走。仅知新野、邓县被抓走两万多，邓县县城被抓走一千多，瓦店一镇被抓走一千多。许多村庄只留下老人、妇女、小孩。粮食、被服被大批抢走，因敌盘踞时连日下雨，将许多门窗家具烧掉。许多村庄鸡猪被吃光，村外树木被砍伐做工事。敌窜扰正是收麦季节，影响许多麦子未种上。据现在了解，我区经过敌人此次窜扰，大大增加了财政经济困难。”

这是敌军最后的疯狂。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迫使敌军从南阳等地向平汉路收缩。敌人临走时对解放区的破坏不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人民的愤恨。刘志坚、赵紫阳的报告说：“经过此次敌人的窜扰，群众思想普遍起了一个变化。群众普遍认识到敌人的残暴，认识到我们真是好。认识到蒋必败，我必胜。我军回来后群众普遍哭诉蒋军的罪恶，对我特别亲善。群众说自己现在换了脑筋，一般地主亦反对蒋军，靠近我们。过去敌人来了群众不跑，现在群众一听敌人来了到处跑，并掩护我干部伤兵一起跑。干部信心亦因此提高。”⁽¹⁴⁾军区领导群众积极恢复战乱的创伤，生产救灾，重建家园。

巩固新区不仅是占住地盘和争取群众，更重要的是为中原野战军的作战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当年刘邓挺进大别山时，因为没有根据地，经费和弹药全靠晋冀鲁豫区后方接济。补充的新兵也要从老区长途行军南下。尽管老区尽了全力，长途运输成本巨大，仍满足不了刘邓部队的基本要求。弹药不足是制约部队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六纵进行襄樊战役时，炮弹和手榴弹都是从太行老区过黄河，长途运送来的。结果作战时因弹药过期，很多打不响。因此，要在中原进行战略决战，必须自己解决物资供应问题。中原局建立后，由邓子恢同志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新区的经济工作。邓子恢上任后就意识到“财经问题是中原最大困难问题”。虽然当时有华北和山东老区的支援，但长期依靠山东和华北是不行的。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基本自给。邓子恢领导财经干部们实实在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在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财办成立时，中原大部地区还不太安定，只有豫西比较完整安定。当时实际负担人口不到2000万，而吃粮人数野战军连地方一起达60余万。豫皖苏与豫西又时有被分割可能。因此我们当时就分作两个补给系统：（平汉）路西归刘邓，路东归陈粟，我们从中加以调整。当时我们解决补给的方针，除向中央请求补助外，在中原本地主要是靠公粮，其次靠中州钞票发行，再次靠税收。”

关于公粮征收，邓子恢说：“这一向是我军食军需的主要依靠，也是支持（解放区）钞票的有力工具。截至现在止，各区公粮收入仍占总收入的80%。只是江汉特殊一些，占35%。这个制度我们在抗战时期已经确立并有丰富经验，但去年向中原进军时，却采用打土豪及临时借粮办法来解决军食，而未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结果不但军粮无法解决，并把社会秩序弄得稀烂。今年夏季中央指示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政策后，各地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才确立我们的补给基础。”公粮一年两征，根据各地情况，如豫西、桐柏区每亩收11斤，豫皖苏、陕南区每亩7.5斤，江汉区每亩5.5斤，相当于产量的6%—10%。征收办法是“挤黑地，评产量”，按土地多少征收。地主多出，贫农少出。有的采取挨户查粮和实地丈量的办法来确定每户应交的公粮数量，脱离群众，效果不好，被邓子恢及时制止。

关于发行中州票，也是小心谨慎，稳步发展。我军初到新区，暂时使用银元，避免破坏当地商业。待新区稳定后，逐步推行中州票，取代国民党钞票。刚开始老百姓心有疑虑，不敢使用。襄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钞票大跌。而中州票威信日益提高。钞票是形势的晴雨表，我军打胜仗，老百姓就信任中州票。国民党军打败仗，法币就越来越贬值。中州票的发行使新区经济得以稳定发展，也解决了部队的经费问题。但是，邓子恢说：“中钞与银元的斗争仍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当9月间因大军云集，敌情变化，币值贬价。当时我们除以粮食抛售外，并采取黑市活动，即由银行派便衣持银元，以高于黑市之比价收回中钞，而逐步提高之，不久便平复了。但基本办法是要确实禁用银元，收兑银元，造成社会上以中钞为流通及计算单位的习惯。这需要在群众发动之后才可能完全做到。”关于税收，在新区主要是征收烟草等农副产品税。在新区城镇初步征收营业税。但税收采取民主摊派，不实行繁琐的累进税制，避免群众负担过重。⁽¹⁵⁾

共产党的新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就取得成功，连国民党军都觉得不可思议。10月中旬，胡琏、杨伯涛奉白崇禧的命令，率领第18军到桐柏解放区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杨伯涛回忆：“在唐河时，胡琏和我曾漫步唐河大街上，想找几个老百姓聊聊当地风土人情，很久没有找到，最后发现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头，交谈起来，得知共产党政工人员及解放区部队在唐河时，也曾以钞票向老百姓买东西，初时老百姓也同样不欢迎，害怕不能保值通用，于是他们背了几麻袋光洋，在大街上一蹲，把光洋敲得叮叮当当，老百姓拥上围观，有人用共产党发的钞票兑换光洋。这样兑换了几次，于是老百姓也乐于用共产党的钞票了。而在国民党方面，法币贬值千百倍，在改用金圆券前夕，用法币大量抢购粮食物资，一转眼间，分文不值，老百姓叫苦连天。因此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逃避一空。我两人听了，不禁为之咋舌！认为共产党确有一套争取民心的方法。”⁽¹⁶⁾不久，中原地区就有3000万人口的区域内使用中州票，连大别山老百姓也拒绝使用国民党钞票。我方在新区排除国民党货币，推行中州票，很快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经济。这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区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1948年10月淮海战役之前，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毅代表中原局给中央写的《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中说：“经过夏季的连续胜利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军事胜利与政策转变并进，因而使中原局面开始变好，这是第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中心区的出现，如豫西二十余县无敌踪，陕南之郧县、郧西变为腹地。豫皖苏在七月以后，阜阳敌七十四师撤退，中心区已广阔无敌。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江汉区、桐柏区、汉水与平汉之间取得发展等。市镇农村秩序，开始恢复（例如豫西中心地带人民说，二十年来从未有如现在的安定，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纷纷多买牲口，积极生产），中州券信用开始建立。知识分子开始近我。逃亡地主先后回家等。这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基地，部分建设可以开始，造成向南的战略基础。这是一年努力的成就。”⁽¹⁷⁾新区积极恢复生产，向野战军提供了粮食和物资。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新区百姓积极参军，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解放战争。我军有了广大的后方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具备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实力。

(1)　《中原军区地方政治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2月。

(2)　《鄂豫区党委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示》，1948年6月。

(3)　《江汉区工作情况》，1948年6月。

(4)　《桐柏区工作情形》，1948年6月。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7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05页。

(8)　《中原局关于陕南、宛西工作方针的报告》，1948年5月29日。

(9)　《皖西转变作风后的反映》。

(10)　《豫西党委关于剿匪与政治攻势的报告》，1948年11月。

(11)　陕南军区司令部：《9、10两月军事工作报告》。

(12)　桐柏军区党委：《给中原军区12月份的综合报告》。

(13)　《桐柏区党委关于信桐红枪会问题指示》，1948年9月16日。

(14)　《桐柏区党委关于敌扫荡后对工作意见的请示》，1948年11月。

(15)　邓子恢：《中原四个月来的财经工作》，1948年11月24日。

(16)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7)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