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襄樊战役成果

刘伯承分析中原形势——确定打襄樊——毛泽东要刘邓主力配合豫东战役——阻截胡琏18军——六纵与桐柏军区独立进行襄樊战役——历史重镇襄樊——外围战斗——王近山提出放弃攻山直接攻城——康泽收缩防御陷入被动——六纵17旅突破西门——生擒康泽——刘伯承赏罚分明——华东、中原野战军配合作战

宛东战役刚刚结束，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于6月5日在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的报告。他说：“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刘伯承分析敌情说：“敌人分为五个集团，即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五个集团是战略布局上的五个点。恰好我们也是五个集团来对付敌人的五个集团，卫立煌已抵不住林彪集团的进攻，西北、华北及苏鲁敌人都在失利，自顾不暇。白崇禧集团在鄂豫皖防我渡江，假如我已过江，彼将如何堵击呢？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刘伯承从地理角度分析汉水区的情况：“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县、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三县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

在汉水区如何打开局面？刘伯承谈了他对基本战法和下一个战役的设想：“第一方案：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由刘金轩、张廷发、王宏坤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敌一〇四旅、一六三旅围歼之。第二方案：向信阳南北行动，以一部向郑州佯动。”他把这两个方案交给与会的纵队首长们讨论。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打襄樊的意图取得了一致。刘伯承最后作结论说：“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意见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打一点吸引敌全来，我啃其一边，阜阳战役是个例子。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打活虎。战术的灵活应建立在打的上边。指挥问题，分集中指挥与分割指挥。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割指挥用于打野猪。”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了机断行事、提高军事学术水平和通讯联络的问题。⁽¹⁾

6月13日，刘邓下达关于襄樊战役的部署。命令以陈赓指挥二纵、四纵为西兵团，第一步奔歼老河口、谷城之敌，其主力适时控制汉水西岸，伺机直趋襄樊。以王宏坤指挥桐柏军区主力、六纵为南兵团，第一步奔歼襄樊之敌，对汉水西岸须以适当兵力兜击可能逃走之敌，对汉水船须控制之。以上两兵团统归陈赓指挥，战役定于21日开始。

就在中野准备行动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开始了豫东战役。华野的主要任务是消灭邱清泉的5军，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5月22日他曾指示刘邓：“陈锡联指挥之一、三、六纵，目前时期主要任务是钳制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五军。……总之，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²⁾

毛泽东中原逐鹿的目标，首先要消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在中原的5军和18军。打掉这两支部队，后面的仗就好打了。刘邓领会毛的意图，决定暂停襄樊战役，集中主力配合华野的作战。华野陈唐兵团和宋时轮的十纵回归建制，向开封方向急进。刘邓又命令位于郑州以南的中野九纵和位于豫皖苏的十一纵归陈唐指挥，参加开封方向作战。陈锡联指挥中野一、三纵为东集团，与华野十纵在西平一带阻击驰援开封的18军。以二、四纵为西集团，跟随陈锡联部东进，协同东集团作战。从6月15日到17日，18军在我东集团和华野十纵阻击下，仅进至周家口地区。华野陈唐兵团已经攻克开封城关。蒋介石见18军远水不解近渴，命令胡琏向汝南方向撤退。陈唐兵团遂攻克开封，取得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6月22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开始第二阶段作战，在睢县、杞县围歼区寿年兵团。蒋介石急令胡琏、张轸兵团分别由汝南、驻马店地区北上增援。6月29日，陈锡联指挥一、二、三纵进入西平以西地带，第二天吴绍周的85师就从南边上来，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一天，85师未能突破。30日夜里，陈赓率四纵赶到漯河附近，准备合围吴绍周。张轸见形势不好，怕吴绍周被歼，要求胡琏折回西平与吴绍周靠拢。胡琏的北进也被阻止。刘邓见胡琏已经返回西平，我军的力量尚不能吃掉其一部，于是将中野主力收缩于舞阳、郾城一带，继续吸住敌军。这次阻击，保障了华野主力消灭区寿年兵团的战斗。

7月3日，粟裕主力又包围了黄百韬的25师。邱清泉指挥5军拼命向东攻击，为黄百韬解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白崇禧命令胡琏率18军和28师兼程北上，协助邱清泉夹击华野。4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指示刘邓：“你们阻止敌胡吴两兵团北援，以保证粟军南面安全，极关重要。今日胡琏已到商水，我四纵既已追上，应即严令陈谢以全力向胡琏作正面的攻势战斗，并迅速以一部绕过周家口，从正面阻止胡琏北进。此着关系至大，请告陈谢必须如陈唐上月阻击胡琏一样成功。”

刘邓迅速执行了军委指示，但四纵只抓住了胡琏的尾巴。刘邓主力仍在与吴绍周作战，无法脱身。5日刘邓报告军委：“已令陈谢今（5日）夜全部进至周口、商水以东投入战斗，惟绕过周口作正面防御已不可能。一、二、三纵主力刻在西平，今夜进至东洪桥及其东北地区，按原部署对吴绍周进攻。我们原订部署是按粟陈要求，使胡琏7日前不能超过太康，此着仍属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琏，恐已困难，当尽全力争取之。”

这时，睢杞战场已经打到白热化程度。黄百韬在华野围攻下已接近崩溃，邱清泉在外线拼命向其靠拢，遭到十纵顽强阻击。白崇禧连电催促胡琏北上解围，胡琏与11师师长杨伯涛商量：救兵如救火，当然越快越好。但在我军拉后腿的情况下，不能疏忽置之不顾。如果转移注意力，延迟北上解围，上边要追究重大责任。胡琏决定冒险，他和杨伯涛带两个团，全部轻装，采用游击战法，在主力先头猛进。觅缝钻隙袭击阻拦的我军，主力在后面跟进。胡琏用这个办法摆脱了陈赓的四纵，由周口越过沙河，直趋太康。⁽³⁾

刘邓6日获悉这些变化，急忙致电军委和粟裕：“白崇禧已决定胡琏率11师单独北进，其28师、3师均归张轸指挥。计时，胡琏今夜行动，8日可到太康（周口到太康180里路）。而我四纵北面横堵28师，故决心今夜就地对小砦子之3师一个团、边张附近之10师10旅发起攻击。因此，我主力北进，张轸五个师亦北进，则我更难机动。而我一、二、三纵弹药极缺，打不起消耗仗。”

当胡琏北进至太康时，邱清泉也突破到兰封，企图迂回围攻华野。粟裕部与黄百韬激战数日，已经用完了预备队。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粟裕决定提前结束豫东战役，放弃对25师的作战，全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休整。7日夜里，华野部队开始转移。胡琏得知华野北撤，也停止了前进。中野的阻击也告一段落。

在豫东战役期间，中野配合华野阻击胡琏、张轸兵团北上，起到了保障作用。虽然华野第三阶段的作战没有完成，也取得了歼敌94000余人的辉煌胜利。刘邓主力在中原的作战，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制在平汉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国民党军力量相当空虚。这为我军进行襄樊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连接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襄阳古城在汉水南岸，城池坚固，三面环水。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可以相互增援。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刺史，治襄阳。三国时期，这里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争夺的军事重镇。曹操得荆州，便可南下威胁江南，西进夺取巴蜀。刘备或孙权得荆州，便可北图中原。以后历代南北争端，襄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统一战争中，大将羊祜、杜预分别镇守襄阳，以此为南下攻吴的战略基地。东晋时期，前秦大军南下攻襄阳，太守朱序的母亲在城西北建起一道内墙，称“夫人城”，前秦军猛攻襄阳，在夫人城前屡次受挫。元军攻襄阳，水陆夹攻不克，围困五年才最后破城。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

当时，襄樊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驻地。司令官康泽，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先在国民党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长期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头目。抗战期间兼三青团负责人。1947年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1月任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但严格地说不是一员战将，没什么实战经验。他手下没有嫡系部队，蒋介石把川军的163、164旅交给他指挥。康泽感到这是刘湘的旧部，自己指挥不动，推荐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川军的两个旅是老兵老枪，没有重武器。原驻老河口的104旅都是新兵，武器不错，缺乏作战经验，宛西战役时被我军吃掉一个团。用这些兵守卫襄樊和周围十几个县，实在捉襟见肘。康泽将战斗力较强的163旅派往老河口，164旅守樊城，作为襄阳的外围，104旅守襄阳。康泽还不放心，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85师的整23旅调往襄阳，作为骨干力量。23旅驻守襄阳仅两个月，吴绍周要参加中原作战，坚持要23旅回来，襄阳城防守空虚，康泽只得从两个川军旅中各抽一个团加强襄阳守备。⁽⁴⁾

6月21日华野陈唐兵团攻克开封后，白崇禧判断中原我军也将参与豫东会战，于是决定将华中“剿总”主力向豫中集中，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他不但将胡琏、张轸兵团主力北调参战，还将留守南阳的整20师调往确山作后应。这样，襄樊之敌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刘伯承抓住战机，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野六纵、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独立进行襄樊战役。23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到桐柏军区与王宏坤会商作战计划，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直攻襄樊；二是先打老河口，再打襄樊。26日决定执行第二方案。于是，六纵从新野地区出发，直扑老河口。⁽⁵⁾

7月2日夜，六纵以突然动作袭击老河口。守敌163旅两个团不战而溃，向谷城方向逃跑。六纵渡河跟踪尾追。刘金轩指挥陕南12旅由均县以南的草店东进，于3日晚在谷城以南的石花街截断163旅南逃之路，将其大部歼灭，我军仅伤亡26人。战斗为何如此顺利？原来康泽第一步就指挥失误。战前白崇禧给他制订的《襄阳会战作战指导方案》强调：“襄阳外围之守备部队，应实行韧强之持久战，在避免真面目之决战原则下，最少亦须行逐次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⁶⁾康泽以为刘邓主力全部投向中原，襄阳附近只有我军少量部队。当163旅报告老河口打响时，康泽获悉我军战斗力很强，武器装备较好，不是佯攻的性质。又听说我军的口音多属晋南、豫北，不是当地人，判断为刘邓主力回来了，至少是陈赓部队来了。于是匆忙下令163旅从老河口渡河，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收缩。这一撤，163旅就收不住脚，在溃退中被我军轻易消灭，残部不敢回襄阳，竟向沙市方向逃窜了。

攻克老河口后，我军即长驱直至襄阳城下。国民党军像惊弓之鸟，6日上午我军尚未到达襄阳城外，驻守樊城的164旅官兵就乘船渡过汉水，向襄阳北门逃来。北门守城部队报告康泽：樊城方向有许多船只满载人员向襄阳北门开来，说是164旅从樊城撤退过来的，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康泽大怒：“谁叫他们撤退的？”副司令郭勋祺和参谋长都推脱责任，说没下过命令，让164旅返回樊城。164旅的人不肯回去，在北门外形成僵持。康泽派樊高参到北门城楼上劝说，连哄带骗才把164旅的人说回去。回到樊城，164旅旅长就打电话告诉司令部的人：“我们回到樊城了，可是樊城的民心已经变了呀！他们准备了很多猪羊及其他慰劳品，原来是慰劳我们的。我们一走，不管他们，他们就准备拿这些东西去欢迎‘匪军’啦！……我们这次回来以后，他们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⁷⁾

7月7日，六纵逼近襄阳城郊。我军指挥员们观察地形，感觉襄阳确实不好打。襄阳北临汉水，与樊城遥相呼应；城南多山，形成天然屏障。襄阳城虽不大，但城墙高大坚固。城西护城河宽13米，只有一座桥通到西门下。城墙上下碉堡、火力点密布，西关外有同济医院、铁佛寺等建筑群作为阵地，在射击死角、开阔地布设了大量障碍物和地雷。襄阳城南有羊祜山、真武山、凤凰山、虎头山等丘陵，高四五百米，国民党军在这些山头上都修筑了工事，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守山的是敌104旅一个团，分布在各个山头上。因其在老河口曾遭受我军沉重打击，所以士气低落，缺乏顽强死守的决心。

外围战斗果然遇到了困难。从8日起，六纵17旅、陕南12旅和桐柏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山轮番攻击。六纵17旅攻琵琶山，琵琶山与真武山各有敌一个连守备，这里南与凤凰山、虎头山相联系，北面是通向襄阳西门的大路。如不控制这两个山头，就无法逼近城郊。17旅李德生旅长命令50团2营向琵琶山发起攻击，因指挥员轻敌，没有组织好，攻击受挫。9日经过一天准备，各级指挥员都看了地形，组织4门山炮掩护，黄昏时以49团2营攻击。我军炮火摧毁了敌军工事，吓得敌军逃离阵地，2营一个冲锋，以15分钟时间、30人的伤亡占领琵琶山，打开了攻占襄阳的锁匙。49团团长苟在合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踏响地雷牺牲。10日敌军发起反攻，上午敌军在炮火支援下向守备前沿阵地的9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了部分阵地。8连一个排反扑上去，才夺回阵地。下午敌军以猛烈炮火轰击琵琶山，9连伤亡了48人，但仍打退敌军六次攻击。到天黑换防时，9连只剩下16人。⁽⁸⁾

与此同时，陕南12旅和桐柏军区部队运用夜间突袭，分别占领凤凰山和铁帽山。10日夜晚，17旅49团3营攻击真武山。干部们事先侦察了地形，研究了战术，当晚20时就占领了真武山阵地。由于控制了几个主要制高点，使敌军外围阵地指挥中心的羊祜山陷于孤立，为我军夺取西关开辟了道路。

几天的外围战斗，我军取得一定进展，但也看到一些问题。六纵指挥员认为：“当我大军围城后，敌之基本方针是依凭险要地势和坚固防御工事，幻想达其固守待援之目的。以其精锐104旅15团等扼守城南大山，企图首先在山地与我拼消耗或将我驱走。以为只要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守城不成问题。按实情如果我们不夺下城南大山，是很难接近城关和根本谈不上攻城的。但若与敌争端外围山地，费时太久或消耗太大，那就刚刚上敌人之当，使其达到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的目的。当时我们打破了历史上攻打襄城必先夺山的惯例，先打下城南大山的几个制高点，将南山敌人防御体系打开几个缺口，然后不顾一切地采用掏心战法逼近城垣，实行攻城。”⁽⁹⁾

这个计划具有一定的冒险性，攻城部队来自几个方向，在统一指挥和协调关系上费了不少周折，耽误了几天时间。刘伯承后来追述说：“几个地区部队配合作战，缺乏全局观念，有的想多吃肉不啃骨头，接受任务讲价钱，往返商讨延误总攻时间，使（王）宏坤感到困难，主张撤兵。赖（王）近山坚持攻击，并主张绕山攻城，以重点打敌弱点，使战役全胜。”⁽¹⁰⁾

刘伯承接到王宏坤请示下一步行动和王近山建议从东西关攻城的电报，权衡再三，认为康泽不善指挥，襄阳守敌已经恐慌动摇，应该坚持打下去。12日他命令王宏坤继续组织攻击，要求各部队“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¹¹⁾13日，王宏坤调整部署，以六纵主力攻西关，桐柏军区在东北角、陕南12旅在东南角助攻。刘伯承评价说：“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十三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郧白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五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挥和六纵起主导作用，六纵经过初步三整三查，克服了右倾倾向，干部责任心增强，战士情绪高，人人都想在实战中立功。”⁽¹²⁾

13日，六纵以50团攻铁佛寺，以49团攻同济医院。这是西关外两处重要建筑物，占领后我军就有了进攻襄阳城西门的阵地。西门外多开阔地，接近铁佛寺和同济医院不易。我军用两天时间大挖交通沟，延伸到同济医院、铁佛寺和红土堡前。条件成熟后，我军发起夜战，敌军在我军的近迫作业前显得束手无策，被俘200余人。我军迅速占领同济医院、铁佛寺，控制了城西北角的敌军阵地。当时没有急于攻击西关，而是用火力控制西门下的大石桥，为总攻作好准备。这时，六纵18旅占领城东北角阵地，并接应桐柏军区的28旅渡过汉水，配合西关外的主力对襄阳形成钳形攻势。18旅冒着被敌军炮火杀伤和背水作战的危险，突入东关。此举大大震撼了敌军，14日，康泽全面收缩阵地，将樊城的164旅全部撤过汉水，固守襄阳。外围阵地的羊祜山、虎头山等也全部放弃。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昏招，国民党军后来承认：“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祜山离城西南角仅400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凡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¹³⁾

从我军攻打城南高地时起，康泽就不断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的作战上，认为我军打襄阳不过是“声东击西”，命令康泽“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则坚持守城必守山，责令康泽夺回真武山阵地。待襄阳告急，白崇禧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丢了襄阳将直接威胁武汉的安全。当时南阳第13绥靖区王凌云的部队离襄阳最近，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不敢从南阳出援。而让信阳的整7师和确山的整20师救援襄阳。如果取捷径兼程前进，20师从确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急行军5天可到。然而白崇禧怕共军阻截，让20师从确山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增援襄阳，这样需要7天时间。15日，整7师的172旅到达钟祥，但不敢孤军深入，停下来等20师。而20师行进中遇山洪暴发，耽搁两天。这就为我军总攻襄阳提供了时间。⁽¹⁴⁾

将部队全部收缩到襄阳城内后，康泽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认为南门外壕浅、工事较弱，共军会从这里突破。西门城坚壕宽，只有一桥可行，还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只要用火力封锁便可阻挡共军。所以他将防御重点放在城南，没想到我军出其不意，运用“一点两面”战术，主攻西门，东门和南门部队担任助攻。兵力部署是：六纵17旅任主攻，从西关经大石桥向西门攻击。17旅李德生旅长负责指挥突破战斗，16旅尤太忠旅指挥纵深战斗。陕南12旅从东北角攻击，桐柏28旅在东南角攻击。总攻前一天，17旅49团从铁佛寺挖了一条交通沟，一直延伸到西门大石桥附近。

15日20时，六纵集中迫击炮17门、山炮3门、战防炮2门、重机枪27挺，向西门进行摧毁性射击。20分钟内我军共发射各种炮弹700余发，将西门敌军碉堡完全摧毁。敌军没想到我军有如此强大火力，西门左右300米内的敌人几乎没有还击，步枪都没响几下。工兵上去连续四次爆破，炸开一个突破口。突击队49团1营乘着烟雾弥漫、敌军晕头转向之机，仅用10分钟登上城墙，打开突破口。他们连续打垮敌军十余次反扑，六纵主力部队均由西门冲入城内。47团在西北角助攻时因山炮发生故障，未能突破，王近山果断命令该团留一个营监视敌军，其余跟随16旅从西门入城。刘金轩指挥的12旅和孔庆德指挥的28旅也先后按预定计划，涉壕爬墙突入城中。

襄阳城内的国民党军在我军打击下，陷入混乱状态。康泽赖以守城的炮兵阵地很快被我军控制，4门美式化学臼炮都被我军缴获。六纵按计划展开巷战，49团向十字街、46团向十字街东南、54团向南门里、52团从米花街向南门里、50团向北街、47团向西北角分几个箭头同时前进。采用迂回包抄、分路钳击的方法，把敌军割裂后歼灭。52团1营九个排分五路前进，猛冲猛打迫使南门里白家巷内2000敌人失去作战能力。54团搜索前进时发现一股敌军运动，便冲入敌军行列将其打散俘虏。47团用两面包围的方法，以很小伤亡解决敌军一个团部。但有的部队只会正面进攻，像赶鸭子一样追着敌人跑。见到敌军就开枪，越打敌人跑得越快，结果把敌军赶跑，而不会迂回包围。有的部队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一边打一边喊话，瓦解敌军。西南角和南门里敌军数百人，就是在52团的包围喊话下投降的。经一夜战斗，我军基本肃清了城内的敌军，只剩下东门里康泽的司令部，待第二天摸清情况后解决。⁽¹⁵⁾

襄阳战役我军之所以能迅速突破，除了我方部署得当、战士勇猛外，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据国民党方面战后检讨：“参战部队以163旅战斗经验较强，但其装备较劣。而装备较好之104旅又以战斗经验缺乏，且各部因待遇差别，104旅为后调旅，配发现品，给养较好。其他两旅副食系发代金，物价日高，给养太差，致引起互相歧视，故作战时不能和衷共济，戮力同心。”“据逃出官兵报称，各级干部无剿匪经验，入城后战斗意志低落，更不能掌握部下。每遇情况紧急或枪声密集时，官兵多生恐惧心，藏入掩体内，不坚守阵地。匪乃得从容突入阵地。匪陷城后，全军尽破，而各级部队长及幕僚阵亡者极少，而能化装脱险回后方者甚多，足为明证。”⁽¹⁶⁾

16日上午，我军完全控制了襄阳城，各部会师后，包围了位于杨家祠堂的第15绥靖区司令部。杨家祠堂是个四进式院落，成正矩形，四周没有民房。祠堂四角筑有坚固的两层碉堡，中心筑有一个三层主碉堡。从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15日夜我军突入城内，康泽就躲进坑道里，只有郭勋祺坐镇中心碉堡指挥，一夜电话不通，也不知情况如何。16日早晨司令部的人从碉堡顶上往四门看，只见城墙上竖着白旗，才知道襄阳城已被我军控制，他们成了瓮中之鳖。郭勋祺还在给下属打气，发钱收买人心，要大家死守待援。我军也不急于攻坚，而是把迫击炮拖进城来，对准司令部进行平射。一炮一炮从容发射，共打了40多发，把国民党守军的脑袋都震得发昏。下午攻击开始，我军使用工兵爆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响，并从四面八方喊话：“缴枪不打！”“投降不打！”这一下，司令部内的军心完全崩溃了。一个川军军官喊道：“我们要投降！他妈的，他们发大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我们要投降！”这一喊，一呼百应，大家推举代表去和康泽、郭勋祺谈判，要求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康泽在中心碉堡里戴着钢盔，也不说话，其实是吓呆了。郭勋祺还要顽抗，指挥机枪手射击。没多久解放军就冲进院内，一颗手榴弹塞进碉堡的射击孔。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底层的人非死即伤，有的哭喊着“缴枪不打呀！”康泽、郭勋祺被迫走出碉堡，当了俘虏。襄阳战役于7月16日18时结束。⁽¹⁷⁾我军清理战场后，即撤离襄阳，北渡汉水休整。

襄阳战役历时14天，我军歼灭敌第15绥靖区司令部、104、164旅全部和163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000余人，毙伤敌3500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宜城等城镇，缴获化学臼炮4门、野炮1门、迫击炮44门、六零炮10门、小炮43门、步枪4400余支、轻机枪305挺、重机枪53挺、汽车10辆、骡马123匹、法币307亿元和大量弹药、粮食、物资。我军牺牲719人，伤3000余人。⁽¹⁸⁾

襄樊战役从战场选择、战机捕捉到战役部署和指挥，都体现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匪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¹⁹⁾六纵在总结中对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给予表扬：“此次襄阳攻坚作战中，在我纵以李（德生）旅出力最大。从7日作战开始，每战皆担任极艰巨之任务，旅团干部亲临前线指挥，及时督促检查战前各项预备工作，在困难条件下自己想办法，不叫苦。尤其49团‘刀劈三关’，3营攻下琵琶山，打破了敌人山地防御体系的缺口；2营夺取真武山，打通了我攻入西关的走廊；1营突破前沿，对攻克襄阳城、全歼守敌起了决定性作用。其战斗士气之旺盛，战前组织准备之充分，以及作战指导之灵活与坚决，应为我纵各参战部队学习。”⁽²⁰⁾

朱德总司令看了刘伯承的总结报告，在9月8日的批示中给予高度评价：“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主要据点襄樊。估计正确，敌人指挥官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攻城得到最大胜利。”中共中央7月23日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机的开展帮助甚大。”此后，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互相配合，在中原战场转入主动进攻。作战规模由几个纵队的集中作战发展为两大野战军的直接配合作战。

(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2～485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3)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4)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37页。

(5)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6)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7)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页。

(8)　《17旅第49团襄阳琵琶山防守经验教训之介绍》，1948年8月。

(9)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10)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11)　《刘伯承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2)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13)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14)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

(15)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16)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17)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页。

(18)(19)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20)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