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大别山抵御围攻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刘邓到达大别山后，向后方反映了缺乏经费、弹药等困难，毛泽东立即下令为刘邓大军输送物资支援。10月上旬他们也接到南下大别山的命令。随后，十二纵开始向大别山进军，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随军行动。为了庆祝大别山会师，12月3日，两个纵队团以上干部在文殊寺北面的王下店聚会。11月27日，白崇禧向各师下达了分进合击大别山的命令，行动的时间定在12月3日。大别山根据地尚未巩固，中心地区山高路险，不便于大部队机动。

十纵、十二纵南下增援——白崇禧调集重兵“围剿”大别山——刘邓分兵——刘伯承遇险——分头运动扯散敌军——艰苦的无后方作战——邓小平提出“避战”策略——蒋介石下令“筑寨并村”——大别山我军陷入困境——土改中“左”的错误及其后果——刘邓建议主力撤至淮北——元宵节刘邓会师——部队的损失和悲观情绪——刘邓总结大别山斗争

刘邓大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毛泽东关注着这支战略进攻的先锋部队，晋冀鲁豫解放区也想方设法为野战军提供帮助。

刘邓到达大别山后，向后方反映了缺乏经费、弹药等困难，毛泽东立即下令为刘邓大军输送物资支援。9月22日他指示陈粟和徐向前、滕代远，要王宏坤的十纵南下。“该纵南下任务首先是专为刘邓护送物资，并须自负全责。”运送的主要是款项、医药品、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品。晋冀鲁豫军区迅速筹措了黄金、银元、弹药和各种物资，十纵19000余人在王宏坤司令员、刘志坚政委带领下，于1947年10月15日从河北馆陶出发经冀鲁豫、豫皖苏南下。大别山根据地建设急需地方干部，军区委派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带2000干部随十纵行动。十纵南下路线基本与刘邓主力相同，当时华野挺进豫皖苏，开辟了新区，为十纵提供了一些帮助。

与此同时，原中原军区部队组成的第十二纵在司令员赵基梅、政委文建武带领下从山西晋城出发，到达豫皖苏新区的淮阳随华野行动。10月上旬他们也接到南下大别山的命令。陈毅司令员特地到淮阳的汲冢村会见十二纵的干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也是出征前的动员。随后，十二纵开始向大别山进军，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随军行动。

得知十纵、十二纵南下，刘邓非常高兴。他们命令一纵和二纵北上，到光山一带接应南下部队。杨勇和陈再道带上部队急行军，虽然还是爬山，走水田，但比刚来时习惯多了。11月27日，十纵渡过淮河进入光山境内，二纵也同时赶到，两支部队在文殊寺镇会师。30日，刘邓来到文殊寺，与王宏坤、刘志坚、李雪峰等同志见面。⁽¹⁾刘邓高度评价十纵克服重重困难，为主力带来了增援的物资。十纵和后方干部的到来，增强了大别山我军的力量。几天后，十二纵在罗山县的苏家河与刘邓主力会师。刘邓看望了十二纵的干部，将李人林、张才千指挥的中原独立旅归还十二纵建制。这些中原突围的老战士在当年战斗过的老区会合，心情格外激动。

陈再道与王宏坤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二纵与十纵都是冀南的子弟兵。为了庆祝大别山会师，12月3日，两个纵队团以上干部在文殊寺北面的王下店聚会。陈再道命令宰了两只猪，吃顿肉菜。大家刚拿起筷子吃饭，枪声响了。国民党军又向我军发起进攻。二纵部队与国民党军交火，抓住俘虏一问，原来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11师过来了。⁽²⁾

自刘邓大军到长江北岸展开后，国民党统帅部极为忧虑，生怕我军渡过长江。11月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指挥。华中是白崇禧的老巢，他尽管与蒋介石勾心斗角，这次执行命令却是认真的。为了将我军消灭在大别山，他调集了优势的机动兵力。以63、69师担任江防，从豫皖苏、山东调来9、11、25、26、28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7、10、40、48、52、56、58、85、88九个师，共十五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加上空军、海军的配合，企图分进合击，彻底摧毁我大别山根据地。11月27日，白崇禧向各师下达了分进合击大别山的命令，行动的时间定在12月3日。

国民党军开始行动后，大别山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原来军委计划刘邓、陈粟、陈谢三部会师中原，破击平汉路。刘邓根据各方汇集的情报，12月4日报告军委：“现大别山地区情况较紧张。48师已占立煌，58师主力到商城，7师已占太湖，28师一个旅占广济。并又悉：25师将到罗田、英山，昨日10师、11师在光山以南向我进攻，85师附11师之118旅在黄陂。因此，平汉路破击必须推迟，陈谢、陈粟均不再受该战役之约束。按本身情况，我正：1.乘机先将十纵向桐柏军区、十二纵向江汉军区展开；2.野战军寻机歼敌一路，打退敌之进攻；3.以后再找良机破击平汉路。”

刘邓分析了敌我情况，考虑到敌军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密集靠拢，我军难以捕捉战机。大别山根据地尚未巩固，中心地区山高路险，不便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带人口稀少，粮食也很困难，因此不能采取集中主力与敌硬拼的打法。12月8日刘邓就我之对策电告军委：“敌向大别山，已发现有33个旅近80个团，每路为两个师以上。其目的似在迫我向西、向北。根据现况，我不能过早布置主力作战。而我实力只能歼敌孤立的一个师，多便吃不消。故我决心将王（宏坤）纵、赵（基梅）纵迅速进入桐柏山、江汉区。其余主力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把敌拖一时期，再打中等歼灭战。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惟士气颇好。但须有友邻部队有力配合，拖散一部敌人。”

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刘邓反复研究对策。刘伯承回忆：“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局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³⁾

12月7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48、58师到达商城一线，10、11师到达光山、经扶，7、28师到达罗田，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日见严峻。8日到9日，野战军指挥部在礼山（今湖北大悟）县门前湾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避战”方针，部队分头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并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十纵和十二纵在江汉、桐柏区展开，将集中的敌人扯散。为了保证部队行动迅速，便于打仗，司令部通知各单位轻装。轻装下来的东西，可以分给老百姓。军用物资则就地掩埋隐蔽。为了便于指挥，刘邓决定将机关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指挥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带领“前指”500余人和二、三、六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刘伯承、张际春带领“后指”及中原局机关900余人和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到外线作战。

12月11日，刘邓行军至礼山东南的黄陂站（今大悟黄站），正式分兵。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黄昏，刘邓两人并肩步行，走了很长的路。形势的险恶、分兵后面临的各种情况，他们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刘伯承命令李达参谋长把警卫团留下。邓小平要刘伯承注意身体，多多保重。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相互道别。刘伯承上马后对身边的随员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⁴⁾

这一夜，两路人马紧张行军。前指转移之途路窄、水多，且有大雾，对面不见人。没有向导，李达参谋长走在队伍最前面，到路难走的地方，他与战士一起动手修路。前指机关一夜行军，进入经扶境内，摆脱了国民党军。

刘伯承这一路11日夜经宣化店、定远店，行军80里，到达光山崔家畈。因敌军跟得很紧，后指机关几天内得不到喘息，沿途枪声不断，时常与国民党军发生接触。14日，刘伯承等行军到达光山北向店附近的何小寨宿营。这时有一股敌军路过，与我军同住一村。当时天黑雾浓，我方的通信员在途中发现两个身背卡宾枪的敌人士兵，机智地叫他们和自己一道走，走到我军住的院子里将二人俘虏。一问才知道是国民党军主力第11师的18旅来了。在通信员来报告敌情之前，刘伯承也得到老百姓报告，说村子那边也有军队，正在伐木修工事。刘伯承派侦察员向村中摸索，无意中闯进一个有人的院落。这里是敌军的团部，双方惊异之下都操枪就打。这时，刘伯承身边没有部队，张际春副政委身边也仅有一个警卫班，还住在别的村子里。刘伯承接到通信员和跑回来的侦察员报告，判断敌军尚未摸清我军底细，果断下令随行人员乘着大雾掩护，迅速脱离危险地带。⁽⁵⁾急行军十几里，到达一纵20旅驻地。等敌军发觉，刘伯承命令一纵1、2旅阻击整11师，20旅掩护后指机关转移。双方打了一夜，天亮前我军主动撤离。11师也不知有多少解放军，没有追击，一场惊险的遭遇战这样结束了。事后刘伯承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是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那几天气候非常恶劣，风雨交加，夜里下起鹅毛大雪。当地居民稀少，住房分散，部队食宿很难筹措。即使有房子住，又缺取暖的柴禾，想烤干湿透的衣服都很困难。16日，刘伯承率后指机关在息县东南北渡淮河。这一段淮河不算很宽，但河水冰冷刺骨。工兵搭的一座独木桥，因人多不堪重负倒塌。一纵干部战士只得脱掉棉裤，徒涉过河。虽然短短几分钟就走到北岸，但每个人的下肢都冻得失去知觉。指挥员命令不许休息，一直活动到身上有热的感觉，才套上棉裤，继续行军。⁽⁶⁾就这样经过正阳、新蔡，到22日进入安徽临泉县境内。这里是九江与蚌埠国民党军指挥部的接合部，是所谓“两不管”的地方。后指机关才脱离了险情，得到一段休整的时间。

为了使国民党军的合围“清剿”扑空，分散敌军兵力，刘邓12月17日指示各纵队：“决将野战兵团适当分遣，一纵位于淮河南北，包括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二纵位于经扶、立煌之线以北地区；六纵位于大别山南地区；三纵位于皖西地区，辗转机动。其好处是：（1）容易争取一个旅以下的歼灭战；（2）容易集结两个纵队作战；（3）避免大兵团集结被迫作战的毛病；（4）便于进行地方工作，填满空白；（5）在肥区吃粮食；（6）容易解决财政困难，夏衣问题。”根据这个指示，各纵队都分散成以旅为单位，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机动作战。

陈再道回忆这段时间二纵的情况说：“当时斗争环境特别艰苦，部队天天行军作战，没有休息时间。要牵着敌人转，就必须打仗，你不打，敌人就不会来；打久了也不行，敌人分几路赶来，你摆脱不了就会吃亏。当时我们总想寻找机会打个歼灭战，但未能如愿。”12月13日，二纵到达皖西的叶集，听说附近的姚李庙住着敌军一个团，陈再道集结4旅和6旅准备吃掉这股敌军，打个歼灭战鼓舞士气。没想到战斗打响后雨雪交加，战士们在泥泞中作战，非常艰苦。打了一夜，已经冲到村子里面，敌军依托一个水围子固守。我军几次冲锋不奏效，天亮时得知46师从六安赶来增援。陈再道命令4旅到东边的挥手店打援。第二天，4旅在挥手店与46师先头部队激战。当时天下着雨，团指挥员也没来得及看地形就命令往村里攻。部队被一个水塘挡住，敌军在村里用密集火力抵抗，我军牺牲了30多人。这时46师主力赶到，在不利情况下，陈再道命令撤出战斗，二纵到顾店集结。“这一天大雪纷飞，道路泥泞，有的部队按时到达目的地，有的走了不到一半路程，真是把部队拖得人困马乏。”

17日，二纵到达霍邱以南的西皋店，敌军暂时停止追击，我军得到两天休整。陈再道召集4旅干部开会总结教训，研究行动计划。20日他们开完会搞个会餐，“刚拿起筷子，就听到枪声响了。原来敌46师攻上来了，离旅部只有四里。干部们听枪炮声习惯了，一个个大吃二喝，硬是把肉吃完才离开”。4旅与敌军交火，发现敌军来势汹汹，陈再道命令向南撤退到立煌县境内，再进大别山。当晚4旅撤出西皋店，经叶集渡过史河。部队在泥泞中走了一夜，与6旅会合，部队拥挤在史河边上过不去。陈再道怕敌军上来背水作战，命令全军徒涉史河。史河结着薄冰，干部战士们冒着刺骨的寒冷光着腿过河，皮肤都被冰划破了。上岸后赶紧用毛巾擦干，活动开了再穿上裤子走。这样走了一天一夜，21日中午到达叶集以南的孙家滩才休息。⁽⁷⁾

为了摆脱敌人，不走路是不行的。刘伯承后来说：“有些同志怕走路。因为我们现在走路，要么不走，要么就跑。‘跟上跟上’乱跑一阵，有些跑得累死人，路都不会走。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象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你来时，我就一闪，那边就多啃一口。他一闪，我就多啃一口。你帮我一手，我帮你一手，我想这就是办法。……但是要走路，不走路不行。总之，我们要打大运动战。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大家都出主意，有的啃骨头，有的吃肉。有时你这回啃骨头，下回还啃骨头，第三回还啃骨头。这要说清楚，不要因为你这会儿啃骨头，下回就一定让你吃肉，没有那回事情。”⁽⁸⁾

为了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支援刘邓。中央军委指示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出击，大破陇海、平汉路，吸引国民党军增援。没想到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对大别山的“清剿”。12月22日，刘邓致电军委：“此次我陈粟、陈谢大破平汉、陇海，战绩辉煌。但敌仍图保持其大别山的重点主义，而不抽兵北援。……其意图似在兼顾南北，而不变重点。甚至对我王、赵两纵出江汉、桐柏也置之不理。故大别山的形势在长期内虽时紧时松，必较严重。我们对此已作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仗。强调军队、地方抓空深入土改的方针。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赵纵，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我伤亡减员两三千），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灭敌两三个师，使敌人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要在大别山坚持，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但是又不能与敌军硬拼。邓小平提出“避战”的方针，与敌军周旋。他回忆说：“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⁹⁾

白崇禧指挥三十多个旅对大别山进行一个月的“清剿”，各部队跑来跑去，却始终没抓住刘邓主力。蒋介石又生一计，12月29日他在汉口召集大别山“清剿”部队将领开会，说：“现在要讲到今后大别山区剿匪的计划，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一旦匪军窜入，则附近村落的人民必须进入中心寨，共同防御。这就是并村筑寨的大意。”⁽¹⁰⁾

蒋介石的这一手是很毒辣的。他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我军在大别山的生存基础，使我军在山区无法生存。邓小平率领前指机关在大别山机动过程中，生活确实非常艰苦。12月29日，前指机关从商城县南的长竹园镇出发，冒着阴雨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曲河边上的小村熊家畈。人困马乏，一到宿营地，大家一个个躺在稻草上，牲口不等下鞍架就在地上打滚。当地老乡都躲起来，李达参谋长找不到人。没有粮食，连做饭的锅也没有。邓小平、李先念、李达与大家一样，又冷又饿。警卫员要找些稻草来给首长烤火，邓小平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通信员找了好几个小湾子，才找到一个很小的破锅。同志们把破锅糊了糊，勉强做了一顿饭。⁽¹¹⁾

大别山反“清剿”期间，刘邓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甚至比刚到大别山时还困难。陈再道对此深有感触：“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再者，部队集中到一个地区，筹粮吃饭就很难解决。部队在富裕地区筹借些粮食，离开时每人背一米袋口粮，以便备用，我们纵队几个领导的身上都背有一袋米。到了贫苦地区或山区，筹不到粮食时，就吃米袋里的口粮。不然你借不到，买不到，部队没饭吃，最令人头疼。在内线作战时，有根据地广大人民支援，吃饭、穿衣全不用操心。现在是在新区作战，才尝到无后方作战的苦头。”⁽¹²⁾

出现如此困难的情况，有几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区胁迫老百姓移村并寨，制造无人区。二是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用残酷手段控制群众，不许群众为我军提供帮助。所以我军所到之处，群众非躲即藏。三是我军四处运动，群众对我军能否胜利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此是很清楚的。他在豫陕鄂地委干部会议上说：“最根本的只有依靠群众。开始群众是‘没有’的，可是一定要走向‘有’。我们天天打，有了胜利，群众才会来。如果我们天天跑反（当地人称躲避敌人——作者注），群众一定不会靠近我们。”

毛泽东对大别山的情况非常关注。想把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联合起来，配合作战，以改变中原局势。粟裕原来约定1948年2月开始行动。当刘邓正在集结部队时，白崇禧又察觉到了，以几个师的兵力向刘邓压来。刘邓不得已，只得将部队再度分散。1月26日刘邓电告军委：“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他们要求华野的宋时轮、王秉璋纵队迅速南下，将解放区的新兵送来补充大别山部队，然后刘邓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江汉，但大别山要受很大摧残。

毛泽东第二天就指示陈粟、陈谢：“陈粟、陈谢两军，以配合刘邓作战为第一任务。其次才是配合他区。你们两军2月开始的新作战，从各方面考虑，自以向南阳、襄樊方向意义最大。”

1948年初的两个月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最艰苦的时期。长时间处于敌军重兵包围之下，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在这种环境下，根据地建设和土改自然无法顺利开展，而且还出现了“左”的错误。其表现就是分浮财和乱杀人。据邓小平1948年7月给毛主席的报告说：“中原各区的‘左’，大体上都是两个月左右。1月间开始纠正。纠正的过程略有不同，但颇费力。大别山因为干部较多，领导机关所在，‘左’得最厉害。特别是（1947年）12月起敌情严重，故‘左’的原形暴露得也最厉害。但在1月以后，因环境不许可，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土改。”

李雪峰到大别山后，奉命到淮西（沙河以南、淮河以西以北）地区领导开辟根据地和土改工作。他目睹了一些“左”的情况，1948年1月18日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报告反映：我们派往地方的干部在建立武装过程中，主要采取收编地主武装的形式，称之为“拉铺”。这些武装严重不纯，干了很多坏事。“有一个县大队有一、二百条骡马，两个月吃了百姓两百条猪。随便向群众征收强派，甚至抢劫，群众呼为‘土八路’。严重地破坏我军声誉，造成群众怀疑与疏远我们。我军到各村群众误为‘土八路’，坚决不开寨门，且有不少半夜鸣枪的。经我艰苦说明并证实后，群众才开门，并向我们诉苦。看来，这样的招兵买马‘拉铺’成立武装，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关于分浮财，李雪峰写道：“分浮财是群众一般的迫切要求。我们一进大别山，地主即纷纷将粮食出口。当时我们采取快分办法，先把粮食分到群众手里。在淮西，一则大军过路搞了一下，工作未接下去；二则两月来又未认真领导群众分，把地主警觉了。群众未跟上，发生粮食大批出口，浮财分散，加以各方贪污浪费，在这样的产粮区已有春荒之虞。在分浮财的地方缺乏组织，阶级阵容不清，形式是一村一村辗转去分，实际是吃大户，叫做‘嗡’。好处是满足了群众一些要求，启发了群众进一步分地的要求。但流氓、地富狗腿及伪装分子大批混入，浪费很大。这村打那村，引起了群众之间的纠纷。大别山还有所谓‘越界打土豪’，甚至出县去打，去打的人是一部分群众，分子也很复杂。”⁽¹³⁾

邓小平也认识到“左”的错误给大别山斗争造成的重大危害。他指出：走马点火和分浮财的政策虽然暂时满足了一些群众的利益，但“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军粮供应上损坏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

由打土豪、分浮财引起的另一恶果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该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

“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为最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

邓小平总结说：“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¹⁴⁾

虽然邓小平等努力纠正在大别山土改中“左”的错误，但前段土改造成的后果已经破坏了我军在当地的生存环境和群众基础。分浮财已经把粮食分光了，军队无粮可筹。群众被“左”的政策吓怕了，不敢接近和帮助我们。加上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地主武装、保甲的暴动，我军在大别山区活动范围日趋萎缩。生活的困难和行军的艰苦，使我军一些干部战士产生悲观情绪，士气和作战都受到影响。1948年1月10日，一纵59团的一个营在息县包信集附近遭国民党军10师袭击，损失很大。当时敌军尾随，59团的干部怕疲劳，只走了50里就在公路边上宿营。敌军攻击时，59团干部处置失当，未组织防御和反击，而是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刘邓31日发出通报，斥责这种“无斗志、无责任心的严重表现”和“极端可耻行为。”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正如后来战史总结说：“我第二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纵队）首先执行战略跃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自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虽卓绝地完成了开辟战略前进基地、牵制大量敌人、掩护全军顺利遂行战略反攻的光荣使命，但本身因长期处于敌人重点进攻，进行无后方作战，部队减员极大，武器装备埋藏甚多，弹药亦极缺乏。更兼新区政策因树敌过多，致各种供应均甚困难。部队在这种既不能打好仗，处境又日益艰难的环境中，亦日渐滋长和发展右倾情绪。”⁽¹⁵⁾

1948年2月，鉴于陈粟、陈谢已在中原展开，可与刘邓形成配合。全国战场上我军已转入全面反攻，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刘邓分别请示中央，希望转向中原机动。2月8日刘伯承在后指请示：“我们感到最近两个月来，因领导和指挥上困难很多，大别山斗争紧张。后方炸弹厂、医院、学校、报纸、通讯社都不能办，现各纵队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和作战，因敌情紧张，很难得到休整机会。炸弹都无法供应，影响作战甚大。……最近中央把榘唐、陈谢一并划归我们指挥，领导分散、不集中。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是否可以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至豫西和桐柏间。那里虽甚贫瘠，但似不像大别山动荡。安置后方及与后方联系都可能要便利些。”9日邓小平在前指请示：“我野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

刘邓的考虑与毛泽东基本一致。17日毛泽东复电邓小平、李先念：“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与伯承会合，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二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三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¹⁶⁾20日毛泽东再次电告邓小平：“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

2月24日恰逢元宵节，这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分别率领后指和前指机关行军数十里，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会合。经历了75天艰苦的日子，重逢令大家格外激动。二、三、六纵也相继集结，渡淮北上。3月4日，二纵纵直和4、6旅到达新蔡东南，再转至临泉老集休整。27日，六纵和三纵9旅渡过淮河向安徽境内转移，进至阜南县境内的龙王集、五花集一带。28日，三纵机关和7、8旅北渡淮河，进至薛集（今阜南县城）、双碑湖地区。至此，刘邓大军完成了跃进大别山和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据统计，从鲁西南出征时全军共124000余人。其中野直6370人，一纵33357人，二纵31000人，三纵26468人，六纵26322人。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野直1938人，一纵17042人，二纵12418人，三纵13208人，六纵14016人，共计58600人。在减少的人数中有行军掉队的、伤病就地安置的、作战阵亡的、留在地方工作的，当然还有逃亡的。武器装备还有机枪1518挺，山炮23门、迫击炮74门。山炮、野炮、榴弹炮等重炮都损失了。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急需休整补充。⁽¹⁷⁾

离开大别山回到平原地区，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许多干部打不起精神。二纵主力转移时，参谋长王蕴瑞也奉命率领400多开辟地方工作的机关干部撤离立煌归建。到达临泉老集休整时，钟汉华副政委召集宣传部同志开会，问干事杜炳如：“你的笔是不是在大别山丢了？怎么不写文章啦！”杜说：“笔没丢，稿件全丢了。”钟汉华说：“丢了重新写，要鼓起劲来，大别山斗争要大书特书。”杜炳如答应了，但有气无力。当时干部们都有情绪，认为在大别山付的代价太大，还没坚持住。有的干部说：“你看看，我们连队进军时近200人，现在还不到100，这是什么伟大胜利？不懂。”还有的说：“现在5旅留在大别山坚持，4旅和6旅加上纵队机关才9000多人。”还有的讲怪话：“现在脚算沾住地了，大别山，再见吧。”

刘伯承听陈再道司令员反映的部队思想情况，决定到二纵作一次报告，为大家打通思想。3月上旬的一天，刘伯承来到老集，在一个打谷场上为二纵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总结了大别山的斗争，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成绩。讲到今后的战争形势和部队的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¹⁸⁾

4月17日，刘伯承又为三、六纵队干部作报告，他开口就说：“有人问：我们究竟是不是战略反攻？如果是战略反攻，为什么没有象去年那样多的歼灭敌人？”

他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开始第一年是内线作战，也必须在内线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以后，转入外线作战。……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当时我们说三把锥子向中原锥，南到长江岸是一把，豫陕鄂是一把，豫皖苏也是一把。蒋介石所说的要改观，现在是改了一个坏观，我们是完成了跃进的任务。大家还记得，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毛主席当时就给我们估计了三个前途：一个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这是我们在歼敌九个半旅后，准备反攻时讲的。现在实现了第三个前途，敌人打也打不出我们了。当然，完成一个作战任务，不出代价那只有唱戏，头一天‘杀’了第二天又活过来。可是有些同志看到付点代价就不看全局，我们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仿佛革命就没有前途了。”

刘伯承算了一笔账：“如果从大别山说起。我们同敌人来了四个回合，到这一次是五个回合。怎样算起呢？第一个是敌人追击，我们战略展开；第二个是敌人合击与追击，我们突围与消灭追击之敌；第三个是敌重点‘扫荡’，我们内线坚持，展开三个军区（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淮西地区），配合友邻的平汉战役，消灭第三师，给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第四个是敌人反复‘扫荡’，我们坚持深入土改与游击战争的培养，配合全国的整军；第五个，我们的任务是完成掩护土改、游击战争与全军整军，然后转到集中作战，外线作战内线坚持。”

刘伯承用一个个具体事例，说明我们前四个回合是胜利了，第五个回合正在继续中。他说：“我们对全国是尽了责任的。……我们被指定的任务是很光荣的，推车子我们在第一位，走在前头。这是釜底抽薪，是厉害的，但是要不怕烧手，釜底抽薪要不烧手那是开玩笑。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几个兄弟来打他，你一拳，他一脚，其中一个兄弟被他咬掉一个指头，抓破一点皮，就认为不得了，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同时，如果不打出来，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一定消耗大，牛被人家牵走，房子被人家放火烧掉，树被人家锯掉。现在我们解放区，街头上已听不到飞机的声音，娃娃生得胖胖的，为什么有的同志不这样想？只觉得自己吃了亏，只见自己的脚走烂了，饿了几顿饭，就那样狭隘？”

刘伯承强调：“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这是人民的战略，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完整的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主席的思想，我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历史好好想一想：有枪的和没枪的打，没枪的胜；枪好的和枪坏的打，枪坏的胜；枪多的和枪少的打，枪少的胜；有飞机大炮和没飞机大炮的打，没飞机大炮的胜。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人心向背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只有几条烂枪，说我们一定胜利，谁相信？一九四六年说蒋军必败，谁相信？今天是人民战争，这是基本形势，这点都看不到，我们太够不上毛主席的学生了。”

他说：“现在说到大别山（皖西、鄂豫），还有江汉、桐柏、豫西、陕南，外加一个豫皖苏地区，我们在中原这一块地区更要负些责任。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以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任务，要把这一基地创造成功，任务才算完成。现在只是机动范围宽一点，我们外线运动，进大别山，出大别山，在那里消灭敌人。……一切走路，把脚走坏了，都是为了这一任务，吃大米不惯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走山路，跌骑马跤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自己做衣服做鞋子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转来转去还是这一任务。有少数人想解除这一任务是不允许的，非把这一任务完成不行。我们在毛主席面前‘赌’了‘咒’的，是革命不革命就看这一点，革命就要饿饭就要走路，还要不怕死。当入党时也好，参加人民军队时也好，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具体地要打倒蒋介石，手不要发抖啊！”

刘伯承讲得慷慨激昂：“在这时候，我们要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我们在入党时、入伍时，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是否足秤？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弄清楚，仍旧是执行基本任务。现在我们是有成绩的，蒋介石一天一天走向失败，他表现失败情绪是有根据的。我们个别同志也表现失败情绪就不对了。二人打架，他说他失败，你说你失败，究竟是谁胜利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以前我们在大别山思想混乱，现在要充分弄清楚。要站队看一看是不是男子汉？真正的黄帝子孙。不算的，就让他去吧！‘勇’是男子头上戴一顶光荣的帽子。……现在我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敢不敢胜利，我想我们是敢于胜利。饿一顿饭，多走点路，那有什么问题？”⁽¹⁹⁾

4月25日，邓小平政委在河南鲁山召开豫陕鄂干部会议作报告时，也对大别山斗争进行了总结。他说：“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是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²⁰⁾

刘伯承、邓小平的报告，澄清了大家思想上的疑团，使大家看到了几个月来艰苦奋斗的成绩，看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前景，极大鼓舞了干部战士的士气。休整期间，全军上下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部队进行了补充，积极准备在中原战场投入新的战斗。

(1)　李雪峰：《关于大别山及淮西情况给刘少奇的信》，1948年1月18日。

(2)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88页。

(4)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5)　杨志宏：《大别山后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载《刘邓大军风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6)　汪群：《雪夜渡淮》，载《南征一年》一纵分册。

(7)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8)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78～479页。

(9)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10)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

(11)　魏锦国：《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载《刘邓大军风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