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西南解放战争：在大别山取得胜利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7日邓小平政委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30日以刘邓名义上报军委。指示详细具体地交代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策略和应注意的问题。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大别山地区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

刘邓指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蒋介石的错误估计——无后方作战遇到的种种困难——刘邓整顿纪律精简机关——初战不顺——王大湾的“安卵子会议”——张家店、李家集告捷——打土豪分浮财与“左”倾急性病——高山铺之战——向长江沿岸战略展开——全军上下缝棉衣——在大别山站住脚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后，分三路进入光山、罗山和潢川境内。这里的风景与淮河以北相比，真是不一样。杨国宇描述说：“这里有山有水，山上林木葱郁，鸟雀翻飞，溪流潺潺，其清澈底，游鱼时上时下，白鹤高空翱翔，莲花随风飘扬，田里稻谷累累，留出几条窄窄的小路。这样新的境地，已经大有江南风味了。”陈再道、范朝利、刘华清这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的老战士，二十年前离开鄂豫皖苏区，今天回到大别山就是回家，心情更是激动。许多北方同志看到青山、稻田和水牛，都感到新鲜。说太行山石头多树少，还是大别山好。然而陈再道回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同志的兴奋热情渐渐消失了”，等待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¹⁾

军直过淮河后在徐围子宿营。27日邓小平政委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30日以刘邓名义上报军委。指示详细具体地交代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策略和应注意的问题。指示说：“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邓小平预料：“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邓小平对前途的估计是乐观的。他指出：“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

如何完成任务，邓强调了三点：一是发动群众，“说明我们绝不再走”。二是“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三是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²⁾

8月31日在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报告了目前形势与任务。他说：当我们跨越陇海路时，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被迫行动，事前没有布置正面阻击；事后尾追一直处于被动形势下，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中原地区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的重要兵库和粮库，我们到这里便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这个地区人民从内心拥护我们，但由于革命四次的转移，人民暂时还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只要我们打胜仗，方针正确，人民会很快起来。

邓小平说：敌人一定在我们立足未稳时要扭住我们，不过敌人的空子仍然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他。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北方人到南方要习惯南方生活，否则要在这里生根是不行的。在群众未起来前、政权未建立前，我们会遇见很多困难，如担架、粮食等供给，群众起来后都可解决。因此，直属队要抽调大批干部去发动群众。他号召大家要有信心，有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张际春副政委考虑如何尽快将它发到各纵队，让干部战士学习领会。正巧六纵政治部唐平铸打电话来，说他们在息县搞到一台石印机。张际春要他们立即送来，恢复编印中断多日的《军政往来》。政治部加班刻蜡纸赶印，9月1日出版了第46期。这一期只有两个版面，就是邓小平政委的报告。⁽³⁾

蒋介石得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消息，非常不安。他坚持认为刘邓到大别山不是毛泽东的战略举措，而是“被迫临时决定的”。他在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指出，如果刘邓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但是他自以为有办法，大别山区“东面有津浦路，西面有平汉路，北面有淮河，南面有长江，这些交通线都在我们控制之中。我们可以自由运动，匪军却不易超越。长江沿岸我们有许多军事据点，汉口、九江、安庆等地都有飞机场，距离甚近，起飞便利。海军更可以随时巡逻，不论他们有什么行动，我们在三个钟头内总可以察觉，予以有效的阻击，绝对不会让他像在黄河一样整天整夜地偷渡。”⁽⁴⁾他对罗广文、张淦兵团追击部队的无能特别气愤，在8月27日的电报中斥责说：“各司令官、部队长只借稳扎稳打，猬集一堆，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9月初，他命令整46、58、85师渡过淮河向南推进，整10、40师经宣化店向东推进，桂系的整7、48师沿经扶、麻城南进，整52、56师在信阳以南的外围，整65师由平汉路到黄安。张淦等渡过淮河的部队统归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指挥。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

大别山地区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1932年张国焘带领红军主力西去开辟川陕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别山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清剿”。当地居民多是老人和妇女，青壮年男子是很少见了。大的村镇几乎被烧光，许多百姓躲到山上和湾子里栖身。国民党在当地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组织，实行白色恐怖。蒋介石为了抹掉人民的记忆，连苏区的地名也改了，用当时扫荡苏区的国民党将领刘峙、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新店集（今河南新县）改名经扶（刘峙的字），金寨改名立煌。

我军进入大别山，原以为老区群众会出来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没想到群众非躲即藏，向导找不到，吃住都成了问题。刚到山区，生活也不习惯，部队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陈再道回忆：“我们部队刚到大别山，不熟悉山地、稻田地区作战；衣食住行也不习惯。时值9月，夜晚天气冷了，指战员们还是穿着一身单军衣，夜里睡觉只好盖上稻草御寒。北方人初到南方，大米吃不惯，有些同志吃了就拉肚子。平地走惯了，爬山、走稻田小路就很困难，从军用地图上看，到某个村庄是十多公里，结果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一个村庄，只是几户人家的什么湾子，一个营住不下，住一个连也够挤的，只好露宿。加上蚊子咬，不少同志身上长了疮，发疟疾的很多。特别是在作战中，负伤的同志要部队自己抬下来，转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各旅教导队和我们纵队教导团以及机关的同志，抬着伤员翻越七百多米的飞旗山，转送到金寨的后方医院。过去内线作战中没有遇到的困难，现在全出现了。”⁽⁵⁾

疲劳、饥饿和生病，使部队情绪产生很大波动。特别是对群众躲躲闪闪很不理解，发火骂人、拉牛送病号的事突然增多。群众更是害怕，许多百姓拉着水牛上山躲起来。刘邓针对这些情况，9月10日在经扶境内的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会。邓小平讲话指出：“今天部队对群众蛮横无理，乱打枪、乱要粮、到处抓夫、抓向导等脱离群众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多次革命斗争的失败，基本原因是脱离群众。”“只顾今天，不顾将来，这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克服这种危机，不然就会自掘坟墓。”

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邓小平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动员我们自己，干部要深入下层，以诚恳的态度和群众（战士、伙夫、马夫、勤务员）谈话。苦只是苦一个时期，要忍受目前的苦，为的是不受长期的苦。使大家都有明确的政治前途，对群众采取正确的态度。要想办法克服困难，部队一定要带两天粮食，这样到了新驻地就有充裕时间想办法，免得一到就弄粮食。粮食实在没办法带就不骑牲口，我首先下马，告诉我的饲养员用我的牲口驮粮食。分班做饭各自找粮食一定要停止，这是最容易违犯群众纪律的。向导应尽量少找，随便打枪一定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自己单位的伤病员送后方，自己想办法去抬。支部工作应该加强，不论住在哪里，都要争取群众回来，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应更多考虑群众的困难，我们本身应该变成一个政治工作队、宣传队，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刘伯承严肃地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他列举红军时期的历史教训，说明把群众弄翻了，没有不遭受失败或损失，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的。大家应有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反对流寇思想。作好群众工作，则龙在水中，虎在山中，定能完成历史任务。他强调说：“我们只具有死也死在这里的决心，这是好的，但这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这里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把根据地建立起来。”⁽⁶⁾

张际春副政委重申严格纪律：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后各单位层层传达，开始整顿部队纪律。⁽⁷⁾

到达大别山区，我军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刘邓部署一纵攻罗山、二纵攻商城、三纵攻立煌、六纵攻光山，军直准备进至经扶地区。刘邓清醒地考虑了大别山的实际情况，今后部队主要在山区行军作战，条件要艰苦得多。千里跃进的疲劳尚未恢复，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为了保证部队的灵活机动，必须最大限度地轻装和精简机关。9月19日刘邓下达指示：“（1）纵直、旅直大量缩减，团直酌情缩减。（2）每纵只带一个山炮连，每旅只带两门山炮，其余暂时分散埋藏安全地方，准备有可能对组织一两个炮兵团送回老解放区训练。（3）每纵编一辎重营，完全用驮载，准备运棉衣。（4）各级减少马匹至最少限度，多余马匹暂放在山上放青，不吃粮食，准备送骑兵团或送回老解放区。凡不好的马一律杀作肉食。（5）所有裁减人员一律到战斗部队。如尚有多余干部交工委领导，进行土地改革。”各纵队稍事修整，进一步轻装。找地方建后方医院，安插伤员。几天后部队开始分头行动，炮兵历尽辛苦拉到大别山的大炮，此时只好忍痛掩埋。大车在渡淮河时全部留在了北岸，原来拉大车和重炮的牲口被集中起来，隐蔽到有草有水的山沟里，由炮兵看管。一纵炮兵团的干部战士带着牲口隐蔽在经扶境内一个叫黑石崖的地方，牲口把沟底的草吃光了，又往山上爬着去吃，结果摔死了。战士们沾着盐吃马肉，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逐渐熟悉当地情况，与党组织接上头，炮兵团改为经扶游击大队，开始新的战斗。

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改善部队的状况，急需打几个胜仗。毛泽东9月11日给刘邓的电报指示：“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⁸⁾刘邓也是这样决策的。7日鲁道源的整58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命令二纵歼灭58师，一纵1旅扼守经扶、泼陂河大道，阻止48师增援。当天，二纵在商城以北河凤桥与58师交火。敌军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始待援。我军不会打山地战，只管猛冲，没有战术。结果6旅副政委彭学桂也牺牲了。一纵1旅在经扶至商城的公路上阻击48师，没有顶住，9日48师先头部队与58师会合。刘邓见战机已失，下令撤退。12日电告中央：“此次我在商城北阻击58师，作战时部队不会山地战未能解决，48师又赶到，故已撤出战斗。……我们集结七个旅在商城、光山地区休整一礼拜后，再寻机歼灭85师或10师。”电报还说：“大别山主要是小起伏地，树林很多，重武器不能用（我们各纵大部已埋藏）。只要我们学会山地战，对我有利。群众对我们很好，但我纪律很坏，正严加纠正中。粮食不缺，惟谷才割颇感困难。此处物价比华北贱，但无钱买，今年棉衣要后方送，力图争取明年夏衣自给。”⁽⁹⁾

9月17日，刘邓得知58师以一个旅守商城，其余部队向商城以北扫荡，命令一、二、三纵主力集结，决心在商城东北消灭58师。部队翻山越岭向指定地点行进，劳累不堪。58师得到风声，迅速缩回商城，我军大部扑空。二纵6旅与48师遭遇，遭受一些损失。只有一纵19日在商城西边的中铺截住58师新编第10旅的29团，敌军战斗力不强，被一纵消灭。

25日，刘邓率指挥部转移到光山境内的斛山铺。得知吴绍周的85师向这里进犯，决定集结一、二、三纵主力围歼85师。26日13时刘邓命令一、二纵首长向敌发起总攻，一纵自双轮河向北打，二纵自斛山铺向南打。“望严令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如丧失战机一定严办，直到枪毙。”部队冒雨出动，本想打个歼灭战，结果西北方向部队没有及时赶到，85师突围逃回潢川县城。

连续三仗没打好，刘邓发火了。27日在光山白雀园西北的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严厉批评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当年的一纵政委苏振华回忆：“过了淮河后，斛山铺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一落千丈。鲁西南战役搞得几十门炮，过淮河后，炮埋在山里被敌人挖去，补充的俘虏兵跑了，老百姓跑光了，没有饭吃，这些情况不好。刘邓说要打个仗，扭转扭转情绪。正好有机会，吴绍周85师好打，但没有打到。第二天就开会了。我们一进屋子，邓政委说：‘今天开会不握手。’会上刘老说：‘我是军人，讲话简单。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我们的部队变成了女人，一碰就会跑。’当时部队不整顿，是很危险。这个会主要是整顿干部思想。有的干部在困难时就迷失了方向。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当时事实上我们战略展开了，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我们有些乱，有困难；敌人同样有困难。我们的炮不能带，敌人的炮也放在淮河边上。有些人只看到自己困难的一面，不看敌人方面的变化。这个会一方面批评了右倾情绪，一方面讲清了形势。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软一下，就要犯错误。白雀园会议是大扭转，有重大意义。”⁽¹⁰⁾陈再道回忆：“这次会议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与会同志印象也特别深刻。直到今天，不少同志还记得‘安卵子会议’和‘不握手’的故事。”⁽¹¹⁾

主力部队打得不理想，向鄂东和皖西展开的部队进展比较顺利。三纵由固始出发，先后占领皖西的六安、霍山、立煌、桐城、庐江等县城。六纵一部占领鄂东的经扶，二纵一部占领潢川。这些县城只有少数土顽，一触即溃。我军筹备了一些给养，解决了生活的困难。

正当刘邓处于困难之际，陈粟率领华东野战军于9月27日越过陇海路，向豫皖苏进军。这对中原国民党军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刘邓。得知华野南下，30日刘邓致电陈粟：“你们越过陇海，南面敌人已有强烈反应。加以我主力在击退85师后翼，集结潢川以南，58师85师拼命求援。敌现部署为：85、52师共四个旅已集结潢川、罗山线，48、58师五个旅已集结商城及其以东地区，7、40师共两个半旅今日集中麻城，拟向商城之西北进，其目的在寻我主力决战，并图隔断我两大野战军之联系。我们拟乘敌北进时，主力向黄麻及长江沿岸转进，歼击分散之敌，威胁武汉，并解决冬季困难。”

毛泽东关注刘邓在大别山的处境，10月4日致电刘邓。指示他们分散大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要刘邓分兵一部越过平汉路西进，占领孝感、云梦、天门等地。刘邓考虑部队的现状，认为不适宜。6日回了一封长电，如实汇报了情况，提出他们的行动方针：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菜蔬、油盐吃得极少，无鞋子穿，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58师及潢川南85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约有百万人口区域），一个月内可开始分地。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仗，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城镇，土顽均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员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在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5000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线。

毛泽东同意了刘邓的计划，8日复电嘱咐他们“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这时，在皖西的三纵8旅向刘邓建议，集中三纵全力歼灭由舒城前来的国民党第88师62旅。刘邓批准了三纵的行动。10月8日，三纵8旅咬住62旅。62旅不善夜战，当天夜里驻扎于六安与霍山之间的张家店。这是一个200户人家的小镇，三纵的7旅、9旅经过夜间急行军，在9日将62旅包围。当天夜里发起猛攻，张家店无险可守，经一夜战斗，62旅4000余人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0多人。与此同时，一纵向麻城西南的歧亭、柳子港之敌进攻，歼灭56师三个营。二纵向黄陂以东的李家集进攻，消灭敌军一个营。陈锡联回忆说：“刘邓开白雀园会议，是立住脚。后来打了两仗，不大，但作用大。是在大别山打的，使我们站住了脚。”苏振华说：“在兵强马壮时打个胜仗不算什么，在疲惫的情况下打的胜仗就不容易。两种情况下打的歼灭战不同，不能从一般意义上估计。”⁽¹²⁾

李家集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向干部作了《提高信心加强斗志》的报告。他说：“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解放区，必须转动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两个‘轮子’。而推动这两个车轮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加强斗志。南渡淮河以后一个半月的短短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当我们有些部队避敌不打、躲躲闪闪时，蒋匪以为我们已经溃乱，以为可欺，便猖狂起来，向我进逼。当我们在商城中铺歼敌29团及在斛山铺击溃吴绍周后，敌人立即发生恐惧心理。最近我们在经扶、歧亭、河口、柳子港、李家集连续给蒋匪保安部队及56师、52师等部歼灭性打击以及最近我东线部队在霍山地区一举歼灭敌62旅以后，敌人将会更加寒心和谨慎。同时这也给了我们部队中某些不相信自己能打、对敌畏惧和避敌不打的错误思想以有力的打击。而一般部队也更加提高了士气，提高了信心，加强了斗志。”⁽¹³⁾

这几次战斗的胜利，果然镇住了敌人。国民党军主力停留在大别山以北，因大别山山高路窄，机动受到限制。敌军怕进山遭到我军伏击，不敢轻举妄动。大别山南敌军兵力薄弱，一时难以集结大部队与我军决战。夏威在张家店之战后匆忙赶到六安，无计可施，只能等待白崇禧前来指挥。这样，刘邓大军越过大别山后，在黄安、麻城地区得到一段休整机会，开辟根据地。

到大别山一个月，刘邓部队的生活困难仍然没有解决。一纵干部回忆：“老百姓在封建地主恶毒的控制下，不敢接近我们。从第一天起，在足足一个月的时日中，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没有人，村子静静地躺着。白天夜里行军作战找不到向导，只要有两个老百姓在一起，就互相推托不知道道路。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尝试到什么是没有群众的真正痛苦，这种我们加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在老根据地空室清野的味道，是怎么一回事。”“雨季像黑暗的漫夜，每天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走到哪里下到哪里，人们身上很少穿过干衣服。在丘陵起伏豆腐块稻田边缘的泥泞道路，像走在一根线上一样，人们每天都要很熟练地翻几个筋斗。到了宿营地，第一件大事就是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新的课目——推谷子、舂大米。谁也没有看过菜的影子，只有在这个时候舌头才能咀嚼到咸菜的真正美味。我们没有菜金，一个月中没有见过油。……在这些艰难的年月里，我们体会到‘考验’的真实意义。”⁽¹⁴⁾

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些困难不解决，什么打胜仗、建设根据地都谈不上。苏振华回忆：“过中秋时，开了打土豪的会。当时搞不到吃的，天气快凉了，穿也成问题。带的金子和特货卖不出去，印的票子用不出去，我们（杨勇、段君毅等）考虑办法，只有打土豪，先搞到吃的。段后来向邓政委汇报了。我们向南走了两天，召集开会，提出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这样一放，搞得大别山的老百姓有意见了，纪律坏了，政策坏了。但不搞不行，部队到新区没有后方，要吃穿，敌人又实行封锁，没有办法，只好取之于民。这不是路线错误，这样保存了部队有生力量，群众暂时受点损失，是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¹⁵⁾

10月12日在新洲的总路嘴镇，刘邓以中原局的名义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每纵队抽上千人参加地方工作，成立豫鄂、皖西两个地方军区。邓小平后来论述说，战略展开就是占地盘：“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打不好仗。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基干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¹⁶⁾

展开后，各纵队分头打土豪、分浮财。二纵下达的指示说：“我部队所到之处，即应将地主、乡保长的浮财没收分给农民。没收的越彻底越好。其中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有政治背景的应走群众路线惩处之。对富农暂不没收其浮财，对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则应坚决保护其利益，并分果实给他们。”“部队没收地主浮财，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次要才是解决部队困难。因此在目前除了棉布、黑黄白货、法币、大肥猪、粮盐留部队使用外，其余全部分给农民。其方法是调查确实后，一面将地主扣押罚款，一面派人没收。如不出款，将人带走（不带女人），款交完或交大半后释放。分发浮财时不出布告，但要召开群众大会。”

指示规定：“部队没收之财物与募集之捐款应交供给机关统一分配。所有法币、黑黄白货均交纵队供给部。旅团不得留下。首先解决棉衣，其次解决菜金。”“必须严格纪律，除工作队外，任何单位与个人均无权没收。凡是私自没收，搞了资财不交公，将没收财物卖钱，贪污腐化者均按情节轻重给以处分。”⁽¹⁷⁾

接到命令后，各单位都热热闹闹地干起来。大别山以南的平原地区比晋冀鲁豫要富裕，在大家眼里镇子上、县城里到处都是土豪，没收家产、分浮财真是痛快。在这种形势下，最容易出现“左”倾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是部队包办，不论群众接受不接受，不论是不是真土豪，头脑发热乱打一气。这样干的结果，确实在短期内为部队筹集到部分粮食、棉布和钱财，解决了部队的生活问题。但从建设根据地的长远利益看，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年后刘邓在给晋冀鲁豫南下干部作报告时，总结了打土豪的经验教训。

刘伯承说：“我们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打击面过大的错误，没有步骤的错误。开始没有很好研究毛主席的指示，利用旧保甲等，相反的要在五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这个错误是刘邓二同志要负责的。”

邓小平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打土豪、分浮财中“左”的错误。他说：“为什么‘左’了呢？主要是不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半年内可以解决中原的土地问题。提出‘半年完成土改’，脑子想：‘枪杆子加政权’就可以把中原问题解决了。曾经从领导到干部，有一股憨劲，因此有时就不讲政策、策略，不讲方法。开始还利用保甲作些事，后来就来了个‘左’，很快形成了混乱。”

他说：“还有分浮财问题，好是好，有些人也真高兴。但也只是些勇敢分子分得多，真正的穷苦群众倒不见得分到多少。因为把地主富农的浮财分配了，负担很快就加到了中农身上。中农受不起，负担便压到贫农身上。表面上是为了群众，实质上反而害了群众，对战争的供应发生了很大影响。”

邓小平还给大家讲了几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左”的错误。他说：“我们不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的例子多得很。例如：有一个地方抓住一个土匪头子，要开群众公审大会。群众不赞成，怕土匪报复。群众的意见，让我们政府出个布告，把他枪毙就行了。我们的同志不听，认为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应当公审，让群众报仇出气。于是便给群众开会，酝酿布置，找诉苦人。费了很大的劲，找出来二十多个，大会终于开了。这个土匪头子，在台上两眼瞪得很大，群众都害怕；结果准备下的诉苦人都不敢诉了。好容易催上去两个，一个老汉说：‘你拉了我的牛。’一个老太太吓得发抖说：‘你杀了我的儿子。’其他什么也说不上来。准备诉的苦没有诉苦，要公审而没人敢审，也只有把他枪毙了。结果怎么样？当天夜里这个老太太的全家被杀了。我们天天喊群众路线，这叫群众路线吗？”

他又讲：“我再举一个包办代替的例子。一个村子搞平分土地，我们一个同志把一家富裕中农划成了富农。这一家只有很轻微的剥削，雇雇短工，为人很好，群众对他不但不仇恨，都认为是好人。所以群众不赞成清算他，我们的同志不肯。群众说只分他的地，不要分他的浮财，我们的同志不答应。这个同志很积极，领着群众去搬东西。到门口了，群众不肯进去，就逼着群众进去。群众不肯下手，结果搬东西时，向主人说：‘这是同志让搬的。’主人说：‘我知道，也不怨你们。’就这样把东西搬出来了。事实上这家是富裕中农，并不是富农。我们既侵犯了中农利益，也脱离了群众。”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我再举一个另一方面的例子。皖西一个地方，群众痛恨的几个地主，要求把他们杀掉，我们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了这些人后，群众怕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报复，又开了一个更多的名单，说把他们也杀了就好了，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这批人也杀了。杀了这批人之后，群众觉得仇人越多了，又开了更多名单。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来杀去，群众觉得仇人越来越多，群众恐慌了、害怕了、逃跑了。结果杀了二百多人，十二个乡的工作也垮台了。”

在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初期，出现了这些“左”的错误，并不奇怪。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我军安下心来，稳稳当当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实行新经济政策。部队流动大，处于行军作战状态，所以只能是走马点火，先解决部队生活的急需。后来，二野的同志认真总结了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动群众实现土地改革的策略步骤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有一段普遍地实行了分浮财的办法，在某些地区又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犯了急性病的错误。分浮财的办法，虽然一时可鼓舞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并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特别是粮食）发生困难，很快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由于条件并不具备，不仅大部分是假分田，并且易使敌人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地区，使这些地区遭受摧残。这种急性病的错误虽然时间不长，但也给开创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¹⁸⁾

10月20日刘邓下达指示：“我决以半个月的时间分散长江沿岸，主要解决棉衣，尔后集中全力作战，寻机歼敌。以一纵进至蕲春、广济地区；二纵黄梅、宿松地区；六纵黄岗、蕲春地区。”⁽¹⁹⁾国民党统帅部发现我军向南移动，生怕我军渡过长江，命令尾随的整40师和第82旅经浠水向广济前进，攻击我军侧背。

整40师原来是马法五的40军，平汉战役曾被我军歼灭。后来重新组建，以李振清为师长。鲁西南战役时40师曾奉命增援，因行动迟缓没有参战。后来从安阳乘火车南下大别山，还没尝过我军的厉害。他们也不适应山地战，只是盲目地尾随我军。24日刘邓获悉40师的动向，向部队下达命令：“蒋令40师附82旅明（25日）由浠水继续向东前进，我必须歼灭该敌才能解决棉衣。”要求一纵集结于广济，以一个团在漕河镇一带侦察敌情；命六纵尾随牵制敌军，以便主力集结。一纵杨勇、苏振华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由张才千的中原独立旅派出小部队引诱敌军前进。

25日，40师行军60里到达三家店，82旅到漕河。刘邓判明敌军26日将向广济前进，定下歼敌决心。当天命令一、六纵首长：“杨苏应扼制敌人于高山铺西北地区，迫使敌人展开并抓住时机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右侧背。杜（义德）韦（杰）于明中午前赶至漕河镇，趁敌展开之际从敌背后间隙插入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左侧背，并速与杨苏联络，受其指挥。”

清水河流经漕河镇（今蕲春县城）与广济之间，经过一段峡谷地带。界岭和洪武垴两座山峰像一把钳子伸出的两个钳头，卡在峡谷的要冲。在十余里长的峡谷中，分布着清水河、高山铺等小村庄。出洪武垴山向东，地势又趋平坦。杨勇在界岭一带观看了地形，决心将敌军阻击于峡谷地带，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将敌军歼灭于高山铺。

26日早晨大雾弥漫，整40师沿公路由漕河向广济前进。9时左右敌军先头部队进至高山铺东南，一纵1旅跑步行军至洪武垴时，敌军已抢占界岭，爬到洪武垴山腰。我军抢占洪武垴山顶，双方开始反复争夺。敌军看不清楚山顶的情况，以为是游击队袭扰，没有投入很大兵力，几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一纵以一个团向界岭进攻，指战员们不顾伤亡，顽强攻上山顶，与敌军展开肉搏，终于控制了界岭制高点，封锁了敌军前进的通道。敌军也不擅长山地战，进攻受挫，黄昏时天又下雨，只得在清水河、高山铺等村庄宿营。敌军的迟钝，为我军的围歼提供了时间。

驻在上巴河、汪岗一带的六纵接到命令后，立即集结部队急行军。干部边行军边动员，不少战士没有鞋，光着脚在泥泞中跑步。48小时冒雨行军，六纵于27日9时赶到高山铺以东，与一纵对敌军形成包围态势。六纵参谋长率先头部队三个营控制了高山铺背后的李家寨、马驹山等高地，打退敌军的攻击，为主力提供了出击阵地。这时，40师已陷入混乱，只顾冲击界岭和洪武垴，企图突围。杨勇见六纵赶到，命令一纵主力发起总攻。1旅、2旅和中原独立旅由界岭、洪武垴山顶冲下，杀声震天地冲向敌军。敌军被压缩在公路两侧的稻田里，陷入泥泞，行动困难，人马混杂，溃不成军。后卫部队企图从高山铺向北突围，也遭遇六纵的分割围歼。战斗到14时，整40师和82旅被我军全歼。高山铺战斗胜利结束。⁽²⁰⁾

这是进入大别山以来我军第一个大胜仗。共歼灭敌军12600余人，其中俘虏9500人。缴获小炮33门、机枪375挺、子弹40万发和大量军用物资。刘伯承指出：“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²¹⁾

但是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俘虏太多，我军干部太少，难以及时对俘虏进行审查甄别。连队战士只要身强力壮的俘虏，负伤的和年龄大、身体弱的都不要，随便将他们释放了。等到司令部查验俘虏，国民党团以上的军官很少。多数将校级军官如40师旅长董升堂被六纵俘虏，披着棉被装成病人被释放了。另一个团长罗彦端已被俘虏并查出身份，押解时遇见敌军飞机袭扰，乘我军战士隐蔽，他躲进一间房屋中漏网。部队集合时忘了清点俘虏，丢了许多军官。还有一个团长庞庆臣被俘虏后，装成士兵被补充到连队，不久找机会逃跑了。战场纪律也不好，发洋财的现象比较多。有个战士抓住一个军官，把他的金戒指、手表和钱都搜去后，一枪把他打倒。但人没打死，被收容队送到后方医院。我军的医生给这个俘虏治疗时，他气愤地说：“还换什么药，这是你们的人发财打的我。”有的干部私分俘虏财物，上级叫他交出还不承认。⁽²²⁾

刘伯承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整顿。这不是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能不能革命的原则问题。他在一次讲话中严厉指出：“包包装得鼓鼓鼓，思想就一塌糊涂。有了两文钱，心里就想怎样享受。在高山铺有人搜腰包而把敌人的高级军官放走了，包包鼓鼓就蜕化了。哪肯把老命去牺牲？那叫有鬼！我看这是一个共同的毛病，有人怕死，你就看他腰包大不大。现在我们先检查包包，来的正当不正当。正当的登记起来，不正当的交出来。我们有三条原则：（1）既往不咎；（2）今后严格；（3）把贪污的果实交出来作为具体转变的表示。豫皖苏一个干部有四个金戒指，交了以后也不想回去了。他说：我钱都交了，回去作啥子？”⁽²³⁾在刘邓严肃教育和政治部门的检查监督下，发洋财的歪风被迅速制止了。

高山铺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刘邓主力部队在长江沿岸的浠水、广济、黄梅、宿松、太湖、立煌、潜山等十余县展开，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已是11月，天气转寒，全军当务之急是解决棉衣。8月过黄河的时候，后方供给刘邓部队的经费是现洋895000元，仅够用到月底。到了大别山，经费已经用完，部队连菜金都非常困难，就不要说棉衣了。刘邓原来的计划是让王宏坤的十纵带经费和棉衣南下，到大别山来接济主力。但毛泽东9月23日的电报说：“你们冬衣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其办法即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王宏坤送款（愈多带愈好）清还，分文照付。”总之，要刘邓“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²⁴⁾

自己想办法解决棉衣，又没有钱，只好先找商人和百姓借了。陈再道回忆：“我们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有些布户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个借条没有用，可能‘共产’了。在商城、经扶等地，是由我们纵队供给部统一筹借，但借的数量很少。以后经我们纵队领导研究，并请示刘邓首长批准，以旅、团为单位筹措，争取尽快穿上棉衣。在黄梅、宿松地区就是这样赶做棉衣的。粮食也是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这种“打白条”的方法是迫不得已，等王宏坤十纵带款到达后，我们的部队又运动到别的地区，打的白条有很多没有还钱。有个戏剧性的例子是：当年二纵在商城一个村子里发现农民霍家忠囤积的632匹布，二纵供给部长陈三记打了个借条，全拿走了。直到1982年征集革命文物，年过七旬的霍家忠把这个借条捐献出来。省政府知道后，以高出现行价格折算偿还布款6388元人民币。这个保存了35年的借条终于有了结果。⁽²⁵⁾

高山铺战斗后，国民党军队暂时停止进攻，我军在鄂东、皖西地区得到一段休整时间。这时已是11月初，天气转寒，刘邓命令全军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做棉衣。这些拿惯了枪杆的汉子，拿着小小的缝衣针发愁。一天刘伯承见司令部参谋用花布裁棉衣，就问：“谁叫你们不染就缝？”参谋说公家没发染料。刘伯承严肃地说：“同志，稻草芝麻秆烧成灰，就是最好的染料。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穿灰衣服。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

两天后，所有的花布、白布都染成了灰色。但是做起棉衣来却是五花八门。杨国宇形容：“有的开一个和尚领口，锁的是鸡屁股扣门。荷包上下对不齐，线路又歪又稀。铺的棉花起伏不平像地图上的南洋群岛，穿在身上现出一身赘瘤，实在难看。”刘伯承又批评说：“以滥为荣，不是光荣。”他拿着洋磁碗教大家怎样开领口，又给大家示范怎样缝勾针倒线。司令员这样大的年纪，尚且如此认真，年轻人就更没话说了。部队中会针线的女同志发挥了主力作用。她们一边帮同志缝，一边教大家。一个星期过去，全军都穿上了自制的棉衣。⁽²⁶⁾六纵18旅政委李震诗兴大发，仿照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风格，作七言长诗《棉衣歌》一首。生动描述了刘邓全军上下缝棉衣的情景。诗文最后称：“此事古今从无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²⁷⁾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克服了种种困难，经历了多少曲折，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刘伯承回忆：出征之前，毛泽东估计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²⁸⁾刘邓主力南下时由四个纵队加上野战军直属队共115000人，鲁西南战役加上进军大别山共减员30000余人。武器因减员大，埋藏很多，重炮、大车、牲口大部分精简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反攻计划，争取到最好的成绩。邓小平感慨地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²⁹⁾

(1)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3)　陈鹤桥等：《张际春同志在大别山》，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4)　《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5)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页。

(6)　《军政往来》第48期。

(7)　张之轩：《南征年历》，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9)　《鲁西南战役资料汇集》。

(10)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谈话。

(11)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12)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