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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中原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

【摘要】:并要求在8月25日前出动。晋冀鲁豫军区总医院调动所有医护人员8月1日赶到黄河北岸,接收治疗源源不断过来的伤员。为了准备大军南进,滕代远指挥后方军械库运送200多辆大车的武器到肖皮口,从8月7日到10日运了四天,才全部过了黄河。为了运送炮弹,滕代远将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我方修复黄河大堤的40多辆卡车

毛泽东要求刘邓、陈赓出击——刘邓希望在内线再坚持一段——“陕北目前甚为困难”——刘邓决心立即出动——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合围——刘邓大军兵分三路跨过陇海路——过黄泛区——架浮桥抢渡大沙河——“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血路强渡汝河——刘伯承亲自探测水位——全军徒涉过淮河——邓小平回顾进军大别山

刘邓主力在鲁西南激战正酣,陈赓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渡过黄河,7月19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西靖边县的小河村,见到了毛泽东。

自从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各地军政首长都在关注陕北局势,为中央的安危担心。陈赓见到毛泽东,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呢!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来的呀,不过不是来保护我,而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了小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弼时和西北、晋绥军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陈赓等十几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反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和破坏,使原来就很贫穷的陕北又遭受了一次浩劫,以陕北现有的人口和粮食,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不要说养兵打仗了。毛泽东把贺龙等人叫来,就是商量边区和部队的生存问题。他说:“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能否扭转战局,关键在于我军打到外线,实施战略反攻。而反攻的希望,就寄托在刘邓和陈赓的身上。原来毛泽东是想调陈赓纵队来保卫中央的,经反复考虑,毛泽东还是要陈赓打出去。就在陈赓到达前两天,毛泽东于7月19日致电刘邓滕薄:“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军,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毛泽东要求加强陈赓的力量,将赵基梅的十二纵、秦基伟的九纵、孔从周的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调归陈谢指挥,形成一支大部队。并要求在8月25日前出动。陈赓领受任务,会议结束后即赶回晋南。

毛泽东要刘邓、陈谢两大主力进军中原,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早在5月2日,他就要刘邓主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和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实施机动作战。16日,豫北攻势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起草了建立新的中原局领导机构的指示。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中原局常委,邓小平兼书记,李先念为刘伯承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6月3日给刘邓的指示中,谈到“主力南进需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当6月30日刘邓主力渡过黄河,开始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在关注战局的同时,与刘邓和晋冀鲁豫后方领导、华东野战军领导频繁协商刘邓主力南下和各方面的配合问题。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一个电报,催促刘邓行动。23日的电报明确要求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主力纵队过长江开辟根据地。(1)这个电报改变了5月2日电的指示精神,是更大胆的战略设想。

要大兵团远离根据地,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这样的战略方针只有毛泽东才想得出来,当时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富于浪漫色彩。我军干部都知道,打仗离不开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持,军队的粮食弹药怎么办?后勤保障的民工哪里来?伤员往哪里安排?部队遭受敌军包围往哪里去?这都是最实际的问题。而且当时蒋介石还在进行重点进攻,解放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真看不出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刘伯承的理解是:经过一年来的军事较量,国民党军损失了97个旅,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用完了。国统区人民开始了反蒋运动,我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这些都显示我军转入反攻的时机基本成熟了。“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反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2)

但是如何实施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刘邓作为野战军的指挥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鲁西南战役刚结束,我军打扫战场、转移伤员、补充新兵和弹药都需要时间。据负责后方工作的滕代远副司令员汇报:鲁西南战役中我军和敌军俘虏伤员约1万人,从7月下旬开始向后方转运。晋冀鲁豫军区总医院调动所有医护人员8月1日赶到黄河北岸,接收治疗源源不断过来的伤员。当时正是雨季,黄河涨水,摆渡困难。“伤员在渡河前,由于兵站组织不强及渡河指挥不很健全,使伤员中有挨饿数日者,渡河时据闻尚有淹死的,伤员备极痛苦。医院此时空前紧张,工作人员备极努力负责,数日夜不睡觉的现象不少。”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不少的时间和人力。为了准备大军南进,滕代远指挥后方军械库运送200多辆大车的武器到肖皮口,从8月7日到10日运了四天,才全部过了黄河。为了运送炮弹,滕代远将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我方修复黄河大堤的40多辆卡车、1900桶汽油全部调给刘邓使用。(3)战后的那些日子,黄河各渡口船只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7月28日攻克羊山集的当天,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拥护中央23日指示精神,但目前有些困难需要解决。一是过黄河后连续作战,消耗甚大,炮弹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至少需要二十天。二是所带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冬衣无法解决。刘邓建议:“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华东陈粟的意见也基本相同,主张仍在内线打一段时间,然后有依托地向南推进。

但是毛泽东等不及,7月29日他给刘邓发出一封绝密电报:“(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4)

这个电报对刘邓震动极大。邓小平回忆:“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子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5)

7月30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陈粟:“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要求山东调拨1000发山炮弹,晋冀鲁豫区设法安排伤员和送来部分经费,供南下之用。(6)

8月2日,刘邓在郓城以南的赵家楼(今南赵楼镇)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会议,研究南进问题。会上多数同志主张在鲁西南再打一个大仗,把物资弹药补充足了再走。加上华野陈唐、叶陶两路大军五个纵队已经渡过运河西进,即将到达郓城、巨野,和刘邓会师。如果晋冀鲁豫和华东两支力量联合作战,胜利把握更大。刘邓力排众议,坚持南下方针。刘伯承在讲话中指出: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当前陇海路以南敌人兵力薄弱,正是我们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他特别强调“先敌”二字,这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会议研究了进军大别山的具体部署,确定兵分三路南下。(7)会议结束后,各部首长分头回去传达,各部队开始集结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李达参谋长向各纵队分发了作战地图。

8月1日起,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南岸旧堤年久失修,在黄河归故后第一次洪峰到来时,有可能出现决口的灾难。那几天,刘邓天天睡不好觉,参谋们用“忧心如焚”来形容他们承受的压力。一天夜里,刘伯承突然接到六纵政委段君毅打来的电话:“有人看到黄河水来了!”刘伯承问:“是不是真的?”段回答:“是真的。”他们所在的村庄确实发了水,村里的老乡有的绑木排,有的痛哭流涕。洪水无情,谁也抗拒不了。刘伯承要段君毅派人侦察,第二天报告说是河堤漏水,不是决口。(8)李达参谋长命令军政处长杨国宇派部队沿河放哨,观察水情,防备国民党军挖掘黄河大堤,制造第二个花园口惨剧。部队和老百姓赶往大堤堵漏,干了一天才把口子堵住。邓小平晚年对子女说:“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9)

这时,国民党军从几个方向围上来,企图与我军决战。由驻马店调来的张淦兵团的整48、7师进至定陶、曹县之间;罗广文指挥原王仲廉的整40、3师由定陶进至红船口、临濮集;刘汝明的整68师到达堙城以南;王敬久的整58师在巨野以南;鲁南方向作战的邱清泉5军和整84、85师也尾随华东野战军西进兵团渡过运河,向刘邓形成钳击之势。8月5日,华野三纵在郓城地区与刘邓部队会师,陈粟指示陈唐,华野这五个纵队接受刘邓指挥,在鲁西南联合作战。6日早上,邓小平前去看望华野同志,乘车离开赵家楼司令部。刘伯承反复考虑:是联合华野与敌人打一仗再走,还是马上就走。用刘伯承的话说,国民党军搞的是“葡萄战术”、“饭馆子战术”,我军吃掉他一部,他再来;像是把饭硬塞到我们嘴里,让你吃不了。这时接到军委来电,毛泽东指示:“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10)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定不打了,马上就走。他给正在途中的邓小平打电话,通报了想法,邓小平表示同意,立即返回司令部。刘伯承又给陈士榘打电话,明确说:“决定不打了,以后指责由我负责。”(11)两小时后,邓小平回到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召集司令部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刘伯承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张才千部)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直插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二纵、六纵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经息县渡过淮河,直插大别山腹地。十一纵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北返的假象。豫皖苏部队和华野西进兵团各纵队在鲁西南运动,牵制敌军,掩护大军南下。刘伯承一口气讲完了自己的决心与部署,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他强调三点:一是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准备付出代价,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二是避免与敌人纠缠,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要李达参谋长马上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他们的决心和部署,同时向各部队发出预先号令。(12)

当时毛泽东正在陕北绥德的山沟里转移,接到刘邓的电报已是8日深夜。得知刘邓主力迅速出动,毛泽东非常高兴,9日2时复电:“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10日又致电刘邓、陈粟:“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逼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电报到达之前,刘邓大军已于8月7日黄昏分头出动,拉开了进军大别山的序幕。

为了保证长途行军的隐蔽性,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进军大别山的计划只有少数纵队首长知道,对下级暂时保密,只是布置每天向南行军的任务。行军期间,部队不断变换番号,对老百姓自称地方部队。电台一律停止使用,保持静默。鲁西南国民党军用20多部电台监听我军动向,几天之内竟然毫无动静,仿佛十几万人的大军突然消失了。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南下。左路的三纵先向西南避开国民党军主力,尔后向南经成武、单县,11日晨到达陇海路以北的郭村。当夜7旅攻占马牧集车站,掩护主力于12日越过陇海路。右路的一纵和中原独立旅7日夜从马楼到孟庄间8公里宽的地段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沿定陶、成武之间南下。11日夜由柳河、民权间越过陇海路。中路六纵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直属队、后勤辎重、二纵自成武南下,11日在虞城古心集附近越过陇海路,六纵也于12日夜间顺利通过陇海路。国民党统帅部7日还判断刘邓可能北渡黄河,准备在郓城与我军决战。8日以后发现我军向南,才匆忙部署各部于陇海路以北堵截。但是晚了一步,我军已经过了陇海路,国民党军只能在后边追赶。当时正赶上雨季,几乎天天下雨。国民党飞机无法出动侦察我军动向,国民党军的卡车也使不上劲,所以与我军总是拉着几天的距离,赶也赶不上。

过了陇海路,刘邓大军兼程向南疾进。途经的黄淮平原河道纵横,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野直的邵文彬同志描述:“这时正值雨季,时雨时晴,路途上的水塘却给人们平添了不少麻烦。过水前要脱鞋,过水后要穿鞋,队伍人马众多,又不能久待,所以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人马的疲劳也就倍增。连续行军几天了,我中路纵队的人马在不断激增。杨苏纵队的教导团和补充团、王杜纵队的辎重部队的一部,也都并入军直的序列中。加上中央局和行政委员会的庞大机关,我们这支南进中路纵队就不下好几千人和近千的骡马。特别在连续行军和进入新地区的生活管理、设营、警戒、筹划粮秣、请向导、路线调查和伤病员救护等等,都是一些纷繁的新问题,都需要作迅速的处理。”(13)

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提出三点意见:“(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二)在目前几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三)不要希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14)

14日,中路纵队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菜园地区,刘邓命令部队休整一天。当日夜里在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驻地吴台庙(今河南郸城县吴台镇),邓小平政委主持召开军直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为减少病号和减员,保证行军,邓小平规定全军改善生活,增加菜金,让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同时成立以杨国宇为司令员、穰明德为政委的军直指挥部,加强对军直机关(中原局、南下工作团、卫生队、文工团、新华社记者团等)行军的组织指挥。会后,刘邓下达命令,16日向黄泛区开进。

黄泛区是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区。1938年6月,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南下,以水代兵,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使黄河夺贾鲁河、颍河南下,在皖东的颍上注入淮河。黄水所过,泛滥成灾,夺去30万百姓的生命,造成方圆几百里的黄泛区。1947年3月15日黄河归故后,黄泛区的水位逐渐降低。鹿邑以南至项城间因地势低洼,仍有数十里宽的黄泛区。积水浅者及膝,深处及腰。连日降雨使得这一地区更加泥泞难行。

15日晚,二纵先头部队从鹿邑以西的赵村、李集出发,为后面的军直机关、辎重部队开路。他们在豫皖苏根据地向导带领下,冒着阴雨行军。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开始还能坐在美式中吉普上,不久车越走越慢,车轮越陷越深,只得弃车骑马。马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慢得急人,陈再道只好弃马徒涉。这样走了一夜,天明到达郸城以北的郭集,行程仅40里。这时才看清黄泛区是一片黄水,村庄不见人烟。有的房屋只露出房顶,真是一片悲惨景象。(15)

17日是个晴天,野战军直属队和辎重、炮兵开始过黄泛区。步兵、马匹、大炮、车辆、担架一齐下水,人喊马叫。辎重队有200辆大车,每辆大车装载1500斤的弹药等物资,用三匹骡马拉着在淤泥里费劲地前进。军械科长萧大经指挥车队,前面牲口拉,后面人推。最后人困马乏,又遇上下雨,车队全陷在泥水里。队伍骚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萧科长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站。赶快卸车,把弹药箱扛过去。这是我们的家业,不能放在这里。离这儿三里地有个村子,不能耽误时间,赶快搬!”这位年近50岁的老红军脱了上衣,带头扛起一个弹药箱向前走去。大家跟在后面排成一队,扛了一趟又一趟,一直干到18日中午才搬完,轻装的大车也一辆接一辆地走出了黄泛区。下午3时,辎重队的同志才吃上一顿饭。(16)

炮兵通过黄泛区更为艰苦。鲁西南战役缴获的野炮要用三匹牲口拉,最重的美式榴弹炮是用十轮大卡车牵引的。王匡同志写道:“拖炮的牲口陷在泥巴里了,炮兵们即互相抬着炮箱,背着炮架,抱着炮弹,慢慢地走着。汽车在泥水中呜呜地喘着气,半簸半颠地走着,车夫们几十步就得下来打一次火。护送大车队的战士们聚集在大车后面,推着车身,叱咤的鞭子急速地嚷喊着。脚底下是如此的凹凸不平,我们朝着前哨部队在远远的‘小岛’上点着的一盏小灯前进。一不小心,扑通一声,就会滚得满身泥水。”(17)

刘邓看到了部队的困难,命令彻底轻装。当刘伯承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有的大车上装的是小米、陈醋、大葱,命令车队领导将这些东西全部卸下,减轻战士的负担。他们看到重型榴弹炮渡黄泛区确实困难,就命令炮兵指挥员将重炮隐藏或炸毁。炮手们抱着这些用生命换来的重武器,痛哭着下不了手,多数是把炮拆散,掩埋起来。

16日二纵渡过黄泛区后,陈再道命令向沙河前进。沙河就是颍河,因黄河改道由此入淮,老百姓称它大沙河。二纵由郸城集出发,兵分两路,纵直和6旅经钱店、槐店过河,4、5旅经石槽、宜路到新安集过河。17日中午左路先头部队到达槐店渡口,见沙河宽近百米,水深丈余,不能徒涉,必须架桥。在群众帮助下找到一些小船、大车和门板,架起浮桥。6旅和纵直过了一天,安全渡过沙河。右路则不太顺利,桥刚架好就遭到敌机轰炸,战士们跳到河里,把冲走的船只拉回来重新架桥,黄昏后部队才开始通过。

刘邓与军直属队渡过黄泛区后,没有休息,急行军30余里直奔槐店(今沈丘县城)沙河渡口。18日夜间接近沙河时,刘伯承把杨国宇找来,指着地图对他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你们立即将道路调查好,限两个钟头将桥搭起。”这时已是21时30分,杨国宇见参谋们又累又饿,让大家先吃馒头喝水,再去前边探路。不一会儿,刘伯承就来了,进门就劈头一句:“要抓紧时间咯!”参谋们一听,都自动往河边跑。刘伯承指着杨国宇说:“慈不掌兵,你懂得不!少数人的饥渴与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与安全。你以后要学会算大账!”

杨国宇快马加鞭赶到河边,见豫皖苏二分区战士已将长长的浮桥搭好。用了21条小船、十余辆大车和百余块门板。军直第一梯队已经过河,现在就等刘邓和军直机关过了。刘邓过河后,杨国宇安排首长到南岸的王庄宿营。他又想起“背水作战”的话,问刘伯承司令员:“此地靠河,距北面敌人15里,我们为何又驻在兵家所忌的地方呢?”刘伯承说:“你这个人简直不动脑子,这边的敌人,又是一个系统了吗?”(18)

杨国宇回到附近的贾寨,睡了两个小时。19日天亮,他想起防空问题,又跑到刘伯承那里请示。刘伯承要他与李达参谋长一起到渡口去组织后续部队渡河。到达渡口后,李达发现河水上涨,浮桥不能走,命令杨国宇等把船只组织起来,分为两个渡口,一个渡部队,一个渡车辆。沙河边顿时忙碌起来。为了加快速度,参谋们组织一批水手牵着北岸的牲口徒涉。牲口下水后,有的不用人牵自己游过河。有的连人带马被冲下去二三里,才爬上岸来。杨国宇一边组织渡河,一边进行轻装检查。他把一车单军衣顺手发给300多新兵,一个沉重的箱子里装的是损坏的手枪,被杨国宇下令扔进河里。多余的步枪和机枪,全部留给帮助搭桥摆渡的豫皖苏二分区县大队。摆渡过程中国民党飞机又来扫射,李达参谋长见北岸发生混乱,高声喊叫:“不要理它,赶快抢时间,抢渡!”大家见参谋长都不躲飞机,于是照旧抢渡。到19日中午,后勤部队的车辆、马匹全部渡过沙河,向南继续开进。(19)

大军全部渡过沙河后,刘邓下令各部队进行公开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刘邓不是“向南溃退”,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进军。他急忙调整部署,令吴绍周的整85师迅速乘火车到确山,然后徒步行军赶到汝河南岸堵截刘邓大军行动。令整65师乘火车到长台关,防备刘邓过平汉路西进。又命令罗广文、张淦、王敬久兵团在后面追赶,企图在沙河以南、汝河以北、平汉路以东与刘邓大军决战。

刘邓南下之前,曾与华野陈唐兵团商定:要他们设法牵制敌军,掩护刘邓大军南下。刘伯承出发前曾与陈士榘通电话,要他“打一张鹅牌”。“鹅牌”是四川人常玩的“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意思是以一个纵队牵制迷惑敌军,三个纵队集中歼灭敌军。(20)但是刘邓南下后,陈唐并未向国民党军出击,而是在鲁西南打转,并要求转回内线。这样,国民党军没有后顾之忧,便全力南下追击刘邓,形势一下变得紧张严峻。配合陈唐兵团行动的晋冀鲁豫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觉得不对头,向刘邓、陈粟作了汇报。8月22日,刘邓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给陈唐:“你们以部队疲劳,炮弹缺,伤员无法安插为理由,在此战略紧张关头,采取打圈子的避战方针,既已放过王敬久、吴绍周南下,又要放过邱清泉南下,是绝对错误的。王张所提采取留5军并破击陇海路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务望照前令,主要抑留并歼击5军并攻占薄弱城市。可以王张及分区部队破铁路,至要。”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于19日指示陈唐、叶陶等“必须克服部队中回转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渡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陈唐后来解释:他们与叶飞、陶勇会合后,因长途行军极为疲劳,弹药消耗殆尽,无法组织有效的战役。为此,毛泽东命令陈毅、粟裕带领炮兵纵队尽快赶到鲁西南指挥,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

8月20日,刘邓命令部队再次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重武器和车辆,全军兵分三路,加快速度直奔汝河。8月22、23日,一、二、三纵相继渡过汝河。24日黄昏六纵先头部队到达正阳、新蔡县交界的油坊店、汝南埠一带汝河北岸时,发现南岸已被国民党军占据。这是吴绍周的整85师两个旅抢在了前面。汝河宽60米,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只能架浮桥。后面追赶的张淦、罗广文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新蔡县城附近。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刘邓直属队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刘伯承回忆:“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战略跃进的光荣使命鼓舞着我们,此刻,面前即使横着刀山火海,我们也必须打过去!”(21)

当时由于电话联络不通,先头部队指挥员不敢擅自决定,只得派人与司令部取得联络,在北岸焦急等待。夜里,刘伯承来到六纵先头部队指挥部的小房子,与六纵政委杜义德、参谋长姚继鸣、18旅旅长萧永银等研究情况。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要用进攻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打过去!”指挥员们听说司令员到了渡口,二话没说,纷纷到最前面的部队去指挥战斗。汝河南岸的大雷冈是六纵的主攻方向。六纵的两个工兵连架好浮桥后,萧永银旅长带领52、53团率先强渡,未经激战就占领了大雷冈西南的小王庄,敌军不善夜战,仓皇向南溃退。18旅扩大战果,向南连续占领了几个村庄,杀开一条通道。汝河北岸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看着南岸的火光,等待渡河的命令。天将破晓,邓小平政委给岸边的郭天民副参谋长、杨国宇处长写了一个手令:(1)各部门将机密文件立即烧毁,以免遗失;(2)桥头之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直属队接六纵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3)预定宿营地点在彭店。(22)

25日天明,大队人马川流不息地沿着一座浮桥渡过汝河。9时左右,敌机开始向渡口俯冲扫射。人们刚想散开隐蔽,站在南岸高地上的李达参谋长大声喊道:“不要理它,赶快抢时间,抢渡!”于是,部队、车辆、马匹冒着弹雨,不停地向南岸奔去。16旅旅长尤太忠指挥47、48团坚守渡口阵地,将敌军阻止在小雷冈、王庄一线,顶着敌军的三面围攻,坚守整整一个白天。85师发动几次进攻,均被我军打退。敌军士兵丧失斗志,趴在地上,任凭军官催命,也不肯爬起来作战。到16时,野战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全部通过汝河。85师也向后撤退,避免夜战。尤太忠率16旅安全撤出阵地。(23)我军过河后又急行军数十里,到达彭店(今属息县)。刘伯承和邓小平站在街头,询问直属队各部门是否都到了,受损失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即催促大家赶快到宿营地点休息。这时,大家才想起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25日在彭店,刘邓给军委发出一封电报,汇报南下情况:“(1)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尽力争取休息。(2)我们经过黄泛区,继而沙河、泉河、洪河、汝河。今年水很大,都不能徒涉。两河间到处发生泥泞,而又狭窄无法机动,故行动极其困难。大车还要丢,但一般情况均好。(3)我过沙河后,敌大部即已尾上,故未得休息。吴绍周先我到达汝河南岸,昨(24)日我军直及六纵系以战斗强渡突破敌阵过河的。”

过了汝河,前面还有最大的一条河流——淮河。部队在彭店稍事休息,26日夜里冒雨行军,直奔息县县城以南的淮河渡口。27日2时,刘邓张李等首长在淮河北岸的一间独立小屋开会,研究如何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司令员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张际春副政委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李达参谋长留在北岸指挥部队过河,他自己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的敌军。刘伯承说:“政委的话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首先过河的是六纵18旅。本来想架浮桥,因河面太宽,又突然涨水,部队只找到十几条小船,一批一批的摆渡,进度很慢。过了不久,李达参谋长来到岸边,找到萧永银旅长和李震政委,告诉他们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彭店,距我军仅30里,要求18旅尽快渡河。萧永银、李震表示他们已经抓紧时间,但天亮之前恐怕渡不完。李达看看也没办法,大家一起来到指挥所见刘伯承。刘伯承沉思片刻,问李震:“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到处都一样,都不能徒涉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刘伯承又问:“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有没有多找几个老乡问一问?老乡怎么说?”萧永银、李震解释说先头团已经侦察了,情况就是那样。刘伯承想了想,决定先过河去。

刘伯承到河边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将破晓。李震见刘伯承拿着一根竹竿上了船,黑暗中隐隐约约看着他的身影在船边晃动。突然,刘伯承在河中心大喊起来:“李震,能架桥呀!我试了许多地方水都不大深!”原来司令员是在亲自测量河水的深度。过了一会儿,刘伯承派人送过一个条子:“河水不深,流速甚缓,告诉李(达)参谋长可以架桥。”

北岸顿时活跃起来。工兵开始忙着架桥,李震乘船到南岸,见司令员还站在岸边观察。见到李震,刘伯承严肃地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就要害死人!李震同志,越是到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说完,他又向上游走去。

天色渐亮,李震正在回味司令员的教导,刘伯承又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全军立即徒涉。李达迅速下达命令,27日白天,全军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渡过淮河。大家沿着插在河心的标志杆,分成几列纵队,手拉着手前进。连个子矮小的女文工团员都安全地过河了。(24)与此同时,右路的二纵、三纵自包信集南下,在陈棚镇以南的华店至阎湾一带渡过淮河,进入潢川县境。在过河前又实行彻底轻装,陈再道命令把首长乘坐的中吉普烧毁在淮河北岸。左路的一纵和中原独立旅也从息县与正阳县交界处顺利渡过淮河,绕经罗山县城东北,进入光山县境内。

6月28日,当我军后卫部队全部渡河后,罗广文、张淦两部追赶到淮河北岸。也许是天意,淮河突然涨水,无法架桥。国民党军又找不到船只,只好眼睁睁看着我军南去大别山。这样的巧合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吴绍周叹息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但是,如果没有刘伯承的胆略和细心侦察,恐怕偶然因素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经过二十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终于胜利到达大别山,完成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第一个壮举。多年之后,邓小平回忆跃进大别山的行军,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老天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25)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2)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3页。

(3) 滕代远:《关于物资供应问题给刘邓张李的信》。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5)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7)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8)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9)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1)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12) 张生华:《审慎·果断·坚定·远谋回忆刘邓首长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13) 邵文彬:《向中原挺进》,载《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15)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16) 董国法:《二百辆军械车》,载《跃进大别山》。

(17) 王匡:《南征散记》,载《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18) 杨国宇:《背水作战,兵家所忌》。

(19) 杨国宇:《千里跃进记》,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20)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21)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9页。

(22) 林桂森:《记强渡汝河》,载《刘邓大军南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23) 李震:《抢渡汝河》。

(24) 卢耀武:《刘司令员挥军渡淮的故事》,载《跃进大别山》,人民战士出版社1949年版。

(25)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