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从高树勋运动到王克勤运动

邯郸起义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解放区对高部的优待——武安群众反映难以承担——中央对高部长期整训不满——“6·14事件”——极左的审查与“坦白运动”——撤消“民主建国军”——邓小平说公道话——王克勤从俘虏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新的战斗集体“互助组”——徐庄保卫战中的王克勤班——全军开展“王克勤运动”——刘伯承撰文悼念王克勤烈士

在解放战争的头一年，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时最大的问题是兵员不足。当东北民主联军和华东野战军部队人数迅速上升时，刘邓野战军主力仍然保持在6万人的水平上。兵员的不足制约了刘邓作战的规模，使其作战时只能重点打敌军一个旅。按照华东的经验，兵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国民党军俘虏，采取“即俘即补”，俘虏之后经过审查，很快就被补入部队。有的头天还在为国民党打仗，第二天就调转枪口为共产党作战了。但是刘邓军的俘虏来源有限，主要依靠解放区农民参军。农民参军要训练，一时派不上用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刘邓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战场上与国民党军浴血苦战时，高树勋的部队还在太行解放区进行整训。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领新8军在邯郸起义后，在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他们是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共中央希望以他们为榜样，策动国民党军队起来反内战。毛泽东1945年12月5日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他指示各地“设置专门机构，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¹⁾

高树勋的部队，与起义的河北民军一起被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司令，范龙章任副司令兼第1军军长。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任第2军军长。策动邯郸起义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王定南为政治部主任。部队被安排到河北武安县休息整顿。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晋冀鲁豫军区对“民主建国军”是非常关照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凡起义部队均保留原编制，我党只派部分政工干部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在生活待遇上尽量优厚，甚至超出主力部队的标准。这样做与蒋介石排斥非嫡系部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使起义部队感到我军一视同仁。当时华东对苏北起义的郝鹏举部，东北对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都是这样，确实使起义官兵深受感动。

但是，解放区的财政是十分困难的。我军的生活普遍相当艰苦，虽然解放区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但与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水平是无法相比的。例如，高树勋部起义后已近冬季，部队还穿着单衣。晋冀鲁豫军区供给部将原准备配发主力部队的棉衣棉被先发给高树勋部，数量还是不能满足要求。1946年10月10日高树勋致函军区薄一波副政委：“我军卅四年度（1945）冬季棉被仅领到六千余条，原感不足应用。加以年来逃亡拐带，尤感不敷甚巨。且为加强军民关系计，业经通令各单位一律不准借用民间被褥。兹值严冬将至，需用孔急，务请拨发四千条，以济急需。”这是大事。小事如12月7日高树勋给薄一波信中提出：自己的收音机缺少电池，所用胶轮大车皮带坏了，请代为解决。⁽²⁾一个总司令写信给军区领导说这些事，反映出解放区物资供给的窘困。

养一支近万人的部队，全靠军区财政是不够的，所缺部分只能靠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负担。高树勋部刚到河北武安县驻扎时，全县群众热烈欢迎，场面十分感人。但是住了几个月，贫穷的武安县就吃不消了。加上高部官兵的旧军队作风，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县政府负责人王廷栋、程耀武被迫给邓小平政委、薄一波副政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情况。

信中说：“高树勋部队在武安已住数月，我们一贯努力保证供给，用群众力量帮助改造部队。而且在他们驻地展开群众运动，创造一些经验。但是武安解放以来人民负担甚重，特别是现在高部驻地，正是过去杨四子（当地伪军头目——作者注）驻地。杨四子蹂躏已够严重，又住上新8军，人民换不过气来，引起群众对我们很不满。现在高部驻地十七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我们的意见是：高部纪律坏，阻碍工作，这都不怕，都有办法来解决。就是人民负担实在太严重。首先是差务问题。高部每天需由政府派700头牲口运输粮煤等，这还是小事，主要是他们住村随便牵用牲口。……牲口的用途是给他作生产（如东万善住的部队向村里要17个牲口去元氏县驮盐，一去十天，盘费自赔，已经去了两次。他们开合作社，打油磨面也都白用群众牲口），叫群众驮他们的粮食（公粮）到和村换煤，又驮到邯郸、邢台去卖。叫群众去邯郸白给他们驮货贩卖，一切支差都不管饭，不发盘费。而且不经政府要差，到家里牵上牲口就走。用民夫支小差就太多了，借东西，随便派人。”

“其次就是向村上要东西。休整房子用的东西都向村上要。紫罗驻军开办学校，木石砖粉灰一切都由村上要，向南峭河要一万斤柴不给钱。借用农具损坏很多，三区十个村被损坏八百多件（修操场等用）。东山里拉走十个羊，只按六斤肉给一元钱。柴草已将烧光，赵店偷群众二十多个水车木架子，偷烧门板桌椅。西阳苑拆毁民房十余间烧了柴，马会村800多株果树被锯烧。赵店附近把群众青菜吃光，夜间偷衣服粮食。赵店他们用入股办法吞并商业十七家，都被他们入大资本变成他们的。”

信最后说：“总之，他们一些不法行为我们可发动群众解决，但人民负担实在太重。因此要求首长能将这个部队调到别县去住一个时期，一直住在武安实在受不了。”⁽³⁾

邓小平在前线指挥作战，负责后方工作的薄一波看了信后批示：“已着高部半月后移平乡地区，李达即通知供给部在冀南准备。”

高树勋本人在政治上是相当进步的。在起义后一年中，他经常发表谈话，称赞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和解放军的官兵一致、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感谢解放区群众对他们的关心照顾。他多次写信给国民党军旧部孙殿英、张岚峰等，希望他们起义，退出内战。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也做了很多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先后两次组织民主建国军的军官到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军区通过组织干部训练班、送一些军官到军政大学学习等活动，改造旧军官的思想。应该肯定，我军的思想改造工作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民主建国军官兵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边区苦战，陈赓率四纵在西线保卫太岳解放区。高树勋部本应编入我军序列，参加战斗。但是高部不但没有任何军事训练和备战活动，反而继续过着和平生活，马匹都没有钉上马掌。1946年冬，国民党军逼近邯郸，薄一波、滕代远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迁移到武安县西南的冶陶，高树勋部则被迁移到太行区的长治王村。把一支部队迁移到解放区腹地，既可以说是对高部安全负责，也可以说是对高部的不信任。中共中央对高树勋部整训一年尚不能参加战斗也很不满，催促加紧改造高部。1946年12月28日中央致电薄一波、滕代远，指示彻底改造高部，洗刷反动军官，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军区领导对民主建国军的干部做了些调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邢肇棠调任副司令，张力之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掌握实权的领导。并在军中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成立士兵委员会。开展了审查、诉苦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这时，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一些国民党起义官员对前途产生动摇，纷纷叛变。1946年5月东北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1000余人，10月在副师长带领下叛变，只有潘和少数人没走。1947年1月，郝鹏举部在鲁南叛变，不但拉走全部，还绑架我军政工干部，交给国民党当局。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我方的高度警惕，晋冀鲁豫军区对高树勋部密切监视，防止内部发生叛变。

如果说高部军官都是立场坚定，也不符合事实。有些军官看到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心中不免打鼓。尤其是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更使他们思想震动，认为共产党输定了。此时，他们开始寻找后路，与洛阳、西安方面联系。国民党方面也派关系送来策反信，我方掌握了一些线索。如5月底，原新8军副军长马伯言曾写信策反高树勋，高将信交给张力之，表明立场。但是邢肇棠、张力之并不信任高树勋，将个别人的动摇行为看成高树勋部企图叛变。加紧了监视和审查，甚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乱捕人，搞刑讯逼供。“最初，某连连长因派人搞长途贩运，被怀疑为通敌，搞特务活动，捕后严刑逼供，遂牵扯到营、团以至更高的主官。逼供信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不堪刑讯，任意胡说起来，竟像滚雪球一样，涉嫌特务的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并有部队不稳的传言。搅得人心惶惶，主其事者不能自拔，于是发生了‘6·14’事件。”

1947年6月14日早晨，高树勋所在的长治王村突然响起枪声。邢、张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率领一个团的士兵冲进王村，迅速将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团以上主官解除武装，予以扣押。

次日，高树勋一家被送往军区所在地冶陶，名为保护，实为软禁。副司令范龙章以下军官则被送往潞城神泉村，以“训练班”的名义进行审查。荒唐的是，为我党策动邯郸起义的王定南同志，也被带上“参与高树勋暴动”的罪名，五花大绑关押起来。在神泉训练班被吊打、背铐56天，酷刑逼供。王定南坚持原则，既不承认“叛变”，也没有乱咬其他人。因为没有证据，只好将王释放。王定南反复找组织上诉，又被指责为“反党”，关进监狱，直至1953年才释放。⁽⁴⁾

中共中央6月17日给各军区的通报说：“处理此事善后，而不必对外公布，给蒋介石以借口。”“另一方面对高等以下参加这一阴谋叛变的军官，应严责其叛变行为，惟姑念邯郸起义有功，处分从宽，不予明令免职，并保留其名义（如高树勋仍名为总司令）。”

此后，民主建国军内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肃反审查运动，称之为“坦白运动”。斗争的目标有四点：（1）主要斗反动军官；（2）一般不斗机关官员，主要斗带兵官；（3）一般不斗团以上带兵官，斗班排连及部分营级带兵官；（4）着重斗政治上反动的军官。打击面是相当广的。主持审查的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后来承认，普遍发生了打人捆人的现象。“群众激愤难于制止，但打开了头，群众就想对斗争对象打一下或捆一下，动辄就打人捆人，每斗必捆打。”屈打成招或打死人的现象都有发生，上自副总司令范龙章，下至连排级军官甚至有的士兵都成了“反革命”。张力之总结时说：“此次运动中是有偏差的，‘左’的偏差居多。如斗争的面和扣押的面可能宽了些，对捆打现象的防止避免抓得不够紧，运动初期捆打现象稍多些，有些单位纠正捆打现象稍慢些。有的单位在群众大会上追特务组织关系，有的把反奸斗争扩大到士兵中去，逼供信的现象是有的。”

民主建国军的肃反说明一个问题，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我方的一些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缺乏信任。张力之的总结明确说：“我们认为，高部邯郸起义前无进步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有反动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邯郸起义是被迫的，高系如此，其部下更系如此。邯郸起义后，高系投机，也有少数干部真心进步，部分干部随着高投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利益，还有阶级仇恨，是不会乖乖的转变思想的，更不会乖乖的放弃对部队的统治，而是随时想叛变，想拉走部队。”“这些反动军官，想用和平的、改良的办法争取改造是不行的，让他们掌握部队、统治部队是不行的，危险的！”⁽⁵⁾

肃反的结果是，对大多数民主建国军军官的指控缺乏证据，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再也不提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被撤消，所属士兵于1947年9月在安阳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高树勋本人经此打击，变得谨小慎微。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比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低。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帮了我们的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这是对高树勋历史功绩的肯定。1965年高树勋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总算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死而无怨了。可是起义后据说有人说我想叛逃，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无中生有。”⁽⁶⁾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二野历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⁷⁾这等于是给民主建国军官兵平了反。邓小平没有参与此事，却以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有了邓小平的讲话，才为当年受冤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薄一波在199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也说：“我想讲一段插曲，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高树勋起义后，我们把他安排在根据地的中心区——长治，加以保护。1947年秋，他的一个老部下（警卫团团长）与洛阳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企图拉走部队。事实确凿。当时我在冶陶，派滕代远同志去处理。我们意见，无论如何要把高树勋请到司令部来，以免受到伤害；对他的部下，只要不拉走部队，也就算了。可是，具体进行这一工作的两位负责同志，弄得很过火，把高手下的部队，整得很凶，处理也不适当。……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检查、督促不够，也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⁸⁾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对三支起义部队的改造，无一成功，引出一个教训：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起义部队官兵很难保持坚定的立场，动摇反复都是难免的。另外，保留旧军队的建制，以提供优待的办法感化旧军队官兵，不是一个好办法，往往事与愿违。人家吃饱喝足，一看风向不对，拉起队伍就跑。所以，要想把国民党军官兵改造成为革命军队的战士，关键要使他们从思想上转变立场，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事业去战斗，去流血牺牲。晋冀鲁豫野战军创造的“王克勤运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王克勤是安徽阜阳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30军当了四年兵。在湖北作战时被新四军俘虏，他怕我军杀头。出乎意料的是新四军待他很好，给他吃了饱饭，把俘虏都释放了。从此他对我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他的部队被我军包围，长官扔下士兵逃跑了。别人都吓得发抖，王克勤却不在乎，我军冲上来，他把机枪一交就投降了。后来，王克勤被补充到六纵18旅52团当战士。他原是机枪手，但是连里让他使步枪，他很有情绪，认为上级不信任他，经常讲怪话。一天，营教导员武效贤下连队，看到王克勤用毛巾蒙住眼睛，两手熟练地将一挺机枪拆卸开再装上，战士们都称赞他是“机枪圣手”。武效贤问他原来在国民党部队里是不是用这种型号的机枪，王克勤带着情绪说：“什么机枪都使过，就没使过步枪。”听他的口气，是因为“大材小用”而不满。武效贤感到技术这样好的战士，应该让他发挥才能，当场决定把那挺机枪交给王克勤使用。上级的信任使王克勤深受感动，决心在部队里好好干。后来，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王克勤的阶级觉悟，使他真正明白了为谁打仗，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思想上的转变使王克勤变成了一个新人，在训练和作战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不久，他被升为机枪班班长，1946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⁹⁾

大杨湖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里补充了四个新战士。王克勤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机枪班有两挺机枪，王克勤教育战士要爱护武器。他说：“你平时不爱护它，打仗时它就不爱护你。”他教战士擦枪、射击、排除故障。他“边教边比划”，战士们都能很快掌握，学习热情也高。他还在短短时间内教会新战士利用地形、挖机枪阵地、接敌战术动作等等。战士们高兴地说：“班长教咱们这一套，保险能用得上。”

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王克勤主动提出在班里组织战斗互助组。一个班的人组成两到三个小组，由身体强壮、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担任组长。王克勤向大家解释互助组的作用说：“咱们组织好了互助组，组长要保证不失联络，大家要听组长的招呼。我若是牺牲了，你们听副班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就叫组长指挥。谁挂了彩要互助互救，不能丢一个伤员。”在行军时，王克勤为了不让新战士掉队，特地准备了一根绳子。他走在前面，班副在最后。战士们拉着绳子一个跟一个，在黑夜中看着前面的背影行进。有时路途泥泞，有时跑步行进，这条绳子把全班拴在一起，没有一个掉队。

1946年11月，六纵52团奉命守卫徐庄。一到村子，王克勤就提出“多流汗，少流血”，“我们是为了打死敌人，不是让敌人打死我们”的口号，组织大家选地形、挖工事。不但挖隐蔽工事，还挖了预备工事。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而至，新战士慌了，爬起来想跑。王克勤高喊：“同志们不要跑，炮弹第一次打到那里，第二次绝对打不到那里，你一跑就刚好赶上炮弹。”敌军开始进攻时，王克勤又对战士说：“我的机枪一响，你们就赶快到工事里隐蔽。敌人知道这里有机枪就要朝这里打炮。”他本人打完一梭子，就转移到预备工事里。敌军的炮弹把原来的工事炸塌了，他把机枪交给组长，自己带头去抢修工事。转移阵地时，他和组长走在前边，白天打手势，夜里扔土块，让新战士跟着不失联络。撤退时让战士走前边，他和组长负责掩护。战士们感到跟着王克勤心里就踏实，胆子也壮了，都像班长一样勇敢作战。徐庄保卫战整整打了一昼夜，国民党军向村里打了2500发炮弹，全村30多间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同志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几次。王克勤的机枪班在一线阵地坚守，竟然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个新战士逃跑。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被评为模范班。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抓住王克勤这个典型，在野战军中开展了“王克勤运动”。⁽¹⁰⁾

王克勤的模范事迹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如果都能向王克勤这样带兵，关心同志，启发觉悟，积极练兵，战斗中互相鼓舞、互相帮助，必将大大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也给部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样板。为了推广王克勤先进事迹和改进推动部队政治工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只要发挥了和组织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赞助，就有力量、有办法，一切就可以做好，而且做得很好。”要调动指战员的积极性，首先要有群众观念。相信广大指战员有智慧、有力量，能把事情办好。要善于用说服和诱导的方法转变战士思想，“特别是通过群众中的进步分子的影响，互相教育互相帮助，造成群众性的正义热潮，……培养和造成部队中生气勃勃的战斗练兵和各方面工作的紧张的空气。”“王克勤模范班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和发现的。”

王克勤互助组的经验，也被推广到野战军各部队。野战军政治部为此专门发了一期政工通报，名为《关于互助组》。通报说：“这种互助组是在战士群众性的、高度的、行军的、战斗的、练兵的政治觉悟性与高度的革命友爱相结合形成起来，发展起来的。战士们说：‘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这种互助组的好处是：“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二、一个班里有两个到三个互助小组，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三、互助组大大增进了一个班的凝结力，可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个走不垮、打不散的坚强的集体。”

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愚昧的奴隶转而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的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他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高度发扬阶级友爱，互助互学，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更有效的消灭敌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藉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量与瓦解敌军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自己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1947年6月，刘邓大军越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掀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身为排长的王克勤参加了围攻定陶的战斗。7月10日黄昏开始攻城，王克勤又像往常一样冲锋在前，提着一篮手榴弹，攀着梯子登上城墙。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部，从梯子上跌了下来。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刘邓首长闻讯，深感悲痛。刘伯承于7月18日写了《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高度评价王克勤“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¹¹⁾。王克勤虽然牺牲了，“王克勤运动”在全军更加深入开展，成为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4～1175页。

(2)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给刘邓薄首长的信》。

(3)　《二野各部首长来往信件汇集》。

(4)　龚道：《心怀坦荡，处变不惊——“民主建国军暴动案”始末》。

(5)　张力之：《关于民主建国军开展“坦白运动”破获奸细活动的总结》。

(6)　刘刚范编：《高树勋将军》，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2页。

(7)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8)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9)　武效贤：《觉醒的战士王克勤》。

(10)　《王克勤班》，载冀南军区政治部编干部学习材料《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

(1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