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的黑暗岁月

战略退却与解放区大片沦陷——和平麻痹思想——战争开始时敌人的破坏活动——还乡团反攻倒算——“大拉”造成的局势混乱——刘邓向毛泽东报告实际情况——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游击战争——魏县民兵开展游击战争的经历——农民与地主的“翻饼”关系——运用政策策略开展敌占区斗争——五个月形势的总结

1946年9月至11月，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总的战略格局看，国民党军仍处于优势，保持着全面进攻的势头。7月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就占领了陇海路以南的水东根据地，即河南省境内新黄河（贾鲁河）以东的伏沟、太康、杞县地区。并不断蚕食我平汉路以西的豫北根据地。内战开始后，我军实行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部分解放区的领土。8月底，我军陇海路作战结束后，主动放弃了陇海沿线的砀山、沛县、兰封、虞城、丰县等地。9月初放弃鲁西南的单县、成武、鱼台、东明、曹县等地。10月定陶、巨野战役结束后，又放弃了上述两地与菏泽、郓城、濮阳等地。据统计，到10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主动放弃的地区，冀鲁豫有17个县，晋南、豫北地区有8个县，共25个县，约为战前解放区领地的1／3。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晋冀鲁豫区，山东、华中方面的情况也同样严重。9月当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向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淮南、淮北根据地相继沦陷，两淮的党政机关、民兵、群众被迫向山东解放区转移，给山东解放区造成巨大压力。相邻的晋冀鲁豫区也是如此，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在后来的一次总结报告中说：“当时在党中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有计划的进行了战略退却，主动撤出了不少城市。到今年（1947）4月底止，我们曾先后自动放弃过46座县城，六七百万以上人口的地区变成沦陷区。五个地区全部被卷入战争，其中豫皖苏区全部在敌后，三个县城全部失去；其次是冀鲁豫，全区只有阳谷、寿张、朝城、茌平四个县城没有到敌；太岳区的大部边沿区沦陷，十六座县城曾被侵占七座，三分区曾全部沦陷；太行区豫北地区除林县、武安、涉县三腹心地县外，几乎全部沦陷；冀南情况好些，只有大名、临漳曾一度遭敌蹂躏。总之，全区相当巨大的地区沦陷了。”

放弃这些地区，有战略的需要，也有自身的教训。主要是吃了和平麻痹思想的亏。冀鲁豫区总结教训说：“首先是地方武装没有搞好。这一时期我们编并游击队，实则编而未编，鸡飞蛋打。后来战争打来，认识了没有游击队的严重性，仓促突击地方武装，但是有些地区已经晚了一步。其次是干部被和平生活所陶醉，领导上又搞复员转业，因此很多干部不安心工作，想吃好点，穿好点，住得舒服点。回家拜友、安家、找老婆。搞机关生产赚钱，改善生活。干部浮在城里，不到乡里去，一下乡就想回来，工作责任心大大降低。第三对于隐蔽斗争是麻痹的，一个县就发现特务线索上千条，大部分是5、6月份。”

内战开始时，解放区内隐藏的地主、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纷纷抬头，在当地组织暴动和破坏活动。在山东鱼台、河南浚县等地，反动会道门组织地主、流氓、伪军等骨干，组织秘密暴动。开始他们的口号是“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中央（指国民党）”，以中立的表象迷惑群众。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我军需要担架民夫时，他们就散布“中央的飞机大炮厉害”，“不上前线去当炮灰”，“宁愿死在家里也不死在外边”，“为了活命和八路拼了”等反动口号，组织公开的暴动。鱼台县有数百人暴动，拿着刀杀我基层干部。而县里还认为这是老百姓躲避出夫，不可能是暴动，思想麻痹到极点。

巨野县发现国民党特务组织土匪和伪军，大股七八十人，小股十来人，他们昼伏夜出，专门暗杀我基层干部，袭击民兵和农会积极分子。巨野县的一位区长就被他们杀害。在战争开始时，菏泽、济宁等地发现了数十起国民党派遣特务和反动会道门暴动案件。⁽¹⁾

内战开始后，国民党正规军占领了陇海路沿线、鲁西南和豫北的一些城镇。组织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保安队占领村庄，对解放区展开军事“清剿”，恢复保甲政权。所谓“还乡团”是国民党当局组织国统区的逃亡地主、伪军、原各县党政人员、商人，成立同乡会，以还乡的名义回到我解放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他们有的以回家悔过的面目，骗取我方宽恕。冒充积极分子混入农会，制造过火行为，在党和群众间制造矛盾。战争开始后，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自卫团、保安队，利用亲戚和社会关系，拉起武装，瓦解民兵，举行暴动。国民党军进攻时，他们提供情报，作向导，随国民党军跟进。解放区沦陷后，他们建立起保甲组织，搜寻我方寄存的粮食、物资，残酷杀害我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诱降、瓦解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军所过之处，一时乌云翻滚，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

滕代远指出：从1946年7月到11月初，“这一个时期是情况最严重的时期，这是由和平转入游击战争的初期，敌人气焰非常高涨。大军之后，还乡团、伪政权、恶霸地主、特务汉奸随军推进，从专署到村政权，反动派都准备了一套法西斯反动机构。……大规模的倒算、报复运动随即开始，血腥的镇压和掠夺普遍于沦陷区。在我们自己方面，自卫战争开始时，因我初由和平转入爱国自卫战争，干部中和平享乐思想严重，各处均发生了取消游击战争、编并游击队的现象。在斗争具体准备工作上做得很差，坐等主力打天下的观念很严重。敌人既来，即纷纷后退，脱离群众，擅离职守，形成农村秩序严重混乱，物资损失亦重。群众悲观失望，唉声叹气；民兵消极动摇，普遍发生携械投敌事件。”⁽²⁾

一些地方的民兵中，混入了伪军和流氓成分。这些坏分子在国民党军到来时，即策动叛变。10月24日，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进犯磁县，南开河村民兵副队长带着民兵班12个人到村东河滩地开会，欺骗大家说：“八路军要调咱们到西边去编兵，咱们不去，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到南边去。”民兵们知道他要叛变，不愿意走，又不敢回村，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枪埋在河滩地里，派人去拉关系。结果被村干部发现，及时制止了这起叛变。

冀鲁豫五分区的东垣县（今分属山东东明、河南长垣）是个典型的例子。敌人没来之前，他们不相信会在家乡打起游击来。我军出击陇海线时，他们认为敌军不会进来。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时，他们感觉敌军很快就会被我军赶出去，把希望寄托在主力身上。当敌军真的来了，县里的干部慌了手脚，匆忙集合了县、区、村干部和民兵、家属，全部退出了东垣，往北撤得很远。东垣县遂为敌军占据，建立了乡公所、保安队，修起了封锁线和据点。

这种大搬家式的撤退，当时称为“大拉”。“大拉”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如冀鲁豫区党委在一份总结中说的：“7月陇海路打响了，开始以为战争可以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但事实非如所愿，敌人打到陇海路以北来了。此时我们思想上以为打两个胜仗就可以把敌人打回去，但事实又非如所愿，虽然3师被歼，敌人还是北来了，并把菏泽丢掉。我们走了两个弯子：麻痹——敌人不会来，没准备；慌张——敌人真来了，丢东西丢群众大搬家。实际上是大退却，大退却以躲风头，准备待机回去。可是等久了，敌人不走，我们不得不整理武装与干部，提出全区备战，打游击。”⁽³⁾

“大拉”造成了物资的严重损失。撤退的时候，存放的公粮都没有带走。冀鲁豫三分区丢失一千多万斤，五分区则丢了两千多万斤。带出来的干部群众不久就陷入困境。一个分区就拉出来七八千人，吃没得吃，睡没处睡，大家情绪波动很大。一是民兵家有妻儿老小，回不了家，情绪不高；二是干部家属埋怨，嫌照顾不好；剩下的群众无依无靠，情绪更低。拉出来容易，回家可就难了。

晋冀鲁豫和华中的严重局势令中央极为忧虑。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邓，要他们对战争趋势作出估计。提出的问题是：敌人尚有多少进攻力量？要求刘邓在三个月内歼灭敌军八九个旅有没有把握？兵员与弹药补充是否顺利？敌占区人民情绪如何？11月1日，刘邓回电报告：

今后三个月，在宽大机动的运用上，消灭几个旅是有把握的。我们拟争取训练半月，补充新兵，然后作战。”“我们现有人数始终在南下时的5万人左右，编制一般都不充实。三个月来我们打了四个大仗，伤亡在15000左右。前一阶段虽补充新兵约两万，但逃跑不少（特别是冀鲁豫新兵逃亡一半，冀南的逃亡三分之一，太行、太岳的逃亡不大）。最近可得两万二三千人的补充，再打几仗不成问题。惟各区近四个月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土地问题，须到明年3月以后才作扩兵运动，中间我们将有两个月左右的兵员困难。

关于敌占区情况，刘邓报告说：“现敌占区多为工作不好地区，群众斗争发动很不普遍与深入，特别是过去和平思想转得不够，地方武装斗争削弱，影响敌后斗争极大。以冀鲁豫三分区（沛、丰、城、单地区），地方武装虽在坚持，但最混乱。定、曹以西好，滑县地区因思想准备较早，比较稳定。敌占这些区域甚为残暴，清乡派粮抓丁，地主复仇搞得很凶。人民痛恨国民党，而悲观失望情绪亦很厉害。与民兵不巩固，再加之过去我们军队、地方脱离群众均甚为严重，人民对我亦有隔阂。现正组织逃亡干部民兵回乡，增加部队到敌后，特别是改变作风与人民打成一片，当可改变形势。”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中共中央于11月18日下达《关于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立即纠正某些地方武装及党政机关严重的退却逃跑现象，“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的卑怯心理，并提高组织纪律与行动纪律，命令那些具有决心的和适宜的干部和部队留在敌后或回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⁴⁾

遵照中央和刘邓的指示，各分区党委指示各地、县委，要求“大拉”出来的队伍返回原地坚持斗争。冀鲁豫区的通知说：“在敌人未来之前，各地往往把抗属和工属集中转移和搬家，一旦敌人进占，就不好回去。既使他们食宿无着，又使本地减少了斗争力量。今后不要集体转移，要与群众一起逃难，一起回去，一起坚持，免得流离失所，照顾不了。”“为了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各地民兵要以小区为单位，由干部领导民兵打游击，坚持工作。大批的集中使用民兵和转移地区，与目前情况已不适合了。三、五分区的教训：集中起来脱离本区后，即不好回去。如县里无县区武装时，可集中一部使用。我占区即作充分准备，敌占区要坚持斗争。”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对干部、民兵和群众都是严峻的考验。冀南区魏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4月的斗争经历，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国民党军北上之前，魏县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土改，转入战备阶段。当时不少干部有和平麻痹思想，认为敌军短期内不会来，就是来了也能顶几天，把敌人打回去。因此战备工作主要是挖交通沟，把各村连接起来。魏县三分区有14个村挖通，总长28里。由于工程大，群众思想不重视，多数村子才开始动工，国民党军的大炮就打响了。国民党军来势凶猛，这边就慌乱起来。“干部群众思想混乱，情绪低落。男女老少连明打夜，大车小辆，鸡狗乱叫的往河北逃难。”战备工作也半途而废了。

11月30日，国民党军第40军的一个团、一个炮兵连，加上伪军程道生等部共4000余人，大举进犯楚旺（今属河南内黄）、回隆（今河北魏县南）。魏县武委会主任赵克温、副主任王成斋带两个民兵连250人，配合冀南军区第26团在回隆阻击敌军。因战场联系不好，26团先撤走，将两个民兵连丢在回隆寨内。敌军包围了寨子，四面进攻，占领了两条街。民兵们奋勇和敌军冲杀，巷战三次将敌军击溃，然后乘夜突围。这次战斗民兵伤亡20余人，虽然队伍没有打垮，但是影响了士气。撤退到河北后，一日三餐没有着落，集体行动事先没配后勤人员，伙夫做的饭不是生就是焦。夜间放哨没棉衣，野外宿营没有被子。民兵们战斗疲劳，又冷又饿，情绪很低。一些坏分子造谣说：“中央军兵多武器好，八路军顶不住，早跑远了。这次我们过河就要编正规军，永远不能回家了。”

敌军过后，县领导觉得民兵长期在外不是办法，命令各村民兵插回去，搞隐蔽斗争。有的区没有作好思想动员工作，生硬地命令民兵回去。民兵大部思想不通，认为“上级没小米吃了，赶咱们回去”，有的说“八路军过河拆桥，用得着时样样都好，用不着时撒手不管，这样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吗？”回去的时候，许多民兵都含着眼泪，表示悲痛伤心。干部怕领导说自己“草鸡”（胆小）、丢人，有情况也不反映，结果大多数民兵回去后都向敌人悔过自首，有的还投降了。

坚持敌后斗争，关键是民兵。民兵垮了，一切斗争都无从谈起。县委领导及时总结教训，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兵情绪，改变策略开展隐蔽斗争。县委领导召开民兵会议，提出纠正官僚主义，耐心说服教育，解决民兵的思想问题。在民兵大会上，首先表扬民兵在回隆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当场奖励1万元（边区币）改善生活。然后说明：今后不再打硬拼仗，等敌人过后，就分头回家，在村里坚持工作。回去时可以不带枪，先回家看看，总之是不让大家吃亏。这样动员之后，民兵情绪稳定了，陆续返回家乡。

让民兵回家绝非一走了事。对民兵要能掌握得住，枪杆子不能出问题。民兵成分比较复杂，有不少是伪军和流氓出身。这些人平时大吃大喝，脱离群众，到紧急关头就会叛变，危害他人。八区留上村的民兵20余人，多数是伪军出身。因为民兵头头是区公安助理张某的亲戚，抗战时在伪军中作我方的内线，获得张某的信任。这些伪军出身的民兵会喊操，会战术动作，表面看上去比一般民兵强。别人反映留上村民兵不可靠，张某则担保他们没问题。结果敌人一来，这些民兵都叛变了。张某说了大话，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连声骂道：“谁叫你瞎眼啊，谁叫你瞎眼啊！”当天夜里张某提着盒子枪，去留上村抓那几个叛徒。到村边有人问口令，他答不上来，开了两枪，村里的狗都叫起来。张某暴露了目标，只好躲进窑洞，冻了一夜，拂晓才回到区里。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县里指示，在回村之前，必须对民兵进行整顿。成分好的回去，有问题的不能回去。对不可靠的民兵，要坚决下他的枪，但是方式可以灵活。比如找他们谈话，说你们村是边区，离敌人很近，准备叫你们回村坚持。带枪目标大，把枪留下，给你打个条子，空手回去敌人就不注意你们了，也不吃亏。将来你们把秘密武装组织起来，再把枪还给你。这样做工作，那些民兵就很痛快地把枪交了。回去后果然遭到敌人盘问，他们就说八路把我们的枪下了，把条子拿给敌人看，敌人也不能怎么样。这些民兵回家，反而在立场上还倾向于我方，减少了叛变。

坚持斗争的民兵实行一元化领导。县长是指挥长，武委会主任是副指挥，县委书记是政委。将全县的基干民兵编成二十个连，将机枪、步枪都集中起来，形成战斗力量。根据上级的指示，坚持斗争要做到“区不离县，县不离村”，多数民兵要回村开展秘密斗争。国民党军过后，除县城有些驻守部队，村里就是“还乡团”和保安队，势力不大，我们的民兵就可以陆续回去了。回去前各村的干部和民兵要分头开会，说好大家要同生死、共患难，如果回去被敌人害了，大家只剩一个人，也要报仇。回村时可以先回去几个人，乘夜进村，在地道里躲一两天，如果没有事就可以公开了。见到地主坏蛋，就说：我们既然敢回村，就不怕死。我们外边还有人，就算我们死了，也有人给我们报仇。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们不干坏事，咱们就没事。这样一来，地主也不敢动了。第一批站稳了，第二批、第三批和村干部就都能陆续回村了。这样，村里的形势又变过来，我们有了优势。

坚持斗争，首先要打击敌人的气焰。县干部和民兵内外结合，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和“还乡团”，压住邪气，争取群众。八区韩小旺村有个逃亡地主，跟国民党军回村后，大肆反攻倒算，群众十分痛恨。那天地主正向群众大发雷霆，强迫群众交回斗争果实的时候，县里的基干民兵突然冲进村子，活捉了这个地主。在押解回县途中，地主觉得自己活不成，就投河自杀了。其余村里的地主和坏人也都受到警告，不得不有所收敛。

民兵回村站住了脚，坚持斗争就有了根据地。县委领导下的民兵武装便活跃起来，四处打击敌人。1947年2月8日，驻楚旺的伪军程道生部80余人到三区的张儿庄抢掠，区民兵连得知后迅速出击，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冲去。带队干部高喊：“不准打枪，到三十步以内扔手榴弹！冲上去拼刺刀，抓活的。谁乱放枪谁是水蛋，谁怕死弯腰就不是爹娘养的！”就这样一口气追了十几里，追得敌军狼狈逃窜，抢来的馒头扔了一地。一直追到离楚旺镇四里地的沟村，毙敌2人，缴获中央票28万元，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掉了敌人的士气，他们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来活动。群众利益得到保护，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在国民党军占领魏县的60天里，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80多次，毙伤敌军150余人。破坏公路和敌军的电话线，烧掉敌军的炮楼，缴获步枪23支和部分弹药、粮食13700余斤。魏县民兵坚持敌后斗争的经历，为晋冀鲁豫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⁵⁾

有人生动地形容：“在沦陷区农民与地主是‘翻饼’关系。蒋来我走，地主翻上，农民翻下；我来蒋走，农民翻上，地主翻下。因此，有无游击战争，是决定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关键。凡很快搞起游击，镇压复辟坏蛋的地方，都能保持群众阵地，地主因怕变天不敢轻举妄动。凡游击搞起很晚的地方，地主则在特务、还乡团、反动分子领导下，进行大复辟，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只有群众性的游击战，才能孤立与镇压坏蛋，争取与控制一部分地主共同反蒋，这是游击战的根基所在。”当初“大拉”出来的区县武装，都认识到只有尽快插回去，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正确的道路。菏泽顺河区干部向群众保证：“只要你们掩护，我们一定不走！”群众回答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一定掩护！”大家共同挖地道，既能掩护部队，又能藏粮食。定陶游击队采取“敌来潜敌侧，敌进转敌后”的方法，与国民党军周旋，基本上没有离开区县。经验证明：“反扫荡、反清剿切忌聚堆，聚堆必挨打；不要迎头，迎头会碰硬钉子。不要久溜外圈观望，晚进一天即会造成大损失。因此必须分散坚持，敌进我进，灵活转移，抓住空子及时进入。”⁽⁶⁾

党的领导和游击队回到了沦陷区，局面逐步好转。国民党的控制无法深入到每个村庄，在这方面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种种优势。确保农村阵地，首先要以武装手段控制地主。只要能控制地主，群众就没有了顾虑。滕代远副司令员在报告中说：“群众有一句流行的话：‘家贼除不了，日子过不好’。群众认定没有内奸便无外患。控制地主的办法，冀鲁豫一般采取过下述办法：（1）充分发挥游击区政权的威力，将群众认为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予以公审和枪决；（2）逃亡在外的地主还乡团，群众一般顾虑也很大，可将他家属中最知心的人、最坏的抓起来作抵押，召保，保证还乡团回来不作坏事，否则以全家性命作保；（3）在村的地主对农民有威胁的也予扣押，其余的地主也召开会议，与之订立条约，冀鲁豫称之为《约法七则》。即：指门点户报告工作人员、农会、妇会者杀，报告公粮资财者杀，倒粮倒地者杀……等等。说明谁先出头杀谁，敌人杀我一个我杀他几个（但不要乱杀）。并要他自找亲戚朋友实行连环的‘人头保’、‘财产保’等等，并实行登记，管制地主行动。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做啥我们做啥，如敌人召开村长会，我们也召开；敌人要情报，我们叫群众送假情报；敌人抓我们家属，我们也抓他们家属；敌人推哪个坏蛋领头先坏，我们立即搞掉他，有时在据点内镇压掉。这样一面控制，一面斗争，即可保持农村阵地，确保农村的‘清一色’（一致对敌）。如鄄城冯庄，敌人到该村清剿，抓住地主问：‘你的房子是农会扒的吧？’地主答：‘不是，不是，我们自己过春荒扒的。咱庄上净是好人。’敌人无奈何走了，在村外看见我们的《约法七章》布告说：‘原来老百姓不敢说实话，你看八路法令多严！’”⁽⁷⁾

国民党军占领我解放区不久，就暴露出其残暴的本性。他们滥杀无辜，奸淫掳掠，抓丁征粮，无恶不作。不要说老百姓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就连地主都逐渐转变了立场。安阳观台的一个地主，土地改革时斗争他，给他留了8亩地生活。国民党军占领观台后，给他派了20万元的款，不让他活下去，结果这个地主当场气死。汲县一个地主的女儿被国民党兵强奸，地主说：“我是财主，和国军是一家人。”国民党兵说：“财主的女儿更漂亮。”还打了地主两个耳光。结果搞得地主都往解放区跑，甚至说“宁叫八路军斗干，不叫中央军住一天”。老区的地主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共产党是不容易打败的，“有股翻腾劲”，“以为他们走了，可是又来了”。所以他们认清了这样的事实：中央军不一定持久，八路军一定会来。地主最怕过逃亡流浪生活，说是“官捉大头，民捉土鳖，到处受气”。宁肯在家种农会给留下的那点地，也不愿意再到异乡流亡。因此，地主不能不选择与我们妥协的道路。国民党军在沦陷区建立起伪保甲组织，但是地主也暗中与我们接上关系。我们的经验是：“在接敌区，农民与地主是‘狗咬刺猬两头怕’的思想。农民怕地主反击，地主怕农民先下手或报复，亦愿当面说和，互保无事。”⁽⁸⁾能把地主争取过来或使其保持中立，敌占区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已经被我们控制掌握。

通过开展多种方式的游击战争，我党和民兵不仅在敌占区站住了脚，而且能够主动出击，袭扰敌军后方，消灭还乡团、保安队。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晋冀鲁豫区的部分县城，却要分出10个旅的兵力来进行守备，削弱了机动作战的兵力，有利于刘邓主力的运动作战，各个歼敌。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7年4月总结冀鲁豫区五个月来的形势说：“五个月中冀鲁豫区是经过两次最巨大变化：去年9月至年终大块沦陷，今年初至2月大块收复；其后再度大块沦陷。第二次沦陷时，游击区、边沿区占全区3／4，即64个县中49个县降为游击区。其中32个县马上搞起了游击队，有12个县经过半月一月到三个月始进入坚持，五个县迄今未打开局面。此期间曾有两次大混乱大退却（进入后遇敌扫荡又退出，又进入）。当时区党委提出准备全区打游击，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不许退出，局面开始总转变。第二次沦陷黄河南五个分区全部沦陷（全区共八个分区），又因土顽还乡团已大批消灭，蒋军多挨打，我地方武装较前增强，群众信心高，地主顾虑增多，不敢轻易反抗，已与第一次沦陷大不同。”⁽⁹⁾

(1)　冀鲁豫区党委：《陇海战役开始后四个月来的反奸工作》，1946年12月。

(2)　滕代远：《关于晋冀鲁豫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1947年7月。

(3)　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在战争中发现的几个问题》。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341页。

(5)　陈蕴贤：《魏县民兵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结》，1947年4月。

(6)　《晋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的报告》，1947年3月2日。

(7)　滕代远：《关于晋冀鲁豫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1947年7月。

(8)　杨珏：《辉县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1947年1月。

(9)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游击战争经验给各区党委、军区的通报》，194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