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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鲁西南,寻找刘邓!

【摘要】:为了寻找刘邓决战,恢复陇海路安全,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从徐州、郑州调集重兵,向鲁西南集结。企图乘我军未及休整,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入故道,分割解放区,控制鲁西南。整3师原为第10军,抗战期间参加过滇缅公路对日作战,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8月31日,刘邓下达《定陶战役基本命令》,决心重点消灭整3师。

国民党军两路进攻鲁西南——刘邓决定在内线作战——定陶战役先打整3师——血战大杨湖——“瘦狗拉硬屎”——龙固集防御战——张凤集大战整11师——“牛抵角”战法不合算——速战速决的鄄城战役——刘邓总结积极防御战略战术

1946年8月刘邓野战军主力南下陇海线,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震惊了蒋介石。为了寻找刘邓决战,恢复陇海路安全,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从徐州、郑州调集重兵,向鲁西南集结。企图乘我军未及休整,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入故道,分割解放区,控制鲁西南。为达此战略目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调5军、整编第11、88师自徐州、砀山、虞城向单县、成武、鱼台进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调第5绥靖区孙震的整编第3、41、47师和第4绥靖区刘汝明的整编第55、68师等部自开封、封丘、考城、商丘等地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国民党30万大军形成东、西两大钳形攻势,企图吃掉刘邓主力。

陇海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即重兵来犯,情况对我军极为不利。刘邓手中的三个纵队原来只有42000人,陇海作战伤亡5000多人,部队十分疲劳,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弹药也很缺乏,亟待山东解放区补充。每个纵队山炮不足一营,炮弹奇缺。迫击炮总数不到100门,工兵每纵仅一个连。连续作战有损伤部队元气与骨干的危险,但不打就保不住菏泽、郓城这片解放区,会被敌人逼到旧黄河以北去。打还是不打,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刘伯承元帅回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中原(整3师、47师、41师)和华东(5军、整11师、88师)的敌人都过来了,中原与华东的包袱都轻了,全国一盘棋很重要。”有人问:“打了陇海线后,为什么没有向南发展?”刘帅说:“不行,不能向南,我们力量不足。问题是李先念的力量没有弄好,陈毅在泗县一仗因为下雨没有打好,需要休整。后来敌人来了,考虑打不打。那时候不打不行,打不好受处分,也要负责。既然决定打,就要拼命打胜。防御时期,开始紧张极了。”(1)

8月22日,毛泽东获悉刘邓结束出击陇海路作战后,电告他们:“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2)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邓等领导人仔细研究敌情,他们认为:上次出击陇海路到国统区作战,后方供应困难,游击战也开展的不好,给我军作战造成很多麻烦,战果不理想。这次国民党军来攻,应该依靠老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正如刘邓9月10日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诱敌至解放区打为有利,但必须组织有利的适当的运动防御,耗敌弹药人马,造成我主力决战有利条件。”“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敌基干部队、嫡系部队为有利,主力被歼全线即溃退。”“战术上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各个消灭之易收效,实际上是缩短了作战时间。”

国民党统帅部对这次行动相当重视,白崇禧和陈诚先后来到开封坐镇指挥。开始刘峙遵照白崇禧的战术,主张向刘邓所在的菏泽地区大胆迂回。8月17日,刘峙电令川军向兰封、考城前进,令整3师经长垣向考城以北前进,企图将我军包围在兰封、考城地区,断我后路加以歼灭。陈诚到开封后,认为白崇禧的战术太冒险,改为让国民党军各部靠拢,齐头并进,以川军居中,3师为左翼,刘汝明部为右翼。各部相距10余里,形成梳子队形进攻,可以互相策应,以防我军集中兵力消灭一部。国民党军步步为营,到一驻地即赶修工事,部署好火力网,让我军来啃“硬核桃”,并以固守等待援兵。

国民党军谨慎地向我解放区逼近,但前进速度极慢。刘伯承察觉到敌军弱点,24日指示三纵、六纵:“据连日情况判断,向我东犯之敌均推诿不敢贸然前进。一发现我少数人员即称为大股来犯。……由此看来,只要我能有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特别有挺进队深入敌后袭扰并配合以政治谣言攻势,即可加深敌上述弱点,争取更多时间休整备战。”他命令陈锡联、王近山组织小部队的游击,“以高度疲惫消耗迷惑牵制敌人,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3)

8月22日,国民党整编第3师到达长垣集结。整3师原为第10军,抗战期间参加过滇缅公路对日作战,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赵锡田是黄埔二期,整编后全师14000余人,半美械装备,拥有炮团、工兵营、通讯营和战车营。在尾追我中原突围部队时,整3师作为主力,给我军造成不少损失。这些战绩使赵锡田更为骄横,不把我军放在眼里。当刘邓出击陇海线后,整3师没有休整,便从潼关上车,运到中原前线参战。

8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六、七纵集结于曹县地区,开始休整和补充弹药,准备作战。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刘伯承令陈再道的二纵兼程赶来,集结于东明境内。这样,我军集中了5万余人,准备抓住战机,歼灭敌军一路。

先打哪一路呢?刘邓仔细研究情况,徐州方面向我进攻的敌军都是嫡系,其中5军和整11师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二,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我军不宜与其硬拼。郑州方面向我进攻的部队是主攻,但战斗力较弱,除整3师属嫡系外,其余是川军和西北军,战斗力不强,注重保存实力。如果我打整3师,他们不会拼力相救。另外整3师刚从中原战场调来,相当疲劳,装备尚未补充,我军集中力量打整3师,还是有相当把握的。如果能先把整3师打掉,再抓住战机消灭附近的国民党军,就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钳形攻势,争取了战局的主动权。

毛泽东的意见与刘邓一致。8月29日他发出指示:“望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4)

8月31日,刘邓下达《定陶战役基本命令》,决心重点消灭整3师。以二纵主力和六纵为右集团,由陈再道指挥;以三纵、七纵为左集团,由杨勇、陈锡联等共同指挥,在定陶地区的预设战场包围整3师,并切断其与47师的联系。以六纵的两个小团负责诱敌,务必使整3师沿着韩集、定陶大道向东进入我伏击地区。《命令》严厉指出:“严格战场纪律为胜利的先决条件,对作战不力、违抗命令者应即严厉制裁,不容许丝毫宽容与姑息,以致妨害胜利损害革命。对有功者尤应及时奖励、鼓励。在作战手段上应是高度的勇猛与精密的战术相结合,各部队力求协同动作,不可迟缓犹豫,逐次使用兵力,务求在两天至迟三天的时间,达成消灭整3师全部或大部之目的。”(5)

部署已定,就要引诱整3师这条大鱼来上钩。8月31日,赵锡田指挥整3师由考城向白茅集、纸坊进军,与我六纵16旅部队遭遇。我军是以小部队迟滞并诱敌深入,而赵判断是我军主力,集中炮火和兵力猛攻。我军依托阵地坚守纸坊,敌军冲入街内又被打出来,敌团长向介江以下200余人伤亡。顶到9月1日拂晓,我军主动向东撤退,整3师紧追不舍,沿桃园、周集、大黄集一线前进,一步步走进我军的“口袋”。

9月2日,刘邓主力已休整了四天,而整3师在我军节节阻击下伤亡了1500多人,搭进去两个团长。弹药消耗也相当大。赵锡田不惜代价,率师部进至天爷庙,其3旅进至大黄集、周集地区,20旅进至大小杨湖、阎砦地区。邻近的47师在我军阻击下未能及时跟进,与整3师拉开25公里的间隔。围歼整3师的时机成熟了。

3日午夜,刘邓下达总攻命令。我军两大集团按照预定方案,向整3师发起全面进攻,六纵担任主攻,重点消灭大小杨湖的20旅。但战斗发起后,因二纵、七纵未按命令进入指定的进攻出发地,攻击太晚,尤其未发挥突然由南北同时钳击之奇效,故当晚战果极微。4日,六纵主力猛攻马庄、大杨湖的敌20旅59团。大杨湖是个200多户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条壕沟。村南有个水塘,成为天然障碍。敌军进村后,连夜抢修了暗堡、鹿砦和工事,构筑了火炮阵地。六纵向马庄和大杨湖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敌军顽强抵抗,阵地前展开拉锯战。到天亮时,敌59团两个营全部打光,而我方也付出沉重代价。整3师的战地日记都惊叹:“是役战斗惨酷之景象,于是概可想见矣!”当天,赵锡田派出战车营以10辆坦克归20旅旅长指挥,在一营步兵协同下前往马庄增援。坦克几次冲出村子,均遭到我军的猛烈反击。因战车有一半发生故障或被我军打坏,敌援军也损伤过半,被迫撤回。我军的勇猛作风令敌人感到胆寒,整3师战地日记这样写道:“匪攻我第8团第1营所守之葛寨时,目睹匪一个连之兵力死亡殆尽,而后续部队不畏枪弹,继续奋勇猛扑,其他阵地均形如此。每晚匪必消耗数千,而夜夜必攻,毫不畏惮。又我炮弹轰击时,匪似置若罔闻,仍与我攻击部队继续作战。又战车攻击时,匪复派小部持手榴弹勇猛接近我战车,企图爬上战车由瞭望孔投掷手榴弹,以杀伤战车驭手。”敌人不得不承认:我军胜利是在于“牺牲精神特旺”。(6)

整3师虽然陷入我军包围之中,仍作困兽之斗。大杨湖的敌59团在六纵主力攻击下,4日几乎伤亡殆尽,仍据守不退。赵锡田发现自己已陷入重围,不断向刘峙呼叫。刘峙严令47师增援,被我三纵阻击无法前进。位于东明、曹县的敌41、55、68师也奉命向3师靠拢,企图解围。这样,我军围歼整3师的战斗打成僵持,反而有被敌军反包围的危险。一向沉稳的刘伯承也急了,5日白天他电告各纵队:“我们这一仗如果打不好,结果东明、菏泽、济宁之线以南必然丧失,将来更不好办。现3师已很疲惫,业已气馁,自谓今晚本身不能支持。我正宜乘此时机歼灭该敌,望务发扬比敌人更顽强的作风,鼓励士气,组织火力,集中使用兵力,协同一致,以达成胜利。至要至要!”(7)

5日夜里,刘伯承亲临大杨湖附近的六纵指挥所。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正在指挥部队猛攻大杨湖。刘伯承清楚,大杨湖是战役的关键,打下大杨湖,整3师就会全线崩溃。他命令王近山集中兵力,坚决拿下大杨湖。他对王近山说:“这一仗如果我们打不好,冀鲁豫平原我们就站不住,还要背起包袱回太行山!你们今晚只要消灭大杨湖的敌人,战役将有很大的变化!”王近山说:“请师长放心,六纵即使打到只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决不放弃战斗!”(8)说完,他打电话告诉各位旅长:“刘师长来了!”当年129师的老战士听到这五个字的电话,犹如接到总攻动员令,顿时精神百倍。王近山放下电话,就前往17旅的指挥所,在最前沿指挥战斗。

5日23时30分,六纵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对大杨湖发起总攻。49团从东面主攻,52、54团从两面助攻,53团作预备队。王近山集中了纵队的12门山炮和几十门迫击炮,向村子猛轰。6日1时,54团突破前沿阵地,攻占了村西南的一个角落;52团由村东北突入,占领了一段围墙。主攻的49团三次突入村子与敌巷战,都被打了回来。战斗进入肉搏战,双方伤亡都很大。战至黎明,整3师3旅的8团自大杨湖外围的申倪寨进攻,企图接应大杨湖守敌突围。据守村西南的六纵54团在两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顽强抵抗,全团打得仅剩100余人,上至团长,下至马夫、炊事员全都投入战斗。这时,谁再加一把劲,就能夺取胜利。王近山下了最后的决心,将机关所有能战斗的成员都组织起来,由18旅旅长肖永银指挥53团投入战斗。这最后的一击起了作用,敌军终于崩溃了,被我军分割围歼。6时,大杨湖被我军占领,守敌整3师59团被全歼。(9)

为了解救整3师,刘峙于6日赶到考城,指挥各部前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来到天爷庙整3师指挥部督战。但47师为保存实力,行动迟缓,不肯出死力援助整3师。赵锡田得知大杨湖失守,20旅被歼,3旅也伤亡惨重,知道大势已去,于6日14时率师部和3旅残部向西南突围。刘伯承一声令下,我军展开全线追击,当天在秦砦包围3师残部,三纵俘虏了整3师中将师长赵锡田。

整3师被歼,国民党军全线动摇。刘邓命令六、七纵乘势出击整47师侧背。二、三纵向考城追击整41师。7日,47师的127旅和41师的122旅被我军追上,溃散于野外,大部被歼。8日上午由兰封向曹县撤退的敌军被我军歼灭两个营,我军乘胜收复东明。至此,郑州方向进攻之敌全线溃败,徐州方向之敌仍被我军阻止于成武,历时5天的定陶战役胜利结束。

定陶战役,我军以伤亡3500人的代价,全歼整编第3师等部4个旅,毙伤敌5000余人,俘虏12000余人。缴获坦克6辆、各种炮200余门、步枪4300多支和大批弹药物资。这是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内线打的第一仗,打垮了国民党军钳形攻势的西路钳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气焰。毛泽东7日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敌人尚有进攻力量,我军此次参战主力立即集结休整补充,准备再战。”(10)

定陶之战我军虽然伤亡了3500人,远低于国民党军,但当时刘邓手中只有4万多人的主力,这个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据当年的六纵18旅旅长萧永银回忆,大杨湖战斗中53团1300人上阵,过一道鹿砦,夺一座房子,不过百把米的距离,就伤亡400多人。当时六纵是死打硬拼,一个整连伤亡,再上一个连,最后把团里能拿枪的人都派上去。大杨湖战斗结束后,54团伤亡很大,有的连队剩下的战士还没有炊事员多,团长卢彦山抱着肖永银痛哭。52团也伤亡400余人,六纵18旅打得伤了元气。定陶之战之所以打得如此残酷激烈,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装备远胜我军,另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尤其是嫡系部队都带着一股骄横气,根本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整3师的一个副团长被18旅俘虏,见到萧永银还不服,说共军根本不懂战术,就是靠人海战术。萧永银气愤地说:什么叫战术,我今天俘虏了你,不就是最高明的战术吗?(11)所以,解放战争初期的战斗,我军虽然战果与后期相比是不大,但是战斗过程要艰难得多。刘伯承感慨地说:定陶战役我们打胜了,但是也不行了,真是“瘦狗拉硬屎”啊!(12)

蒋介石得知整3师被歼,大为恼火,9月15日撤掉刘峙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由顾祝同兼任。徐州方向出动的国民党军由王敬久指挥,担任主攻,位于成武、单县的5军和整11师向北进攻。我方采取主动撤退,11师于10月12日占领定陶,20日占领菏泽。5军则占领菏泽以东的沙土集等地。跟进的41师20日占领东明,88师占领金乡。敌军来势汹汹,下一步目标是占领巨野、嘉祥,威胁我山东解放区重镇济宁。

5军和整11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与新1军、新6军和整74师号称“五大主力”。5军军长邱清泉,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等战斗。5军是在原陆军装甲兵团基础上组建的,第一任军长杜聿明。邱清泉作为属下的新编第22师师长,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和远征缅甸的作战。抗战胜利后,邱清泉升任5军军长,奉命从南京北上进攻我苏中、淮北解放区。5军凭借美式装备,气焰嚣张,我淮南、淮北地方部队缺少主力,被迫向山东撤退。邱清泉傲慢地说:共军是“逢五(5军)不战”,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

整11师原为国民党第18军,是陈诚的老部队。师长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参加过“围剿”江西苏区的作战,抗战期间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和湘西会战。抗战后期,胡琏升任18军军长,全军配备美式装备,归王耀武指挥。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整军,18军改为整编11师,辖11、18、118三个旅。与邱清泉不同的是,邱善于组织炮火和坦克的攻击作战,而胡琏作风比较稳重,擅长防御作战。

定陶战役后,我军急需休整补充。刘邓命令部队撤退到东明东南与菏泽西南地区,争取休整一段时间,准备再战。9月8日,刘邓电告中央:“我们四个纵队除军区部队外,只有5万。连队甚不充实,战前没有补充。从8月10日开始到现在,近一个月连续作战并未得到休息。两个大仗伤亡近1万人,干部伤亡比例不小。最后决战全力用尽,现在手上的新兵仅7千余人,大约可以争取三四千俘虏补充,约可恢复南下程度。我部武器不坏,惜弹药奇缺,防空兵器没有,故只能夜战。经此次胜利,士气颇高,惟六纵大伤元气,休整后再战亦颇成问题。”

毛泽东复电同意刘邓的休整计划,告诉他们“务于9月18日前休整完毕,激励全军准备再战。”同时要刘邓把部队的实际情况上报,以便中央掌握。9月12日刘邓发一长电,向中央报告他们的情况:

二纵约11000人,“此次作战担任截击,缴获颇多,情绪较前提高。攻坚差,野战尚猛。”

三纵约16000人,“战斗力强。”

六纵南下前12000人,此次伤亡2800人,补充后可达13500人。“该纵平汉战役后没打好仗,但此次最为模范,现士气仍高,惟干部伤亡过大。”

七纵原有11000人,因一部调走,现有8000人。“该纵战斗作风亦猛,能攻坚,惟纪律太坏。”

关于部队装备,刘邓说:“各部每营大半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4挺),其余至少有一个重机枪排。每连因人数不充实,多保持轻机枪3~6挺不等。每个团有一迫击炮连(4门)。一半以上的团每连有3门小炮,共有山炮20余门,每个纵队都有少数防坦克火器(战防枪、火箭筒)。我们多采用集中火力使用,装备是不算坏的。至于弹药则经常感到恐慌,机步枪弹经此次缴获及山东运来50万发,还可以打两仗,但山炮弹已经没有,迫击炮弹、小炮弹供应不上(兵工生产力太小),已告山东设法先送炮弹。”

刘邓明确告诉中央:根据目前部队情况,只可再打一仗。10月在解放区扩兵补充后,“我们再打一仗,至多勉强打两仗(会伤元气)后就很困难了,势必再等11月新兵来到后,才能再打。”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刘邓打5军和整11师。他认为刘邓既然能全歼整3师,部队的战斗力一定相当强。如果能再歼灭国民党军一大主力,将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9月19日他问刘邓:“你们认为以打何部为适宜?我军与5军、11师接触试打如何?”这时5军和整11师正在向菏泽以东扫荡,一边侦察一边前进。整3师的覆灭对他们教训很深,所以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推进七八里。刘邓听了阻击部队的汇报,认为5军和整11师也不过如此,20日他们复电军委,确定打5军和整11师的目标。电报说:“敌5军、18军(即整11师)此次前进甚为稳重,搜索面很大,遇我小部阻击,即炮轰很久,然后以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前进,多为我小部反突击击退。其攻击力弱,其战斗力似尚不及3师之20旅。惟火力很强,不敢肉搏,夜间即停止前进。该两军战斗力可能较强,尚未试探出来。”他们决心:“仍按现有态势,争取先消灭5军或18军一个师,但要看敌攻占菏泽后的变化才能确定。”

9月28日,5军和整11师分别沿菏泽至巨野的公路和潴水河南岸齐头并进,向巨野、嘉祥进犯。考虑到这两股敌军之间有20里的间隔,又有潴水河之隔,便于我军分割作战。敌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地理环境不熟;我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士气正旺。刘邓遂于29日下达《巨野战役基本命令》,集中二、三、六、七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决定在敌人东犯时,“选择其由公路上进至龙固集东西之一路,或由潴水河南岸进至李家堂和到大义之一路,于其运动中围攻钳击割裂而各个歼灭之。”命令规定了各部队的任务,以二纵的第5、6旅在龙固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而以其他主力纵队集结待机,准备消灭凸前的整11师第11旅。命令强调“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第一夜晚的成功。各部务求预先作充分的侦察准备,准时的协同动作,并在战术上注意割裂敌人,各个歼灭之。”

当天夜里,刘伯承来到二纵5旅14团的指挥部,查看战斗准备情况。刘伯承问团首长兵力怎样部署,团参谋长说:“听说5军善于攻击,我们怕顶不住,就把全团主力都集中在最前沿了。”刘伯承摇头说:“这样部署恰恰顶不住。如果他一下冲垮你前面的几个连,后边怎么办?最好采用三角队形,前面少放些人,后边设几条防线,逐渐增加兵力。这样打起来就可以逐渐挫伤他的锐气。他们的攻击力量越来越弱,而我们的防御却越来越强。”大家深受启发,立即调整了部署。

9月29日,龙固集防御战打响了。陈再道指挥的二纵面对强大的5军,打得相当顽强。据刘邓10月9日给军委的报告叙述:“5军之45、96两师六个团,自9月29日起开始由黄镇集及万福集方向东犯,我第5旅单独进行移动防御,三天后才加上第6旅作战。这两旅人数很不充实,均没有防御作战的经验。但他们能吸取其他部队的经验,常以一个连、最多一个营固守一个村庄,加做一些低堡和其他工事,进行逐村抵抗。在敌以猛烈空军轰炸,尤其是炮火轰击时,则沉着隐伏于工事内,在敌人炮火准备后以步兵冲锋时,则以野炮机枪、步枪甚至手榴弹等,突然短促而准确的火力,予敌以大的杀伤。跟着即以小部队进行逆袭,敌常弃尸退回。即使有些村庄在敌人展开猛攻无法保持时,也要忍耐到黄昏后在邻村掩护之下撤退到后一个村。因此就使飞机与炮兵预定轰击之目标顿然消失,并伤亡敌人人马,消耗了不少弹药。遂使其锐气日减,攻势日弱,计十天之中,共前进不到10里。原令该部坚持龙固集到3号为止,但直到9号整整十天,敌人已付了1500人以上伤亡的代价,我们仅伤亡500余。而素称精锐之第5军终于不能攻克我龙固集,而于9号被击退到潴水河南岸去了。”战后刘邓通令嘉奖二纵5旅,称赞历时九天的龙固集防御战“是本次作战的模范防御战例。主要原因是他们十分认真的对待上级给予的严重的、光荣的作战任务,全旅上下团结一致,听命令,守纪律,无论在政治动员、军事准备上都十分认真和充分。”

龙固集防御战打得相当成功,但围歼整11师的战斗却不顺利。龙固集战斗打响后,胡琏见邱清泉的进攻相当吃力,知道我军不好对付,行动愈加谨慎。整11师前进缓慢,迟迟不进入我军的预设战场。10月1日天降大雨,使我选择的干燥战场变成水网地带,给我军的运动造成很大困难。10月3日,刘伯承考虑龙固集已经打了五天,二纵已经疲劳,决定不再拖延,主动向整11师出击。当晚20时,三、六、七纵全线出击,向双楼、曹垓、前后谷庄等村庄进攻。不料整11师行动狡猾,白天搜索前进,晚上主力退缩集结。除三纵在曹垓歼灭敌军的警戒部队一个连及重机枪排以外,其余部队都扑了空。4日我军再向贾家楼、杨庙等地猛扑,狡猾的敌人发现我军的企图,事先撤回收缩,致使我军再次扑空。三纵攻击东西蒋庄的部队出发时突遭敌军密集炮火袭击,伤亡200余人,结果西蒋庄未克,东蒋庄突进去消灭敌人一部,但未站住脚,天亮时被迫撤出。5日刘伯承变更部署,决定先打整11师凸前的第11旅。以六纵迂回敌后,割裂11旅与118旅的联系,以三、七纵集中兵力进攻张凤集和东西蒋庄,争取消灭11旅。当夜六纵攻击徐家楼等村,三纵攻东西蒋庄。蒋庄之敌后退到肖家堂,三纵继续攻击,为水所阻,改为对敌包围监视。七纵攻击张凤集(今名章缝集),村内是11旅32团,配有重炮。七纵首先攻克张凤集西北角的一个小围子,敌军由隐蔽交通沟退入村中。七纵以58、59、62团从三面猛攻张凤集,敌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至6日晨,59团从村北突破,58团团长吴忠和62团参谋长张兴臣也带领少数战士共300余人进入村中,占据了几处房屋。不料整11师的防御与众不同,他们的防御配备核心阵地在村中心,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敌人乘我军突入部队立足未稳,以强大火力向我反击,堵住突破口,切断了我突入部队和后续部队的联系,将我军压缩在张凤集村北的几个院落里。我军也利用院墙构筑了简单的工事,与敌相持。6日从9时到14时,打退敌军七次进攻。吴忠同志在负伤情况下,与张兴臣指挥战士奋战。弹药打光了,就从敌人死尸上收集。由于我军与敌人处于犬牙交错状态,胡琏不敢用重炮轰击张凤集,11旅旅长杨伯涛在邻村干着急,只是用炮火封锁外围,使三、六纵无法前来增援。这一天恶战,我军也伤亡不小。到黄昏时,59团少数干部动摇,竟擅自撤出,村里只剩下吴忠、张兴臣和180名战士。在危急时刻,吴忠等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鼓励战士与敌军血战到底,等候增援部队到来。这天夜晚,七纵再次集中兵力,在三纵配合下攻入张凤集,为吴忠等解围,并歼敌一部。(13)战后刘邓发布通令,高度评价张凤集180名勇士说:“此次张凤集战斗中以58团团长吴忠同志为首的180人表现了超人的英勇和顽强,在极端困难与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以仅仅百余人的力量始终坚持张凤集村内阵地达一日一夜之久,使我军得有可能达到消灭敌32团大部的胜利。他们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我们除了向他们表示敬意之外,特通令全军嘉奖,并号召全军将士向他们学习!”

7日白天,我军以炮火轰击守敌,敌军伤亡惨重。这次轮到敌军动摇,32团1营长撇下团长,带两个连突围而出,敌军阵地出现一片空缺。杨伯涛请示胡琏,胡琏认为打下去不利,为保存实力,同意32团突围。32团团长请示:有4门山炮炮弹打光,因笨重突围时无法携带,如何处置?杨伯涛回答:“炮可以丢掉,官兵必须全撤出来。”敌军卸下炮栓,砸碎零件。16时,11旅出动部队接应,进入张凤集东南角,将32团剩余的200余人接出向苏家集突围。并以遮断炮火掩护,阻挡我军追击。为了防备我军的下一步攻击,胡琏将整11师部队收缩在崇兴集、王家垓一带,构筑工事坚守。此时5军的96师也向整11师靠拢,鉴于歼灭整11师的战机已失,刘邓果断决定于7日结束战役,部队转移到巨野、菏泽以北地区休整。

巨野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王牌部队的第一次交手。双方打得相持不下,对国民党军来说是个极大的震动。战后胡琏召集整11师军官开会检讨:两支美械装备、以五大主力著称的王牌部队,一个攻不下龙固集,一个守不住张凤集。为何打得如此蹩脚?杨伯涛认为主要是“战术上墨守成规,不适应解放军擅长的新战法。我们这两支部队和日本鬼子打了八年的仗,养成了一整套对付日本鬼子的战略战术。日本鬼子恃其武装优越于我,战场行动一般是慢腾腾的,我们可以从容对付。他们不采取夜间攻击,我们可以安心睡大觉或加强工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我们心中有数可以事先准备。他们更不会打埋伏或突然袭击,我们勿须小心翼翼,谨慎行动。以上这些规律,我们都习惯了。但是我们转过面来,一秉旧章地对付解放军,就不能不大触霉头,被动挨揍了。”其次,“对解放军战力估计过低,妄自尊大,失于轻躁”,也是原因之一。国民党军认识到这些问题,在部队编制、装备和战术上都作了调整。(14)

刘伯承也有教训需要总结。10月28日刘邓给军委的报告说:“此役计消灭敌人两个多营,毙伤敌人在5千以上,我亦伤亡4300人,我虽获小胜,打怕了敌人,但总算起来实不合算。”11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巨野战役的初步总结》谈到主要经验教训:“此次我与敌陷于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敌人十分谨慎,迟迟不前;我则未能大踏步进退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反陷于被动(陇海作战的胜利,是因为我大踏步透入敌纵深而收奇袭之效果)。假若此次我把主力拉远一些,只以小部队接敌侦察,使敌敢于大胆前进,待敌进入我预定战场,突然进入战斗,打敌薄弱部分,定能奏效。因此我在战役中,主力宜于大踏步宽大机动的进退,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便于各个歼灭敌人。”

对敌人战术缺乏了解和没有估计到天气条件,也是深刻的教训:“敌11师的特点是火力强,尤其炮火,但其步兵突击力则较3师尚弱。我攻击点如在敌炮火不能支援的地方消灭敌一点是有把握的,这次作战开始时对敌火力组织了解不够,同时机械地运用了消灭3师的经验,尤其决战时步兵之冲锋陷于水网中非常不利。此次作战证明,对付新的敌人必须侦察与掌握敌人的作战特点,而后根据新的情况,讲究新的战法。”(15)

巨野战役后,刘邓除以小部队与东线敌军保持接触,牵制迟滞敌军外,主力北撤百余里休整。王敬久集团虽然继续进攻,但步伐缓慢谨慎,各部之间靠得很紧。10月16日和18日,整11师和5军分别占领巨野、嘉祥。10月24日,整11师占领郓城。刘邓认为,与王敬久集团正面僵持或胶着,都对我军不利。目前需要寻找敌军弱点,打一个好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西线刘汝明集团的行动上。按照顾祝同的计划,要求刘汝明指挥整55、68师一部由菏泽北犯鄄城,孙震指挥整41、47师由滑县北犯濮阳,企图与东线配合,占领鲁西南,两面夹击刘邓主力。

但是,刘汝明并未按照命令使用主力,只是以刘广信指挥整68师的119旅并配属两个炮兵营向白衣集前进。在行进途中,视察黄河故道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谈判代表、美国人范宣德(一译韩逊)告诉刘广信:鄄城方面十分空虚,共军正由菏巨公路撤向鄄城,辎重星夜撤退。刘广信听后开始大胆行动,28日由白衣集向鄄城进军。

这时,刘邓主力正在转移。27日从菏巨公路以北的安关集、皇姑庵地区撤至董口、鄄城、潘溪渡一线。28日早晨,部队刚到指定地点,就得到刘广信部冒进的消息。刘邓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个敌人。29日,刘广信部进至鄄城以南10里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刘伯承命令二纵、三纵为主攻,分别由鄄城西南和东南兜击;六纵为总预备队;七纵在水堡集、皇姑庵一线阻击5军和整11师。

29日21时,二纵4旅在高魁庄首先打响。敌军刚刚宿营,我军就悄悄接近村边鹿砦,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突入村内,把敌军打得措手不及。刘广信部是旧西北军,原以善于防御著称。但他们驻扎的村庄地处黄河故道,地形平坦,土质疏松,很难构筑工事。我军仅用一小时就结束战斗,消灭敌军一个营。这时,6旅进攻西富春,战至拂晓,敌军大部被歼,少数逃往邻村东富春。二纵将东富春之敌团团包围。三纵控制了敌军右侧的刘固堆、李湖庄等村,切断敌军退路。刘广信还没来得及架通各团的电话,就听见到处的枪炮声,急得用报话机与各团联络,他的指挥位置和兵力部署完全被我方监听,刘伯承果断决定:把六纵投入战斗,尽快全歼刘广信。

刘伯承下这个决心是冒了风险的。当时5军和整11师离这里只有40里,如果杨勇的七纵顶不住,他们只需一天就可以赶到。以二纵、三纵来消灭刘广信一个旅,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六纵这个预备队是赶到鄄城来打歼灭战,还是协同七纵打阻击?刘伯承判断:5军与整11师刚与我军硬拼,士气有所下降,现在他们不会全力支援刘广信。因此,他决定不顾东面的强敌,将六纵调来歼灭刘广信。这个决策对鄄城战役的速战速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1日,刘邓命令二、三、六纵黄昏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刘广信在我军的围攻下支持不住,黄昏前就下令突围。20多辆大卡车拉着美式105毫米榴弹炮向南疾驶,沿着宽阔的黄河故道逃跑。担任拦截的二纵6旅18团看到烟尘滚滚,知道敌人要逃,2营的三个连队飞跑向南插过去。6连长李金星急中生智,决心拦住第一辆卡车。卡车在沙地上跑不快,他和两个同志追到第一辆卡车前,仍出几个手榴弹,将卡车炸坏,陷在泥水中,挡住了后面的车队。跟上来的战士们纷纷爬上卡车,与敌军搏斗。敌人有的投降,有的弃车逃跑,6连缴获了8辆卡车和5门榴弹炮。突围的敌军大部分被我军拦截在黄河故道大堤以南,只有刘广信等少数越过大堤逃往白衣集。没想到半路碰上我独立第4旅,刘广信的坐骑被我军战士一枪打中,刘广信从马上摔落尘埃,当了俘虏。战斗结束后,我军将俘虏送往后方,刘广信看到他受伤的部下躺在民工的担架上,受到与我军伤员一样的对待,他受了感动,主动承认自己的身份。当天夜里,打扫战场的干部战士又忙了一夜,把陷在黄河故道里的卡车和重炮都拉出来,送往后方。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首次缴获的美式重型榴弹炮,在后来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16)

鄄城战役自10月29日晚至31日黄昏仅两昼夜,我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119旅全部,整55师86团全部、241团一部,炮10团一个营;共歼敌9000余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8门、山炮7门、迫击炮37门、小炮95门,重机枪65挺、轻机枪208挺、步枪3300支,卡车22辆,电台8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11月10日,刘邓给军委写了《鄄城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的报告,总结了这次歼灭战成功的经验:一是“撇开与强敌(王敬久集团七个旅)僵持局面,在纵深里实行了大踏步的宽大机动。一面分遣小支队,抑留强敌而迷惑之;另一方面以主力秘密突然出现于战场,抓住较弱之敌(过早出现,弱敌必畏缩不敢急进),乘其立足不稳,出其不意,从各方面同时施行猛烈地攻击,故能获得奇效”。二是“集中大于敌人四倍的优势兵力,故能在钳形攻势的战斗队形上,多开突破口,并能从各突破口贯穿突击,将敌之纵长队形割裂零碎,互不联系(两里内敌亦用无线电联系)。尤其先后以侧背兜击割裂起,所以能够在两日内干脆全部消灭,极少数逃脱的。且鄄城民众工作较好,村房建筑脆弱,无围子,地势干燥,有河堤拦住敌人退路”。三是“利用蒋军嫡系与杂牌之矛盾。邱、胡两军在战斗开始时各距鄄城三十里,第二天一受阻击,只进二里,给了我大胆消灭刘部之余裕”。(17)

从9月刘邓大军南下陇海线到11月底鄄城战役结束,我军连打四仗,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条件下,取得歼灭敌军5万余人(包括豫北配合作战)的战绩。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菏泽、定陶等17座县城,但战略的主动权却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11月20日,刘伯承对记者发表谈话,精辟阐述了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18)

(1)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3)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5)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6) 《陆军整编第3师豫东鲁西剿匪战役战斗详报》。

(7)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8)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9) 杜义德:《忆大杨湖之战》,杜红、郭伟成编《一代名将杜义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11) 李普:《记刘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12)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4)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6) 二纵政治部编:《鄄南战役》。

(17)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6页。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