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西南解放战争：创建豫陕边区根据地的艰难岁月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46年8月22日，中原局下达《关于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的指示》，并报中央。8月10日，他从旬邑县出发，在地下党和蓝田游击队护送下，历尽艰险，9月18日才到达丹凤县的封地沟，与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会合。经中央批准，8月底郑、陈、戴三人在陕南游击队政委刘庚等护送下北上。李先念和任质斌是9月28日从丹凤县封地沟启程，在洛南地下党负责人尹省三护送下，北上到蓝田灞龙庙。然后经临潼、富平、洪水头等地，10月底回到延安。

中原局领导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巩德芳游击队护送中原局领导人回延安——南路军突围进入武当山——避战导致被动局面——鄂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肯定中原部队的作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陕南部队转移晋城——巩德芳一门忠烈——鄂西北根据地的失败——李人林部转战大江南北——中原局晋城高干会总结教训——中央的结论——陈毅热情鼓励中原将士

1946年8月，李先念、任质斌等率领中原军区机关和北路军二纵队主力约7000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进入陕南山区后，在商南、丹凤、山阳、商县等地分散开来。依托深山老林建立根据地，整理部队。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

任质斌回忆：“当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鄂西北、陕南是崇山峻岭、穷山恶水，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后来，部队过汉水、丹江后，在鄂西北和秦岭山间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宿营都很困难，而且山高、路险、沟深，在一条沟里走几十里路，转过来、转过去必须过几十趟河。夏天过河，水也刺骨的凉。所以走几天，鞋子就磨烂了。以后打赤脚走，脚又磨破了。马掌也磨掉了，马也走不动了。那个境遇是很苦的。”⁽¹⁾

根据中央7月22日关于创建陕南根据地的指示，中原局领导人召开了白鲁础会议，根据部队目前状况和当地形势，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的行动方针。1946年8月22日，中原局下达《关于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的指示》，并报中央。

《指示》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之后，我北路军各部均已极度疲惫，不能再进行长距离的行军作战，同时我如继续西进，可能遭到胡宗南大军的堵击、阻击与侧击。因此我军在陕甘宁边区归队，估计在短时期内已无实现可能。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形势，我们的惟一出路是只有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以此来掩护我南路军在川鄂豫地区创造根据地的行动，以此来保护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有利的战略地位。”

创建根据地的具体措施，《指示》说：部队应化整为零，取得休息补充；待敌人分散“清剿”时，再化零为整，击破敌人。要争取群众，改善群众纪律，在地方上发展党组织，建立民兵自卫队。迅速建立地方政权，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战工作，避免到处树敌。以抢夺国民党的物资、征收商税、向富户筹款等方式解决部队给养问题。⁽²⁾

中共中央同意中原局的这些措施，要李先念等积极联络进入鄂西北山区的南路军王树声部和失散的周志坚、闵学胜等部队，分头建立根据地。为了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派陕西工委书记汪锋同志从陕甘宁边区来陕南。汪锋在陕西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熟悉陕南情况。8月10日，他从旬邑县出发，在地下党和蓝田游击队护送下，历尽艰险，9月18日才到达丹凤县的封地沟，与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会合。

汪锋到陕南后，即与中原局商议建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机构。他们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决定以汪锋为边区党委书记，文建武、陈先瑞等为副书记。以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任政委。下设四个军分区，由中原军区部队指挥员和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分别担任分区领导。率领所部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这是一个交班会，李先念等中原局负责人离开陕南回延安。所以任质斌说，汪锋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来整理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中原突围千里行军，跋山涉水，连续作战，是非常艰苦的。李先念回忆要比当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还苦。从宣化店出发时，中原局机关有500多匹马，突围到陕南时仅剩4匹。徒步行军加上爬山、作战，中原局领导人身体都累垮了。7月23日白鲁础会议后，李先念就安排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休息养病，由当地游击队掩护，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几天后，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合，在巩德芳安排下，李先念来到商县北宽坪上的玉皇庙，隐蔽休息。当时北宽坪的山坡上、山沟里到处是敌军帐篷，李先念与游击队政委刘庚、警卫参谋萧建章却安然休息了几天，直到李先念身体基本康复，才转移到别处。⁽³⁾

8月4日，李先念、任质斌电告中央：“决定带电台及机要人员利用巩德芳的关系，于洛南南部民众家中实行隐蔽指挥。”⁽⁴⁾他们离开部队，缩小目标，对分散游击有利。掩护中原局领导人的任务就落在陕南游击队负责人巩德芳肩上。巩德芳，龙驹寨（今丹凤县）巩家湾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在兄长巩德胜影响下，1938年入党，在当地打土豪，组织游击队。后遭敌军“围剿”，撤退到陕甘宁边区。他和游击队同志合开一家骡马店，以运输方式建立陕南地下交通线，掩护来往干部，培养游击队骨干。中原部队突围至陕南，他奉命回家乡接应。巩德芳在当地有良好的群众关系，他选择可靠和居住条件较好的群众家，作为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隐蔽栖身之处，并不断转移。8月初，巩德芳将李先念安排到留仙坪张孝仓家。张是位私塾先生，热情正直。他利用保长身份，掩护李先念。李先念在张家住了8天，还在张家场屋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⁵⁾

豫鄂陕分区党委和军区机构建立后，中原局领导人即筹划分头返回延安。8月24日，李任文电告中央：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现隐蔽在巩德芳处，拟化装赴延安。经中央批准，8月底郑、陈、戴三人在陕南游击队政委刘庚等护送下北上。郑位三、陈少敏先到商县麻街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家隐蔽，后由地下交通员掩护分头行动。郑位三经灞龙口、灞桥、临潼等地，10月24日返回延安。陈少敏经北宽坪、蓝田、临潼、渭南等地，10月26日回到延安。戴季英由陕南游击队韩斌等护送到关中，又经关中地下党掩护回延安。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派人前往接应。李先念和任质斌是9月28日从丹凤县封地沟启程，在洛南地下党负责人尹省三护送下，北上到蓝田灞龙庙。然后经临潼、富平、洪水头等地，10月底回到延安。在国民党到处封山设卡、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能将中原局领导人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表现了陕南游击队、关中地下党同志的忠诚可靠与大智大勇。⁽⁶⁾

11月6日，中央电告鄂西北的王树声和陕南的文建武、汪锋：“关于中原局领导机构，由于中原局很多同志生病及为顺利指导长江黄河渭水间整个工作起见，已调他们陆续来延，拟在延安设立中原局，领导鄂豫川陕地区工作。”

中原突围的另一支主力部队——中原军区一纵和河南军区机关组成的南路军在王树声指挥下，越过平汉路后向鄂西北发展。这支部队与北路军一样，历尽千辛万苦。7月1日过平汉路时，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部队被打散，遭受了一些损失。过路后，王树声收拢部队，继续西进。3日到达湖北应山境内时，接到中原局指示：“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由于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府河无法徒涉，南路军向府河上游前进，选择较浅的地方渡河。8日下午到达大洪山北麓的茅茨畈，距襄河还有一天路程。因部队非常疲劳，王树声命令休息一天。这一停顿，给国民党军的堵截造成了机会。9日南路军到达襄河东岸时，与前面过河的江汉军区罗厚福、文敏生部没联系上，找不到船只，只靠仅有的7只小船渡河，速度很慢。11日，一纵3旅正在渡河，突然遭到来自钟祥、襄樊两个方向的国民党军夹击。担任阻击的3旅8团、2旅6团及警卫团一部被敌人切断，无法渡河。关键时刻，3旅旅长闵学胜果断决定不渡河，率领2500多人冲出包围，转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区，与河南军区黄林部会合。王树声率领主力7000多人继续西进，经宜城、南漳县境向武当山进军。

这时正值大暑季节，南路军处境极为艰苦。7月17日王树声报告中央和中原局：“此次行军由于粮食困难，部队疲劳过度。20天以来天天行军，内有十多天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就是如此，所过之山沟中大小家户的粮食、菜蔬均抢食一空。疲劳、粮食及房子已为当前部队的重大问题，部队体力大大削弱，掉队减员的数目惊人，有的连队仅有20支步枪，机枪缺乏人扛。”毛泽东阅后非常着急，19日复电王树声等：（1）“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2）集中行动目标大，粮食困难，你们应“考虑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3）“成败关键是取得人民拥护，目前抢粮办法非常危险，必须改变政策，分散游击，依靠民众”。⁽⁷⁾

7月21日，南路军到达谷城县西北的石花街，遇到国民党军66师一个团的阻击。在石花街镇西南的苍峪沟，国民党军控制了制高点，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武当山，将我军消灭在山沟里。当时天气酷热，南路军经一个多月行军，干部战士的脚都红肿溃烂了。为了打通前进道路，南路军一部攻击正面堵截的敌军，一部攻击从侧面出动的敌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敌军击溃。由于天气炎热，我军许多战士中暑，热死了将近10人。这是南路军突围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顾虑天黑和部队疲劳，王树声没有命令部队追击歼灭敌军，继续向武当山前进了。毛泽东获悉南路军在石花街打了胜仗，十分高兴，24日致电王树声等：“庆祝你们粉碎敌一个团又六个连的大胜利。”“你们的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地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⁸⁾几天后中央具体指示南路军，要他们到房县地区依托深山，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25日，南路军到达房县青峰镇，王树声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

在一纵前面行动的江汉军区部队，由罗厚福司令员、文敏生政委指挥，于7月22日占领竹山县城。根据中原局指示，他们准备继续西进入川，建立根据地。但是国民党军占据了入川各交通要道，江汉部队多次试探前进，均未能奏效，只得放弃了入川计划，在竹山、竹溪地区开辟根据地。考虑到江汉军区部队力量不是很强，罗、文希望能与一纵会合，共同建立鄂西北根据地。8月27日，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会师，王树声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鄂西北军区。经中央批准，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罗厚福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刘子久、文敏生任第一、第二副政委，张才千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军分区。

鄂西北军区建立的时候，拥有10个团的建制部队，1万多人，应该是有战斗力的。但是经过中原突围进入武当山区后，他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当地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生存相当困难；二是部队经长时间行军，得不到休整，许多人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军区主要负责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部队，争取在武当山站住脚，而是采取避战方针，结果是更为被动。当年任鄂西北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邹必兆同志回忆：“荆山中心区人烟稀少，大部队行动，粮食、道路均极感困难。经常露营，行军又急，病员落伍就增加了，纪律也变坏了。由于老是避开与敌人作战，就始终受敌人尾追。而实际上尾追之敌只是小部队，敌主力是顺大路向我拦击。在房县南约二百里之松香坪敌堵我西进，刚东折又受阳日湾敌之阻击。避战的结果，到处碰到了敌人，影响了部队的情绪。”

邹必兆认为，如果敢于作战，情况会大大好转。“在松香坪、阳日湾受敌夹击后，部队转到南边的石板河。该处当荆山之峰，悬崖峭壁，极少人烟，敌人还是尾追。迫不得已，以7团之两个营打埋伏，战斗结果，顺利地歼灭了尾追敌人仅有的一个营。消灭了这个营，取得了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事实证明敌人是不强的，能消灭的。敌人的紧跟、尾追与堵击，只是因为我们避战而不去消灭敌人。只要消灭一股敌人，就可以摆脱敌人取得休息时间。也证明了革命部队始终是坚强的，战斗力并不因为过于疲劳及敌人的尾追而降低；而且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对敌人仇恨倒更深，打得更顽强。所反对的倒是一味地逃跑，因为逃跑正是造成困难，造成不断的损失。”

遗憾的是，在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合后，依然没有改变避战的做法。邹必兆回忆：“接着一纵与江汉部队在房县西南约二百里之上龛会合了。当面敌人每一路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如果我们乘胜利会师的情绪，以集中的兵力七八个团采取进攻，是完全能够消灭当面的一股敌人，打下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胜利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可是会师后彼此是互相依赖的，实际上又都不能依赖，于是仍旧设法避免与敌人正规军决战，实行分散主力、避免作战，而放过了这一个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由于决心避战的决策，自然在以后就不可能产生消灭敌人大量正规军的可能了，也就不能打下鄂西北的立脚局面了。”⁽⁹⁾

就在陕南和鄂西北根据地处于困难时期，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于8月初发起南下陇海线的战役。刘峙为了应付刘邓的进攻，紧急从围攻中原我军的国民党军中抽调了九个旅，减轻了中原部队的压力。陕南和鄂西北得到一段较为安定时期。但是鄂西北的情况并未好转，仍处于很艰难的处境。王树声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人烟稀少，部队生存困难；二是当地没有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配合，又很难得到中央和其他解放区的接济，条件比陕南还差。他回忆：“鄂西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堆在一起，这样既不便于打运动战，又不便于打游击战，反而把群众吃光了。鄂西北又是‘囚笼’地形，这里的地形和人口均容纳不下江汉和一纵会合后的13000人。”他说：“在财粮问题上，我们是着重要有钱人家的粮和款的，对于穷苦的人，是采取少要或不要的办法。我们虽有这样的决定，也按着这样的决定做了一些，但终因这里穷苦，部队太多，结果是穷富都吃光了。在鄂西北有许多地方，我们只能走过一次，再不能走第二次，否则就要发生与民争食了。由于政权是零碎的、不稳定的、无群众基础的，群众并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被我们吃苦了。同时敌人对群众又实行血腥的屠杀与镇压，群众看到敌人的力量大于我们，虽是同情我们但不敢动，多采取旁观的态度，有的则直接反对我们，以致形成我们孤军作战。”“另外，鄂西北在1935年曾有较大规模的屠杀，几次农民暴动都失败了，又没有地方党的基础，因此群众的失败情绪是相当厉害的。相反，敌人的保甲组织与反动势力是加强了，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鄂西北是国民党接近前线的地方，敌人在这里也做了许多工作。加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敌人的后方部队，与鄂西北地方有较密切的联系。再加以鄂西北地区穷苦，粮食困难；我们又是财经无源，不能解决衣食及种种物质上之困难，以致成为冻饿赤脚之兵。”⁽¹⁰⁾

鄂西北根据地建立不久，部队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部队情绪很不稳定。特别是得知359旅回延安后，大家认为与其在这里被困死，不如北上归队，回到陕甘宁或晋冀鲁豫解放区。9月6日，王树声致电中原局和中央，汇报了鄂西北军区成立后的组织情况后说：“由于至今没有安下家，山大地穷，冬衣无着，部队及干部的失望情绪有增无已。尤其冬衣无法解决，对部队威胁太大。”中原局8日复电，要他们“安下心来，忍艰刻苦的创造根据地，才能生存与发展。因此党委、军区应坚决抛掉此种北归思想，克服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并指出对中央指示发生动摇而逃跑的分子是极其可耻的。号召全体人员为创造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而斗争”。关于鄂西北的困难，中原局指示可以让二纵15旅陈先瑞部转移到陕南，让四分区李人林部带电台和部队南下大洪山开辟新根据地。电报最后说：“要此间解决5千套冬衣实在办不到，此间立足未稳，各部冬衣亦难解决，因此你们绝不要作此希望。”

鄂西北党委接到中原局电报后，当天回电中原局和中央：“我们认为鄂西北山大人稀民穷，而几个较富庶的主要城镇均为敌人占领，我们约万人以上游击于贫穷之山林地区，秋收后群众将粮藏起，大雪封山，我们陷于冻饿之境。鄂西北实非容纳大兵之地，而入川在敌有备，关隘险要之下，再由鄂西北入川，恐非易事。在此情况下，我们部队思想基本未变，假如归队有可能，而决定归队以早为好，如确定我们必须在此作长久打算，亦请明确指示条件与前途。”

为了解决鄂西北坚持问题，9月10日毛泽东电告鄂西北党委：“我们完全同意中原局八日电，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为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并便于解决衣粮，应照中原局指示迅调十五旅全部入陕南，再派李人林率电台及一个相当大的部队去大洪山。”“总之，不论如何是要在敌后创造根据地而不是归队，你们应开展坚决的斗争，反对异常危险的及违背战略任务的归队思想，反对一部分同志在困难中的动摇逃跑。”⁽¹¹⁾

中央命令坚持鄂西北，王树声等执行了中央指示，在武当山地区建立根据地。鄂西北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还搞了鄂西北行政专署，刘子久为主任，刘子厚为副主任，下设各县政权。王树声后来承认，这些政权是零碎的、不稳定的、没有群众基础的。“这些形式只是在半空悬着，而没有在群众中生根；另一方面过分的刺激了敌人，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

鄂西北军区部队分散行动后，4、5、7团作为主力，还保存着完整的建制。尤其是7团，在刘昌毅副司令员带领下，四处打击敌人。袭击国民党政权的粮仓、乡公所，拦截公路上的国民党军用卡车，缴获了不少弹药、粮食、衣服和电台等物资。据11月7日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三个月来共作战百余次，毙伤国民党军14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46挺，步枪1259支，子弹2万发。

鄂西北、陕南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虽然相当艰苦，战绩也不是很大，但毕竟对国民党军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0月1日，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¹²⁾这是对中原部队的充分肯定。

鄂西北和陕南的游击战争，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从11月起，国民党军调集优势兵力，对鄂西北和陕南进行大规模“清剿”。目的是消灭我军有生力量，把我军从这两个根据地挤出去。对武当山区进行“清剿”的是66师，针对我方分散的特点，敌军也迅速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我方周旋。邹必兆同志回忆：“我军分散，敌人也很快的跟着分散。敌人基本上是以营为单位出动，敌人各营均有报话机，联络便利。但是我并没有利用敌人的分散去消灭敌人。敌人首先大力围攻1分区和警卫团，接着围攻我武当山区。11月初警卫团被迫退出竹山、白河地区，12月份3、4分区相继退出武当山、南河地区。1947年1、2月份敌人集中兵力围攻1、2、4分区，至此整个鄂西北地区部队均处在日夜躲避敌人追捕的严重情况中。”⁽¹³⁾

12月初，鄂西北军区退出武当山，向保康地区转移。在车峰沟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当时警卫团在前，军区机关居中，7团在后。当我军被包围在山沟里，情况危急时，王树声命令警卫团和7团阻击敌军，掩护机关突围。激战半日，军区机关脱险，而警卫团和7团几乎拼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2月8日，王树声等向中央报告：“自鄂西北军区成立，部队分散活动后，敌人即集中兵力分途追堵，变为分散追‘清剿’与分散追堵。由于我们未能及时掌握避敌击我之战术原则，与未能事先预防与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如硬战、决战，我单纯跑反、避战等偏向与错误，致遭受了重大损失。共计损失达2000人，武器损失长短枪1000支，连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约占30%。”

“部队因缺棉衣，尚需鞋袜、毯子，绝大部无着。因无法解决，天天有逃跑行动。在群众中党安置下归队不过30%，战斗频繁得不到休息，身体疲劳，情绪低落，虽然我们也用许多办法，如鄂西北地位上重要，其他解放区的胜利消息等去兴奋情绪，鼓励士气，终因我占区撤退与缩小，部队减员，衣食困难，伤病员无处安置等目前困难不能解决，而收效不大。因之在部队除连续战斗减员外，而非战斗减员仍甚严重，这将是一个重大之危机。”

与此同时，陕南根据地也遭受敌军的疯狂“清剿”。自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人走后，汪锋、文建武等在地方党组织、游击队配合下，领导各分区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建立区县政权。到11月共建5个军分区、14个县政权。10月份统计部队实力有9200人，11月份增至12000人，6400支枪，呈发展上升趋势。在解决经济困难方面，部队利用袭击国民党粮库、仓库缴获一批，在游击区内征收商税筹一些款。为了帮助部队解决棉衣，巩德芳派群众到县城集市上买布买棉花，组织妇女为部队做棉衣。敌人有所察觉，规定每人只许买2匹布，游击队长蔡兴运说：“他限制匹数，没限制人数，咱给他来个呼延庆的兵，杨家的将——男女老少一齐上。”他动员乡亲家家户户到商镇集上买布和棉花，很快做了250套棉衣给汪锋送去。⁽¹⁴⁾

在边缘区，部队采取“打土豪”的办法，叫“武请文谈”。据中原局9月13日的报告说：“为解决财政，特别是冬衣，我们组织了八九个手枪队到洛南地区，对恶霸地主以‘武请文谈’（即先捉后好好说）解决了一部分财政。执行此政策时采取较有钱的及特坏的地主，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是一两千万（法币）以上。最好有当地干部熟悉此情况，不至弄错。此为急救政策，不能常用。”

中央和在延安的中原局尽最大努力帮助陕南根据地解决经济困难。10月底中央命令太岳军区拨1亿元法币，派部队送过黄河给豫西的闵学胜部。陕甘宁边区法币不多，就拨了价值1亿法币的“物品”，由陕西工委利用地下交通线送到陕南，兑换或变卖，所得法币用作部队经费。⁽¹⁵⁾中原局11月17日指示陕南，不能依靠中央提供经费，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

自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其招数比鄂西北还要毒辣。他们实行“空室清野”、“移民并村”的政策，制造无人区，强迫游击区百姓迁移，否则以“通匪”论处。丹凤县我军主要活动区域的留仙坪、庾岭、峦庄、桃坪一带，国民党军强制群众把粮食藏起来，把猪牛鸡羊赶走，把锅埋起来，把门封起来，所有人全部迁走。据《丹凤县志》记载：“天寒地冻，冰雪封山，国民党派重兵挨村挨户驱赶，抗拒者以通‘匪’罪杀头，稍有迟缓辄被鞭打索绑。离乡背井的移民，踩着过膝的积雪，仅带少量粮食、衣被，余物尽弃，沿路扶老携幼，唏饥号寒。”

这次大“清剿”对陕南根据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月27日鄂豫陕区党委报告中央：“敌这次向我区大规模清剿，采取极残酷毒辣手段，是全面毁灭性的清剿。如蓝（田）洛（南）区摧毁民房3500多家，磨子、碾子均被毁掉。西荆公路以北地区各山沟已无人烟，原我军活动地区成为无人区。现1、5分区已全部退出，2分区已大部失掉，3分区因无电台情况不明，因敌主力在该区，可能更严重些。”

在敌人“清剿”下，陕南部队遭遇严重的困难。游击队垮了不少，老部队大量减员，逃亡现象相当严重。因为没有吃的，部队纪律也开始败坏，与民争食。干部思想也产生动荡，不愿在当地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汪锋、文建武向中央提出：部队退出陕南根据地，在豫西陇海线以南坚持或撤回黄河以北的太岳根据地。当时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向陕北发起进攻。陕南和鄂西北方面，已经起不到多少牵制作用，多保存一些部队是明智的选择。2月1日中央、中原局答复文、汪：“留在陇海以南坚持或撤回黄河以北两个方针，我们都可以同意。但两种利害相权，需要你们自己下决心。”接到中央指示，鄂豫陕边区党委于2月4日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开会，一致认为主力应撤到黄河以北休整，留少数游击队坚持斗争。会议决定：汪锋、文建武率领军区机关和2、4分区部队共5000多人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刘庚、巩德芳领导陕南工委留下坚持斗争。经中央批准，2月20日，汪锋、文建武率领部队在河南济源、垣曲之间北渡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的山西晋城。3月，陈先瑞带领的另一支部队在豫西与敌周旋后，也在新安地区北渡黄河，到晋城与汪锋等会师。后来又有零星部队陆续归来，到6月统计，中原局和原5师三个旅共计7602人，步枪3273支，机枪308挺。这是中原突围的北路军（不含359旅）保留的全部骨干力量。

留在陕南坚持的游击队，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家乡的房子都被毁掉，敌军不断进行“清剿”，乡里国民党保甲也疯狂报复。巩德芳等无处立足，只得在深山老林中隐蔽露宿。艰苦的生活使巩德芳身体很快垮下来，3月23日，这位英雄的游击队长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8岁。临死前，他还坚信“商洛一定会红起来”。敌人找到了巩德芳的墓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商县城门示众。为了斩草除根，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巩德芳一家6口，只有8岁的女儿藏在竹筐下幸免于难。掩护过李先念的张孝仓老人，也被敌人杀害。连他1岁的小孙子也被敌人踩死。解放后，当地人民深切怀念巩德芳，把牺牲的烈士们埋葬在金凤山商洛地区烈士陵园。汪锋撰文赞扬巩德芳：“在中原不断突围进陕南的紧要关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接应中原部队，以自己的人和地利为突围部队找粮吃、找衣穿、看护伤员，使其得到养息，无私地把部队交给中原军区合编。正规军、游击队团结战斗，共同创造了根据地。他还亲自安排掩护中原局领导同志，使他们身居虎口而无危险，并最终胜利返回延安。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南游击队的杰出代表。为了革命他全家六口均被杀害，可称是满门忠烈。”⁽¹⁶⁾

1946年12月底，鄂西北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军的全面“清剿”。12月25日鄂西北区党委报告中央：“自我从两竹地区全部撤退、武当山地区大部撤退之后，因为我们的地区缩小，敌已由分区清剿追剿改为全面清剿。我几个主力兵团如现在纵队6、4、5、7团、江汉之警卫团及3团，因半年不断连续苦战，人员弹药毫无补充。4、7团事实上每团剩下来一个营的人员，警卫团及3团也不及原来人员之一半，而士气及枪械大大降低。加之天寒雪大，棉衣许多无着落，士兵干部绝大部分赤足行军，非战斗减员（病亡、逃亡）情况严重。因之部队情绪降低，在敌人的追堵、清剿、合击下很少反击能力。天天在大山森林中跑，粮食特别困难，越跑部队的情绪越低落。”报告表示：“在此坚持工作无把握，坚持的前途又不大，如何挽此危局，请速示。”31日刘少奇代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党委：“你们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为了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请你们考虑是否可分一部分队伍和干部分散的、秘密的渡过襄河以东，回到鄂中及豫南地区行动，留一部分在鄂西北分散坚持。”“如果你们能保存基干，坚持斗争，再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你们必能得到大的胜利和光明出路。望切实说服干部和战斗员艰苦奋斗一个时期。”

但是鄂西北的形势并没有改变。邹必兆回忆：“我军已经从三个分区退了出来，实际上在鄂西北没有站住脚。群众还不敢站在我们方面，活动地区缩小，敌情越来越严重。事实很明显的摆在面前：是保存有生力量，还是继续忍受有生力量的不断消耗；要生存，还是被消灭。是就地坚持，还是跑出去进到敌后空隙地区打击敌人。在部队中已普遍的提出：要求退出鄂西北到敌人的空隙区域去，或者干脆打大游击。但是决定是反对离开鄂西北、仍旧坚持鄂西北的方针。军区命令已经退出来的各分区部队必须再回到原来的地区去，就是回到一个没有站住脚、打了败仗被迫退出来的地区去。这种回进的结果，不但没能够回进去，反而深入到了无法再退出来的绝境。部队遭到了更惨的失败。1分区进到川鄂边界的中坝，于1947年1月21日被敌四、五个团包围；军区把集中的各分区部队回进到南漳、保康之间的康家山，被敌层层围住。这两处回进后均遭受了重大损失，所剩下的部队就只有日夜躲藏而且残缺零落。退出鄂西北，是势所必然了。”⁽¹⁷⁾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湖北远安以东的老观窝举行紧急会议，王树声等研究了鄂西北的形势，认为在弹尽粮绝、敌军围困的状态下，部队无法再坚持下去，决定各部队分散转移。当时王树声没有了牲口，徒步行军身体实在拖不下去。会议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领导化装转移。罗厚福、张才千等带部队突围后选择合适的地区坚持斗争。会后，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在荆门地下党的护送下，经汉口、驻马店、安阳，安全转移到华北解放区。⁽¹⁸⁾王树声隐蔽了几天，在荆门地下党交通员陪同下，经汉口乘船到了上海，然后辗转经苏北、山东解放区，于6月回到太岳解放区的晋城，与李先念等会合。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由刘昌毅带领东返大别山，与在鄂东坚持的熊作芳游击队会合，开辟皖西根据地。张才千率领一部南渡长江，与李人林会合。罗厚福等同志带领江汉军区部队在原地坚持。

在鄂西北军区部队中，李人林领导的一支部队却创造了奇迹。李人林是湖北天门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在红二方面军中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转入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前任江汉军区副政委。1946年8月，江汉军区部队突围到达鄂西北，在湖北房县与王树声的一纵会合，成立鄂西北军区，李人林任第4军分区司令员，率领江汉军区1团开辟荆山、当阳、远安根据地。7月初王树声率南路军强渡襄河时，担任掩护的二纵15旅一部1000余人没有过去，与主力失去联系后，转道北上。后大部失散，余部转入桐柏山区打游击。9月2日，中原局电告王树声：15旅有1000人未渡襄河，现仍在桐柏山、大洪山打游击，一部分干部已自动回家。你们应派一得力干部（建议派李人林）率一团精干部队并带电台，返回原地去收容15旅零散人员，以桐柏、大洪山为依托，坚持与发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并与鄂东张体学部取得联系。⁽¹⁹⁾

9月22日，李人林率领江汉军区1团的五个连、一个手枪队共500余人，组成江汉支队，从钟祥以北的转斗湾东渡襄河，开辟大洪山根据地。一路上他们打击伪乡公所和保安队，补充自己，搜集情报。襄河边上的多宝湾是个大集镇，部队装扮成国民党正规军，骗过保安队，活捉了伪镇长和商会会长，缴获了50支枪、500万元法币。当他们到达京山以北的大洪山区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武汉行营命令第72师由襄樊返回京山进行“围剿”，李人林等研究了敌情，决定避实就虚，转到钟祥、随县一带打游击。在宜城县田家集，部队被国民党军199旅的一个营追上了。当时对国民党正规军有畏惧心理，部队向耿集撤退。后来在枣阳以南的璩湾打垮了保安队，开仓放粮，国民党军又追上来。当地是平原，对我不利。李人林以两个连阻击，敌军打了半天也没攻下我们的阵地。李人林下令反冲锋，敌人反而溃退了。李人林率部一直追到耿集，缴获了不少弹药。这一仗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增强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信心。他们在枣阳地区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又向桐柏山区进军。在桐柏山北麓的天幕山，部队受到来自信阳和泌阳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考虑到孤军作战的不利后果，李人林决定向南突围，深入敌后，与敌人转大圈子。

1947年1月，在桐柏山、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军“围剿”下先后失败，鄂西北的主力也垮了。李人林和干部们商量出路，大家认为与其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不如大踏步深入敌后，到敌人力量空虚的地区求发展。1月22日，李人林部化装从江陵县郝穴渡过长江，到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老根据地湘鄂边区行动。他们改名为“江南游击支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1947年2月初，鄂西北的形势恶化，军区主力部队难以再坚持下去。王树声等领导人离开后，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带领4团、5团跳到外线打游击。张才千询问李人林江南情况，李复电说：“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张才千决定率部渡江，与李人林会合。2月23日，两支部队在湖北五峰县的红鱼坪会师。经中央批准，部队合编为“江南游击纵队”，共1600余人。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²⁰⁾此后，他们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坚持斗争。鄂西北军区的另一部分在刘昌毅领导下东进到皖西山区。江汉军区司令员罗厚福带领一部在鄂西北原地坚持。这三支部队一直坚持到1947年8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才与野战军主力会师。

在陕南、鄂西北相继失败的情况下，为什么李人林等部队能长期坚持下来？1947年4月12日李人林在《关于半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几条经验：“死守一块地区、打小圈子是不对的，应不限制的打大圈子。如我京（山）钟（祥）部队死守一地打小圈子，结果全部垮了，而我们打大圈子仍存。”“干部没有坚强的决心，必然失败。如京（山）北干部见形势紧张，干部动摇，自动把部队解散了。但我处于同样形势，仍能生存。”“在军事上部队跑又要打，单纯跑也是垮，单纯打也是垮。如张波部光跑不打，因此敌人情绪越打越高，乡公所都敢追我；故我们部队越跑情绪越低，连狗咬声都要将部队吓坏，因此跑垮。又如京钟部队单纯的打，部队越打越少，情绪越打越低，因此被敌打垮。我们这一股跑的地区最大，打了100多仗，但未垮。对我们情况不利则坚决跑，情况有利则坚决打，因此敌人对我始终不敢轻视。我部队虽少又孤立，情绪始终高涨。”“在打大圈子的方针下，部队活动的地区一般的既不适合大山，又不适合敌之交通要道。因大山路少人穷，行动困难，……因此一般适合在小山地活动，敌虽行动便利，我行动亦便利，同时物质生活容易改善，部队情绪易提高。”“在领导上要多发扬民主，经常开干部会讨论一切，可以集思广益。再则上下亦易团结一致，不会互相埋怨。”李人林的经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术的结果，这个领导班子的坚强和团结，是中原军区部队中成功的典范。

1947年5月，原中原局负责人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等从陕甘宁边区转移到山西晋城，整顿从陕南和豫北回来的原5师部队。当时干部战士普遍情绪不高，认为突围以来吃了那么大的苦，结果还把陕南根据地丢掉了，要求追究上级的责任。任质斌先下部队了解情况，据他8日报告中说：“就此间干部来讲，大部分都对突围以来、特别是陕南立脚以来，该领导机关及某些兵员、人（从中原局到旅、团）意见纷纷，牢骚满腹，普遍要求迅速将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完全弄清，并有如不将这些问题迅速弄清，则宁愿不回中原之说。”

为了统一思想，原中原局从1947年5月29日起在晋城召集高干会议，一直开到8月1日也没开出个结果来。任质斌回忆：“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因而在这次高干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已存在的某些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²¹⁾

为了澄清思想，加强原中原局和5师内部的团结，1947年12月2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对原中原局领导路线作了结论：“过去5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虽受到大的损失，但完成了当时极重要的牵制大量敌人的任务，它的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胜利的战斗中也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在郑李领导下的前中原局及5师虽有几项工作没有如其他解放区做得一样好，郑李本人也还有他们的缺点，但他们的工作一直是有大成绩的，他们的作风一贯是正派的。一般来说，郑李在中原局是比较好、最能代表党中央的正确作风与正确路线。……对郑李的责难，是反映和代表5师中一部分干部中失败情绪及受到损失后对于领导的盲目埋怨情绪，而这种情绪是不正确的和应该反对与肃清的。如果任其发展，则将涣散5师的团结，损害干部的信心，并将削弱部队的战斗力。”1948年1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陈粟、陈谢等战略区指挥员，同意刘少奇对原中原局的结论，要他们转告郑李等人和原中原局、5师的有关干部。

晋城会议期间，中央责成晋冀鲁豫军区对原5师部队进行补充和整编，先后补充了1000余人和大量武器弹药。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指挥下发起鲁西南战役。8月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奉中央指示，在晋城的原5师部队8300余人于7月下旬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8月5日由李先念带领，开始了向中原新的进军。

1947年9月中旬12纵行军到山东鄄城，李先念见到了原新四军代军长、现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他向陈毅汇报了12纵的情况和存在的思想问题，请陈毅在适当的时候给12纵的干部战士讲一次话。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口答应。10月初12纵到达河南淮阳东的汲冢，进行休整和政治思想教育。陈毅在李先念陪同下前来看望全体指战员，并对连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谈到中原突围，陈毅说：“抗战时期，新四军5师长期处于战略孤立的地位。日本一投降，蒋介石要来抢桃子，这是定了的。人家有张床摆在武汉，你李先念站在旁边，人家睡不着觉嘛！这一仗必定要打，你们必须突围，这也是定了的。如果日本投降后你们马上出发，无论向东到华东解放区还是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你们都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搬出来。为什么中央没有下这个命令呢？因为这样做对全国战局不利。这样考虑的是实行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段的决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

陈毅接着说：“三大主力组成了中原军区，这就在武汉外围形成了一个拳头，铁拳，铁的！铁拳摆在蒋介石面前，这就把老蒋很大一部分兵力吸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可是，正当我们华东部队大发展的时候，先念同志的部队却受着蒋介石30万大军的包围。30万对6万，5比1，日子真难过着哩！”陈毅强调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六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中原军区部队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话锋一转，谈到中原突围的损失和干部中存在的失败情绪等思想问题时说：“这种空气我也嗅到了一点，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的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原军区部队作了这么艰苦的战略转移，完成了这么重大的战略任务，难道还不是英雄？经过中原突围的同志，是筛子精选过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颗种子，南下以后，一个人能发展成一个大队，一个战士将来要带一个排、一个连。‘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我相信同志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一定会为人民再建奇功的！”⁽²²⁾

陈毅热情、直爽、豪迈的讲话，极大鼓舞了12纵同志的情绪和斗志，也是对中原突围的公道、合理的评价。12纵在刘邓指挥下，与野战军其他纵队密切配合，杀回大别山老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1)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2)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2页。

(3)　刘庚：《虽死犹生，永垂不朽》，载《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5)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

(9)　邹必兆：《对创造鄂西北根据地战斗失败的认识》。

(10)　王树声：《关于创造鄂西北根据地的报告》。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