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限制中国国家安全

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当前我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减排压力，^[3]自主选择空间受限。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虽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特点导致我国虽然历史累计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较低（见表6-2），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迅速（见表6-3），而且增长潜力巨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减排压力。

表6-2　1850—2005年部分国家能源利用温室气体累积排放^[4]

表6-3　部分国家化石能源燃烧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比重及增长率^[5]

表6-3显示，1990—2006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温室气体总量增长比例高达156.9%，增速位居世界前列，目前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其他一些数据表明，1970—1996年，我国CO2排放以每年5.3%的速度增长。在没有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我国占三分之一以上，2004年是排在第二位的印度的4.3倍，人均排放量的3.6倍。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CO2排放量增加了35%，美国增加了17%，我国和美国CO2排放的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30%和31%。^[6]2000年到2004年间，我国CO2排放量增长了58.9%，而美国仅增长1.7%，我国和美国CO2排放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56.9%和3.2%。^[7]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CO2排放增长量都会超过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对世界CO2排放量的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预计，在参考情景下，即各国现有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变，全球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会持续增长，一直到2030年。CO2的排放量从2007年的288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402亿吨，其中约110亿吨增量中的一半以上（60亿吨）来自于中国。^[8]从人均来看，我国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也正迅速丧失。我国人均CO2排放量一直较低，2000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9]但随着我国能源消费的较快增长，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正快速丧失。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数据，1990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为2.1吨，2000年为2.68吨，2004年为3.9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但至2006年已增加到4.62吨，超过世界人均水平。^[10]

第二，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认同难度加大。既大又小、既富又贫、欲强还弱的状态使我国对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难得到广泛认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在迅速增加。

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获得巨大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此外，近年来中国在科技、体育事业中取得的巨大发展也令世界瞩目。从2003年10月15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到2011年11月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对接，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对世界震动很大。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最好成绩。奥运的成功举办大大强化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大这一认知。

第三，美国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政府时期的气候变化政策，决心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增大。

中美是世界两大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全球气候合作中的两大焦点。任何一方的行动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奥巴马上台以来，对布什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在国内，公布了新能源计划，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并任命著名的能源专家朱棣文为能源部长；首次设定国家废气排放标准，宣布到2016年将把小轿车和卡车的排放量减少30%；2009年12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已裁定把二氧化碳列入“对公众产生威胁”的污染物的行列；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以219对212票，投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目前法案正在参议院审议。在国际上，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担当领导角色，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上做了一定妥协，承诺2020年比2005年减排温室气体17%，并同意2013—2020年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奥巴马比其前任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一）气候变化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的负面影响日益突显。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上千美国人死亡，经济损失超千亿美元，极大地提升了美国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美国军方与情报机构近年来发表多份关于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的报告，确认气候变化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二）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硬立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不少学者认为，布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是除伊拉克战争之外对美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冲击最大的事件。（三）过度依赖海外石油危及美国能源安全。（四）关于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争议在美国明显减少。（五）奥巴马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新能源作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战略支柱。（六）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和储备，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成本较十年前明显降低，美国主流企业对节能减排的兴趣和积极性大增。美国在调整其气候政策的同时，虽然力度还远远不够，但也对中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中国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并增加透明度，接受国际核查等。这使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增大。

第四，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凸现，一些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要求全球一致减排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我国的压力增大，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的难度加大。

2009年10月17日，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首次在水下召开内阁会议。由总统纳希德主持，14名内阁部长参加。他们戴上水下呼吸装置，潜入深约6米的海水中进行会议。马尔代夫此次召开水下内阁会议的目的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提醒人们全球气候变暖对岛国造成的影响，告知人们低地岛国面临的危险和困境。

无独有偶，2009年11月4日上午尼泊尔政府在其境内的珠穆朗玛峰地区海拔5242米的一处营地举行内阁会议，旨在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影响。包括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在内的24名尼泊尔内阁成员出席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世界最高”内阁会议。内阁成员们均搭乘直升机抵达开会地点，他们身着防风防寒服装，携带氧气罐，以防缺氧造成不良反应。尼泊尔总理尼帕尔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环境的标志，而气候变化对这一地区民众的生存、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都造成了影响。这次内阁会议还通过了“2009珠峰宣言”，呼吁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关注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小岛屿国家和穷国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和脆弱，期望全球采取最有力的减缓措施。虽然这些国家的主要矛头所向是发达国家，但毫无疑问，其中也包括了对排放大国的要求。对中国的这种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日益明显。正如苏伟所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政治诉求、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构成有很多差异，主张的要求、诉求、谈判目标、立场也大不相同，各方矛盾交错、利益互织。总体来看，主要可划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以及欧盟、美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三股力量，并表现为诸多的矛盾：南北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所有的国家针对排放大国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现在指向是：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排放得多，总量大，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说到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焦点主要还在于历史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转让的问题。而三股力量（欧盟、美国、中国），则主要围绕分担如何减排的义务，谁来减，减多少，什么时候减，怎么减。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情况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资源不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存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中国借助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程度相应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承担着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11]

以上背景已使我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并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世界将不再具备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源和高资源消费为支撑的现代化道路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探索低碳发展的新型的现代化道路，这在世界大国的发展史上尚无先例。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99年中国政府还明确强调，中国在2049年前将不会绝对量化减排，^[12]现在中央高层已不再提这一立场。近年来，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时间提前的声音鹊起。^[13]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中，中国也同意“我们应该合作起来，以加快实现全球和各国碳排放峰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2009年6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积极贡献。^[14]

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单位GDP碳强度40%～45%。这些事实表明，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已对我国的政策选择构成重大约束。

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正在挑战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局稳定。在2008年罕见的南方雪冻灾面前，由于一些地方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条件尽快改善被动的局面，加之有关决策指挥机构没有估计到会发生这么大的雪、冻灾害，有些措手不及，未能及早采取有力的防护、调配、加固、储备、疏散转移等有效的应急措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威信一度备受质疑。在广州火车站，大量返乡人群聚集，气氛紧张，秩序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地方政府紧张万分。^[15]而台湾当局因“8·8水灾”救灾不力，2009年9月7日，台“行政院长”刘兆玄率下属辞职，一时间造成台湾政局动荡。这对大陆也是一个警讯：面对日益增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如果应对不当，将对政局稳定造成影响。

【注释】

[1]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第71—73页；《气候变化2007——自然科学基础》，第2—5页。

[2]何建坤、刘滨、王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对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77页。

[3]苏伟：《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绿叶》2008年第8期，第34—41页。

[4]数据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http：//cait.wri.org）。

[5]数据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http：//cait.wri.org）。

[6]IEA：CO2Emission from Fuel Combustion，1971-2000，2002，Paris.转引自何建坤、刘滨、王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对策》，第76页。

[7]IEA网络数据库（http：//data.iea.org/ieastore/statslisting.Asp）。

[8]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09执行摘要》（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docs/weo2009/WEO2009_es_chinese.pdf）。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

[10]参见联合国统计司千年目标数据库（http：//millenniumindicators.un.org/unsd/mdg/Data.aspx）。

[11]苏伟，《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绿叶》2008年第8期，第35—36页。

[12]“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部长于1999年在气候变化公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3876。

[13]参见胡鞍钢：《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第22—38页；Jonathan Watts，Chinese government adviser warns that 2C global warming target is unrealistic，Wednesday 16 September 2009，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sep/16/china-two-degree-rise。

[14]新华社消息：“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节能减排工作”，2009年6月5日。

[15]章沁生：《2008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解放军报》2009年1月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