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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

【摘要】:近年来,美国有关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频出。2004年2月该报告曝光,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成为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研究的先声。美国政府、学界以及智库加大了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力度,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相继面世。目前,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已成为美国政府、智库和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近年来,美国有关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频出。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出资委托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完成的题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秘密报告。2004年2月该报告曝光,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成为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研究的先声。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气候变化议题吸引了美国人更多的眼球。美国政府、学界以及智库加大了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力度,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相继面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2007年4月由一批美国退役高级将领组成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2007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推出的报告——《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2007年11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推出的报告——《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学者布斯比(JoshuaW.Busby)2008年秋季在《安全研究》杂志发表的题为《谁关注气候?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论文等。目前,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已成为美国政府、智库和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旨在设想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最坏的可能性,并为美国提出应对之策。报告开篇即指出,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一旦气温上升到一定的关口,反常的气候现象就会急剧发生,预言:“今后20年内,全球气候将发生突变,一场全球性灾难就摆在我们面前,成百上千的人将在自然灾害中死亡”,“亚洲和北美洲的年平均温度下降2.8摄氏度,北欧下降3.3摄氏度……到2020年,欧洲的沿海城市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英国气候将像西伯利亚一样寒冷干燥。核战、大旱、饥饿和暴乱等问题将困扰全球各国。”报告强调,今天,地球的承载能力已经在全球受到了挑战。而天气的剧变则使得本来就已经濒临极限的承载能力进一步受到破坏。这样以争夺食物、水和能源为目的的侵略性战争就更容易爆发了。面对地球承载能力的急剧下降,一个国家最有可能的反应就是进攻或是防守。比如,因为天气剧变所引起的饥荒、疾病和一些自然灾害,很多国家的需求将会大大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范围,这将导致一种国家的绝望感,使国家更具攻击性。所以,天气剧变所引发的压力会导致暴力和分裂,严重影响到地区的稳定和地缘政治环境,进而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其分析逻辑见表1-1)。报告最后指出,由于这些可怕的潜在后果,气候突变的风险尽管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完全应该将对其的关注提高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不应只停留在科学争论上。[19]

报告甚至警告: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超过恐怖主义。这份报告的公布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方面,该报告的军事背景和对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的大肆渲染令各国为之一震。另一方面,由于该报告以最坏的设想为基础,追求的是耸人听闻的效果,不少地方都有夸大其词之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受到不少人的质疑。

针对这一报告存在的科学性不够的问题,报告《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以2007年发布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为依据,继续从军事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该报告集中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产生的哪些后果对美国构成安全上的风险?第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第三,美国如何应对?报告从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这一观点出发,始终以气候变化与稳定的关联为分析主线。报告强调,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气候变化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极端气候事件、洪涝灾害、海平面上升、冰川后退、生物栖息地的改变以及威胁生命的疾病的快速传播可能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强行改变其维护自身安全的方式。第二,气候变化导致并恶化其他地区的不稳定,使美国可能更多地卷入地区冲突。第三,气候变化威胁美国内部的稳定。欧洲和美国都将受到国外因为粮食减产、干旱等引起的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影响。在反恐问题上,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将拖长反恐战争,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更多贫困、失业和环境难民,而这正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条件。反恐不如防恐,防止气候变化实际上是在源头上防止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气候变化、国家安全和能源依赖是相互影响的全球性挑战。报告对美国政府的建议是:把气候变化的威胁纳入美国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体系,美国应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以避免气候变化破坏全球安全和稳定:美国应向国际社会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防部应加快改进业务流程和技术革新,通过提高效能加强美军战斗力;国防部应评估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对军事设施的影响。[20]与前一份报告相比,由于该报告以IPCC的结论为基础,反映的是美国一群退役的著名高级将领的观点,其结论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更高。

表1-1 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与上述两份报告不同的是,报告《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在研究的科学基础、时间跨度和分析层次上都做了新的尝试。该报告结合了IPCC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设想了未来气候变化的三种情景,并据此探讨了不同情景下气候变化对国际和美国安全的影响(详见表1-2)。在研究的时段上,该报告的时间跨度长达100年;在分析层次上,该报告既包括国家层次,也包括区域和全球层次。报告最后从全球角度和地缘政治层面总结了十大结论:软实力问题将更突出,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国内和跨境移民将增加,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公共卫生问题日趋严重;资源冲突和脆弱性将增加;核活动及其风险将增加;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将大增;国内政治动荡和国家失败现象将出现;均势将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1]

表1-2 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主要环境压力和国家安全含义

报告《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的最大特色是将重点集中在对策建议方面。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基本生存不构成威胁,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为此,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对策建议:第一,美国应优先实施无悔政策,即使气候变化的后果今后没有人们现在所担忧的那么严重,美国也不会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感到后悔。这些政策包括提高沿海地区的建筑标准和规范,加大对撤离和重新安置战略的投入力度和保护水资源等。在国际层面,加强各国军界在环境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第二,美国应发展具有协同效应的政策,如既能应对气候变化,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大力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沿海地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设施予以重点倾斜。美国应尽快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应对北极冰川融化可能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第三,重视适应。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个人和企业减少风险,比如,制定建筑标准,确保联邦灾难保险金不用来鼓励危险性大的沿海居住项目。在国际上,美国应带头做好适应工作,支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减少的倡议。美国非洲司令部应将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纳入冲突预防的战略框架。第四,美国国会应支持对气候脆弱性的研究。第五,在减排方面,美国减排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确保中国和印度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制度。第六,进行制度改革。当前,美国的气候政策主要由两个人负责,即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国务院海洋和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的首席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政府其他部门参与很少,将气候问题纳入高层决策的努力明显不够。应考虑恢复20世纪90年代设立,但后来被取消的几个重要岗位:隶属于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跨部门合作的气候变化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环境事务的高级主任,国防部中负责环境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等。气候政策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要求美国政府将其置于更优先的位置。总统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导。[22]

如果说,以上报告主要是政策导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的决策者,那么布斯比的论文则是美国学术界试图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理论化研究的最新尝试。作者在回顾了美国学术界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学术争论后,试图从理论上证明,即使从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出发,气候变化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此,他从气候变化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影响和对境外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两个方面开展论证。为使论证更加客观可信,他提出了判定气候变化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七大指标:第一,气候变化威胁国家的生存;第二,气候变化危及政府的地位;第三,气候变化威胁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第四,气候变化破坏关键性基础设施;第五,气候变化导致生命或公共福利在短时间内遭致灾难性损失;第六,气候变化对邻国造成上一条所说的影响,结果导致难民危机;第七,气候变化改变国家的领土边界和水域。然后从气候突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天气、北极冰层融化四个角度具体分析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在讨论气候变化对美国境外安全利益的影响时,他列出了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标准,然后用战略重要性和风险两个变量形成一个矩阵。由此得出对美国海外利益的四种程度不同的威胁分类:战略威胁、道义挑战、需要监视的威胁和微弱的威胁,并从美国海外财产、暴力冲突、失败国家和人道主义灾难四个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美国海外的安全利益。[23]

综上所述,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围绕气候变化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美国的应对之策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在美国有关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认识还远未形成共识,争论和质疑不时出现。比如,2008年美国学者萨雷岩(Idean Salehyan)发表了题为《从气候变化到冲突?共识尚未达成》的论文,认为气候变化导致资源争夺和大规模移民,最后引发冲突的逻辑推理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气候变化对冲突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如果忽视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就会导致错判和误判。[24]

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与时俱进,转型较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相关研究已经跳出传统的安全研究框架,在研究中普遍运用了扩大的安全概念。传统的安全主要是指防止国家的领土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冷战的结束对传统安全研究造成极大冲击,引发冷战后安全研究的重大变化。非传统安全研究迅速兴起,在安全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安全的概念被大大扩展。无论在研究层次还是研究对象上,冷战后的安全研究都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结合,顺应了当今时代世界安全研究的潮流。二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文理交叉研究的特色。冷战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如环境问题、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都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科学家在应对这些威胁中的作用巨大。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研究都是以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大多采用权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结论为依据,体现了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无疑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既视野开阔,又有较强的针对性。美国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研究将国内与国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合起来,体现出强烈的全球意识(当然这与美国的霸权意识有密切的关联)。与此同时,美国的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研究始终以国家稳定为核心向外发散,中心突出,全而不散,针对性很强,体现出国家安全领域研究气候变化的鲜明特色。比如,有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内外军事设施影响的研究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稳定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第三,在研究水平上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还只是简单地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国际和国内冲突,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布斯比的论文,美国研究者们一直将重点放在探索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具体途径上。他们致力于将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学术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趋势清晰可见。

第四,在研究体制上,形成官、学、研三位一体的联合研究体制。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早期研究是由政府出钱资助展开的。此后,美国各种智库、大学以及政府部门纷纷介入。它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开放的。每一项新的研究都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展开,避免了简单的重复。来自政府、学界和智库等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相互切磋和借鉴,使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认识日益全面和深入。

不仅是美国,许多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气候变化对本国气候变化的影响。

德国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的国家,其对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认识集中反映在2007年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发布的题为《气候变化:一个安全风险》的报告之中。该报告提出了气候变化导致冲突的四个机制,即气候导致的淡水资源的恶化引发冲突,气候导致的粮食减产引发冲突,气候导致的风暴和洪水灾害引发冲突,环境导致的移民引发冲突。并由此列出了六大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第一,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世界上脆弱国家的数目增加,脆弱国家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国家,特别是无法有效垄断武力的使用;第二,气候变化加大全球经济发展的风险;第三,气候变化加大国际上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分配性冲突;第四,气候变化加大了发达国家侵犯人权和作为全球治理角色的合法性下降的风险;第五,引发和加剧移民;第六,使传统的安全政策力不从心。最后,报告提出了应对气候威胁的一系列建议。[25]

英国是世界上推销低碳经济和气候安全概念最积极的国家之一。英国牛津研究小组于2006年和2008年先后推出了两份有影响的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报告。

第一份报告题为《全球应对全球威胁:21世纪的可持续安全》,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及其应对。报告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居民不得不从海岸与河流三角洲地区迁出,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食物短缺的进一步加剧。这会带来苦难、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活动所带来的压力也将加大。

第二,气候变化给所有国家的安全带来的长期影响,其严重性、持久性和破坏性都远远超过了国际恐怖主义。

第三,我们不应该将增加核能的利用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这只会为核技术与核原料在这个本就不安定的世界上的传播创造进一步的条件,这些技术和原料也可能被用于制造核武器,还可能被“流氓国家”或者恐怖组织所利用。

第四,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更安全可靠的应对方法是发展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并且减少放射性能源的使用。报告特别强调,环境灾害对安全的严重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富裕强大的国家也在所难免。如果不相信的话,只要看一看2005年9月间“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南部后的情形就行了——大量人员伤亡,新奥尔良和其他海湾沿岸地区的城市陷入了社会瘫痪,同时出现了世界性的油价上涨。这种情况之所以格外令人担忧,是因为在过去的35年中,类似“卡特里娜”这样4—5级飓风的数量增加了几乎一倍,而这很可能是海洋表层温度上升的结果。[26]

第二份报告题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法律执行、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导致三大安全威胁:国内动荡、族群间暴力和国际冲突(见表1-3),应对气候变化必须用预防战略取代反应战略。[27]

表1-3 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潜在关系

澳大利亚,两位著名学者Alan Dupont和Graeme Pearman于2006年合作完成一份题为《地球升温: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该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被严重忽视和低估。气候变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第一,极端气候事件、降雨量和温度的大幅波动可能改变这个地区的生产格局,在较短时间内加剧粮食、水和能源短缺状况。海平面上升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亚洲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第二,气候变化将加剧亚太地区不稳定和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第三,极端气候天气将增加自然灾害中的人群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增加贫困国家的负担,甚至使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应对能力也被耗尽。第四,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有关的灾害不仅激发短期的疾病暴发,而且将产生长期的卫生安全影响。因为地球升温,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更广。第五,即使气候变化本身不是灾难性的,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和频繁的干旱对农业、淡水和能源的累积性影响将损害澳大利亚周边国家的承载力,从而威胁其安全。对太平洋上的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是最终的安全威胁,因为海平面上升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适于居住。[28]

Anthony Bergin和Jacob Townsend则从军队装备、结构、能源效率、人员和训练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军队的影响。[29]Athol Yates和Anthony Bergin从国土安全角度出发,认为气候变化应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土安全的重大风险,为此提出了11条提高澳大利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举措。[30]

印度过去有关环境与安全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31]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其中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国际战略学者、前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拉哈姆·切拉利(Brahma Chellaney)的论文《气候变化与南亚安全:对国家安全含义的理解》较具代表性。文章认为,南亚地区深受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化对南亚地区的安全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问题可能加剧国内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如中印、印巴之间的水冲突可能加剧;第二,海平面上升可能引发国内和国家之间的移民;第三,受气候变化危害最大的无疑是人类安全。[32]另一位印度人Nitin Pai则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印度应为新的冲突可能性做好准备》一文中,认为不能排除印度与周边国家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冲突,应加强印度的国防建设,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33]

挪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布伦特兰夫人在担任挪威首相期间曾于1984年担纲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并于1987年领衔完成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也多有建树。在气候变化与安全领域,挪威学者Halvard Buhaug和Nils Petter Gleditsch等人完成的报告《气候变化对武装冲突的影响》引起较大反响。[34]该报告的主要特色在于提出了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系链,详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