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大坝坝址在宜昌市三斗坪,位于已建成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上游约40公里处。2009年,除批准缓建的升船机工程外,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任务全部完成。三峡工程继续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特别是滑坡、泥石流灾害有可能对三峡水库形成巨大冲击,从而危害大坝的安全,甚至诱发地震。这意味着气候变化可能使长江流域枯水期的干旱与汛期的洪涝发生的概率都加大。......
2023-08-21
气候变化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吗?
这个问题在国内真正受到关注始于2004年。2004年2月美国的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曝光。由于该报告多处论及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批示加强研究。[1]今天,国内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依然充满争议。
主张将气候变化列为中国国家安全议题的主要来自中国环保界和气候界的人士以及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环保界的元老曲格平先生在《关注中国生态安全》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应被视为中国的安全问题,予以高度重视。[2]中国环保界的另一位重量级人士,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现负责中国气候保护事务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其主编的《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中将气候变化列为中国国家环境安全的重要威胁。[3]中国环境学者王金南等人在《环境安全管理:评估与预警》一书中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环境安全构成威胁。[4]另一位中国的环境学者余某昌在其所著的《生态安全》一书中也主张气候变化应被列为中国生态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5]来自中国气候界的罗勇和张海东等人则在《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中从气象灾害角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6]与此相关,香港大学的章典(David Zhang)等人对工业革命前的气候变化对战争爆发和人口下降的影响进行了大尺度的量化研究,结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主要是由长期的气候变化所致。[7]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学者尚不多见。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在2007年撰文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国际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本身是跨越国界的,并且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应当成为国际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方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将军在阐述中国的安全政策时,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应不断扩展,包括气候安全。他提出:“从横向的、多方位的角度看,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同样在不断扩展和延伸,由军事和政治领域拓展和延伸到经济、文化、信息、金融等诸多领域。除恐怖主义外,当前比较突出的还有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9]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份2007年“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显示,针对“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受访大学生在八个备选答案(台湾问题、国内社会矛盾、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恐怖主义和个人安全)中,将环境安全(包括气候问题)列为第四重要的安全问题,仅次于台湾问题、国内社会矛盾和能源安全。[10]
而强烈质疑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人士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颇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分别是“气候夸大论”和“气候阴谋论”。
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气候变暖的问题在于人类的适应性,即人类如何适应气候变暖的过程。气候变暖的问题在于人类的适应性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其实远没有那么大:“举个例子,被人类普遍关注的海平面上升,会造成多大的经济后果呢?就拿中国的情况看,中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如果海平面上升,我们可以修一个堤坝,把海水挡在外面。18000公里海岸线,假如修一米堤坝需要花费1000元钱,18000公里堤坝则需要180亿。苏州市一天的税收是一个亿,半年180天,苏州市半年的税收可以修这样一个海堤。海平面上升一米是好几百年的问题,只用半年的税收就足以抵挡几百年才会积累起来的问题,看起来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当然我的说法有人会反对,因为还有河流、湖泊,不光是海岸线需要修坝,河流也需要修,如果是其他贫穷的国家要修这条堤坝,180亿就解决不了问题。但我用这个例子是要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个问题到底能有多严重。”[11]据他分析,气候变化问题被人为夸大的原因,一是缺乏准确的气候变化对应的GDP损失数据,二是可能存在某种职业利益,一些人有意把这个事情说得严重,对他自己有好处。[12]
在吉林大学教授杨学祥看来,西方人士、媒体热衷于鼓吹的“全球变暖说”、“气候威胁论”,描绘世界灾难的可怕远景,是一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气候恐怖主义”的炒作,是西方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烟幕弹”,而且矛头直指中国,“这些气候恐怖主义者的恐怖袭击手法远远高于一般的恐怖主义”,中国应“防止少数国家以减排为名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这样写道:“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气候恐怖主义’炒作的背后,很多西方媒体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有西方科学家预测,中国即将提前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环境威胁论’以及批评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的声音也时常出现在各国媒体的报道中。最近,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在一次讲话中说,气候变化已成为安全问题和国防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政治联盟,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尽管英国强调目前不寻求安理会对不履行环保义务的国家采取制裁行动,但她曾表示,英国将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和欧盟等各种层面推动建立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些动态都是危险的先兆,像美国这样的强国都不能承受‘减排二氧化碳’之重,西方竟有人要通过减排来打压中国。”[13]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的翟勇认为:“气候变化本应由科学家们探讨和论说的一个科学上的问题,却引起越来越多政治家们的关心和重视,主要原因是一些西方国家也力图使之政治化,利用它,达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占居优势地位的目的。……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他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政治地位也随之攀升。使得那些意图永远主宰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感到不安和忧虑了,而这其中最使他们忧虑的是中国的崛起。……因此,如何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就成为政治家们图谋的唯一出路了。气候变化恰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臆想成可以唤起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和忧虑环境问题的人们反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成为他们用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武器。”[14]
目前,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保持着沉默。[15]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与上述二位学者类似,大部分学者对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依然持怀疑态度。[16]
如果对我国政府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立场做一个前后比较,不难看出其中某种连贯性的缺失和自相矛盾之嫌,值得我们严肃对待。2002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强调:“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17]2004年,中国在其国防白皮书中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列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是:制止分裂,促进统一,防备和抵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现代化国防,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18]
从以上政策宣示看,气候变化作为重大的环境问题理当属于国家安全问题。2007年4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专题会议,就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安理会参与讨论气候变化,既无助于各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也难以帮助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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