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艺术文化热点观察：方闻先生与《夏山图》《心印》

2023-08-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方闻先生致力于亚洲艺术品收藏、展览和研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一）《夏山图》1975年，《夏山图》一书问世，这是方闻先生对中国山水画进行视象结构分析研究的第一部名著，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二）《心印》《心印》一书是方闻先生的另一重要著作，初刊于1983年。

陶丹阳

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0月3日凌晨，驰名中外的知名艺术史学者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方闻先生辞世，享年88岁。方闻先生，1930年出生于上海，幼时师从书法家李健，少年时代就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被业界誉为神童。先就学于上海交通大学，1948年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后留校任教。从1958年至2000年，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桃李满天下。

方闻先生在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教会学生要有一双辨别作品真伪的眼睛，不要把研究的目光放在史料和空谈上。他常常带领学生在博物馆上课，分析原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和价值。时长劝解学生要将书本放在一边，用眼睛观察，学会在作品中学习；然后他会提出问题，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可以将一幅作品归入一个风格序列，或清楚表明其作品或者年代的细节证据上。这种基本功的训练是普林斯顿学派得以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我一生的经验，就是拿艺术品作为焦点来研究艺术史。”这是他一生所坚持的艺术史研究原则，即必须基于实物研究，要以最好的书画建立风格序列基准作品。

方闻先生致力于亚洲艺术品收藏、展览和研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采用“风格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书画的断代问题，主要出版了《中国艺术史九讲》、《夏山图：永恒的山水》（简称《夏山图》）、《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简称《心印》）、《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两种文化之间》等著作。

（一）《夏山图》

1975年，《夏山图》一书问世，这是方闻先生对中国山水画进行视象结构分析研究的第一部名著，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书通过一种合适的撰写方式将其纳入中国艺术史的叙事结构之中，分析了8世纪至18世纪，也就是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山水画视觉语言与构图的发展变化。这部著作以五代时期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传世名画《夏山图》为研究对象，从作品断代和作品考证两个问题入手，来研究中国山水画。他在此图上建立了中国山水画视觉结构，坚信风格、表达和思想的传统分析与理解中国艺术不能分开。他尝试通过分析基准作品确定“形式系列”“连环传承”，建立中国山水画视觉看法的结构分析。五代时期的山水画呈现出新的趋势，开始出现理宗分派的现象。由于画家所处地域、生活环境、接受教育的方式等差异，开始出现了南北画派。董源以画江南地处为主，成为南派画家的鼻祖。断代一词形容比较宽泛的范畴，某项文明或者成就没有延续下去而出现断代的情况。根据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以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米家父子及元四家为南派正宗。从五代到北宋再到元代，可能由于时代变革或者文化传统的影响，南派山水画并没有从一而终地发展下来，中间出现了断层的现象。直到近现代，画家区域的分布问题还是存在的，虽然没有明显的南北划分，但是地域的差异还是有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现今画画的技法并没有局限，南北贯通，互通有无，不管哪种风格的画面都是多样而丰富的。

（二）《心印》

《心印》一书是方闻先生的另一重要著作，初刊于1983年。从研讨中国山水画建立语汇开始，用“视觉造型结构分析”来描述唐宋山水画家，逐步处理模拟三维空间幻觉的过程。本书从第一章唐宋“雄伟山水”的“图绘性表现”开篇，第二章则梳理北宋时代有个性化的并被誉为“心画”的书法艺术。第三章元代有赵孟頫“书画本同”的呼吁，有文人画“自我表现”的崛起。经过第四章的明代“复古主义”及第五章的清代“集大成”，我国绘画史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生动、最有力、最有实在性的一种物质上的表现”。

北宋山水画家荆浩著有《笔法记》，第一个提出了完备的中国山水画理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匡庐图》被认为是荆浩的作品，这幅画用北宋传统的山石画法画出了表层缝褶嶙峋的巍峨群峰。罗樾在他的《中国名画家》（1980）一书中认为此画是10世纪的作品；高居翰的《中国早期画家与绘画索引》则称它“可能是仿旧本的一幅晚宋作品”；曾布川宽的《五代与北宋初期山水画的考察》（1977）却认为这是元代的画；画上有元代韩玙与柯九思的两处题记及“荆浩真迹神品”一行六字，一些权威人士认定为南宋皇帝高宗的手迹；傅申在《两幅佚名宋画与〈庐山图〉》（1968）一文中暂且同意这六字题款是宋高宗所书，并且认为此画作于北宋中晚期或11世纪。了解荆浩山水画风格的最佳方式是分析已确定为荆浩时代的作品。与《匡庐图》前景设置重叠的三角形山的母题及并列于画面的方式相比较，《雪山行旅图》的山形较为复杂而奇特：他们呈现的三维透视缩小，沿着石面生发并扩展开来，好像单个有机体扭转朝向中央山岳。树石的轮廓不再是装饰性形状，而产生一种独特的书法性节奏；石头的皴笔是宽窄点染法的混合，石头同样是抽象的而不是装饰性的；构图中复杂的有机组成的山形，与其说是在自然的广漠宇宙里后移，不如看作强烈的画面构架意识。虽然破损和重画使得某些部位难以辨识，但在这件非同寻常之作上，自然主义与表面的抽象性结合的总体印象，却表明它是晚明时期的一件精心摹古的作品。现存的艺术史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此种现象在当时是没有存疑的，符合社会及大众的发展需求，而又刚好被记录下来，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现在来看还是要结合画论，结合前后朝代的人、材料或者用笔加以判断。

明末清初，苏州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安徽省、江西省及江苏省的南京与扬州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画家。许多明代遗民皈依佛门，选择了献身绘画的道路。因为绘画不像学术或者文学，要有具体的行动和思想。弘仁、龚贤、八大、石涛都发展了自己高度个性化的画风。龚贤是金陵八家之一，他一生清苦，死得悲惨。虽然有许多作品传世，但极少有涉及他早年身世的。姜一涵教授认为龚贤很有可能是有意忘却自己的过去。在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中，他正直不阿的人品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成为他生活中的绊脚石。他在一首为《百苦》的诗里写道“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将绘画视为“无声诗”，不仅用来表达不二的忠诚以明志，还用它来当作一种心理自卫来抵御日益骚乱和危险的外界天地。从龚贤的诗歌和绘画来看，他是一个忧郁、内向的人，生性孤僻、不合群。他选择隐居生活的方式，以绘画陪伴终身。龚贤将他遇到的技法问题分门别类，用一系列步骤来解决问题。他将圆润轮廓线外的石头用淡墨重复三到四遍，这样就不用加皴了。用干笔勾勒和水墨进一步塑造质感，先用干笔后用湿染，这样山石显得外润而内有骨。从干到湿，从疏到密，从岩石轮廓到内在骨法，从外表到体量的塑造，龚贤重建雄伟风格的山水画，成为综合宋元笔法的大师。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龚贤形成并完善了个人的风格，积墨法成了他独特而鲜明的标志，浓密而又透亮的用笔、用墨使他得以用罕见的强烈而抒情的感觉来表达悲伤或情感。龚贤的画更富有生机，如同他的笔墨，有明耀而富丽的墨色，或强烈或柔和，其震撼人心的胆魄及具体的控制力弥补了图中原有的内省基调。方闻先生称龚贤为“无声诗”何尝不是对他的高度概括和赞美。

在《心印》一书中，方闻先生强调从作品入手结合绘画背后的传统来分析绘画，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从考古学的视角研究出土的文物，另一个是以艺术史的视觉研究艺术作品。对于艺术作品来说，西方通过考古的方法验证和定年，而我国最普遍的传统画史观是宗派系，将中国绘画史视为典范的风格传统，并在后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延续。中国人喜好模仿大师的作品，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复制品和伪作，如那些被归于东晋顾恺之或者董源的作品，要说清楚中国绘画历经不同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许多考古发现的早期艺术品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和研究，以致不能通过确凿的证据序列阐明其发展历程。自古中国历代虽多名画记载，但由于各种临摹复制的因素，传世作品在创作年代上常有“不求甚解”或“讲不清楚”的现象，因而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始资料和证据。现有的美术史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符合历史的，还有存在质疑的地方。摈弃西方中心的逻辑，从具体的历史遗存的艺术作品入手，通过分析比较的方法，讲授中国艺术本身的故事，重建一门中华文化史论说。

方闻先生一直希望中国艺术史能够在国内生根，得到国人共鸣。从艺术史作品实物开始，重建一门中华文化史论说是他及海外游子所期待的。偏向于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艺术史的高居翰先生是他的挚友，他们共同的期望是让西方学术界及一般大众有更多接触中国画的机会。基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经验，方闻先生提出：要充分运用存世的艺术品和考古发掘的文物来支持文献，作为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双重证明，才能完成重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任；而且要从具体的语汇诸如线条、笔墨、块面等物质性图像入手，分析每件书画作品视觉上的机制、结构，才能做好鉴真伪、辨优劣的基础性工作。

方闻先生对于绘画技巧和风格应该是烂熟于心的，否则也不会将之总结成如何根据风格作为断代的一套体系。传统的体系依据时代的先后顺序归纳总结出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风格和师生的传承问题。方闻先生的《心印》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书中所说的内容并不能全然理解，会有一些启发性的见解，还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可能才能看得更透彻一些。

方闻先生一直主张拿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通过艺术即历史的“故事”，能让更多读者领略从艺术作品的视觉迹象进入思想史的无穷乐趣。《艺术即历史》作为学术生涯的总结，出现在了《心印》一书的序言中，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和“读”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重新构想，中国艺术史无疑是一个最具有闪光创造精神的时代之潜在的思想历程。

结语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曾撰文《艺术即历史，艺术即“心印”》，对方闻先生的《中国艺术史九讲》做出了自己的解读，称赞他是一位真正懂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方闻先生逝世对于艺术史来说应该是一大遗憾，他一直致力于将艺术史带回家，他的无私与奉献、胸怀与气魄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本科期间有幸读过方闻先生的《中国艺术史九讲》，虽然没有像学术论文那样严谨细密，但却胜在口述一样的表达，使得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能够看懂、读懂，甚至产生共鸣。现在看方闻先生的《心印》却觉得没有那么通俗易懂，明明所有的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读，却不能理解文中之义。对于方闻先生所要表达的核心，还需要花时间去细细品味和理解。

方闻先生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方闻先生就一直为把中国艺术史研究建设成一个现代学科而努力奋斗，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作为一个华人，他的精神与风骨是值得后人赞扬与学习的。

参考文献：

［1］罗樾.中国名画家［M］.纽约：菲登出版社，1980.

［2］高居翰.中国早期画家与绘画索引［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3］曾布川宽.五代与北宋初期山水画的考察：荆浩、关仝、郭忠恕、燕文贵［J］.东方学报，1977（49）.

［4］姜一涵.龚贤的家世、生平及其交游：龚贤研究之一［J］.艺术学报，1981（6）.

［5］武丽生.龚贤：绘画理论家与技法家［J］.纳尔逊·艾京斯美术博物馆馆刊，1969（4）.

2018年中国艺术文化热点观察：方闻先生与《夏山图》《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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